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市场飓风

　　徐立凡，《华夏时报》编委、专栏作家、著名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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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访东南亚，欲达成这个目的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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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家
　　无论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的飓风看起来多么剧烈，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基础并没有变，反而在持续夯实中。
　　最近，全球金融市场异象频现。7日国内大宗商品夜盘，铜、镍、天胶、沥青、PTA、甲醇、动力煤、棕榈油、豆粕、铁矿石期货跌停，其他品种也逼近跌停。8日，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继续聚集。商品市场超半数品种跌停，货币市场主要非美货币遭遇重挫，股市在欧美下挫之后，日经指数、中国A股、香港恒指等也接力重跌。一次相当量级的市场飓风似乎正在形成。
　　应该如何应对这场飓风？掉以轻心不可取，恐慌逃避更不可取。全球市场的异动，是多种因素累加的结果。中国市场近期宽幅震荡，都是全球市场异动的可能因素。这表明，无论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看，都还远不到可以乐观时。经济复苏脆弱，市场就要不停选择方向，震荡下行就是消化脆弱经济的一种选择。
　　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和在全球市场中的权重，全球市场的反应多数与中国有关。近期许多涉及中国资产的领域，都不安定。比如，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遭到“围猎”，直通国际资本的香港股市遭遇重挫，中国为主要交易方的大宗商品动荡不已。对此，有的人断定是在做空中国，有的人认为是市场机制的自行调整，有的人判断二者兼而有之。
　　在我看来，做这些判断不是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飓风的“急所”。关键要看，市场的反应是刺激膝跳式的，还是趋势性的。过去，基于对中国发展趋势的悲观判断，不是没出现过做空中国的市场事件，1997年做空香港就是典型一例，但事实反复证明，唱衰唱不衰中国，做空也做不衰中国。
　　无论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的飓风看起来多么剧烈，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基础并没有变，反而在持续夯实中。央企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在有序推进，中国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的步伐还在加快，改革红利的空间并未缩小。具体到金融领域，利率还处在下行通道，灵活使用货币政策的余地还很大，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还在控制之中。诚如李克强总理近期对中国经济所做的判断，中国经济指标趋稳向好，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下行压力和显现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是“成长中的烦恼”。
　　由此可知，当前的全球市场动荡，特别是与中国资产有关联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刺激膝跳式的反应。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这种风险可以无动于衷。市场就是公众心理的集成，在上升或下降时都会形成放大效应，从而加剧动荡和投资者的痛苦指数。而如果市场规则和机制存在缺失，市场风险就可能蔓延，增大平抑成本。就目前来看，怎样强化对杠杆化市场的风险预期管理，怎样形成一套及时有效的市场形势判断模型，政府怎样介入以平稳切断局部风险与系统性风险的关联通道，尤为重要。
　　从全局出发应对内外互动的市场风险，本就是上升大国必然面对的常态挑战。集思广益，进一步实现市场思维和行政思维的溶解融合，就能面对不同性质、不同范围的市场风险保持定力，从容应对，就能保证改革红利彻底释放出来。

⊙徐立凡（学者）
原文标题：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市场飓风）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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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姝威发表《严格控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套现》，炮轰乐视网创始人贾跃亭三天内两次套现合计25亿元
　　刘姝威的质疑，实际上是提出了如何细化保护普通投资者权益的制度设计的大问题。这个还在发育、还需规制的市场需要更多刘姝威式的质疑。
　　曾因戳破第一农业股蓝田股份神话而一战成名的金融和财务专家刘姝威教授，近日将质疑的目光投向了乐视网。6月17日，刘姝威发表《严格控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套现》，炮轰乐视网创始人贾跃亭三天内两次套现合计25亿元，是乐视网持续经营状况出现问题的证明。23日，刘姝威再次发表《乐视网分析报告：烧钱模式难以持续》，认为乐视网的“烧钱”模式难以为继，发出了当一个证券市场充斥了“故事”和“概念”的时候，“这个证券市场还能运转下去吗”的质问。
　　刘姝威“审查”乐视网的这一周，乐视网的投资者甚至整个市场都在屏息静气，等待她从乐视网的财报中发现问题。正常的推论是，如果真的发现了问题，那么很可能不是乐视网独有，而是行业性乃至整个市场的问题。然而，在乐视网分析报告发表后，刘姝威并没能像戳破蓝田一样戳破乐视网，相反，如同利空出尽，乐视网股价第二天一度逼近涨停。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这是否证明刘教授的报告没有价值？前者的答案是：报告本身没有对准靶心；后者的答案是：并非没有价值。
　　之所以说没有对准靶心，是因为以“烧钱”模式坐实乐视网的经营有问题，是逻辑上的错用。其一，从互联网企业的特性来说，本就无法以盈利水平作为衡量其经营成功与否的标志。而在一个企业的扩张期，通过“烧钱”以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无可厚非，现在体现不出来的价值，未来会体现出来。其二，企业之所以要上市，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股市的融资功能去的。通过银行是间接融资，通过股票是直接融资，通过大股东减持再投入企业是最直接的融资。在间接融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贾跃亭将减持所得重新投入到企业运营当中，而不是用于自己享受，不能说是对投资者不负责任。想方设法给企业融资输血，相信许多企业家有过类似经历，只不过没有贾跃亭这样的条件。其三，证券市场该不该说“故事”和“概念”？从根本上说，股市就是一个基于多数人的心理判断而得以运行的市场。光有宏观政策背景而没有“故事”和“概念”，普通投资者无法做出判断。不管是A股还是其他证券市场，“故事”和“概念”永远受欢迎。
　　但是，因为没有瞄准靶心，就嘲笑刘姝威的质疑，也有些诛心。在乐视网这个具体案例上，刘姝威可能是失手了，但是就整个市场的气氛来看，刘姝威的忧心忡忡具有警示价值。刘姝威的质疑，其实对准了那些挂羊头卖狗肉讲假故事、假概念的公司，对准了那些通过高送配再在除权后借机减持的大股东。她的质疑让我们思考，尽管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并不违规，但对以欺骗投资者为手段抬高股价然后减持变现的行为是不是该进行管理。刘姝威的质疑，实际上是提出了如何细化保护普通投资者权益的制度设计的大问题。谁能说这个问题不是现实存在？
　　这个还在发育、还需规制的市场需要更多刘姝威式的质疑。质疑，是让一个市场成熟起来的最好催化剂，即使有时候质疑失准，有时候外行。这就是刘姝威质疑乐视网的价值所在。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相关报道见B34版

原文标题：刘姝威质疑价值不在是否戳破乐视）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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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及时给股市的狂热情绪降温，大规模的存款搬家确有可能出现，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资金被“抽血”。显然，仅靠虚拟经济繁荣带动不了经济。多管齐下，预示了股市中期调整随时将至。
　　历经9个多月的牛市行情，A股累计最大涨幅超过100%。4月17日，沪市盘中冲至4300点。股市繁华喧嚣声中，风险提示的声音再度密集响起。16日，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上证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上市仪式上，出言提醒投资者参与股票投资要保持理性、冷静，决不可受“宁可买错，不可错过”等观点误导，不跟风，不盲从；17日，肖钢上海讲话在《人民日报》以《稳步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为题刊登，其风险提示的内容被广泛传播；同一天，证监会发言人邓舸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度对股市作出风险提示。
　　与管理层连续发声同步，上证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16日挂牌交易。这两个新指数与沪深300指数将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的覆盖面提高到了73%左右，换句话说，风险对冲工具对A股股票的适用面达到了73%。特别是综合反映A股两市中小市值公司状况的中证500指数，本轮行情中小盘股中很多题材股被轮番爆炒、许多股票成为“市梦率”“市疯率”的代表的情况下，中证500指数的上市强化了做空成分股以锁定利润的动能。上证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的上市选择时机，已经折射出了管理层对股市风险的警觉。实际上，肖钢讲话中对此表述得很清晰。他指出，上证50和中证500指数上市，目的就是“能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投资者精确化、个性化的风险管理需求”。
　　更能直接折射管理层立场的，是17日证券业协会、基金业协会、上交所、深交所关于促进融券业务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的具体措施包括：扩大融券源，除了券商外，公募基金、资管产品等自成立之日都可以融券卖空；允许证券出借人和借入人自主协商确定转融券的费率、期限等事项，提高成交效率，满足市场融券业务需求；近期将融券交易和转融券交易的标的证券增加至1100只等。与鼓励融券业务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天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针对两融业务的最新7条要求，其中确定融资业务规模，控制经营杠杆，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是最核心内容。鼓励融券限制融资，被市场人士形容为“力促做空”。
　　做空股市不是管理层的目的。但从风险提示、推出新股指期货品种到对两融业务一放一收，管理层去股市泡沫化的意图昭然若揭。为什么牛市行情才9个多月就要动手去泡沫？一些数据可以提供答案。其一，截至4月16日，融资融券余额为1.75万亿。其中，融资买入约为1.74万亿元，融券卖空余额仅86.98亿元。融资额已至券商极限，而融券业务对冲风险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果不及时调整，股市杠杆化泡沫的危害将超过此前出现的泡沫。其二，从3月下旬到4月中旬以来的连续三周里，有4748亿元资金通过银行转账进入股市。如果不及时给股市的狂热情绪降温，大规模的存款搬家确有可能出现，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资金被“抽血”。显然，仅靠虚拟经济繁荣带动不了经济。
　　要一个不伤害实体经济的牛市，要一个慢一些但能走得远的牛市，这就是管理层的态度。在“一言兴市”已不起作用的今天，通过搭建多层次金融衍生品市场体系、调整股市杠杆就成为更重要的手段。多管齐下，预示了股市中期调整随时将至。
　　相关报道见30、31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立凡

原文标题：为何该给9个月的牛市降降温）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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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有松有紧，有鼓励有限制，是此轮楼市新政的主要特点。监管上也不能重复过去的低效率模式，而应在严肃政纪的同时，更多依靠市场自发秩序。
　　万众瞩目之下，住建部、国土部27日发布《关于优化2015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2015年各地有供、有限，合理安排住房和其用地供应规模；优化住房供应套型，促进用地结构调整；多措并举，统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部门联动，加大市场秩序和供应实施监督力度。此前网传的一套房首付降至两成、二套房首付降至五成、营业税“五改三”等内容落空。
　　每逢楼市出现较大变化，部委即出手干预，在过去几成惯例。去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总体进入调整期，开发投资增速回落，因此，人们对前几天即已预告出台的楼市新政高度关注。两部委出台的通知显示，这轮楼市新政尽管延续了过去的积极干预态度，但在内容上与以往的调控措施有诸多不同。
　　其一，是控地不控价。过去的楼市调控政策主要是价格调控，以防止商品房泡沫，主要工具是行政化手段限购和提高房贷门槛。此轮新政，目标改为土地市场泡沫，主要工具是根据住房供应的在建项目，对供大于求的地区和供小于求的地区实施分化管理，以防止土地市场出现乱象，抬高地方债务风险。
　　其二，是调控范围扩大。过去楼市调控，重点围绕重点监控城市展开。此轮楼市新政适用范围扩大至县一级，是由于多数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遇冷后，楼市开发的重点区域转向三四线城市直到县级城镇，这些区域对楼市政策的敏感性远低于长期处于动态调控中的一二线城市，因此，有必要发出预警。
　　其三，让社会资本参与对未开发土地的处置。过去，对未开发用地的处置有安排临时使用、协议有偿收回使用权、两年未开发收回土地等规定，处置权属于政府。此轮新政提出未开发房地产用地可转型利用，并定向用于新兴产业、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等项目用途，目的旨在以土地吸引社会投资，等于给了社会资本一定的处置权。
　　其四，对商品房立场转向积极。新政明确，商品住房可作为棚改安置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这将有助于拓展商品房的销售渠道，加快商品房的去库存化进程和开发商回笼资金的速度。这也给商品房市场进一步松动留下了想象空间。
　　有松有紧，有鼓励有限制，是此轮楼市新政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可能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在不同地区楼市的消化周期不一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房屋和土地的供求过剩或不足？未开发用地转型用于养老等产业，是否又会出现开发中修改土地用途，延长囤地时间等现象？此轮楼市新政，内容上不是以往调控逻辑的再重复，监管上也不能重复过去的低效率模式，而应在严肃政纪的同时，更多依靠市场自发秩序。否则，新政就可能回到政府很累、市场彷徨的老路上去。
　　相关报道见05版

原文标题：楼市新政不是以往调控模式翻版）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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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应该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首先是出于维护个人财产的需要。密集出台的住房公积金新政，应是改革的动态表现，而不仅仅是为了扶持哪个产业。
　　20日，住建部部长陈政高在住建部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各地住房公积金要进一步降低门槛，增加公积金贷款额度。同时，住建部还将定期向公众亮住房公积金“家底”。
　　今年以来，公积金政策发生密集调整。自住房公积金用于租房条件降低之后，国管公积金出台新规，只要公积金贷款人之前一年内没提取过公积金，原先的“账户余额不足2万按2万计算”，调整为“账户余额不足5万按5万计算”。地方公积金贷款政策也趋于逐步放开。福建和山东济南近日就出台了住房公积金新规，放宽了公积金贷款的限制。
　　许多分析认为，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旨在为处于低迷中的房地产市场施以援手。
　　这确实是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的现实动力之一。应对趋于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房地产市场不可能置身事外。而激活房地产市场，也是地方政府熟习的施政套路。在楼市调控权力基本下放后，通过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刺激房地产市场，充分发挥房地产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自然成为优先选择。
　　但是，假如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的动机仅是如此，即使短期内能达到预期效果，也未必持久。长远来看，功利性的政策使用，只会扰乱市场预期，增加经济表现的反复性，导致政策使用的边际效应过快递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近年来地方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开闸之举，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已经反映出了功利性政策的局限性。
　　因此，对于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应当有更深刻的认知。之所以应该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首先是出于维护个人财产的需要。公积金本质上属于个人储蓄，个人应当拥有相对自由的处置权。过去住房公积金门槛过高，实际上是对公民财产权形成了限制。
　　其次，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是提高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需要。住房公积金结余庞大，大量资金过去处于睡眠状态，没有得到善治。在既要保证经济中高速增长，又必须关闭流动性泛滥的闸门的情况下，盘活包括住房公积金在内的存量资金，将其用于从楼市到民生的各个领域，是应有之义。如果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过于功利，一旦经济形势有变，楼市再度出现泡沫，是否又要提高门槛？这只会让住房公积金缴纳者无所适从。
　　第三，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不能忘记改革这一主命题。住房公积金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实现透明管理，能否更切实地保证个人权利，能否将增值部分让利给缴存职工，能否全国性流转，方便个人提取。密集出台的住房公积金新政，应是改革的动态表现，而不仅仅是为了扶持哪个产业。
　　即使现实挑战严峻，降低住房公积金门槛也不能异化成单纯的救市工具，其改革追求不能变。如此，住房公积金制度才能保证公共制度的属性，成为缴存职工稳定和可靠的福利来源。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原文标题：别让公积金改革成为简单救市工具）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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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财政收入预期增幅的大幅下调，有助于让政府部门捂紧钱袋子。政府过紧日子，需要关紧各个闸门，还需要建立应有的风险意识，政府财政也应当基本成为公共财政。
　　3月5日，《关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这份报告充分体现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报告，今年政府财政收入预计将增长7.3%，比2014年的8.6%下降了1.3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目标从7.5%下调0.5个百分比相比，财政收入下调幅度更大，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速水平已非常接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多年以来，财政收入增幅总是高于GDP增幅，在GDP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增速动辄两倍于GDP增长。国家财政实力雄厚，赋予政府强大的经济调控能力和抗震救灾能力，但同时也让不少政府部门习惯了过宽裕日子。三公消费居高不下，年底突击花钱屡禁不绝，政府性基金黑洞频现，部分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预算过多，监管不力。
　　财政收入预期增幅的大幅下调，有助于让政府部门捂紧钱袋子，开始过紧日子。政府过紧日子，本来就是财政预算的应有之义。政府部门不是社会财富的制造者，也不是市场中的利益方，而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手中的钱过多，用于公共服务的钱就可能会减少。而且，难免滋生出私利，滋生出腐败，滋生出改革的阻力。因此，政府应该有过紧日子的意识，而且应该习惯于过紧日子。
　　政府过紧日子，需要关紧各个闸门。下调财政收入增幅只是关小了闸门还没有关紧闸门。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还包括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保资金。而后三者刚刚纳入全口径预算，过去积累的存量资金，许多仍游离于监管之外，阴影之中。因此，除了严格审查一般公共预算这本账，还应强化审查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保资金这三本账，防止这三本账成为自肥工具。全口径预算是事先监管，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同样不能少。同时，应当积极推动这些资金池的改革，盘活大量沉淀的资金，提高其使用效率，使之也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政府过紧日子，还需要建立应有的风险意识。尤为重要的是防止地方肆意发债引发信用风险。出于优化央地关系的考量，一些地方政府获得了有条件自主发债的权力。在财政收入放缓之后，自主发债就可能成为获得资金的新来源。预算报告强调，要继续规范政府债务举借机制，有助于建立防火墙，避免地方发债走向歧途。
　　政府过紧日子，政府财政就应当基本成为公共财政。今年的预算报告，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保守”，而财政支出则要“积极”得多。一方面，用于公共和民生领域的各项重点支出呈现刚性增长、规模持续扩大；另一方面，财政赤字率由2.1%上调到了2.3%。财政政策发力，既是保证经济稳步增长所需，也是提高民生所需。
　　政府过紧日子，百姓过宽裕日子，积极的财政政策主导下的国家账本，正在越来越强烈地体现这种宗旨。
　　相关报道见03-15版

原文标题：政府过紧日子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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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放鞭炮是典型的公众自发行为，管理的切入角度，应当是既不挑战公众的自主选择和传统，同时尽量达到公共治理的目标。比如，对鞭炮礼花交易实施重税。
　　据环保部通报，今年除夕至初一（2月18日13时至2月19日12时），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338个城市中，有51个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在19日2时左右，全国PM2.5平均浓度最高，有160个城市PM2.5小时平均浓度大于150微克/立方米，为重度及以上污染。
　　这是一个凭日常经验即可预知的结果。因此，春节前网上就有除夕不放鞭炮的动议。但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从春节仍需辛苦卖鞭炮的小摊主的角度考虑，或许应该多买一些。在一种欢乐的戏谑气氛中，不放鞭炮为宜还是多买鞭炮为好没有形成正式的讨论。
　　该不该在春节期间放鞭炮，其实是一个足够严肃的公共话题。在网络非正式发起这一例行议题前，不少城市的管理者就已正式介入过这个议题。从禁放到限放，就反映了管理者的努力。只是，如同网络的表现一样，迄今尚未得出什么正式结论。
　　纠结在于，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讲，一味在春节期间禁放鞭炮，会凸现公权力干预过甚，而对于传统习俗公权力确需保持一定的认可；从防止空气污染的角度讲，不对放鞭炮的传统加以改造，因之而造成的重污染又令人难堪。由此，放鞭炮所能显现的“年味”与其造成的污染之间，形成了不可解的对立。
　　真的无解吗？未必。无解是因为现在的解决思路没有号准脉。放鞭炮是导致空气瞬间污染的第一因，不证自明。但放鞭炮绝非导致空气污染的主因。常识是，大气条件、地理环境、城市布局对于空气质量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春节期间，人车稀少的大城市仍遭遇雾霾，即表明空气污染有复杂的成因。被监测的338个城市中有过半城市没有重污染，也表明这一点。把复杂的、系统性的空气治理问题简单归咎于某一点，难免有避重就轻之嫌。在这个意义上，以过于严厉的态度处置该不该放鞭炮，没有足够的法理性。
　　不过，这也不是可以对放鞭炮放手不管的理由。毕竟，空气污染不仅给过节添堵，而且可能对公众健康造成实际损害。管理者对此负有义务。关键是管的形式。放鞭炮是典型的公众自发行为，是传统，因此，管理的切入角度，应当是既不挑战公众的自主选择和传统，又尽量达到公共治理的目标，这就决定了只能采取“导”的方式。比如，对鞭炮礼花交易实施重税，对于上年度污染严重的城市，进行销售控制等等。提高放鞭炮的成本，实际上就是提高空气污染的成本。这也有助于形成正向的激励：谁污染谁买单，本是常理。不突出这一点，对于自觉不放鞭炮却同样要承担空气污染之害者来说，显然有失公平。
　　当然，不仅是在放鞭炮这一件事情上，从公共化视角而非行政化视角，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环境治理。如此，治理空气污染，才可能从纠结中解放出来，用普遍的自觉和刚性的政策，共同加以推动。

原文标题：用公共化视角讨论该不该放鞭炮）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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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真要说清楚事情，避免外界质疑，应该拿出详尽的单子以论证，而不是给出一个结论了事。从让公众信服出发，从维护中粮企业形象出发，需要更公平和更彻底的调查。
　　中粮集团进口酒业务部9日被曝在云南举办奢侈品酒会，一顿喝掉数万元红酒，且住宿和餐饮严重超标。中粮集团子公司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同日回应称，经过公司调查了解，此次活动属正常的商业活动，会议预算12万元，没有发现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这一回应虽然及时，但还不足以让外界释疑。首先，酒会经费未超预算不代表不奢侈。预算该怎么定才合理，是个过于有弹性的解释角度，外界无从了解和判断其合理程度。而从业内人士的说法看，品酒费用应该远远高于中粮给出的数额。真要说清楚事情，避免外界质疑，应该拿出详尽的单子以论证，而不是给出一个结论了事。
　　其次，虽然是“正常商业活动”，但是否有必要选择在大理的高尔夫豪华酒店举办，是否需要支出高昂的住宿和餐饮费用，也缺乏应有说明。
　　再次，品酒会邀请众多公司员工鉴酒，是否是商业活动必须的程序？如果是市场推广，何必需要这么多内部员工品鉴？时逢春节临近，众多员工一起品鉴，难免公款消费举办变相年会之嫌。
　　第四，如中粮所说，虽然除了鉴酒这一场内活动之外，确实没有安排旅游、参观、打高尔夫等任何与产品推广无关的活动，这是没有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主要依据。这难免有教条理解八项规定之嫌。假如真的奢侈了，即使不在规定的范围内，也不代表理所应当。
　　当然，对于这场引发关注的品酒会，不能“有罪推定”，认定就是奢侈酒会，认定中粮的回复就是避重就轻。过去一些国企存在的奢靡之风，固化了公众印象。
　　中粮下属公司被指曾多次举办奢侈酒会，也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这场品酒会的奢侈认定。但这种认定并不充分。目前，能够认定的是，中粮的回复不够有说服力。因此，从让公众信服出发，从维护中粮企业形象出发，需要更公平和更彻底的调查。
　　调查的目的，不仅在于需要弄清事情曲直，还在于需要这样一种能够维护国企公信力的“程序”。过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丑尽量不外扬是惯象，但这种惯象不仅无助于维护国企的社会形象，也无助于国企自身清理积弊。公正透明的调查比辩解式说明更有力量。假如中粮内部有自查能力，自己调查也无不可。而当自我调查没有说服公众之时，为“奢侈品酒会”定性的权力就该交由纪检部门或者第三方。这才是最恰当的态度。

原文标题：谁该为“奢侈品酒会”定性）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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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夜景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调低发展速度，是精确定位北京作为首都的城市职能的需要。这种战略调整并不容易。宽阔的战略视野和坚决的推进措施，是顺利推进北京既定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
　　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月23日开幕，王安顺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北京GDP增长目标7%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7%以上，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2%、4%和2.5%，空气中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下降5%左右。
　　与2014年相比，2015年北京的社会发展目标“保守”了不少：GDP增长目标下降了0.5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下降了1.5个百分点，环境治理目标则与2014年持平。调低主要发展目标，意味着什么？
　　调低发展速度，是精确定位北京作为首都的城市职能的需要。北京的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这也决定了北京的核心城市功能不是做GDP增长的领军者。只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但无法满足北京的城市定位，还有可能扰乱既定目标。
　　调低发展速度，还因为北京已具备了推进首都城市战略的物质基础。2014年，北京市人均GDP已逼近10万元，超出全国人均GDP一倍多，领先于多数省份。此外，横向比较，北京的经济结构也较为合理。将发展诉求逐渐从速度导向转向质量导向，转向精细化发展上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要求。
　　还要看到，调低发展速度，本身就是对只追求GDP增长的一种修正。北京的公共治理难点不在于经济增长缓慢，而在于大气污染、交通带来了持续压力。只强调GDP增长速度，只会进一步增加治理这些公共事务的难度。实际上，近年来北京一直在做降速增质的战略调整。去年以来，更是加快了转移非核心产能、连通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的步伐。
　　当然，这种战略调整并不容易。一方面，非核心产能的外移会导致GDP增速下降，并增加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多年积累下来的公共治理难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王安顺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坦承，2014年空气中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下降了4%，没有实现下降5%的既定目标。
　　因此，越是战略调整难度大，越应该提出更详尽的解决方案，用更严格的目标责任考评推动各项工作进程。今年，将继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和老旧机动车，重构传统产业，这些工作无不涉及利益的调整和重新设置，难度可知。宽阔的战略视野和坚决的推进措施，是顺利推进北京既定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
　　相关报道见05-13版

原文标题：落实首都定位不必只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