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情商

在拥有56个民族的我国，研究区域民族经济，就必须重视民族因素的重大影响力，如思想观念、传统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心理以及本文将要论及的民族情商等。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华文化圈与多类型的“边缘文化圈”相争相融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我国多民族多层次的长期不完整状态（注：陈庆德。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开发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36.）。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各民族地方经济社会都取得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关系中所体现出的东西差距，其实质则是东部相对发达的汉族地区与西部欠发达的民族地方的差距。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不完整状态”及目前的东西差距，表现为生产力水平、经济形态及生产方式上的差距。究其根源，除历史与自然原因外，各民族不同的民族情商，是构成其文化层面上的深层原因。

1.情商（EQ）的内涵

“民族情商”概念源自情商。情商，即情感智商，是相对智商而言的。最先提出情商概念的是1990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彼得·沙洛维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约翰·梅耶教授。1996年，他们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情商的内涵，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情商的知觉评估和表达能力，思维过程中的情绪能力，理解与分析情绪、可获得情绪知识的能力，对情绪进行成熟调节的能力。

可以说，“情商”的内涵比“智商”更加贴近生命内在倾向性，它包括对情绪的知觉力、评估力、表达力、分析力、习得力、转换力、调节力等方面，它反映了个人情感与理性认识行为的协调关系，反映了由情绪激发和促进心智良性发展的可能性。情商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在情绪的流变中认识自我，从而提高对生命的自知力和对情绪的自控力，由此也获得绝大多数心理学家的肯定与支持，其研究被认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之一。

正是基于情商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导入“民族情商”研究，试图由此来认识各民族对民族情绪的知觉力、评估力、表达力、分析力、习得力及转换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历史的适应能力，最终藉此判断分析各民族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文化心理。

那么，民族情商研究操作的科学性在哪里？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它体现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习惯心理、行为偏好与选择方式，是一定区域的生产力的主体成分，具有行动与心理上的相对独立性、稳定性与统一性。民族的研究对象与情商的研究对象一样，都是有“情绪”的“人”，只不过前者是将一个民族简化为个体进行研究的，而这种“个体”同样有着巨大的内在稳定性，因此，民族情商的研究具有其科学性和内生的逻辑性。

2.民族情商的内涵及特征

民族情商，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其民族情感与对本族文化及社会发展的理性认识的协调联结，并由此产生的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处理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情绪。其内涵包括：

（1）理性认识本族文化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a.本族文化自我定位；b.本族文化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辨证认识；c.社会发展与历史演变规律的理解和把握能力。

（2）本族文化重构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a.本族文化的现代化过渡；b.本族文化与经济融汇形成的重构。

（3）协调族际关系，扩大族际交流的能力。a.抛弃狭隘的、封闭的民族主义，协调族际之间的友好往来；b.确立开放的、自由的发展观，加强族际间物质文化交流。

总之，民族情商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文明中居于特殊地位，对一个民族的兴衰、素质和文明程度，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民族情商不同于民族文化，前者决定了一个民族进入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时间和速度，后者决定了同一社会经济形态下民族的活动方式与组织结构。民族情商体现了民族文化中的经济倾向性，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发展经济的情绪及适应变化的能力。民族文化决定了民族情商，一定的民族文化形成一定的民族情商，二者是本与末的关系。

民族情商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时代性。正如民族文化的时代性一样，民族情商也受到一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制约而体现出时代性特征。不同的时代，民族情商的取向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情商取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2）继承性。民族情商同其他各种知识形态一样，也是一个承前启后、前后相续的历史联系性过程，提高民族情商，要注意批判糟粕、弘扬精华，尊重民族感情。

（3）发展经济的针对性。民族情商是民族文化中的经济取向部分，主要研究一个民族发展经济的文化心理，通过其纵向、横向比较，得出各民族参与经济活动的心理差异。

（4）后天可生性。民族情商的继承性并不表明民族情商是一成不变的。事实证明，民族情商是受生活环境与社会制度制约的，当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制度发生质的变化，民族情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3.民族情商研究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经济日益步向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而且知识经济已在一些西方国家初现端倪。但不可否认，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群中，尚有一些民族还停留在前工业社会阶段，发展形势严峻。这些民族如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发展民族经济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而对民族情商的考察也就是极有必要的。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也存在着巨大的民族经济发展落差。1995年我国人均收入400元以下的175个贫困县中，民族地区就有131个。1996年，全国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21.1%，远远超过汉族的6.4%。因此，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少数民族如何尽早摆脱贫困，建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

民族情商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包括以下两方面：

（1）民族情商虽然不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前提性条件。民族情商越高，民族壁垒和民族藩蓠就越容易被打破。日本的近代史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明治维新前，日本以中国为学习效仿的对象，但工业革命和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使日本开始转换视角，大量引进和学习英、法等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一举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日本这种善于接受外来优秀文化，并不断自发改革效仿的本族文化自我定位及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民族情商，可以说是日本富强发达的前提条件。

（2）就中国现状而言，民族情商决定一个民族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时间与速度，决定其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快慢。相对较低的民族情商通常对经济形成巨大的制约力，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民族排外性、狭隘性、保守性和孤立性，使得民族的一切理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处于一种纯朴的情感支配之下，从而缺乏对自己本民族历史传统的精华与糟粕的理性认识和深刻反思。

回族在我国分布分散，在全国70%以上的县均有分布。回族信仰伊斯兰教，自古就有经商传统。《古兰经》中就有：“谁为真主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财源，……真主必酬报谁”的言论。因此，回族群众常常成为其居住地区经商的带头人。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回民，就利用其靠近藏区的地缘特点，大力发展回藏贸易。现在在临夏市，有约一千家经营藏族用品的个体户，在拉萨市也形成了一条“临夏街”，约有三百多家商铺。就是靠庞大的回族贩运队伍兴旺起来的民族贸易，创造了临夏州全州86.35%的工业总产值，并实现了全州一半以上的税收利润。而与此同时“深居简出”的藏族牧民却也只能望利兴叹。费孝通教授在《临夏行》中也对此不得不感叹“藏族牧民还很少有商品意识。”由此可见，回族这种开放的发展观，以及不保守、不狭隘、不排外的民族情商，促使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成功。这充分说明，民族情商是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始动力。

4.民族情商机能释放的制约条件

如果说民族情商本身是基于民族传统文化而存在的一种文化心理，那么释放民族情商机能则必然与一定的历史环境相联系，因而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条件。这种制约条件包括社会制度与生存环境两方面。

首先，就制度而言，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曾指出：“除非保证人们努力的成果由他们本人或他们承认其占有权的人获得，否则人们将不会作出努力”（注：（美）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6.）。这实质表明，只有从制度上建立明确的持续激励机制和产权制度，社会成员才能努力使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接近，最终带动整个民族经济发展。以中国汉民族为例，近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经济圈迅速崛起，表明汉民族的民族情商并不低，只是囿于制度条件约束而未能充分释放。旅居在东南亚等地的海外华人控制了远超出其人口比例的资本，“华人企业家适应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强烈主动性，是中华文化圈崛起的持久动力”（注：（德）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7.9.），德国Written大学教授何梦笔（Carsten Herrmann-Pillath）肯定了华人特有的民族情商，并评价道：“华人文化圈的经济发展实质上可以定义为‘隙缝经济’”（注：（德）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7.9.）。改革开放后，允许个体私营经济政策一出台，短短二十年间乡镇企业便异军突起，撑起国民经济半边天。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的落伍，并不能归因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的总体民族情商过低，而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制度约束，限制了国人充分释放其民族情商机能。

其次，就环境制约而言，任何民族都是生存在特定环境区域内，人们有改造环境的权力和能力，但无法创造甚至是随意选择环境。当改造环境的成本远大于其边际收益，环境对民族情商机能释放就产生了巨大约束。以宁夏西海固为例，由于这里干旱少雨，沟壑纵横，人口密度又高达110人／km[2]，相当于东南沿海地区。因此过重的土地负荷与人口压力难以在当地有限的环境下得以缓解，持续的贫困也就在所难免。即使个别人可以外出经商，但多数人为生存所迫，苦耕于田间。近年来我国实行“吊庄移民”的脱贫措施后，许多从这里迁居新地的回族群众终于再次走上经商之路，并成为当地主要商品流通力量。而留居当地的回族群众，也因生存压力减缓而可以外出贩卖商品，脱贫致富。可见环境对释放民族情商机能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5.提高我国各民族情商的途径与原则刍议

中国少数民族多居住在中西部边远高寒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其地域封闭性和思想观念的保守性正在明显突破，而且沿边开放及内引外联的双向开放格局正在形成。有资料表明，过去一直封闭落后的新疆，目前约有近两万名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走出国门，到周边国家经商。但由于自然环境原因带来的信息闭塞、交通落后及经济发展滞后，使得自然经济还在许多地方占据主导地位。自耕自食、重农抑商和原始平均主义等各种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依旧形成了恩格斯所说的强大的“惰性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0.）。而这与环境制约民族情商还有本质不同。因此还必须致力于提高民族情商，具体步骤如下：

（1）坚持政府引导教育和民族自我省悟相结合。由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根据民族现代化理论，在这期间政府将扮演更重要角色。在现阶段，政府是市场经济建设的倡导者和鼓励者，因此只有借助政府外力，才能打破各民族旧有思想观念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创造提高民族情商的制度条件，协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制度安排冲突。同时必须注重民族自我省悟，引导全民族积极参与，没有本民族的真正理解与支持，提高民族情商只能流于形式，难有实效。

（2）坚持循序渐进，区别对待，有破有立的原则。提高民族情商，一定程度上就是“解放思想”。因此，我们必须在尊重民族文化基础上，根据各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民族文化发展的渐进性规律，有破有立，去伪存真，通过“认识──反思──改革”的文化重塑过程，将保存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解放思想相结合，逐步提高民族情商。

（3）坚持以经济活动，特别是以工代赈的扶贫活动为依托，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环境，提高民族情商。为避免单纯宣传教育所带来的民族心理抵触及理解偏差，宜利用经济活动为依托，通过制度变迁的临界动力即潜在利润的可获性，用利益驱动培育和树立少数民族的市场经济意识。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有利于打破经济生活中的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从而帮助少数民族更新观念，形成先进的思想意识。以工代赈的扶贫活动是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外来经济活动内容，应通过这种扶贫活动加大宣传教育，突出“治贫先治愚”的思想，改善少数民族生存、生活环境，提高民族情商。

总之，提高少数民族情商，不能单靠说教的形式实现，它是寓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为一体的长期工作，其进展程度在很大范围内取决于制度变迁和环境发展状况。同时，在注重提高少数民族情商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为其创造释放民族情商机能的条件，从而帮助其尽早实现本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