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者: 金达莱|2014-3-9 11:55|查看: 355|评论: 0|原作者: 许惠利 |来自: 《法音》

智化寺与佛教音乐

智化寺位于北京朝阳门内禄米仓，座北向南，前后六进，分中、东、西三路，全盛时期占地总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拥有各种房屋两百余间[1]，是起源于明代的京音乐的发源地。

一：历史沿革

据《敕赐智化禅寺之记》和一九三二年刘敦桢先生的考察，智化寺创立于明正统八年（1443），完成于正统九年，系明代第一个弄权的太监王振舍资兴建[2]。

“智”，指佛所特有的智慧，即佛智。佛教认为，在见道以前，尽管也有多种实践，但尚未获得认识上的根本转变，仍属世间智慧，故名有漏智；而见道以后，经断惑、证理所得为无漏智，即断除了三界烦恼，证得佛教真理的智慧。“智化”，即以佛智度化众生之意。如《法华经·方便品》云：“度脱诸众生，入佛无漏智”。

智化寺创建之初的几代住持都曾充任僧录司官员。第一代住持然胜，出临济宗，曾任僧录司左讲经，校雠三藏，提督汉经厂教经，官正八品，为广善戒坛传法宗师兼敕建大兴隆寺[3]第四代住持，掌智化寺垂三十年，成化十一年（1475）圆寂，宪宗朱见深亲遣礼部员外郎于懋至寺为文致祭[4]。正德二年（1507）五月，刘瑾欲效王振所为，乞升僧录司右觉义性道为右讲经佥押管事兼智化寺住持[5]。

天顺元年（1457），英宗为死于土木堡的王振在寺北建“旌忠祠”[6]。

天顺六年（1462），又颁赐《大藏经》一部庋藏于寺，并在如来殿立碑记其事。

万历五年（1577），司礼监诸太监聚资重修寺宇[7]。

清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二十八日，寺中万佛阁因地震倾颓，寺僧宗玉募资重修[8]。康熙二十年（1681），再修极乐殿[9]。寺中如来殿内外，至今尚保存着这一时期善男信女们奉献的铁磬、铁钟和铁香炉等。这说明，自明正统至清康熙时期，智化寺一直是很兴旺的。

乾隆七年（1742），一件令寺僧意想不到的事使智化寺的命运出现了转折。是年正月，协理陕西道事山东道监察御史沈廷芳，因公经于禄米仓前，见智化寺岿然尚存，后殿仍塑有王振的像。经奏准乾隆皇帝，拆毁了王振塑像，凿掉了石碑上王振的名字和颂文[10]。嗣后，寺运日渐衰微。乾隆中叶，章湖太守章铨过此，有“遗像今消歇，层楼废荒”之语[11]。同、光间，智化寺殿宇“已半颓矣”[12]。

民国时期，智化寺建筑毁败，栏楯倾颓，戒规难持，寺风日下。寺僧因生活所迫，变卖了寺里的楠木雕像和几十株古松柏。主持僧普远甚至以一千元左右的价格将智化殿、万佛阁的两个精美藻井也出卖给古玩商了，使这一珍贵文物成了美国纳尔逊博物馆的展品[13]。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接收并于一九五八年重修，智化寺才得以保存下来。

二：布局与建筑特点

我国佛寺的殿堂配置，发展到宋代已形成“伽蓝七堂”（编者按：所谓伽蓝七堂者，指山门、佛殿、法堂、库院、僧堂、浴室、东司。）的布局。如宋慧洪在《信州天宁寺记》中说：“入门，层阁相望而起。登普光明殿（佛殿），顾其西则有云会堂，以容四海之来者；为法宝藏（轮藏殿）以大轮载而旋转之，以广摄异根也；顾其东则有香积厨，以办伊蒲塞馔；为职事堂以料理出纳。特建善法堂（法堂）于中央以演法，开毗耶丈室（方丈）以授道。”[14]智化寺的殿堂配置大体依此，佛殿居中，藏殿居西，方丈在东，法堂在中后。风格上，前部规整严谨、庄重典雅，后部则由于续建旌忠祠，显得不太协调。

依建筑体量和高度而言，智化寺前半部中轴线上的殿堂，由前向后，自山门、智化门，至智化殿、万佛阁，不但体量进进增大，而且呈坡状层层递升，这种设计是有其宗教意义的。寺院是礼佛的场所，为了突出佛的崇高，在佛像配置和建筑设计上需要有相应的手法。殿堂越来越高，佛像越来越大。视觉的作用能使心灵产生情绪的升华，在潜移默化中，令你油然生起崇敬之心，从而达到了由俗入清、渐入佳境的妙用。

当然，就建筑布局来说，智化寺的平面配置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缺乏一个理想的前导部分。寺居城内，山门前不能有较长导引，这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其山门后檐墙与智化门前阶之间相距不过十余米，第二第三个院落却都有三十至四十米深的院落，头部与身躯的比例失调。为何如此，令人费解。究其原因，当初智化寺很可能是王振舍宅改建的。王振是司礼监太监，应是正四品官。按明制，他的宅第应是门屋三间，厅堂各七间[15]。这个数字基本符合智化门、智化殿与万佛阁的建筑体量。民宅间量小，改成佛殿后间量增大，间数减少也是可能的。智化门如果是王振宅第的门屋，门前的空地不会很大，所以加盖山门也就只好不得已而将就了。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桂辛先生也深疑王振改旧第为智化寺，并借建寺之名另营新宅[16]。

明代寺院多在山门内单建供奉二密迹金刚力士的金刚殿，而不是象清代把二金刚供在山门里[17]。如嘉靖丙午年建于阜成门外八里庄的摩诃庵，山门内即为金刚殿。智化寺山门内为智化门，二金刚与四天王合供于内，形制作用同于天王殿，与一般明代规制不同。

此外，智化寺的屋顶与覆瓦也很有特点。寺中主要殿堂，红墙之上皆为歇山黑琉璃瓦顶，这在国内现存寺院中尚不多见。房顶用什么形式，明代是有严格规定的。明初规定：“官民房屋，并不许盖造九五间数及歇山转角、重檐重拱、绘画藻井、硃门红窗……”[18]。寺院系宗教场所，虽可特殊一些，但一般寺院只把硬山顶改为大式，有的正殿用歇山顶，庑殿顶极少。今智化寺的主要殿堂，无论是正殿还是配殿，均为歇山顶，万佛阁还用的是庑殿顶，这种做法在当时是破例的。从覆瓦上说，我国虽在南北朝时就已部分使用琉璃瓦顶构件，但屋顶全部使用琉璃瓦的做法在元代仍不普遍；明代虽已大量使用，但当时琉璃瓦只有官窑能烧，若没有特殊关系和皇帝恩准，要想弄到是很难的。王振能如此大量地使用琉璃瓦，足见其权势之大和得宠之优。寺院用黑瓦覆顶，还有其宗教上的意义。佛经上有“四种色”之说，以“息灾为白”、“增益为黄”、“敬爱为赤”、“降伏为黑”。

三：藏殿与万佛阁

智化寺的殿堂，虽有智化门、智化殿、大智殿、藏殿、如来殿、万佛阁与大悲堂（原为极乐殿）、万法堂等多重，但其精华的部分是藏殿与如来殿、万佛阁。

藏殿是智化殿前西配殿，殿中设有轮藏，八角形，下承白石须弥座，雕工精细。束腰中部浮雕二龙戏珠，转角处琢天龙八部，上枋卷草中镌“轮、螺、伞、盖、花、瓶、鱼、结”八供为饰。须弥座上为木制经柜，每面九层，每层五屉，为贮经之所。各屉皆刻佛龛于表面。屉两边的立柱上，分刻有护法诸天和羊、狮、象等，间以卷云莲瓣，托以江牙海水。线条粗劲，长短互见，构图丛密。轮藏上部为僧帽形顶盖，顶檐雕有大鹏金翅鸟与龙女。鸟张双翼，蹲足挥手。龙女头顶五蛇，其尾亦作蛇形，体呈飞天之状，颇为生动。顶盖中央，镌莲瓣数层，上供毗卢佛像一躯，面貌庄严，衣纹洗练流动。殿中央饰以藻井，下方上圆，井心绘梵文真言，井下斗拱五层，拱下斜板遍绘佛像并琢卷云、莲瓣各一层，雄壮遒劲。

将藏经书架做成旋转之形，始于梁代。据《释门正统》卷三“塔庙志”说：“初，梁朝善慧大士傅翕，愍诸世人虽于佛道颇知信向，然可赎命法宝，或有男女生来不识字者，或识字而为他缘逼迫不暇披阅者，大士为是之故，特设方便，创成转轮之藏，令信心者推之一匝，则看读同功。”这是以转轮藏譬法轮，取“法轮常转”之意。故推轮藏一匝，与看读同功。

转轮藏有两种形制，一种是下设机关，上为经柜或经架，可昼夜旋转；一种如智化寺这种形制，只设中轴，不设机关，形如能转，而实际不能旋转。智化寺的这副轮藏，北京独此一处，应妥加保护。

如来殿、万佛阁，一底一楼，位于智化寺北，是智化寺内体量最大的建筑，底层面五进三，东西约十九米，南北十二米六，柱高约六米。门前有长方形月台，中央置大明万历年制铁香炉一座。殿内正中设八角形木制须弥座，释迦佛像端坐于莲花座上，通高四米；佛前有梵王和金刚像，胁侍左右，高约三米五。三尊像均木制彩画，细致美观。两侧山墙下，有高大的曲尺形经橱，庋藏大藏经。东侧经橱前，原有英宗颁赐藏经碑。佛像背后两侧，有陡梯通楼上。

上层万佛阁，东西三间，南北七檩，拔券式门窗，菱花隔扇。门外周遭有廊，围以宝瓶护栏，下有挂落滴珠板。门内方砖漫地，每间供一佛。中间佛座为木制八角形须弥座，转角处琢天龙八部，下部雕刻繁简得宜，莲瓣最为秀丽。坛四周围木栏，坛上供木质漆金毗卢遮那佛，下托莲瓣千朵。佛像及座通高约三米五，雕刻极为精美。佛前金柱，挂抱柱联一副，上联云：“钦仰慈容礼拜于尘刹之佛”；下联云：“虔登梵阁遍游于华藏之天”。房顶天花板中间，原有精美的斗八藻井，云龙蟠绕，结构恢奇，与故宫太和殿藻井相似，惜早年被寺僧拆卖。

毗卢遮那佛左供卢舍那佛，右供释迦牟尼佛。这是根据大乘教理表示佛具有法、报、应（化）三身。毗卢遮那，此云遍一切处，是法身佛，表示绝对真理就是佛身；卢舍那，此云光明普照，是报身佛，表示证得绝对真理而自受法乐的智慧是佛身；释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是应身佛，表示随缘教化各种不同众生的佛身。

上下两层的天花板均为井口式，上绘祥瑞花草和梵文真言。上下两层的山墙上，置有佛龛近万，内置小佛九千余尊，万佛阁之名即由此而来。就整个寺院布局来说，万佛阁实为明代寺院常有的毗卢阁。

万佛阁周围院落空旷，唯二丰碑、一古槐相邻为伴。古槐胸围三米四十，直径一米多，树瘿如斗，枝干斑驳。每当晚霞返照，树阁相映，碑楼交辉，更显得古朴悲凉。

四：艺僧与寺院音乐

智化寺从开创起，便有禅僧、艺僧之分。禅僧坐禅念经，艺僧演奏佛乐。最早的艺僧是王振召来为自己演奏享乐的。初时，寺中以禅僧为主，艺僧地位低下。寺运衰微后，由于香火不旺，收入减少，艺僧演奏挣的钱渐渐成了寺里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使艺僧地位大大提高，逐渐取代了禅僧。

艺僧们演奏的曲目，主要是明代的宫廷古乐。康熙三十三年（1694），第十五代住持永乾将古谱整理成《音乐腔谱》一书传于后世，成为后代艺僧依据的主要谱本。谱本系工尺谱记写，曲牌来源多种多样：有与唐代教坊曲同名的“望江南”、“感皇恩”“后庭花”；有与宋词词牌相同的“一剪梅”、“梅花引”、“粉蝶儿”；还有与唐代法曲同名的“献仙音”和与宗教有关的“三皈赞”、“华严灯赞”、“普庵咒”等等。内容除为佛事服务的“金字经”、“楚江秋”、“五团花”、“焚化赞”、“五声佛”、“大华严”、“小华严”等外，还有描写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的“拿天鹅”、“放海青”、“垂丝钓”，描写琼楼玉宇的“水晶宫”、“逍遥游”，描写风光景物的“小花园”、“锦堂月”及反映闲情逸致的“斗鹌鹑”等[19]。

演奏用的乐器，分为二类。一类是打击乐器，有鼓、铛子、铙、钱、铦子、云锣，一类是管乐器，有管、笙、笛。演奏时用管二支、笙二个、笛二支、云锣二副，再加其它打击乐器。其中笙为十七簧笙，是明清以来所传簧数量最多的一种。管子是主奏乐器，要求忠实于原谱，曲调比较简单。笛和签可加花指，在演奏中自由穿插。云锣在节奏上加花点，常在前一拍后半，用花点轻轻敲击出后一拍的主要音。各种乐器之间，既相互照应，又独自发挥其所长，避免单调的齐奏，形成了独特的演奏风格。

演奏的曲调分为“只曲”、“套曲”两大类。“只曲”是单独演奏的曲牌，不能与别的曲牌相联；“套曲”由若干单个曲牌联成，按应用不同可分两种：在白天佛事中应用的叫“中堂曲”，一般由七八个曲调相联；在傍晚“焰口”佛事时应用的叫“料峭”[20]，一般由十多个曲牌联成。

演奏时用的宫调有四个，依艺僧自己所用的名称为：正调、背调、皆止调、月调，音阶以“合”为首音。皆止调即梁、隋间“碣石调”，经唐宋讹变为“歇止调”，后又转为“皆止调”。月调即唐代的“越调”[21]。

智化寺《音乐腔谱》的著录者永乾和尚画像

历代艺僧的授徒传习是很严格的，年龄在十二岁以下的人才能被收作艺徒。要学七年才能出师。学习时要在很窄的板凳上练习吹奏和敲击的姿态，一定要练到能在冰天烈日中连续吹奏讽诵四五小时，仍然韵真声满、字正腔圆，才算合格。传授中，师傅并不是单纯地按原始谱教，而是在教授读谱的同时另加口授“呵口”（花腔）与“的”号和手授“板”，这实际是一种教坊风格。原始谱旋律比较简单，加进“呵口”后才渐渐复杂起来。

为了充分发挥艺僧的作用，保障经济收入，道光癸卯年（1843）入寺的怡修和尚还和其它僧人一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智化寺建了一所下院──双松堂（寺）。除了两进正殿供关羽和观世音外，两侧十二间配殿专为民间丧事提供场所、演奏音乐[22]。

由于历代艺僧坚持口授秘传，明代传入的这套古乐，在基本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传习了五百余年，成为清代京城寺院管乐的主要源泉，被音乐界称为“北京寺院管乐”和“京音乐”。若从音乐史角度研究，无论是从乐调曲牌，还是从乐器形制上，它都保留了唐宋以至南北朝时一些旧制，与福建南音、西安城隍庙鼓乐、开封大相国寺音乐和五台山青黄庙音乐一起，同属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音乐。为整理挖掘这套宝贵的文化遗产，北京佛教界、音乐界已经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与日本雅乐演奏团体进行了交流，并赴法国、瑞典等欧洲国家演出。

现在，智化寺正在进行建国后第二次大修。不久的将来，智化寺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首都的古建筑群中。 ●

※　注释

[1]一九二九年智化寺登记庙产时有房屋一百九十九间，推想全盛时期房屋定超过此数。

[2]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以下简称“智化寺调查记”）。

[3]大兴隆寺在紫禁城西，初名庆寿，金章宗建；正统十三年（1448）春二月，王振命役军民重修。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王振用事”一章。

[4]见刘敦桢“智化寺调查记”所附“宪宗谕祭然胜文”。

[5]见《日下旧闻考》卷四十八。

[6]同上

[7]据智化寺山门匾额上的小字记文。

[8]据智化寺藏“拜缘功德”文。

[9]据刘敦桢“智化寺调查记”。

[10]据刘敦桢“智化寺调查记”附沈廷芳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