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
近代以来,重庆曾多次发生旱灾和出现旱情。 1895年3月,本应是春寒时节,却出现了罕见的华氏102度高温,当时人们缺乏科学知识,认为是不祥之兆,纷纷到寺庙烧香拜佛。1902年是壬寅年,重庆春干夏旱,冰雹成灾,灾民死亡甚多,史称“壬寅大旱”,官府开仓赈灾。1914年夏,重庆及川东诸县大旱,粮食歉收过半,不少农民难以维生,进城乞讨。本埠大户绅粮出钱扎制草龙,市民则抬着草龙四处游行,企求龙王降雨。1932年自立秋之日起,“秋老虎”发威,天气酷热,每日气温均在华氏100度以上,传染病流行,有的中药店免费向病人施舍药物。1936年7月至9月,重庆及川东各县两个月未降大雨,发生严重伏旱,米价上涨一倍,市民叫苦连天。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兴修水利,战胜了较小旱情。但1959年夏季一连40多天不降雨,重庆发生大旱灾,农作物大面积死亡。市委、市人委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区县全力以赴抗旱保苗,全栽全种。有30万城乡居民昼夜行动,使用各种工具抗旱。8月1日,市级机关、财贸部门、市中区联合召开3000人的党员干部大会,动员机关干部参加抗旱。随后,每天参加抗旱的干部群众都在30万人以上,使用电动水泵和人力水车,更多是使用水桶,肩挑背扛送水到田边地头。一周内,浇地面积达332万亩。8月下旬,全市农村每日出动60万人抢种晚秋作物,一个月抢种172万亩,硬是夺回了部分损失。 1964年7月2日起,全市连晴高温,超过1959年。但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超过38摄氏度的天气,不予报道,所以市民无法得知真实情况,只知道闷热难耐,不知道温度究竟有多高。据资料统计,全市水稻受灾面积达127万多亩、 红苕达32万亩、蔬菜达2.5万亩。在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背景下,与1959年一样,重庆未获得任何外援,提出的口号是“天大旱、人大干”,还是使用人海战术,挑水抗旱,然后补栽农作物,广种薄收。 总之,百年来重庆的旱灾不少,重庆人民进行的抗灾斗争也不少。今年重庆又遭遇50年来少有的大旱,温总理牵挂重庆,市委市政府心系抗旱救灾,重庆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降旱魔,为了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自强不息打硬仗,打苦仗,打恶仗,见证了重庆人民在高温下“越旱越强”的英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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