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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金达莱|2015-7-26 21:21|查看: 181|评论: 0|原作者: 凌建英 李太荣|来自: 中国社会科学网

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文艺创作的理念


作 者:凌建英 李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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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



∷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ZW012]、教育部人文社科2009年度项目基金资助[09YJAZH053]、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7041028-03]、山西省131领军人才工程[636]成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文化建设一定要突出这一主题,努力追求文化强国和文化复兴的目标。文化建设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文化遗产保护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民族根的延续,是民族特色的彰显,是一切文化建设的坚实平台。在文化保护的现实背景下,作家艺术家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进行“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审美价值的追求,这是对“文化复兴”时代责任的担当。

目前,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个世界的主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系统工程来进行。1972年10月,通过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1978年首批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82年,成立了保护民俗专家委员会,并在其机构中建立了“非物质遗产处”;1983年,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1997-1998年,启动了“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2001年,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19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昆曲入选,以后每两年宣布一批;2007年,教科文组织保护大会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生效,我国于2006年12月加入了该公约;2007年5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一次特别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2013年6月,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暨纪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10周年大会也在成都召开。

随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从实践到理论、从民间到政府、从表层到学术全面展开。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截至2012年7月1日,中国已有43处世界遗产,其中世界自然遗产如武陵源、九寨沟等自然名胜区9处;世界文化遗产如长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等30处;世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如泰山、黄山等4处。至2014年6月,国务院已批准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219项,命名公布了四批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目前,中国在世界非遗名录中已获得37项,走在了世界前列。


一:文化遗产与艺术生产

作为艺术生产的文化遗产有着其不可替代的特性:

地域性。文化遗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甚至只能因地域而存在,极具文化个性,是特定区域中一个文化群落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和共享的文化,从而产生集体的精神凝聚力。从敦煌壁画到云冈石窟,从三江并流到九寨沟,从北京故宫到平遥古城,从姑苏昆曲到内蒙长调等等,都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晋北地方戏“耍孩儿”,又名咳咳腔,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唱腔发声使用后嗓子,声音从喉咙下面发出来,听起来浑厚、质朴。这是与大同地区干燥的自然气候和方言发音相联系的。同样是石窟,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历史的艺术再现,极大地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南北文化的交融,是多元文化的凝合体。

传承性。所谓遗产就必然是传承的产物,这种传承是民族智慧和结晶的传递。因此2006年我国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从文化遗产可以派生出多种艺术形式。如从敦煌壁画开拓的舞剧《丝露花雨》、《大梦敦煌》等,开拓了中国“敦煌舞系”;还有敦煌装饰艺术、雕塑艺术、民间工艺等,促进了敦煌产业化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通过代代“口传心授”的方式延续,传承人和被传承人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部从2007年开始“国宝”传承人的保护,包括那些在艺术表演领域具有突出的才能、精湛的技艺并愿意将自己的这些技艺传诸后人的杰出的艺术家,而在工艺制作领域则特指那些身怀绝技并愿意通过带徒方式将自己的技艺传诸后人的著名艺人。这一措施的实施,确保优秀的文化和精湛的技艺不至消亡,而且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如泥人张的传承。

但是许多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面临着艰难的困境,如不受重视、不得认可、难以传承、近于淘汰等。艺术生产的发展是多方面合力的作用。决定艺术生产的发展因素中经济是最终的因素,但不是直接的和唯一的因素,它还要受到上层建筑中的其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民间文艺在国家保护政策扶持下,在民族意识的回归中,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又有了回转的生机。如2007年8月22日,山西广灵县举办了第三届国际剪纸节,这是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建立了剪纸博物馆,展示了国内外不同时代和不同流派的剪纸作品;成立了剪纸学校,培养剪纸后人;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剪纸爱好者和研究剪纸的专家,开拓了剪纸服装、剪纸影视、剪纸产业多种文化,把曾经流散于乡间被人们视为小玩意的剪纸打造成为高雅的艺术,使剪纸真正进入了神圣的艺术殿堂。2008年广灵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广灵剪纸与河北、陕西等各省(市、区)列入国家级名录的剪纸项目联合打包,作为中国剪纸的联合申报项目,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批,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0年5月,广灵剪纸走进世博园,赢得了中外宾客一致认同。现在广灵剪纸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这是以往任何时代的剪纸都不可企及的,也必然促进和引导剪纸艺术向更高品位的提升和多元文化的开拓。


二: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

文艺的职责是反映生活。当文化遗产在国际和国内大力倡导保护的背景下,文艺应该聚集于此从而开拓这一片艺术田地。近几年来,作家艺术家用多种艺术形式“保护文化遗产”,认同地域文化,提升地域文化,丰富民族文化,产生亲和力,这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相一致。

其一,文艺创作是对大众精神家园意识的深层呼唤

国家固然提出了“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的口号,但在高科技的媒介中,在“新新人类”的理念中,如何让人们尤其是年轻的一代真正唤起一种对文化遗产的认同,需要许多措施和方法。作家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能够站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高度观察事物,透视现象、揭示规律,从而充分调动艺术手段和技巧加以表现,以作家的文采、想象力、艺术表现力,真实细致地描绘民间文艺的特色。如白居易写《琵琶行》,能够激起读者对民间艺术强烈的认同,能够强烈地从深层鼓动人、感染人、激发人。通过文学写作,引起人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树立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李存葆的长篇散文《渐行渐远的滋味》,系列地抒写鲁东饮食文化,食品、水产、瓜果、蔬菜,从山东煎饼到烟台水果,寻找舌尖上的记忆,呼唤舌尖上的故乡,透视现状,前后对比“主人摆的家宴,一般都是吃‘温情’,吃‘真诚’,吃‘地道’,吃‘滋味’;在豪华饭店宴客是吃‘派头’,吃‘身份’,吃‘价格’,吃‘阔气’,乃至吃‘陪酒女郎和服务生的美丽’”。以一种忧患的意识感慨:“童年的滋味,我记忆中的相思树,已渐渐朦胧了,渐渐远去了;昔年的味道,我记忆中的五彩云霞,已渐渐褪色了,渐渐暗淡了。事已至此,我复何言;天下苍生,又能何言……”李存葆在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中,在生态保护的理念指导,从地方传统饮食中发掘鲁东文化、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从平淡平常的生活中发现真诚和美好,从已经习以为常的粮食浪费现象中发掘虚假和罪恶,给人以警世的深思、理性的判断、真诚的呼唤。

其二,文艺创作是对文化传承人的深切关注

在此强调民间创作,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以作家艺术家的敏锐透视社会和个人的能力,反映民间文艺和传人的经历、遭遇,反映其在当代的命运和发展,真实地揭示民间艺人的心理,对艺术的热爱、生活的清贫、环境的封闭、人们的漠视、坚持与放弃的矛盾心理,引起人们对文化传承人的尊敬和关注。“不要把他们写成单纯的被动无奈的角色,既没有任何积极的历史主动性,也没有改变个人命运的要求。处于困境之中,似乎除了被损害和被忽视之外一无所有”。[1]近几年,文学中关于“打工仔”、“打工妹”、“下岗者”的底层写作较多。进行文化遗产及其开拓的艺术生产者,在过去及现在都是不被重视的“下里巴人”、“弱势群体”,与当今打工一族相似,他们同样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充分的话语权,也没有完全表达自身的能力,却有极其复杂的心理。他们的生活资料得不到保障,只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过程,似乎难以紧跟时代步伐,所传之物又是老祖宗之根,往往难以寻找到新的传承者。从他们的生存环境来说,执着于这样的生产,难以维系自身及家庭的生活,生产也难以形成一定的规模,但舍弃则不忍。30多年前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引起了社会强烈的轰动效应,父亲的形象深入人心。李治邦发表在《芳草》2007年第5期的小说《剪纸》,写出了青年剪纸艺人的生存环境、真实心理、情感世界,倔强中包含着无知、单纯中体现着自卑、执着中显示着封闭,从外界社会对剪纸的重视,到剪纸作品的价值表现,树立起一种把剪纸从乡民的无事之作,上升到艺术的认识。同时,文学接受也是一种传承。我们看这样的描写:张二手抄起小剪子在黄纸上奔驰着,他是左手拿剪子,右手拽着纸。于是,他的剪纸就是舞蹈,眼睛不眨,剪子在黄纸底下游动,你料不准去哪。转眼的工夫,张二手手下奔出来一头牛,逼真的牛,他把牛身上的旋毛做得极度夸张,成为牛身上的装饰花纹,既增添了视觉的动感变化,又加强了形象美感。

这是一段生动的剪纸技艺的描写,写出了剪纸艺术的神奇感,写出了剪纸的流动美,在阅读的过程中,必然增加读者对这种艺术理解、接受和神往,唤起对传统艺人的认同和理解。

其三,文艺创作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的开拓

文化遗产的保护一定要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参与、支持文化遗产。文艺创作,或以文字话语的系统,或以线条色彩的图案,或以声音画面的银屏,或以旋律动作的姿态,或以光线焦距的镜头,可以留下文化遗产的多种轨迹和印痕。尤其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电子数据的运用,即使到了文化消亡的时候,这些艺术形式也可以永恒地留存,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新型保护方式。用作家艺术家的魅力营造良好的保护氛围,让保护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影片《白鹿原》,以浓厚的陕味传达出一种历史与文化的身份感。运用陕西方言,出现了10次戏台、5次牌坊等,运用叙事方式和镜头语言表现了西部历史、乡土风情,具有地域化、风格化和民族化色彩,获得2012年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摄影),并在2012年10月获得第8届中美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三个奖项,让西部文化走向世界。周杰伦的歌曲《青花瓷》,“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以流行文化的旋律,把中国古典文明的韵味、意境打造成了一种非常炫和潮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中国古典文明的自豪感。以世界流行的方式表达我们民族自己的声音,在世界的格局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其四,文艺创作是对文化遗产内容的开掘

传统上以雅俗划分文艺等级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艺常常被当作素朴的、稚拙的、粗糙的文艺活动,是“底层”的有待于“提高”的文学艺术。文艺创作是提升民间艺术的良好途径,可以把它们推向高级,向高层传播。宋江的故事、玄奘的故事经作家整理改写成《水浒传》、《西游记》,使民间口传文学得以发展。同时,文艺创作尤其是文学、影视等叙事性作品,能够开掘文化遗产的历史内容,全方位地认同文化遗产。聂还贵长篇散文《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把一个静止的固态的超时代的石窟遗址写成动态的、叙事的、抒情的、当下的散文长篇,以自己的内心思考与云冈的佛像进行心灵的对话,在依据历史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文学“想象性发掘和描写”,以散文体的形式从多元领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涉及文学、史学、佛学、哲学、文学、美学和建筑学等等学科的领域。阅读此书,不但可以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而且给人以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拓跋魏这个历史上重要王朝的历史知识。”[2]让人能透过石像本身,看到北魏的政治、民俗、历史的踪迹,让云冈石窟成为一个“当下的存在”,达到历史文化的现代传承。

其五,文艺创作是作家对文化遗产的认同

有一幅剪纸对联:剪天剪地可叹剪不了自己;画虎画龙自愧画不了个人;横批:别把剪纸当成个玩意儿。这副对联道出了剪纸人对剪纸艺术的珍爱和对自身处境的无奈。在关于文化遗产的创作中,许多作家都表现出当代人文知识分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民族的保护意识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强调底层关怀的同时,如何表达底层生活或许是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因为它潜示了一个作家的全部情感和全部心智是否真正抵达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弱者,是否真切地融入到他们的精神内部,是否成功地唤醒了每一个生命的灵性,并让我们在复杂的审美体验中,受到了艺术的启迪或灵魂的洗礼”。[3]能够有这样的写作姿态,必须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尤其是对地域文化强烈的爱和真切的感受上。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作家与艺术家必须具有悲天悯人的拯救意识,以真切的希望、深刻的情感关心所写人的生存环境,为改变现实改良社会提供方案,尤其让他们看到希望和信心,而不是做道德说教者,更不是盛气凌人的训导者。读过邓友梅的小说《烟壶》一定还记得一句话:“烟壶虽小,却渗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审美习尚、技艺水平和时代风貌。”作者进一步强调:“您闻不闻鼻烟,用不用烟壶这没关系,可您得承认精美的鼻烟壶也是我们中国人勤劳才智的结晶,是我们对人类文化做出的一种贡献,是我们全体人民的一笔财富……”邓友梅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以对民族文化的真切认同打造出了烟壶文化。“保护一种文化,就是要保护这种文化的身份认同”。[4]

20世纪末,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和同质化的危机日益加剧。在这种形势下,捍卫各民族或族群文化平等、文化独立和文化尊严,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较复杂的文明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文化传统,即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他所说的大传统指的是社会上层、精英或主流文化传统,而小传统则是指存在于乡民中的文化传统。大传统主要依赖于典籍记忆,尤其是文学经典所构造的记忆与想象而存在、延续。小传统主要以民俗、民间文化活动等“非物质”性的、活的文化形态流传和延续。面对“大传统”与“小传统”,作家艺术家们原来可能更多地关注的是“大传统”,那么现在应该同时关注起“小传统”,这一方面促使文艺生态的构建,同时也是和谐理念的具体表现。有了多样化的文化个性,才能构造出整个民族文化的丰富博大,才能真正让文化走向复兴,这是民族的神圣使命与责任担当。


§ 参考文献

[1]张颐武《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

[2]摘自曹道衡为该作品所作《序》,聂还贵《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中华书局2004年版。

[3]洪治纲《唤醒生命的灵性与艺术的智性──2006年短篇小说创作巡礼》,《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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