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基本特征

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即通过政策支持或政府扶持，依靠社区力量，强化社区功能和文化建设，促进社区各民族在空间分布上相互嵌入，促进社区各民族成员在情感上相互包容，推动社区各民族成员之间自由交往交流交融。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积极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关键。不同民族在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接触与碰撞，既可能造成隔阂、阻断交流，也可能促进了解、增进感情。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既要避免隔阂的产生，又要增进感情，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准确把握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深刻认识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过程中“关门主义”的危害，也有助于在推进城市民族工作过程中避免“急躁冒进主义”的错误，以更加全面有效地推动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

 　笔者认为，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一方面具备社区建设的一般性特征，如综合性、社会性、地域性等；同时，也呈现出自身特点，如建设主体的多民族性、多元文化的互动性、政党的“双重嵌入”性和建设过程的动态性。

建设主体的多民族性

  从社区的定义来看，社区是一定地域空间中的人们共同体，是具有地域性特点的小社会，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社区成员生活的场所。人口则是社区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性和关系的概念。人口既具有生物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如年龄、性别、民族、阶层、文化程度等。从民族构成来看，民族互嵌型社区是多民族社区，即社区成员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由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居民构成。

  社区建设以满足社区需要为基本出发点，社区需要又表现为社区居民个体需求的集合。根据马斯洛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那么，社区需要也应该包含以上五个层面的需要。具体而言，从生理角度讲，人需要呼吸、食物、睡眠等，社区周边环境应当提供足够洁净的空气和水源，提供安宁的休息环境；从安全角度看，社区应当能够提供安全保障，避免居民受到盗窃、暴力等犯罪的威胁；社交方面，社区人际关系和睦，社区成员之间才可以发展友情、爱情甚至亲情；尊重需要方面，人需要自我尊重也渴望被他人尊重；自我实现方面，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努力以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但是，社区不同于企业或政府组织机构，满足社区需要必须依靠社区居民的民主自治。这就意味着社区建设依赖于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个人可以通过服务社区共同体赢得其他社区成员的认可和尊重。对于多民族的互嵌型社区的建设，社区内部各民族成员都责无旁贷。即便是存在“搭便车”的空间，也会因为社区舆论的存在而有所压缩。任何人都不应该寄望于不劳而获或“搭便车”而自动获得社区共同体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对于社区成员而言，参与社区建设既是服务大家，也是在服务自我。因此，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是社区各民族成员，而不是仅有某一个民族成员的参与。应当鼓励社区各民族成员共同参与社区建设，避免“关门主义”的消极态度和错误。

多元文化的互动性

在农业时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多居住于边疆地区和农村，多民族共居同一个村落的现象并不常见。由于空间的隔离，基层社会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相对较少。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各民族在城市里聚集，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更为频繁和直接。这为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创造了相应的空间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交往，从而形成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多民族社区。反过来，这个社区又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现实平台，为实现各民族文化交融创造了可能的现实条件。

  “多元文化互动”不仅仅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可能意味着文化冲突或排斥。尽管如何增进“自我”与“他者”的相互理解，消解文化多元性诱发的各种社会后果，已然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命题。但是对于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并非如此。在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是上位概念，各民族的多元文化是下位概念。前者与后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同时，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影响各个民族，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也会相遇交融，而且并不局限于汉族传统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在我国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更具魅力，在这里生活居住的汉族也深受其影响。以新疆为例，13个世居民族共同在新疆生活了数千年，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传承，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多样性文化形态，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或交融是一个历史性过程，不是静态凝固、永恒不变的“瞬间”。只要不同民族在一定空间内发生一定规模的聚集和接触，就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文化互动。

  在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任何民族都有保持和改革本民族的文化或风俗习惯的权利。平等就意味着不强迫、不强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立的文化自治权，意味着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取决于本民族的意志。这表明，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互动，不是单向度的输出和压制，而是通过平等的双向或多向度的交流而实现文化交融。

  综上所述，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必然涉及到社区文化建设，即通过社区各民族的文化互动，利用各民族的现有文化资源，在继承和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汇聚，并凝炼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

执政党的“双重嵌入”性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不管是国家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党员则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知识技能，作为个体的党员必然生活居住在具体的社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充分发挥着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中国共产党有少数民族党员595.4万名，占党员总数的6.9％。其中，新疆少数民族党员就有53.28万名，占全自治区党员总数的37.89％。少数民族党员与少数民族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充分发挥他们这种“身份嵌入”优势，领导和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既有利于调动少数民族建设社区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党员既是国家政策的“宣传员”，也是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政治沟通的“通讯员”。在政策宣传与政治沟通的双向过程中，推动少数民族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民主，实现社区善治。

  社区党建既是基层党建的重点，也是社区建设的关键。尽管民族互嵌型社区在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有很多实践形态，但目前还缺乏相应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抽象，其建设路径和模式尚处于摸索阶段。从基层党建和社区建设两个方面来讲，应当充分利用社区各民族党员干部的“身份嵌入”和政党的“组织嵌入”，发挥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双重嵌入”的特点和优势，引导全社会通力合作，参与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

建设过程的动态性

  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从情感排斥、空间分离的区隔型社区逐渐演化成各民族成员情感上日益接近的融洽型或交融型社区的过程，也是一个从认识模糊、定位不准，到建设模式逐步形成的动态过程。

  建设过程的动态性是指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是政府、社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会因建设主体、外部环境或内部要素的变化而变化，它包括外部动态性与内部动态性。外部动态性指建设主体参与程度、外部的政策环境、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变迁及相互作用并影响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特性。内部动态性指社区自身的人口、民族构成、公共设施、人际关系和周边环境的变化运动并影响社区建设过程的特性，主要体现在民族构成和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而涉及到族际关系变化。

  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过程的动态性既体现了建设过程的复杂性，又体现了社区建设过程中“人”和“物”的因素对民族互嵌型社区成长的关键作用。其中，政府、社会参与社区建设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社区自身成长的状况。如果社区通过依靠自治组织就能够正确处理社区内部事务，不需要政府的权威或社会组织的积极介入，社区建设就进入良性循环的进程。但是，一旦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或者内部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出现“梗阻”（如涉及不同民族的突发事件），社区无法依靠自身解决这类有可能造成社区共同体解体的危险问题，政府和社会组织必须及时干预并提升参与程度或调整政策环境，遏制危及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因素持续酝酿发展，通过外部因素的调整变化促进社区内部各要素的良性互动。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和政府“简权放政”的改革进程已不可逆转，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建设需要依靠政府政策或行政手段的支持，也需要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只有当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才有可能完全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不再依赖政府的参与。总而言之，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避免犯“急躁冒进主义”错误──今天刚刚开始建设，明天就宣布建成。

 【本文系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成长机制及其建设模式研究”(15CMZ023)、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吐鲁番维吾尔族百年社会文化变迁研究（1912-2012）”(14CMZ041)、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我国边疆民族宗教问题法律治理研究”（14SFB30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