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相得益彰

导语：在一致性方面，二者都有千年前大量汉文与民族文字文献的出土，还有遗存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元的佛教寺窟，都在清末民初被发现并遭到东西方列强的掠夺。

关键词：吐鲁番;敦煌学;敦煌;文书;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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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一致性方面，二者都有千年前大量汉文与民族文字文献的出土，还有遗存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元的佛教寺窟，都在清末民初被发现并遭到东西方列强的掠夺。

敦煌学，从其开创之初，就包含着对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研究，敦煌学与吐鲁番学，既有一致性，又有相异性，故在我国又称为敦煌吐鲁番学。

自然和历史差异使敦煌学与吐鲁番学同中有异

在一致性方面，二者都有千年前大量汉文与民族文字文献的出土，还有遗存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元的佛教寺窟，都在清末民初被发现并遭到东西方列强的掠夺。

然而，敦煌和吐鲁番毕竟是两地，由于自然条件和两地的历史发展道路不同，因而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一是就古代文书和文献而言，敦煌主要是藏经洞一次性大批量发现，以佛经为主体，社会文书也不少。而吐鲁番除佛寺洞窟多有发现外，还有大批古墓葬、古遗址埋藏的古文书源源不断出土，其多以社会文书为主体。二是就所出社会文书的时代看，敦煌文书多在唐代后期、五代至宋初，而吐鲁番所出，从十六国的高昌郡至高昌王国，到唐西州的汉文文书都有，往下直至宋元又有大量回鹘文文书的出土。三是就民族文字文献而论，敦煌以吐蕃文者居多，而吐鲁番所出则以回鹘文文书为主。四是敦煌有大批汉简出土，而吐鲁番迄今尚无批量的简牍发现。五是敦煌佛窟，从十六国至宋元，从壁画到雕塑，有较完好的保存，而吐鲁番的佛窟，毁损严重，完整者少。

上述诸差异性，要求在二者的研究上要充分利用互补论证的方法，以求其对历史面貌做出全面真实的反映。如对高昌名称的来源，《北史》、《魏书》的《高昌传》都说，由于“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然而，王素先生依据敦煌所出西汉居摄三年（公元8年）四月简中“就人敦煌高昌里滑护”的记载认为：高昌壁最初应是敦煌县高昌里派出士卒之居地，此说更为真实合理。

两地文书互补出新意

汉代在吐鲁番初建的军事机构，史载为戊己校尉，如《汉书·西域传》说：“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后汉书·西域传》总序又说：“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究竟如何理解此“戊己二校尉”？通过敦煌悬泉出土汉简得知是指“戊校尉”和“己校尉”而言，两校尉都各有校尉府机构，其下都有丞、司马、曲候的设置，如悬泉Ⅳ0617③：17号简载：“永始三年（前14年）六月癸卯，郡库掾成受罢己校前曲后曲……”又Ⅱ0212 S：66号简载：“建平二年（前5年）三月丁亥朔甲辰，西域戊校前曲候苏餔过所”。当然也有二校尉兼于一身者，如Ⅱ0215②：21号简载：“永光五年（前39年）五月甲辰朔己巳，将田车师己校尉长乐兼行戊校尉事，右部司马丞，行……”，长乐是行文者自称的人名，表明他的身份是己校尉，同时兼行戊校尉事，此人身兼二校尉，当然也就可以统称之为戊己校尉了。

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出土了一批武周圣历至长安年间（698～704）敦煌的官府文书，既有《敦煌县各乡营麦豆顷亩数计会》，又有沙州为逃户牒甘、凉、瓜、肃等州及“括逃御史”的牒文，还有居于敦煌山南的吐谷浑，为投归唐朝事引发的沙州豆卢军、瓜州墨离军一系列布署文件，可补敦煌史上的空白。在这些文件中，多次出现“子总管张令端”或“张端”其人，他在圣历二年前后的军职是豆卢军子总管，而其他情况均不明了。但在敦煌所出唐《敦煌名族志》残卷中，曾记有一“张端”，该志记“北府张氏”时说：“史芜□，子孙莫睹，游击将军、上柱国、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张端，自云是其后也。”所谓“自云”，是原来并不在敦煌，而后自称是敦煌北府张后裔者。张令端是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又任沙州豆卢军子总管，说明豆卢军的驻军有一部分来自西州岸头府。张子总管病逝于官任上，才用沙州官文书作葬具入殓，然后丧还故里，下葬于张氏墓园。由此可以确定阿斯塔那225号墓主就是张令端。正因如此，所以在阿斯塔那225号墓所出文书中，有大量涉及张令端本人或他所在的豆卢军军务的文书。这是两地所出文书互为补充、揭出新意的又一事例。

唐德宗朝，西州沦陷于吐蕃，此事究竟发生在何年？史家纷纭不一，但是敦煌文书P.3918号《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尾的跋文，却提供了确切的年代。此文是唐伊西庭节度留后使、判官赵彦宾在西州陷蕃后沦为甘州寺户时所写，其中记载：“此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近刘和尚法讳昙倩于安西翻译，至今大唐贞元九年……其经去年西州顷陷，人心苍忙，收拾不着，不得本来……乃有同行僧广林先日受持，昨于沙州，略有讽诵，僧俗忽闻，欣欢顶戴，咸请留本，相传受持。今次届甘州，未有闻者，遂请广林阇梨，附口抄题，将传未晓。见闻之者，普愿弘持，广令流布。癸酉岁十月十五日西州没落官、甘州寺户、唐伊西庭节度留后使判官，朝散大夫，试太仆卿赵彦宾写。”此记前有“今贞元九年”一语，与后署写经时间“癸酉岁十月十五日”相一致，联系到“今次届甘州”，知此记为赵彦宾在贞元九年东行到甘州后不久所写。记中明确提到“去年西州顷陷，人心苍忙”，表明西州确在贞元八年（792）才陷落于吐蕃，而不是古今史家所云的贞元六年或七年。

自公元9世纪起，吐鲁番归属于西州回鹘王国统治，对于王国的疆土势力范围，史无明文，然在敦煌汉文书S·6551号《说三归五戒讲经文》中有生动具体的描写。文中说：“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莫不地宽万里，境广千山……遂得葛祿、药摩、异貌达但，竞来归伏，争献珠金。独西乃纳驼马，土蕃送宝送金。拔悉密原是家生，黠戞私则本来奴婢。诸蕃部落，如雀怕鹰，侧近州城，如羊见虎，实称本国，不是虚言。”这里列述了四远总来归顺的部族，“葛祿”即史载的葛逻祿，居于龟兹以西。“药摩”又写作“样磨”，在西州回鹘国西境。“异貌达但”应是从漠北南下至河西的鞑靼。“独西”乃指原西突厥中的突骑施部。“土蕃”即指吐蕃。“拔悉密”是较早臣属于北庭回鹘的以北部落。“黠戞私”多写作黠戞斯。这些归附的部族，足以说明西州回鹘王国是一个统领着许多部族的多民族政权，其疆域包括今天山南北。这是对西州回鹘王国史的一个重要补充。

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类似的互补使其历史面貌更臻于完善的事例还有很多，它说明敦煌学与吐鲁番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还有许多方面尚有待于我们去作深层的发掘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