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及周边国家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探索

在6月27日至28日举办的第六届东北亚民族文化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结合当前“一路一带”的战略背景，就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与交流展开了充分研讨。其中，有关辽西地区文化、东北亚跨境文化、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话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共同关注与深入讨论。

辽西古廊道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辽西地域是北方游牧区、东北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也是东北文化区面向中原文化区的前沿。辽西有着上万年的文明史，辽西地域的古廊道实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催生了古代文明，以其文明因素的独特性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在研讨会上，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教授崔向东从交通的视角出发，诠释了辽西地区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崔向东首先指出，不同文明的交流是文明发展的动力，而交通在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交通走廊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推动着文明的产生。

  崔向东介绍说，交通走廊往往与民族迁徙紧密相连，因此交通走廊具有民族走廊的性质。走廊应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地理含义，指该区域在地理上是一个走廊式的地理通道；其二是文化含义，反映该区域是一条民族文化走廊。辽西古廊道多沿河谷而行，河谷两侧山脉夹峙，中间一线之路蜿蜒逶迤，历史上众多民族起源或迁徙于此。因此，辽西古廊道是名副其实的地理、民族和文化廊道。沿着这些古廊道，历史上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部族多次迁徙和频繁南下，在辽西古廊道中留下了丰厚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积淀，而中原文化也随着汉族的北进向东北传播。不同民族、文化在辽西交汇、融合，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关于辽西地区古代文明起源问题，近年来日益为学术界所重视，人们对于文明起源要素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强调文明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概念，把古城址、中心邑落的形成和礼制的成熟等视为文明的要素，尤其是强调祭祀、礼制等方面，注意到文明起源的精神内涵层面等。综合学术界各方观点，结合文明起源的要素和过程，崔向东对辽西古文明起源和特点进行了阐述：第一，以中心聚落为标志的社会组织形态。第二，“崇龙尚玉”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惟玉为葬”的礼制。第三，坛冢庙结合的祭天祀地与崇祖尊王。第四，文字的发明与青铜铸造。

  崔向东说，辽西地区有着上万年的文明史。辽西古文化一直与周边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这种持续交流是辽西古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而辽西古廊道在这种交流中无疑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从考古学文化看，辽西地区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连续的文化单元，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周边其他考古学文化之间通过族群迁徙而相互影响。因此，辽西是我国民族史和文化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区。正因为辽西地区是东北文化区面向中原文化区的前沿地带，独特的走廊通道使辽西最先与中原文化相接触，并通过古廊道实现中原文化与东北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红山文化把中华文明起源提前了一千年，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国远古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东北文化的跨境构成

  在东北亚地域，跨境文化是这个地域的显著特点，引发了相关学者的关注。其中，我国东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化板块在其形成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跨境构成特征。来自沈阳师范大学的曹萌通过考察追溯东北文化的跨境构成，明确地总结出几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首先，东北自然地理的开放性为东北文化跨境构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战争成为东北文化跨境性构成的主因；第三，“闯关东”为东北文化赋予中国特色，而外国移民则构成东北文化跨境的形态；最后，改革开放为东北跨境文化增添了时代色彩。

  曹萌从文化来源和生成的角度对东北文化的跨境性构成进行纵向的、简略的描述和分析，揭示和提炼出与民族文化产生和发展、与民族文化多元融合有关的理论规律或理论质素。曹萌认为，无论是广义的东北还是狭义的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里在中古时期就生活着中华民族的各族祖先。肃慎、勿吉、株揭、靺鞨、渤海、女真、满洲等民族次第嬗变传承，繁衍至近代，发展成为满、汉、蒙古、锡伯、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民族散居的局面。各民族相互交往、彼此交流，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东北“白山黑水”文化。东北的本土文化自古以来既受到了来自国内其他民族的战争冲击，也受到来自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蹂躏。这些来自东北以外的各种力量和文化，深深地作用于东北本土文化，推动影响和构成了东北文化的多元性尤其是跨境性特征。

  曹萌还认为，中国东北是众多少数民族散居的地区，地理形势造成的便利交通使其各个土著民族的文化能够充分地展开交流和融合。因此，一个民族的习俗往往会演化成各个民族共同的习俗，一个民族的文化常常会成为东北地区共同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势能和惯性，也使得东北凭借着它与境外的文化展开悲壮的交流和融合。幸运的是，东北同样地将这些多元的外来文化融合会通为一种特定的文化。

  通过进一步分析，曹萌指出，如果说东北原来就有自己的土著文化或本土文化，那么这个文化首先受到来自本国其他民族的战争的冲击和影响，这里有燕国与东胡、汉帝国与匈奴、曹魏与乌桓鲜卑之间的战争，有唐朝的征东，有辽宋之间、宋金之间、后金与明朝之间的战争，有清帝国与朝鲜半岛的征战联合，有满蒙联姻和锡伯族大西迁，有东北柳条边与山东华北民众的“闯关东”。其次，东北的文化更突出的是近代以来受到外国侵略战争的冲击和影响，主要是俄国对东北的蚕食战争和日本攻陷东北的侵略战争。此外，像东北易帜、中朝东北抗战，以及中苏东北抗战与苏联专家建设东北，也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东北的文化。

关于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思考

 　当前，如何组建东北亚共同体的问题引起了有关国家的关注。在实际运作中，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多个目标虽然举步维艰，但也取得了程度不等的不同进展。近年来，理论界对组建文化共同体已有多篇文章发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尚有诸多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其中包括：如何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确定能够在构筑文化共同体中发挥作用的诸种文化因素，为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提供依据和思路；在总体研究的视角上，如何建构文化共同体的理论，坚定信心，逐步推进；在共同体多种目标的定位上，如何把握文化共同体的特质及其与经济、安全、利益、命运共同体互动关系；在前景展望上，如何框定建构文化共同体的阻碍因素，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等。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宋成有就该问题谈到他的观点──

 　第一，民族文化的演进，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东北亚国家均拥有足资自豪的民族文化。自古以来，各国的民族文化的成长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和成熟。离开经济因素的滋养和蕴育，或者说离开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民族文化的成长是难以想象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符合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如果将其颠倒过来，就难以避免文化的商品化和低品味化。在经济关系密切化的同时，顺势而为，逐步促进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建立，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责任。

 　第二，民族文化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在增加丰富着内容，常新常青。此即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亲民”的“亲”字，当作“新”解。“新者，革其旧之谓也。”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之学，经汉代的独尊儒学而奠立根基，并因道教的创生和佛教的传人，辅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滋润，形成儒释道三教并存、相互辉映的民族文化大格局，至今仍保持着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长时期政治路线变迁的冲击和现代化建设的洗礼，民族文化在顽强保留其根基的同时，也进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同样，就创造东北亚21世纪新文化来说，作为拥有数千年深厚民族文化并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东北亚各国，有义务、也有可能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第三，作为克服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路径，有必要强调国际文化、民族文化和跨文化交际学的视角考察，尽量客观、真实、严谨、理性地把握问题，阐释学理，有所建树，开展学术性研究。同时，学术界应当超越“自我优越”意识，以“平常心”看待“自我”和“他者”，以求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同求学术真谛。知行合一地再现孔子的古训“君子和而不同”，为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促进相互交流增加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