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来深开讲：“无人区”创新需要敢冒风险的企业家

　　樊纲，男，祖籍上海市崇明区，1953年9月生于北京市，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2015年06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任命樊纲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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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日消息，2018博鳌房地产论坛第一场全体大会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宏观篇：改革四十年与房地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首先得承认过去这些年有点忽视公租房、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现在需要矫正。但是房地产市场化的方向千万不能变。
　　他表示，可以提高政府公租房的比重，但是千万不能再回到政府大包大揽，完全由政府提供住房的体制。
　　谈到再说到金融风险，樊纲表示，“现在有人说贸易战可能会捅破全世界的金融泡沫，我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他认为，这恰恰是中国一个优势。“欧美的股市也许会有一个调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股市本来就不怎么样。中国的股市PE值很低，再跌也跌不了多少。”

以下为演讲全文
　　樊纲：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再次参加博鳌房地产论坛，这么多年逼着我研究房地产问题，也是因为邀请我参加这个会，在这里跟大家学了很多东西，思考了很多关于房地产的问题。
　　昨天晚上接受媒体采访，有一位记者问了一个问题，说2001年第一届博鳌房地产论坛的时候，你说中国做房地产的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你现在还会不会说这句话？我说你们现在可能过得不如前几年滋润了，但是中央政府出一个政策，首先想到的是不让房价涨，说明这日子还挺好过的。
　　建设雄安新区，先说不能炒房地产；海南建设自由港，也是先说不能炒房地产；刚出一个松动一点的货币财政政策，马上跟着一句话也是不能炒房地产，所以你们的日子应该还是挺好过的。
　　昨天晚上还有一位年轻的记者提了一个问题，说房子的属性是居住，又说房子的属性是商品，它可以不是商品吗？政府提供的租赁房、公租房不也是住的吗，为什么不都由政府提供呢？也有另外一位记者提问说，现在的趋势是大家都在搞租赁房，在淡化商品房。我说首先得承认过去这些年有点忽视公租房、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现在需要矫正。但是房地产市场化的方向千万不能变。
　　刚才有两位已经提到了，1998年我们的住房改革，成就了这2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提高政府公租房的比重，但是千万不能再回到政府大包大揽，完全由政府提供住房的体制。
　　这个体制下，且不说我们等一辈子排队分房，你就想想房子的质量，这20年来我们的房子越盖越好，这不是在替大家说好话，中国这个现象还不突出，你们可以看看俄罗斯，他们过去盖的那些房子，苏联时代盖的房子一年比一年差，一年盖的比一年丑，我们已经走到现在，我们一定要坚持主要以市场化发展住房的方向。
　　我们改革40年，住房改革20年，我们应该还是看到这20年改革的成就。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这些，他们又有买房的压力，觉得都由政府提供不都好了吗？所以很多思潮、很多观点，有人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其实有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在经济矛盾的产生中，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要重视这些问题，来更好地发展。
　　今天给我出的题目是关于地产金融、货币政策，但是我一开始接到邀请的时候，我记忆中一直是让我讲讲贸易战，而且过去这些届我每次都讲点房地产问题，多数的观点我也都讲了，今天我还是讲讲宏观，讲讲大家关心的贸易战和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问题，待会儿巴曙松博士还会讲货币政策、政治局会议的事，你们听他的，我就讲讲贸易战的话题。
　　贸易战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还会继续打下去，特朗普又把2000亿提出来了，要收25%的税，以前说10%，现在提到25%了，更威胁的是对中国的5000亿都要加征关税。大家现在也都越来越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的本质是关于科技进步、大国发展、市场公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问题，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也许早来比晚来更好。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态，我们也需要调整，我们也争取要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长期的思想准备，它一时半刻解决不了。
　　有人提出来谈判，我们可以让一些，但是让什么都搞不清楚了，没什么可让的了，我们能做的都做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体制改革，包括对外资的开放也正在做，特斯拉已经在中国建厂，还有一个欧洲的化工厂也是百分之百外资在中国建厂，所以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但是你跟他谈这些方面的改变，他也不会理，他还有其它的考虑，今天我不多做国际政治的分析，但是它考虑的问题不是贸易的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还得讲讲贸易的问题是怎么来的，美国贸易赤字，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不可解决的。美国为什么贸易逆差呢？有三大原因，第一，它的储蓄率太低。中国为什么贸易顺差呢？中国的储蓄率太高，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公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储蓄率低一定是贸易逆差。
　　第二，美元是国际货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贸易逆差，这是特里芬悖论，美国的精英们不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在座的各位钱包里可能还存在着一两块钱美元，这个钱怎么到你口袋里？一定是美国人印了票子，买了你的东西，他没卖给你东西，所以钱就留到了你的口袋里。大家用的美元越来越多，它就每年要有一些贸易赤字。它印美元占了多大的便宜，然后有点赤字它认为吃亏了。
　　这两者是一般性的原因，一般性的原因就是它对所有国家都可能有赤字，因为所有国家都用美元，它的储蓄率低，都要买东西，但是确实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特别大。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因素，中国想要的东西它不卖。从贸易的角度，如果各国都发挥比较优势，贸易是可以平衡的，我们擅长做中低端的东西。
　　就像以前有一个例子，我们做2000万件衬衫换它一架波音飞机，它做高科技产品，它的科技发达，它的比较优势是在于高科技，它就多卖高科技产品，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是可以平衡的。但是问题是它不卖中国高科技产品，军火就更别提了，天下哪国的武器最好？美国的武器最好，但是它不卖。结果我们是越来越多的东西自己会做了，我们想买的高科技产品他们不卖，这一定是有赤字的。美国和中国的赤字确实越来越大，谁看着这个表谁都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怎么能够平衡确实是需要思考的。
　　中国的发展也对这个贸易赤字有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一直高于经济增长，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60%，但是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经济上你不如它，但是你是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储蓄率太高，甚至过高，我们从2000年以后就进入了40%的储蓄率，这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都号称是亚洲的高储蓄国家，也只有一两年是超过40%的储蓄率，我们从2000年以后一直超过40%，中间还有一两年超过了50%，储蓄率越来越高，贸易顺差就越来越大。
　　中国加入WTO以后，也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这些特殊待遇现在都被视为不公平，现在国际上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应该被当做穷国看还是当做富国看。用以前WTO秘书长拉米的话说，是应该把中国看成一个有很多富人的穷国，还是应该把中国看成有很多穷人的富国。你要是富国的话，就得遵守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如果是穷国的话，还给你一些待遇，中国以前承诺的是15年过渡，15年以后我们有很多还没改变，确实引起了很多的不满，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欧洲、日本都有共同的感觉，这是需要大家关注的。
　　这次也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提醒，中国必须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我们要在科技上开始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这是这次对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包括中兴事件，而且进一步看出，高新科技的东西必须有自己的发展。
　　从我们的发展阶段来看，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一阶段一定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没知识，也没资本，就只有靠廉价劳动力。但是廉价劳动力这个因素是很短时期的，即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也是很短时期，你不能长期依靠它。
　　第二阶段，我们在过去20年，利用了一个很大的相对优势，不是低劳动成本的相对优势，而是后发优势，通过学习、模仿、引进、消化、吸收，我们减少了大量的研发成本，包括大量的试错成本，这也是一个企业重要的成本。
　　什么是试错成本？除了技术，还包括商业模式的研发成本。以前的研发成本大家都知道风投投10个项目，9个失败，一个成功就可以了，那9个都属于试错成本，以前都不知道这个钱花哪儿去了，现在都知道了，堆积如山的自行车，就是这个创新的成本，这个创新是我们创新的，我们创新的成本就是我们自己付的，其它国家就不用付这个成本了。
　　到了后半段，我们就发挥了这个优势，我们引进外资，外资带来的除了资本还有知识，资本到后来越来越不重要，真正的知识、管理特别重要。美国人把这都说成是偷它的技术，都说是强迫外资进来，我说这样就没法讲理了，即使中国有很多规定，但是外资来不来是他自己决定的，他是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知识外溢，我们通过开放，他们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的能力。
　　这样一个长期学习、模仿的过程往往使我们忽视建立自己的创新的体系，包括忽视保护知识产权，忽视让知识产权成为研发者的激励机制，老想靠着政府补贴、政府自主搞点突破，军用的东西你还可以不计成本，但是现在都是民用技术，芯片是一年两年就要换一代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要发明创造者有激励体制，才能不断有创新，我们往往都忽视了这些。
　　所有的事都证明，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必须创造新的机制，使我们一方面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继续要学习，不是说这个阶段以后就变了，它都是一个渐进的逐步替代的过程。我们最初是廉价劳动力，后来叠加上了后发优势，现在继续要发挥后发优势，我们继续要学习，继续要引进外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逐步叠加上来我们的自主创新，这是出路的问题。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贸易战的影响，最初的影响一定是不确定性，特朗普又特别的不确定，现在资本市场的变化，首先是不确定性带来的，真正的效果还没体现出来。
　　贸易战一定是双输，大家都受影响。上次是192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把平均关税提高到57%，它是针对所有国家的，所有国家也反制，结果导致全世界的贸易就像蜘蛛网一样不断缩小，从1929年到1933年，几年的时间从3000以降到了不到1000亿，对当时十年的大萧条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这一定是两败俱伤的事情，一定使世界市场缩小，这是毫无疑问的。
　　特朗普说打贸易战很容易赢，他的算法是因为他从我们这儿进口的多，他给我们出口的少，所以我们对他惩罚的要少，他觉得他可以占便宜，但是现在已经看到了，特别是在全世界都是产业链的情况下，它很难相互之间能够划清谁是谁的损失，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贸易战也许有一些影响，也许对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好处。首先是对改革开放的推动，第二是上一次贸易战美国的出口也下降了30%，它也有损失，这次它也知道会有损失，但是美国仍然要做，它仍然觉得赚了，是因为它外贸出口少了，但是国内的产业发展了，它通过保护国内的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国内市场大，美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也多，它的经济的潜力、市场的潜力比较大。
　　另外，它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全的产业的分类，各种产业的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现在要比较起来当时的美国，我们有点像当年的美国。我们的人口规模更大，市场潜力更大，消费的增长刚刚开始，我们的国内市场足以支撑我们的经济增长。
　　另外我们的工业门类现在也是世界上最全的，我们在那个门类中可能处于中低端，但是我们的门类很齐，我们自己可以发展。再有一点，美国认为占便宜了，但是我们反过来发展内需，发展我们的产业，我们还是有回旋余地。
　　还有一点，现在都是产业链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iPhone卖500美元，只有8.7元是中国人贡献的，其它的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日本人的，要么是韩国的，甚至是马来西亚的。所以它惩罚往往惩罚了自己的一些企业的投放，这个贸易战打起来就很复杂，效果也很复杂。所以从我们的应对来讲，这是一个优势，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会有一个同盟。

再说到金融风险，现在有人说贸易战可能会捅破全世界的金融泡沫。我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欧美的股市也许会有一个调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恰恰中国有一个优势，中国的股市本来就不怎么样。中国的股市PE值很低，再跌也跌不了多少，美国的股市PE值现在是很高的，它要泡沫破灭，它的影响更大，反倒我们现在的影响比较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也不必过于担心。
　　对房地产的影响，后面还有嘉宾会说，房地产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是不动产，它没法出口运出去，所以在一定情况下它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再说说对策，美国对我们500亿加税，我们也对500亿加税，它现在对我们2000亿加税，他们对我们的出口总共只有1300亿，我们没得加了。所以有人出招，让我们抛美债，这就是打金融战了，你开辟了一个新战场，你敢玩吗？人民币要大贬，是亏了还是赚了，你有把握吗？
　　还有人说我们制裁美国公司，美国公司在中国，就是中国GDP的一部分，就是中国公司，特朗普巴不得你去骚扰这些美国公司，把他们赶回美国，你还去骚扰美国公司？你巴不得现在更多的美国公司到中国来，更多的同盟军可以跟你在美国国内政治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觉得我们要在贸易领域想办法，你不是对我2000亿吗？我算一下你给我一共征了多少税，我把这个税摊到剩下的700亿里，我对你的进口商品少，但是我的税率可以高。我还可以做点高姿态，我本来应该征70%，我现在只征你40%，表示还可以让一点。我们不去趟别的混水，这样就占领了道德高地，这不是你要发动战争，是他在发动战争。
　　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做好分内的事情，自己不改革、不开放、不创新就没有出路，你自己做好了，你继续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具体要做什么就不多说了。
　　全球化也不会停止，我们也不会停留在这儿，我们还是相信世界市场仍然是开放的，我们自己把事情做好，可以在国际上取得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席之地。

源自：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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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观察网 记者：张凤玲 6月13日，北京阴雨绵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出现在第十四届2017中国蓝筹地产年会上。
　　樊纲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市场发展》。
　　他直言，产能过剩还没清理完毕，债务没有清理完毕，民营企业投资艰难，所以对中国经济，他个人的情绪没有那么乐观。
　　当然，在总基调上，他亦不是完全的悲观论者，具体在房地产领域方面，他觉得中国高增长的故事依然没有结束，房地产市场走了一段弯路，潜力依然巨大，在演讲中，他通过五个方面剖析，房地产如何正常稳定增长。
　　第一、需求上，缺乏房产税这样的自动稳定器，如果需求方有了自动稳定器，就用不着限购，用不着采取行政措施，税收和杠杆自动可以起到稳定房地产的作用。
　　第二、供给上，最大的问题是城镇化战略出了问题，以前是城市化政策，现在是城镇化政策，鼓励小城镇发展，限制大城市发展，相应地，小城市供地用不完，但这30年，绝大多数人口是向大城市迁移的。
　　城市化的基本逻辑是经济效益，规模效益，聚集效益，是因为大城市能够节约资源，能够为更多的企业创造发展条件。土地节奏没有跟上人口城市发展规律，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国土部声明了，减少或者停止向人口流出的小城市供地，增加对大城市的供地，这是开始进行调整的迹象。
　　第三、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根本还是需要解决战略性和制度性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房地产问题归结于货币问题，这次钱没有去股市，说去了房地产，这次怎么就到了大城市，没有到中小城市去？得给解释呀，货币多了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第四、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结构性问题，结构性改革与企业的改革、经济周期等有关。他以房地产为案例，房地产过剩就会造成泡沫，甚至崩盘，但具体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连首付都可以是贷款了。
　　樊纲认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政府采取措施对的，后面要加紧做一些正确的事情，改变一些过去的战略，过去的政策，过去的做法，使房地产市场能够稳定健康发展，然后逐步地要退出行政性的手段，退出有钱不让买房子的使人搞离婚买房的行政措施。
　　第五，房地产与地价的关系。为什么房子贵？是因为地价贵，土地是拍出来的，因为预期是这个地方未来的房价比现在的房价高。是预期导致了价格提高，土地的价格是房地产价格的派生价格。假如政府不管，就让市场继续热着，价格会涨两三年，放任大家炒房，地方政府地价卖高了，收钱多了当然也高兴，房地产商也高兴，投资者们也高兴，终于有投资机会了。然后呢？两三年以后呢？那就是什么叫硬着陆，什么叫崩盘，什么叫危机呀。
　　最后，他认为，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根本还是需要解决战略性和制度性的问题，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是一致的，都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结构性问题，结构性改革与企业的改革、经济周期等有关。
　　面临中国经济的走向，他研判道，“这一轮的问题还没有清理完，还要清理一段时间，多长我不知道，但是借鉴上次恐怕有一段时间，现在就想想多少过剩产能没有清理完，多少债务没有清理完，压着民营企业投资很难上升，经济就很难恢复正常增长，加上国际经济逐步恢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的L型走到底了，在徘徊，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前后的眼光看中国的经济。”

源自：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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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全球化大潮难转向 经济调整不意味着A股长期低迷

⊙记者：吴晓婧　编辑：于勇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经济金融专家委员樊纲5月12日在由富国基金与本报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富国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目前的调整还未结束。在其看来，经济调整并不意味着A股长期低迷，因为经济低迷期的优胜劣汰、兼并重组等，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备积极意义。
　　此外，樊纲认为，资本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将驱动全球化进程持续向前，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到了需要走出去的阶段。

中国经济调整仍未结束
　　2017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9%，增速较2016年第四季度同期上涨0.1个百分点。在樊纲看来，上述数据并非预示着此轮经济调整已经结束。
　　在其看来，目前中国经济低迷是一轮经济周期的阶段，而不是中国经济长期结构性的问题所导致的。因此，不应该把一个周期中的低迷阶段当成常态。他认为，从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将进入低谷徘徊期，但未来还会继续进行调整。
　　“最近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以及杠杆率高等问题，而上述问题去年刚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处理阶段，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解决。”樊纲表示。
　　此外，他强调，中国特殊制度下导致的特殊经济周期有特殊的方式进行调整，这个过程会相对较长。但樊纲认为，中国经济调整并不意味着股市就会一直低迷。在其看来，低迷时期的调整是整个经济周期中资源配置的一个过程，很多市场经济的机制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不起作用的，比如优胜劣汰，兼并重组。而如今债务重组、企业重组、产业整合以及优胜劣汰等，对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具备积极意义。

资本驱动全球化进程持续向前
　　谈及全球化的问题，樊纲认为，最终驱动全球化的是资本，只要资本还想到世界各地去赚钱，那么全球化的进程就不会结束，但期间难免会受到一些利益的掣肘。
　　事实上，从过去的发展来看，发达国家受益于全球化，但如今发达国家内部一部分人受到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影响，他们的诉求开始显现，于是，全球各地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开始产生反全球化的倾向，尤其是贸易保护等。
　　但樊纲并不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会受到大的影响，最基本的逻辑就在于，公司、企业的资本需要全球配置，需要到全世界进行资源配置，这个不发生改变，全球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樊纲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走出去。而中国已经到了需要走出去的阶段，并且走出去的动力很强。因为中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现在仍然有超过40%的储蓄率，这意味着中国的最终消费水平不是很高，而一味地进行国内投资一定会造成产能过剩，所以需要走出去。资本要在全球实现优势，无论是通过兼并重组还是“一带一路”，一定要通过全球化实现。

中国外汇储备减少是好事
　　谈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减少，樊纲直言，这是好事。在其看来，中国并不需要4万亿的外汇储备。最早需要外汇储备，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受信任，但人民币已经加入了SDR，这意味着人民币将成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
　　樊纲认为，外汇储备的减少，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对外投资、“一带一路”、居民换汇等正常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热钱”流出，在其看来，过多的“热钱”会造成金融不稳定，这些资金应该让其流出。

源自：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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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外储降至2万亿美元最好
　　近年来，在国家“一带一路”等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到海外投资，但由于汇率的波动和资金一度出现外逃现象，政府又出台了严厉的对外投资资金监管制度。3月2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分论坛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直言，政府部门确实存在各说各话、政策不一的问题，但国务院也很难做政策组合。同时，樊纲认为，国内外汇储备降到2万亿美元最好。
　　借着“一带一路”的政策东风，企业“出海”愈加频繁。一份相关报告显示，去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9535.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25.7%，较2015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在近日举办的博鳌论坛上，中国最大民营投资集团中民投董事长董文标也指出，中国企业拥抱“一带一路”的要义是抱团走出去，“一带一路”对于共建共商共赢具有重大意义。
　　但在我国提倡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同时，去年监管却出台了严厉的对外投资资金监管制度。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另一场分论坛上，现场有企业人士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樊纲。
　　樊纲坦言，现在很多企业感到国内政策有矛盾，一个部门出政策鼓励对外投资，另外一个部门却因为资金外流压力较大，提出不许把外汇拿出去的制度。对此现象，樊纲表示，政策组合很难做，任何一个政府都有很多部门，不同部门之间有不同的授权、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工作，这也是目前监管的矛盾。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企业难免会有无所适从的感觉。
　　但这是否意味着鼓励企业“出海”与资本管制就是鱼与熊掌无法兼得？黄金钱包首席研究员肖磊不这样认为。他表示，对外投资本身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在国内各类资产价格持续高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在鼓励对外投资的同时，进行严格的资本管制，是因为近年来人民币贬值，汇率压力增大，外汇储备减少，对海外投资的担忧加剧。
　　数据显示，人民币在2015年下半年经历了一轮“狂风暴雨”式的贬值，市场的担忧情绪也达到一个高点。可以反映资本流动的多个指标，例如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等，都在2015年末创下历史性的暴跌。随后资本外流虽然还没有踩下刹车，但速度已经有所放缓。今年2月，外汇储备还出现了时隔8个月的首次回升。
　　在此期间，我国在外汇政策执行上，强化了管理和执行，主要方式是根据外汇管理和反洗钱等规定，通过银行加强对交易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但这也引起市场不断的质疑，认为是对资本跨境流动进行管制才保住的外储。对此，央行和外管局多次辟谣。
　　“本质上来说，还是人民币国际化太弱，如果对外投资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就不存在消耗外汇储备的情况，也就没必要管制了。”肖磊说道。
　　不过，樊纲表示，从稳定国际收支的角度来讲，外汇储备降到2万亿美元最好，前提是能够平稳地过渡，而不是在一天之内发生。根据央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01万亿美元，这一储备量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处于高水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当外汇储备进入过度积累阶段，高额的外汇储备可能会带来货币超发、国内物价涨幅扩大，甚至引发资产价格泡沫，进而导致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受到不利影响。此时，过多的外汇储备对本币国际化的作用是消极的。
　　“如果稳定人民币汇率是未来政策首要任务，那么外汇储备持续下降可能在所难免。”肖磊同样表示，理论上来说，外汇储备降低至2万亿美元确实没什么问题。但他也提到，目前政策层面担心的是预期问题，如果短期内外储下降太快，市场会恐慌。未来我国如果依然能够保持现有的贸易顺差水平，外汇储备就算下降到2万亿美元，也不用过分担心。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程维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