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则于1919年创办了《解放与改造》(后改名《改造》),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1922年,另有一批以“新保守主义”标榜的欧美留学生创办了《学衡》杂志,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为导师,坚守文化道统的同时,提倡以“人的法则”取代“物的法则”的新人文主义。 第三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社会发展的规律如同大自然的规律一样,都是确定的和可以认识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作为“形而上学”的对立面出现,后者是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思维方式的代名词。 第四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损害与北洋政府的妥协,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和请愿,工人、市民、商人纷纷加入,不久波及全国。“五四青年”们高扬爱国、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承负启蒙与救亡的使命,成为中国民众觉醒的重要标志。 【6、科玄论战众将与主帅产生渊源之谜】 论战双方的先锋丁文江和张君劢生于同年(1887),早年皆获清廷功名,后来又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张君劢15岁中秀才,19岁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回国后通过清政府的鉴定考试被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赴德,留学3年,师从柏林大学倭伊铿学习哲学。丁文江15岁东渡日本,两年后转赴英国,先后在剑桥与格拉斯哥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回国后被垮台前夕的清廷赐了个格致科进士头衔,1916年创办地质调查所并自任所长。 1918年丁、张二人随梁启超访欧时还有过同居一室的经历,“科玄论战”期间他们也曾多次见面乃至聚餐。丁氏虽然行文尖刻,在第二篇《玄学与科学》的最后还俏皮地说:“我再三向君劢赔罪道:‘小兄弟向来是顽皮惯的,请你不要生气!’”纵观整个论战,也许还可以补充一些对抗的图景,例如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对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论、孔多塞的科学进步论对抗斯宾格勒的历史循环论;马克思主义者参战后,还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对抗形形色色的唯心论等。 细检参战双方“将士”,发现绝大多数是文史哲政经方面的学者:“玄学”那边不用说,就是站在“科学”阵营这边的,除了丁文江学地质、王星拱与任鸿隽学化学、胡适学过农学、陆志韦和唐钺研习的实验心理学可以算作“科学”之外,其余诸位也都是文科人士。 不过近代欧美名校的“文科”训练并非诵经做八股,而是践行博雅教育理念,重在培养具备综合文化修养的人才。以胡适为例,他先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习农,继而转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服膺并终生奉行导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发展脉络都有相当的了解,政治上则推崇西方的自由主义。 【6、科玄论战指向世界统一性】 1920年梁启超访欧回来后又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前者是一个没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民间学术社团,后者旨在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重在开启民智。从进步党、研究系到共学社、讲学社,张君劢和张东荪都是梁启超的紧密追随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都是“第三种力量”的重要代表。但是梁氏曾为“保皇党”的原罪很难消弭,在“五四新青年”眼中他们都是保守派和反动派。 因此当年的“科玄论战”多少带有党争色彩。今日中国思想界的三种主要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在“科玄论战”中亦可觅到踪影。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独立富强国家的大方向上,与国民党是一致的。直到北伐战争前期,国共两党一直是政治盟友,也可以说都是革命党。1923至1924年的“科玄论战”中,共产党人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捍卫科学的尊严、批判复古倒退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1912年成立的国民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早期国民党的成分十分复杂,既有追随孙中山推翻清廷的老同盟会成员,也有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形形色色的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更多的则是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热血青年。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党成为一家独大的执政党。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多数场合采取与执政党合作的立场。 【7、科玄论战指向说输赢】 以上妄言出自我2000年写的一篇小文《科学史、科技战略和创新文化》,之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宣扬此意。尽管“两种文化”的命题是1959年才被正式提出来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却由来已久。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诗人画家)对帕多瓦(医生科学家),启蒙运动时代的卢梭对伏尔泰,18到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对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维多利亚时代的阿诺德对赫胥黎,都可以说是“斯诺命题”的先声,只是没有人用斯诺那种图谱式的清晰命题表达出来而已。能够在“两种文化”的视野下审视“科玄论战”,这一事实本身就彰显了那场思想论战的意义。 1965年,美籍华裔学者郭颖颐写了一本《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其中着力分析的事例就是“科玄论战”。他认为,无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科学”阵营中的许多辩词都带有强烈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后来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及当代语境中),多数人习惯按照“进步-落后”或“革命-反动”的二分框架判别是非,结论是“科学”派大获全胜,“玄学”派丢盔弃甲。就像胡适在《孙行者与张君劢》中所言,科学和逻辑是如来佛,“玄学”再翻多少跟头也逃不出他的掌心。 “玄学”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鼓吹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由于接触了一些西方近代思想,他与主张尊孔复辟的康有为开始分道扬镳,加上其人学问淹博笔力雄健,在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比“康圣人”有更大的影响。他又有强烈的政治抱负,1913年发起组织的进步党后来演变成研究系,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受辱的消息就是他通过研究系大将林长民透露出来,从而引爆五四学潮的。 “玄学”派把战争对欧洲文明的重挫归咎于科学与物质文明,显然是李代桃僵,胡适的上述比喻却露出“科学万能”论的底牌,在思想的深度上并没有本质的超越。难怪陈独秀要感叹,“只可惜一般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经投降了”。这真是一个讽刺味十足的判断。 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如果纯从学术角度看,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某些基本论断,例如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有根本的区别,心理、生物特别是历史、社会领域与无机世界的因果领域有性质的不同,以及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和强调等,比起科学派虽乐观却简单的决定论的论点论证要远为深刻,它更符合于20世纪的思潮”。 科学能解决人生观吗?如果仅就张君劢提出的这一问题来说,“科学”派没有胜算。“五四青年”们自恃有强大的资本,他们挟社会革命与思想解放的狂飙,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向旧制度和旧传统宣战。面对神州沉沦的现实和各种新潮思想的涌入,坚信科学将给人类带来永恒的福祉。在他们眼中,对科学的任何微词无异于挑衅五四运动张扬的旗帜,必须迎头痛击。 就“玄学”阵营而言,他们实在是生不逢时,谈心论性与中国的严酷现实存在太大的反差,质疑科学的适用尺度不啻于反对科学。结果是,这场有着诸多顶尖思想家和学者参与、本来可以成为更高水准理论交锋的“科玄论战”,未能达到塑造更具前瞻性文化形态的效果,隐身其后的涉及物质文明与价值判断的深刻意义,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国人的充分注意。但在一片政局动荡、民生无保、普通百姓不识“赛先生”为何方神圣的土地上,“科玄论战”是一场有些超前的思想碰撞,撞出了火花,但没有赢家。没有赢家不等于没有意义。 丁文江挑起争论功不可没,他借用“玄学”这个词将论辩范围扩大好多倍,引出了这场众多学术达人参与的大辩论。论战的焦点已经不单是科学与人生观,还涉及科学与哲学、理性与直觉、客观事实与价值判断、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于中国来说,其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文文化,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相对匮乏,因而中国历史上也就较少西方那样对科学的顶礼膜拜。然而‘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本世纪的中国也出现了另一极端:例如对于1923年那场‘科玄大战’,从受到五四影响的新青年到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舆论,无不对‘玄学鬼’们嗤之以鼻,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仅靠科学是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 【8、科玄论战弦外之音罗素是玄学鬼吗】 本世纪开初,一些思想活跃年富力强的学者打出“反科学”的旗号,他们批判“科学万能”论,反对将科学赋予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化,提倡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起到了批判唯科学主义的作用。 但是“反科学”这个旗号除了能够吸引公众的一时注意外,很容易引起误会并招致科学家的反感,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更不要说那些故作惊人的激进口号与宣传手段了。 罗素曾于1920年访问中国,10月12日抵达,次年7月11日离开,在华居停整整9个月,步履所及包括上海、南京、汉口、长沙、北京5个城市,发表了五大系列演讲和十余场单篇演说,会见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就改造中国这一议题向不同的人提出了建议。 罗素来华的邀请和接待由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主持,对外出面的是讲学社为首的多家单位。梁启超一向被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视为保守派甚至反动派,此时他的《欧游心影录》刚刚出版。由他发起的邀请活动,在“五四新青年”那边得到的反应远没有预期那样热烈。 胡适曾经警告赵元任不要为罗素担任翻译,陈独秀还在《新青年》上发表公开信质疑罗素关于优先发展教育与实业的观点,周作人等则借《申报》的报道批评罗素不谙中国国情。 我这里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个问题──假如罗素晚来3年并目睹了“科玄论战”的全过程,他会站在哪一边呢?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他是否会被人斥为“玄学鬼”呢?
【10、结束语:今日大哉问】 人类社会一直是进化的吗?欧洲的中世纪比之古希腊古罗马是倒退吗?文艺复兴比之中世纪是进步吗?无论进步还是退步,什么是客观的标准呢?进而言之,当代社会还会遭遇大的倒退吗? 无论是在物理世界、生命世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现代性与确定性共生共荣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许多领域相继出现确定性丧失的倾向,不仅是科学与数学,还有视觉、听觉艺术和某些文学流派,乃至人类社会的演进方向。 有人认为这是“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标志,人类在翻过“后现代”这一篇后,是否会见证一个确定性回归的“后-后现代”呢?许多物理学大师信奉的还原论是否有其适用的限度?“终极理论之梦”有望成真吗?生成论(或自演化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什么? 机器是否会自我进化?人机混合的“赛博格”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吗?元宇宙世界为心物二元论留下了存在的空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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