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性与本地性通史及党史

十二、本地性普世性通史党史研究平台

盐亭有研究本地性普世性通史及党史最典型、最完整的版本，也可以说，建立本地性普世性通史及党史研究的平台，非盐亭莫属。盐亭现代也出过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就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蒙文通（1894—1968）教授；而且也写过关于盐亭古史的书《汉潺亭考》。但正如书中说:“文通家世居县北，临弥江”一样，蒙文通早年就离开盐亭，对盐亭南面远古盆塞海文明遗存地貌和传说不了解，也就难说完整。蒙文通教授也教出过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如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童恩正（1935—1997）教授。而且童恩正教授也写过关于四川古史的书《古代的巴蜀》，然而该书对四川古代出产井盐的县基本都提到，唯独把古代出产井盐也很著名的盐亭县漏掉。这也可见我国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对整体把握的不足之处。

我们不妨把盐亭作为一个本地性普世性通史及党史研究的平台，以《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中提供的发生在1935年的《共案奇情》作引子，来认真检视中国近百年来风云际会。盐亭县党史办的《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中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共案奇情》众说纷纭，颇具传奇色彩：

一说，当县政府派人密送“共犯全案卷宗”交邮时，我地下党县保安大队军支发觉后，暗中沟通关系，撤回销毁了，未曾付邮。

二说，盐亭是国民党驻三台之29军的防区，凡涉“共案”，均应通过该军之“军学研究会”专办。而我党设置在29军内之特别军事小组活动十分活跃，小组负责人袁奉樵为29军军部机要秘书长，小组成员有军部经理处上尉科长袁信可，军长田颂尧的随从副官田从章，军部监印官卿鑫，还有从成都转移来的共产党员于桢、杨鹤鸣已打入该军政治处工作。当盐亭县政府密呈29军转报之“共犯全案卷宗”送达后，特别军事小组一经发觉即紧急行动，择机转移出去销毁了。

三说，当29军内我党之特别军事小组探知盐亭“共犯全案卷宗”送达军部和转送成都的确切日期后，即将情报转告三台党组织。三台党组织负责人采取果断措施，派人化作一伙商贩，跟踪了29军军邮人员。行至中江山王庙密林深处，抢了邮件包裹，军邮人员亦被推下悬崖摔死了。但至今党史办对以上三说，孰是孰非，无从查证。《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是这样敷衍的：“可以这样说，盐亭‘共犯全案卷宗’失踪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无缘无故的，它是我党一贯运用团结、教育、分化、争取、统战、策反等斗争策略的结果。使盐亭地下党27名党员和革命群众，幸免于杀身之祸和牢狱之苦，保存了革命力量，保卫了党的组织。但在汪克明主持党的工作时，却遭到大屠杀，为什么？

《共案奇情》当然不是汪克明一贯运用团结、教育、分化、争取、统战、策反等斗争策略的结果，而是自1911年保路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盐亭传播打下的基础。但解放后为什么这些人中又有被捕枪杀的？既然当时内线那么多，以及解放后他们为什么不向党组织汇报这一重大功绩？是否汪克明仍然受着上层有大人物保护有关？《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是这样总结，当时盐亭地下党失败的原因：一是在创建新苏区的指导思想上，县委基本上是在“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进行活动的。为什么会“左”的错误路线指导？来自谁？是张国焘？还是汪克明？它说是1931年1月至1935年初，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多次批评四川省委贯彻中央路线不力，工作没有转变。1934年4月，从组织上改组了四川省委，使王明那一套“左”的主张和政策得以进一步在四川推行。由于全党还没有认识和纠正“左”倾的错误，盐亭县委也就不可能在工作上执行错误路线。因而，县委采取了一些“左”的作法。这也是十月革命带来的雾霾，人人有份，汪克明受蒙蔽情有可原吗？但张国焘听王明指挥吗？其实中央高层分歧很大，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内部斗争，王明也是想搞掉张国焘的。  

王明（1904- 1974），安徽金寨县人。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到中国参加中共五大，王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任教。在苏联的四年学习和工作使王明思想“左”倾。1929年3月王明第二次由莫斯科回国，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发表极端亲俄思想的文章。有人说他1930年从苏联回国是错的。1930年底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分身不得，书记一职便由先期到达江西苏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代理。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931年4月，王明指派的“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项英就遭到王明新派来的“三人团”所排斥。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王明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在中央苏区享有很高威望的是毛泽东，王明、博古慑于他在红军、群众中的声望还不想得罪他，甚至还想拉拢毛泽东，利用他为其推行“左”的一套方针、政策出力。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朱德、项英任副主席。毛泽东一时成为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声望大增。本想拉拢毛泽东的王明一看毛泽东的影响越来越大，于是准备对毛泽东下手。

1931年10月王明第三次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1931年10月周恩来赴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0月王明以中央名义发电报批评毛泽东。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团即“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史称的“赣南会议”，撤销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毛泽东就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1932年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指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毛泽东，对他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批驳。但毛泽东不为所动，毛泽东与王明临时中央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1932年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举行会议。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会议决定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失势，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

从以上看，实际1931年10月至1937年11月王明都在苏联。如果说1931年至1934年的四年间，王明真在党内推行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按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也是遥控指挥，具体帮助国民党“以共清共”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的，还是在国内如担任领导的张国焘、夏曦、汪克明等人心领神会，各展神通在实干。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的这类雾霾，后来都讳莫如深。例如《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的总结龙潭革命根据地失败的教训：

第一条是，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处境，县委仍固守原来旧的斗争形式。这里的盐亭当时的县委，要分汪克明来盐亭之前的中共盐亭县委，和汪克明来之后改组了的他兼任县委书记的县委。原先如刘仰高、虞国政等作中共盐亭特支领导时，并没有搞“左”倾盲动主义，发动的群众斗争是控制在有理有节的范围内。汪克明来后为夺权，有意暴露他们的地下党的身份，把他们排挤出盐亭。如果说汪克明改组了的县委仍固守原来旧的斗争形式，也许不会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新县委还是听的汪克明的盲动的情绪。

《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总结的第二条是，用革命理论宣传教育不充分，贫苦群众没有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因而在斗争中没有充分发挥主力作用。按照这种说法，好似盐亭革命根据地游击队，听的汪克明的“左”倾盲动指挥还不够，没有发挥主力作用,但为何有1000人参加的游击队呢？《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说，盐亭农民长期遭受军阀和地主的压迫剥削，反抗情绪十分强烈，他们对于斗豪绅打委员是非常拥护的，也是积极参加的。但是，由于盐亭县地下党是初建时期还很幼稚，缺乏领导经验，而当时的注意力是加速组织农暴、兵变，“创造新苏区”。其所以能积极参与一些斗争活动，则主要是出于对军阀的愤恨，对地主阶级的愤恨。由于当时地下党对革命理论宣传教育不够充分，群众对革命的目的不明，他们只限于打富济贫的思想认识。没有强大的工农武装作后盾，也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作依托。敌人清乡剿共，群众束手无策，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革命就不可能避免地要失败。

其实这恰恰说明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困惑，只有通过实践和时间的长期比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最后站起来，即只有实践的长时间比较，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站起来的保证。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对立，但它们之间又有区别。马克思主义类似讲的“依法治国”，这个“法”包含有“公平、公开、公正”的方法。而列宁主义类似讲的要实行“专政”和要能实行专政，这必然要有“武装”。

反之，专政也就因违法；战争也是因这类“法”而生，或各方无“法”而生。列宁主义解决了马克思主义落实政权的问题，实际是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了三个阶段：一是学习时期。二是夺取时期。三是掌权时期。如果世界只顾按各自的国情实行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消灭不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消灭不了资本主义。

所以这就是今天看到APEC说的：反对赢者通吃；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封闭没有出路，开放才能发展。1920年3月“重庆组织”成立时，他们并没有掌握列宁主义夺取政权的一套苏维埃式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也没有专门的大量的活动经费和来源，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要自己找工作养活自己和家庭，更不说一般普通成员。所以1921年8月研究“重庆组织”解散时，已经一年多时间，但他们在县以下的基层都还没有建立起支部。而此时十月革命的阳光照亮的“上海组织”，使他们看到了落实马克思主义的“依法治国”的力量。

但范仲纯等人也看到，列宁是“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利用德国皇帝与交战国的矛盾和提供的经费，对俄国成功的“二月革命”实行的暴力再革命，才取得政权的。所以列宁主义可用，但还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再探索。一是类似朝鲜革命胜利学列宁主义，精彩发展的“先军政治”、“主体思想”，今天的俄罗斯还想再学习。二是国际已形成同盟国的环境，只有革命带来的对立而没有求同存异的“依法，双方会以经济封锁或对抗再以战争的胜负来决定“治国”。所以“重庆组织”解散时大家有一条相约：不管再参不参加“上海组织”，在都要让后者指挥，同时也仍然不能放弃坚信马克思主义。由于在盐亭的成员多，大家同意把盐亭作为一个实践比较检验观察的平台。袁思尧、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17人中，后来只有袁思尧和刘仰高正式参加了“上海组织”；何拔儒在1925年袁思尧是把他作为候补党员介绍加入的，但袁思尧在盐亭进行革命活动时，也并没有成立盐亭县地下党特支，而仍是按“学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开展群众运动与斗争。

1928年袁思尧在成都被反动派杀害，残酷的斗争实践对同他一起曾参加“重庆组织”的盐亭同志更认识到，列宁主义的正确性：革命要占个窝窝，要有自己的红色革命武装。并且军事斗争要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严密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十分困难，力量小，最后会失败。所以他们一方面把目光投向盐亭南面边境偏远的敌人统治薄弱的龙潭大山农村，一方面把在盐亭受过他们讲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送到外县寻找“上海组织”，以便能正式建立与上级联系指挥的盐亭地下党特支，像毛泽东在井冈山，刘志丹在陕北等那样建革命根据地，搞武装割据。因为这些经验已经不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何拔儒1913年至1917年曾在湖南长沙教过毛泽东后，他十分关心注意毛泽东后来的革命去向。而从盐亭县城背后高山庙的陕西会馆，他们也能得到很多陕北刘志丹等闹革命的消息。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背叛革命后，冯玉祥受蒋介石的拉拢与共产党分手，任冯玉祥西北军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任处长兼政治教官的邓小平，任冯玉祥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1895-1935，四川平昌县人）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到武汉。1928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的政治秘书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第一次相见。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和赤卫队，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编入工农革命军。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4年10月毛泽东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1926年刘志丹参加了北伐。1927年刘志丹被迫离开西北军后，在中共陕西省委从事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5月8日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几个年轻人，趁当时西北军正在内战，陕西兵力空虚，在陕西渭南华县发动起义。1929年5月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保安建立党支部，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通过白色、灰色、红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白色是兵运工作，红色是改造土匪，而红色是建立革命武装。会议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派党员、团员打入国民党军队，策动士兵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刘志丹首先把目标瞄准保安县的民团。

1930年春天刘志丹和谢子长带领队伍，投靠甘肃陇东民团司令谭世麟。刘志丹率领29人的骑兵队伍，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号，开进太白镇把民团团长黄毓麟逮捕处决，把他的60多支枪，20多匹马，20多匹马缴获，使游击队组建有了好的基础。但刘志丹要团结一些地方势力，如有一些哥老会等民间组织，这就是后来阎红彦的秘书写文章，反映说的刘志丹不过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动民团的团总。1931年6月刘志丹奉上级指示又打进甘肃军阀陈硅璋部，任十一旅旅长。但是陈硅璋属下的军阀土匪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刘志丹陷入不利的局面，遭到几方的追捕。这是两次失败的教训以及多次兵运失败的教训，刘志丹总结为陕北应该像井冈山那样搞武装割据。

1931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来到甘肃的南梁，建立了陕甘边地区第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1931年1月习仲勋（1913-2002）被派往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1月初，南梁游击队与突围来的阎红彦、吴岱峰率领的晋西游击大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1932年3月习仲勋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8月转赴渭北来到照金。在刘志丹的支持下，习仲勋又从照金返回渭北开展武装斗争。后来谢子长也来到刘志丹部队，带着省委的指示要改造这个部队，理由是说成分不好，纪律不好，老抢人家的东西，把刘志丹的人打死了几个，遣散了一批，就把刘志丹的队伍就给瓦解了。1932年5月，根据省委指示，刘志丹重新获得军委的领导权，他带领部队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冬西北反帝同盟军（即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陕西省委派来杜衡来担任26军政委。杜衡来后要选举团长，说原来游击队里面排长以上的人，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他们都是错误路线的人。他说刘志丹的这些人是军官出身，知识分子，不能做指挥员，就把刘志丹撤下来，指挥员要在工农分子出身和从兵里头选，结果就把王世泰选成了红26军的军长。王世泰讲自己只当过班长，没有领过一个军，要让当军长就把刘志丹给他留下。杜衡他没法，把刘志丹留下随军，什么职务也没有。随后杜衡一意孤行，指挥部队频繁而盲目地出击，先是进攻与红军友好的民团，又烧了香火旺盛的香山寺，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却越打越小。

1933年杜衡不顾刘志丹劝阻，坚持将部队开赴关中平原攻打城市，在渭河边遭遇杨虎城部围攻。杜衡被敌人捉住；捉住后他全部都说了。因为他当省委书记啥都知道。到盐亭指挥的汪克明是否也这样呢？总之，杜衡叛变投敌，26军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王世泰带领战士分三路突围，躲在深山中。他们在秦岭山中辗转数月后，终于回到照金。1933年初，习仲勋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重返照金工作。1933年冬，刘志丹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提出“狡兔三窟”的设想，在南梁南面巩固照金苏区，向东建立陕北苏区，红26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消灭国民党近百个据点。

1934年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陕北、陕甘边苏区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1935年8月徐海东、程子华率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26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10月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受诬陷，在“肃反”中到瓦窑堡保卫局去报到，被解除武装关押。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毛泽东听取肃反负责人的汇报。刘志丹得到释放。1936年2月，中央决定派刘志丹率部队东征，牺牲时才33岁。

1932年冬陕西省委派杜衡到陕甘游击队来担任26军政委后的作法，如同四川省委派汪克明到盐亭革命老区龙潭游击队来指挥的作法一样。《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总结当时汪克明领导地下党时，是“对革命理论宣传教育是很充分的”。如果说汪克明只不过是单纯注重宣传的是列宁主义，这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带来阳光，也会带来的雾霾。因为汪克明时刻都在教导下面的人，一要崇拜苏联，二要崇拜张国焘，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理由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就是榜样，而张国焘有资本：一是1921年6月他就协助马林一起开始建的“上海组织”。二是张国焘还两次到过苏联，有在共产国际回国取得的是真经，不是范仲纯一类给“重庆组织”讲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三是张国焘是川陕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也是四川和盐亭等地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必须听他指挥。

但这种说法，恰恰是曾有“重庆组织”经历的像何拔儒等一些老同志困惑的。陕西离盐亭近，他们能更多知道陕北刘志丹的情况，也还了解井冈山毛泽东的一些情况。何拔儒等人认为，盐亭应快建地下党特支，为搭起共产党的窝窝搞武装割据，要就近与刘志丹陕北革命根据地联系，一致给中央红军如需转移打下立足点，革命才能胜利。可见盐亭县地下党初建时期并不幼稚，也不是对革命理论宣传教育不够充分。汪克明跟着张国焘走是别有原因。

《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总结的第三条是，党团组织自身建设差，由于当时地下党的工作重点是创建新苏区，积极组织兵变、农暴活动，也放松了党团组织的自身建设，在斗争紧张的时刻，这就吓坏了革命阵营内部不坚定的分子，有的回避逃跑。这种解释把责任推到盐亭本土跟中央红军走的地下党革命干部和群众身上，是为汪克明类似杜衡式的行为开脱。从来盐亭本土作主要领导人和指挥者的汪克明，能被捕不受损？受伤能活下来？退党有方略？为什么？

1933 年1月，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后，任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旷继勋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张国焘开始怀疑到盐亭刘仰高等曾有“重庆组织”经历的人和龙潭革命根据地的忠诚。后旷继勋惨遭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2月许映辉因组织民众抗债、抗高利贷，遭当局军警追捕，投奔川陕苏区红军。3月共青团三台中心县委在三台北坝成立，何登甲以盐亭代表出席了会议；回来成立了共青年团盐亭特支，何登甲任书记。同月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余宏文调回省委，省委先后派汪克明、郭仲纯、袁牧华、翁国强到三台开展农运和军运工作，汪克明任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汪克明来之后，为什么三台和盐亭地下党不断出事？有何策划？

说来盐亭本土的地下党人还是有预防的。例如1933年汪克明来前，盐亭党的组织就派卢发社（1915-1943，盐亭富驿镇人）到阆南县委领导第六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迎接红军到来。卢发社是盐亭本土地下党人对毛泽东中央红军忠诚的代表，1935年他随红军到达延安，参加过延安保卫战，荣立一等功，先后任红军、八路军营长、团长，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这让张国焘、汪克明害怕。

还有1933年2月许映辉被派到川陕苏区红军作总指挥部通讯队作文书工作。许映辉（1913-1988），盐亭麻秧乡人，1930年在玉龙镇高小任教，8月被申秋成介绍加入共产党组织，组建了玉龙小学党支部。1931年许映辉在麻秧乡筒车磨村小学教书组建了麻秧场党支部。1933年2月许映辉到川陕苏区红军，1935年5月已任通讯营书记。1936年6月在红军西路军指挥部一区一科任科员。1938年3月在延安抗大学习。1942年春许映辉被党组织派遣到东北伪满州国从事抗日游击斗争，与妻子屈兵分别担任游击队队长和副队长，屈兵在战斗中牺牲。后许映辉在东北抗日联军肖劲光部担任后勤部长。1948年3月许映辉任辽宁军区政治处主任。1949年随刘邓大军南下。1952年3月任四川宜宾专署副专员、专员。1984年任国家林业部造林司司长、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但这些预防都是从好的方面想的，但发展不是这样。

1933年4月汪克明派三台中心县委成员胡曼石来盐亭与刘仰高联系，传达他的决定，策划保安大队兵变。这是为暴露龙潭革命根据地的外围力量？还是想赶走刘仰高？因为旷继勋策划谢德堪兵变已被张国焘认为是通敌，汪克明这样干，是否也想通敌？《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说，恰在其时29军增派了驻防盐亭的兵力，因疑虑敌人对兵变有所察觉，汪克明组织兵变的计划作罢。这是刘仰高经验丰富，还是汪克明策划不周？但1933年5月盐亭特支书记虞国政，又因党内身份泄露，被迫去重庆广益小学任教后，盐亭行委由王介儒负责。虞国政的身份泄露，与汪克明的排挤策划有关吗？

1933年6月汪克明以三台中心县委书记的身份来盐亭巡视，后作出了中心县委迁盐亭龙潭的计划。汪克明为什么会作出迁盐亭龙潭的计划？盐亭龙潭有什么特色？盐亭龙潭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与由来是汪克明来之后才形成的，还是原来就有其特殊的根源？1933年8月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奉调川陕苏区，与中央派往川陕苏区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及中央交通员杨德安3人一道，从成都出发，由三台中心县委护送到盐亭县城附近的白塔沟刘仰高家歇宿一夜后，由刘派人护送富村驿陈燮和家。再由阆南县委负责人何芗接到南部蒲良全处，安全送到了川陕苏区。这说明盐亭本土地下党组织还保持严密性。

但汪克明在1933年7月已经开始行动，在他的主持下 ，中共盐亭县委员会成立，何什民任书记。接着汪克明改组成立了300余人的游击大队，之前的大队长何增甲仍任大队长。在7月，汪克明还指挥龙凤、大佛寺农会，深夜派游击队员袭击高利贷主胥顺的家，毁掉典当文书和高利贷契约，缴获部分财产。这种革命行动，深夜袭击，有没有盲动和恐怖成分？根据地的农会和游击队的力量已经强大，为什么不公开组织有理有节斗地主，以教育两方面的人？接着汪克明在8月下旬一个夜晚，又指挥游击队员到三元乡保安场袭击财主杨寿堂家，毁掉佃当文约、破仓分粮、缴获银币150元。这又一革命行动，有没有盲动和恐怖成分？

1933年9月汪克明主持中共龙潭区委在大水磨成立，由何什民、何增甲、胡伯章、胥伯安等组成，何什民兼任区委书记。11月何什民被捕后，区委改组为何增甲任书记。为什么何什民会被捕？为什么选何增甲任书记？ 而《中共绵阳市志》一书说，何什民和何增甲都成了叛徒，那么与汪克明有关吗？真假如何？

1933年9月下旬汪克明指挥盐亭龙潭游击队在石狗场、三河交界处大松垭集会动员抗捐，与国民党29军硬性对抗。次日游击队员陈朝发在石狗场打了29军的提款委员吴慎修，陈朝发被捕。这是策划盲动，有意暴露龙潭地下党、游击队的力量吗？事情发展到1933年11月11日，29军抓到叛徒黄泽，出卖了三台中心县委组织和全体党员，29军派谍查队来盐亭石狗场龙潭子逮捕了盐亭县委书记何什民、杜仕仪，陆续逮捕了杜利清、杜佩玖、勾铮等10余人。三台、盐亭共捕100余人，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什么黄泽会被捕叛变？为什么29军派谍查队会直接到龙潭革命根据地来抓人？1933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中江县委划归省委直接领导，南部县委的富村驿区委划归三台中心县委领导，三台中心县委迁盐亭龙潭子。龙潭革命根据地遭破坏，汪克明向中共四川省委报告了没有？为什么还要迁盐亭龙潭子？是否因为龙潭游击队还没有被破坏？

1934年1月，盐亭保安大队长刘仰高的共产党员身份终于被暴露，29军内的党组织通知他迅速转移，离开了盐亭。为什么刘仰高身份暴露被暴露？与汪克明有关吗？1934年2月范弘先、李自靖被29军逮捕。这里需要专门说一下李自靖，他的资格老，不但超过汪克明，而且他还是1929年参与组织上海工人大罢工的总指挥，1921年就参加的共产党而没有参加过“重庆组织”的盐亭县人。

李自靖（1904-1950），盐亭县城北街人。因在家乡时曾受过范蜀林、范仲纯兄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1919年小学毕业考入成都高师附属中学后，就投入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1920年加入恽代英在川组织的“学行励进会”。1926年经李正恩（1906-1928）、刘愿庵（1895-1930）介绍加入共青年团，半年后转为中共党员。李正恩1926年加入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成都市委委员、成都大学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共青团川西特委委员。李正恩是四川宣汉人，汪克明与他是同乡。1927年四川党组织负责人派李自靖赴武昌向党中央在武昌的负责人陈宣三汇报四川情况，李自靖乘船到达汉口。由于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严禁江中船只靠岸，迫使轮船转航到上海起岸。李自靖在被血雨腥风笼罩的上海人生地不熟，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只有先找安身之地。他投考中华艺术大学学习美术，后又转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美术，并利用业余时间绘画投稿，以此收入解决生活和学费。李自靖在校发起组织成立了“学生会”、“研究会”。他的行动受到学校“创造社”的教师潘梓年、冯乃超、李初黎、段可情等的注意。通过学校的地下党员、校事务主任俞怀同志的引介，李自靖回到了党组织怀抱，担任他当时居住在的法租界地下党法兰区区委的工作。

1929年李自靖被当局淞沪警备司令部联合通缉，被迫离开法租界，潜入四川路一个亭子间，这里离上海艺术学校的教务长、地下党员王独清的住处较近。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时在上海的李自靖认识了陈独秀，参加了陈独秀组建的“无产者社”。1930年李自靖毅然退出了“无产者社”。1931年，上海艺术大学的马玉夫叛变，王独清通知李自靖立即转移。1932年春李自靖回到了四川成都，春节期间回盐亭被29军逮捕，关押在三台，未暴露身份被释放。但1934年2月这次被29军国民党逮捕，被国民党胁迫加入“清共会”。以后在南部利用绘画、艺术形式参与为国民党清共活动作宣传工作。1950年解放后被捕镇压。

范弘先（1907-1951），盐亭县云溪镇南街人，1934年与李自靖同时逮捕。范弘先是中共盐亭县特支首届书记。范弘先在盐亭读书时受袁诗尧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1927年袁诗荛被党组织派到29军任政治部主任，范弘先到驻三台的29军（军长田颂尧）政治部任宣传员。1928年3月范弘先在29军军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建立了党小组，负责宣传工作。8月份范弘先与候伯英（盐亭人）等同志组建了中共三台特支，任组织委员。11月，范弘先出席了川西特委会议后，经党组织安排与侯伯英一同回盐亭组建中共盐亭特支。

1929年5月1日，中共盐亭特支成立，范弘先任书记。6月，范弘先出席中共成都区委会议后，奉调28军第七混成旅，参加旅长邝继勋率领的遂（宁）蓬（溪）起义。1930年1月范弘先任中共遂宁特支委员，并从事对地方民团的策反工作。李树骅叛变后，李家钰带部队清乡，包围了中共遂宁特支吉祥寺小学所在地，李家钰部的参谋、地下党员李载浦，机智果敢将特支成员救走。6月范弘先回到盐亭，7月范弘先与盐亭特支成员共同创办《弥江》小报，亲自参与主编工作。1931年春范弘先组织要他到遂宁吉祥寺小学教书，从事党的工作。1934年2月14日范弘先回县过春节，与李自靖一起被国民党抓捕。关押半月后，填写悔过书后释放。解放后1951年被捕镇压。这里也有些疑问：李自靖和范弘先都是老党员，担任过党内重要职务，他们对汪克明有没有妨害？他们被国民党抓捕汪克明知道否？他们叛变了为什么汪克明不害怕？  

1934年4月汪克明作为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又到盐亭贯彻省委决定。他不走偏僻小路走容易暴露的大路，在先去富村驿区委办理接转工作，并调富村驿区委书记赵济舟任三台中心县委秘书。赵济舟随汪克明去三台绿豆河搬迁中心县委，路过盐亭城时赵济舟被国民党逮捕叛变，出卖了汪克明。但目前的党史书籍把赵济舟说成类似一个“好”叛徒，告密自己的顶头上司、恩人汪克明，就是不告密他是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让汪克明被捕后不监禁于三台，而在让汪克明走绵阳的路上“逃脱”，好回到龙潭根据地继续“领导”革命。这是阴谋还是阳谋？这一切的叛徒案与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有关吗？

因为汪克明到富驿，不走三台、玉龙、龙潭到富驿这条两县边境较偏僻的最近、最安全的路线，而要走盐亭城这条容易暴露的线路。1934年6月27日  汪克明在被军警押赴绵阳途中“逃脱”，经三台转回盐亭石狗场继续“领导”中心县委工作。还有他一回来，就在龙潭根据地组建了300余人的农民自卫武装“工农前卫团”并任团长。汪克明既然有这样大本事，为什么不在三台等多处组建“工农前卫团”？汪克明被捕后为什么能中逃脱？他的身份为什么不会暴露，是真逃脱，还是敌人有意释放去作破坏？1934年10月汪克明在龙潭根据地整建农民武装的同时，汪克明还以三台中心县委的名义筹备建立“川西北抗捐大同盟”，刻制了木质大印。在1934年10月一个晚上，汪克明秘密通知龙潭地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和农协会成员数百人，在西山坪集会动员大举抗捐。

目前的党史书籍说，是因叛徒密报，当地团防得知，在会场四周设下埋伏，将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送县警所，后又押解到三台29军军部监禁。但分析起来，这次的密报，又被说成类似一个“好”叛徒。因为叛徒没有告密汪克明是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且敌人又一次让汪克明没有性命危险去“坐牢”。而所有盐亭本土在西山坪集会被敌人重武器包围的近千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和农协会成员，后来都被打成了“叛徒”，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得翻身。叛徒是汪克明还是其他人？为什么汪克明会又被敌人释放？解放后汪克明为什么还能被安排好的工作？龙潭地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和农协会成员数百人会被敌人包围，汪克明有没有责任？当时上级组织有没有想法设法营救过？

十三、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线性数学期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1818-1883），据新华社1999年12月29日报道：千年交替之际，在多家西方媒体评选千年风云人物的活动中，名列第一或第二。如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却屈居第二。在路透社的评选中，名列第一的是爱因斯坦，马克思仅以一分之差名列第二。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说，马克思1867年出版的巨著《资本论》和1848年他与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对过去一个多世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是属于基础研究的。基础研究成果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要坐得住冷板凳，要沉得住气。2015年1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重视基础研究，要坐得住冷板凳，被安徽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肖箭教授视为“1978年是‘科学的春天’到来，2015年应该有‘基础研究的春天’到来！”

2015年1月27日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被邀请来中南海给《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的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建议政府要加大对科技创新支持时，李克强总理突然问：“复旦大学这几年报考纯数学的人数是多了还是少了？”对于总理的这一提问，现场一些人最初有点不解。李克强总理说：“刚才为什么我要问纯数学？我们要搞原始创新，就必须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就不可能有原始创新。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项菲尔兹奖，中国至今没有一人获得。现在IT业发展迅猛，源代码靠什么？靠数学！我们造大飞机，但发动机还要买国外的，为什么？数学基础不行。材料我们都过关了。所以，大学要从百年大计着眼，确实要有一批坐得住冷板凳的人。”其实，盐亭作为“重庆组织”观察“上海组织”的平台，到1935年盐亭革命老区在汪克明的指挥下，革命遭到毁灭性打击，说明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应用，也是服从李克强总理说这些规律的。

例如，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有没有数学呢？1934年至1935年敌人在盐亭大肆清共，被捕监禁及被杀害的党团员及革命积极分子达1000余人。解放后到如今这中间的300多名共产党员仍被视为“叛徒”，只因汪克明一人作为当时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受张国焘影响，在1934年5月第一次被捕“逃脱”后，继续在盐亭指挥1934年10月西山坪集会，使盐亭本土近千人的党团员及革命积极分子被敌人重武器包围，而汪克明却没有性命危险地去“坐牢”，后以脱党了事，解放后还参加了工作，被视为“虽九死一生而未叛党”。汪克明一人对三百多人的数学，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基础研究，也不容易搞清楚。

有人说，这300多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不是“叛徒”，是因没有“硬材料”。其实上世纪80年代，在盐亭高灯梅子岭和玉龙宗风寺还有他们的遗骨；他们中大多数知情的亲人还活着；从牢里释放的虞国政（1907-1996），1929年5月就任中共盐亭特支组织委员，1930年2月就任中共盐亭特支书记，也能说清汪克明的一些问题……说到底，汪克明一人对三百多人的数学，还只能算作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的线性数学，因为与解放后比，破坏革命很直接。

有人把汪克明与袁诗荛作为盐亭革命老区的两个正能量标杆旗帜，其实汪克明无法与袁诗荛比：袁诗荛在汪克明之前领导盐亭革命有方，大涨革命的正能量，最后在外地献身革命。汪克明在袁诗荛之后领导盐亭，听从张国焘，使盐亭革命遭受重挫，最后只求自保，无视数千盐亭人民的生命。而且汪克明1934年10月被捕后，他的行为不但使国民党在盐亭本土滥杀，而且波及到追捕在外地从事党工作的盐亭人。1934年12月23日侯伯英在邛崃被游击队，被叛徒出卖逮捕杀害。至此，敌人把在三台29军军部活动过的盐亭籍的袁思尧、侯伯英、范弘先等共产党领导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胁迫悔过投降。

侯伯英（1907-1935），盐亭县林山乡人。在家乡时曾受过范仲纯、范蜀林兄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1927年三台潼属联中毕业后，侯伯英考入盐亭籍共产党人袁诗荛任田颂尧29军政治部主任办的政治讲习所，结业后分配到29军宣传处作宣传员。1928年侯伯英经余祯介绍加入中共后，就开始组建中共三台党小组，直属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领导；侯伯英任组长。1928年8月经省委批准“中共三台特支”正式成立，侯伯英任书记。1929年4月侯伯英暗中回盐亭，5月1日与范弘先一起筹建了中共盐亭特支组织。1929年5月12日三台特支报经省委批准，建立中共潼川中心县委，候伯英任书记，委员范弘先，领导三（台）、射（洪）、绵（阳）、盐（亭）四县党组织。1929年11月侯伯英调中共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到国民革命军28军二混成旅任中共军支书记。1930年6月侯伯英调省委，10月担任省军委委员、省军委秘书等职。1933年6月侯伯英任中共上川南特支副书记；10月侯伯英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负责人。1934年5月省委派侯伯英到邛崃任游击区军事委员，并兼任中共邛（崃）大（邑）蒲（江）县委书记。1934年12月被叛徒何明全出卖，侯伯英被捕入狱。1935年1月20日牺牲于邛崃。

现代盐亭人难写盐亭现代史，是因为袁思尧、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是1920年参加“重庆组织”的正式成员和候补成员中的盐亭人。自1921年“重庆组织”解散后，除袁思尧、刘仰高正式加入“上海组织”，何拔儒1925年被袁思尧介绍作候补党员外，其余的跟张澜一样，没有再以个人申请加入“上海组织”，但也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宣传，只是大多数人转入从教书育人去实践。但“重庆组织”的始末并没有完结，这主要反映在川陕根据地时期和四川解放后“难逃逆运”的类似数学非线性。

袁诗荛在家乡时也曾受过范仲纯、范蜀林兄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但他是1920年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经王右木介绍加入的“重庆组织”，才开始认真研究和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21年“重庆组织”解散，袁诗荛应张澜的邀请到南充女子中学任教，同时担任南充、端明、顺庆联中三所中学的国文教学，指导学生组织他所任教的三所学校的学生学生联合会，建立“读书会”研究马列主义，举行学习研讨会、辩论会、学术研究会，搞时势讲演、学习竞赛，演文明话剧，并利用寒暑假开展宣传剪辫子、放脚等活动。他还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吴玉章在南充中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的活动。1922年王右木在成都创办了《人声》周刊，同时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执委会，就吸收袁诗荛入团，并把袁诗荛聘为撰稿人和推销员，每学期在南充代售20-30份。袁诗荛同时还担任南充《向导》、《中国青年》、《晨报》、《申报》等进步书刊和报纸的组稿及发行工作。1923年袁诗荛自己也创办刊物《短刀》，向学生个人宣讲革命思想。他的学生罗瑞卿、任白戈等，就是在他宿舍里诚恳求教的学生。1923年袁诗荛又是经王右木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正式入党的。

把四川共产党史自1921年“重庆组织”解散，共产国际正式确立“上海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统组织以来，到1952年四个行署统一为四川一个行政省的31年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中共一大后时期，主导以陈独秀为代表。二、川陕根据地时期，主导以张国焘为代表。三、重庆南方局时期，主导以周恩来为代表。四、四川解放后时期，主导以李井泉为代表。在中共一大后时期，四川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主要由王右木接受团中央和党中央在川建团和建党的任务，任书记，直属中央领导的。而王右木1924年牺牲后，又是由杨闇公担任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袁诗荛1927年春根据党组织决定去见杨闇公，当时袁诗荛的公开身份是盐亭县的教育局长，杨闇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袁诗荛以去重庆参加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的名义，在会后受到杨闇公的亲切接见。因为他们都曾是“重庆组织”的成员，后都再加入“上海组织”，并且袁诗荛又是杨闇公的老战友王右木和张澜的得意学生。袁诗荛被组织决定以国民党省党部川北特派员身份到潼川（今三台），就任国民革命军29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田颂尧的高级顾问的。袁诗荛到任后，田颂尧任命他兼任潼属联中校长。

1927年袁诗荛去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公开的职务是成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导主任。1928年被反动派杀害。袁诗荛在“重庆组织”的盐亭人中是晚辈，他比较听取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等前辈的意见。袁诗荛坚守盐亭作为“重庆组织”观察“上海组织”的平台，1926年袁诗荛在盐亭县作教育局长期间从事地下活动，并没有特意去成立县委或支部组织，他们接受列宁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引导，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依法治国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坚持服从“上海组织”，认为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是不遵照的马克思主义依法治国，国共必然会发生战争。建立川陕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一致行动，可作中央红军和根据地转移的立足点，会势所必然。

何拔儒是1925年被袁思尧介绍作候补党员的。这时杜润之、蒙公甫、王济钦等已去世。何拔儒对来访者中间是他的学生的一些龙潭游击队里的干部，常说要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走，才有希望。盐亭革命老区游击队里的很多干部，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中央，汪克明受蒙骗，心里也不好受。西山事件发生后，何拔儒等曾是“重庆组织”的很多人，认为是汪克明投敌叛变造成的。这也影响到后来彭健修、岳鹏程、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都没有再申请参加“上海组织”。何拔儒也不提转正和再参加地下党的活动。这种趋势，也可以从袁诗荛的好友袁焕仙看出来。

袁焕仙（1886-1966）不但是袁诗荛的好友，而且都是盐亭麟瑞乡龙顾井人。袁诗荛在成都遇害时，袁焕仙买香蜡纸钱前去祭奠，并同彭健修一起用白绸裹尸运回老家祖茔安葬。在家乡时袁焕仙曾受过范仲纯、范蜀林兄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保路运动的影响，1912年袁焕仙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1915年袁焕仙任越西县知事。此时1916年护法军起，袁焕仙在西昌与驻军首长张午岚倡议讨袁。战斗失败，他被囚于越西县署中，后获释。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委任袁焕仙为盐边县知事。1920年经旷继勋介绍曾加入过“重庆组织”。

1921年“重庆组织”解散后，袁焕仙对军阀混战，人民受苦揪心，奔走游说于川军各军之间。曾任北洋军阀吴佩孚辖直、鲁、豫等14省巡阅使署及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的顾问。1926年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杨森委任袁焕仙为夔关监督，兼任联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1927年他与来万县策动杨森参加北伐的朱德共事深交，杨森阳奉阴违，欲谋害朱德，袁焕仙密告朱德，并卖生丝换大洋给朱德等人作路费，让其离开去武汉。1935年盐亭高灯和玉龙两地发生大屠杀，四川军阀割据依旧战乱，袁焕仙心灰，随同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老师、学监李印泉先生到苏州，在苏州报国寺皈依光大师，潜研佛典10余年。1947年袁焕仙到南京参加制宪国大会议，后赴台湾讲学。1948年返川回盐参选国大代表落选后，继续讲经说法。1950年解放，袁诗荛在成都家中被捕，1966年死于县外。

2010年11月5日《绵阳日报》，11月8日中共盐亭县委、盐亭县人民政府承办，中共盐亭县委宣传部主办的《盐亭县新闻网》等，发表记者彭雪的《追寻盐亭山乡的红色记忆》文章说：“日前，盐亭县被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革命老区县，据悉，这也是此次我市被唯一认定的革命老区县……1929年，中共盐亭特支建立后，袁诗荛领导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在全县24个乡镇建立了33个党组织、30个团支部、100多个农民协会，以川西北‘抗捐大联盟’为代表的党的外围组织，群众达4100多人，并建立了以‘工农前卫团’为主的农民武装队伍1200余人”。

袁诗荛1926年就离开盐亭，1928年就被反动派杀害。该文还说袁诗荛1929年还在领导盐亭人民闹革命，显然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研究，大家不够重视。今日盐亭、绵阳党史办的文章，判断汪克明在1934年盐亭“西山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存在按大屠杀者的说辞。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看1935年是盐亭革命老区历史，是一个转折点。党史办的《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的“大事记”，判断是由于所谓游击队的“反水”遭敌人大屠杀，绕开“西山事件”中，汪克明丢下的被敌人包围的近千名革命群众，他们实际能做的最好结果去记一些事。

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分析汪克明1934年5月第一次被捕“逃脱”回来的行为，作为线性数学轨迹，何增甲曾是先紧跟汪克明受重用，而实践也逐渐让他醒悟汪克明的危害。胥伯安是龙潭地下党领导之一，也在常防备汪克明投敌，所以没进入“西山事件”敌人的包围圈。但到1935年2月28日胥伯安被捕，29日晚胥伯安仍越狱脱逃。然而在3月8日伪甲长胥洪碧获知胥伯安在二井子亲戚家住，将其诱骗回乡，用酒灌醉装入木柜活埋于大虎山小弯子坟地。汪克明和伪甲长胥洪碧先前有否瓜葛联系？为何胥洪碧能知胥伯安在哪位亲戚家住？这是汪克明提供胥伯安曾经的躲避情况让敌人追捕的吗？

《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说，1935年5月14日在盐亭历史上发生了一起县政府判决处死4人、判刑23人的大案，因党的内线工作使案卷失踪而未执行。但相比这年最重要的还是解放后被判断为的“叛徒案”，《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这样写的：“3月24日，三河乡的大观子赶庙会，已叛党参与清共的何增甲和申秋成与团丁发生冲突，高灯团防以叛党后又组织暴动为借口，在高灯梅子坡将何申二人刀劈处死，上报‘在追捕途中击毙’”。

这里《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写得很轻松，何增甲和申秋成能“与团丁发生冲突”，和“将何申二人刀劈处死”，就说明不止他们俩人。因为他们曾是龙潭游击队的领导人，能参加他们组织的暴动与团丁发生冲突，当然是他们的一些旧部游击队员，也就不止何增甲和申秋成俩个人。而且如果只有何增甲和申秋成俩个人，他们也不敢孟然与拥有亲国民党的众多团丁发生冲突。

《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说，敌人的材料有“在高灯梅子坡将何申二人刀劈处死，上报‘在追捕途中击毙’”，这其中明白告诉敌人在为屠杀编造谎话。但今日盐亭、绵阳党史办的文章没有继续追究1935年3月24日在高灯和玉龙两地大屠杀的真相，也没有和1934年10月“西山坪事件”因汪克明的指挥，龙潭地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和农协会成员数百人会被敌人包围的问题联系起来，而是按敌伪档案造假的材料来敷衍这段党史。

因为在1963年至1964年假期中，我们在了解盐亭革命老区历史中，听很多当时的老人说起1935年3月24日在塔泥坝（高灯）梅子坡和玉龙镇宗风寺300多共产党员英勇就义，都很激动。说何增甲和申秋成在被杀前，还呼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由于我们不是亲自目睹者，今日盐亭、绵阳党史办的说法，和当地群众的说法，是真是假，一直我们考证的对象。

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02万多字的《盐亭县志》，408页中说：“1934年1935年2月，盐亭县政府及国民党盐亭县党部大肆进行清共，到处逮捕党团员及革命积极分子。除胥映辉等少数党员离县继续进行地下活动外，全县100余党团员及参加外围组织的2000多人，被捕监禁及被杀害达400余人，地下党组织全部到破坏。直到民国38年（1949年）6月，又才建立了县城火星社、三梓盐边区特支、西盐特支，分别在城区、安家、金孔等地开展地下活动，宣传党的政策，监视敌特言行，维护地方治安，迎接盐亭解放。”

《盐亭县志》说得很清楚，1934年至1935年间，盐亭本土年盐亭县政府及国民党盐亭县党部对本土党团员及革命积极分子进行过大屠杀，除胥映辉等少数党员离县继续进行地下活动外，地下党组织全部到破坏。但今日盐亭、绵阳党史办的文章对盐亭本土敌人大屠杀没有一点记述，解放后到现在对1934年至1935年间在盐亭本土被敌人杀害的400余人的党团员烈士中，除胥伯安、王光涵外，没有为更多人进行追认。走进新认定的盐亭革命老区高山公园建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和看目前《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志》等材料，树立的盐亭本土人袁诗尧、侯伯英这两位绝大部分时间并不在盐亭直接领导本土的革命活动的烈士，而且还说成是袁诗尧在外地牺牲地回来直接领导盐亭本土的革命。

作为盐亭人对革命贡献的代表，当然袁诗尧、侯伯英这两位烈士的革命事迹得到肯定，是应该的；他们的牺牲，值得可歌可泣。但在盐亭革命老区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斗争的大批牺牲的，像何增甲、申秋成等这样的干部和党员，每个人也应该实事求是得到评价；他们的牺牲，也是可歌可泣的。更重要的是，何增甲、申秋成等在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斗争的大批牺牲的党员骨干，都是袁诗尧、侯伯英在盐亭早期活动期间受直接影响发展入党的，如果这些人全都是“叛徒”，那不是把袁诗尧、侯伯英架空，成为一种千年的尴尬和逻辑悖论？

在《中共绵阳市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收录绵阳市地下党领导人45人中，盐亭的9人王介儒、刘仰高、张友志、何什民、何登甲、范弘先、侯伯英、袁诗尧、虞国政，这当中除袁诗尧、侯伯英两人在1935年前就在盐亭本土外牺牲，能定为烈士外，其余活下来的7人在1950年解放后，都受到冲击。《中共绵阳市志》一书中，把张友志、何什民、何登甲、范弘先等4人明确定为叛徒，除何登甲1935年3月24日已被敌人杀害外，张友志、何什民、范弘先在解放初期被作为叛徒镇压。其余的王介儒、刘仰高、虞国政等3人，《中共绵阳市志》一书的小传虽然没有说他们是叛徒，但从我们对虞国政的交谈中，知道他们3人解放初期也是被逮捕的，1980年代后才落实了政策。

王介儒（1909-1988），盐亭县毛公乡章邦人。在家乡时王介儒曾受过范蜀林、范仲纯兄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1927年考入三台潼属联立中学接受列宁主义思想，1929年7月加入中共外围组织“赤潮社”，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支部宣传，后任交通。同年三台初中毕业被三台中心县委派回盐亭与范弘先、虞国政一道开展工作。1930年10月盐亭特支派王介儒任章邦乡王家坝支部书记， 1931年3月任盐亭特区行动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33年王介儒亲自组建了五个基层党支部。1933年2月因虞国政被国民党追捕去重庆，1933年5月至7月由王介儒继任盐亭特区行委书记。王介儒不满汪克明的盲动了，离开盐亭1935年4月10日参加了红四方面军。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7月21日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奉命改称红军第五军，王介儒到红五军二营五连任文书。8月红五军编入左路军南下，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王介儒在甘肃途中因胃病、眼病复发，经组织安排在一家少数民族老乡家中养病。因国民党军队继续围追，队伍远去，他怕老百姓受牵连，被迫离开老乡家爬山涉水讨口要饭，住山洞破庙，于1938年3月辗转回到盐亭在本村教书。解放后被捕，1979年释放。1986年9月15日落实政策，中共盐亭县委组织部批准恢复王介儒1930年3月入党的党籍。

虞国政（1907-1996），盐亭县云溪镇龙江复兴村人。1925年考入盐亭县初中受袁诗荛等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1927年在盐亭师范学校读书，1929年1月组建了盐亭第一个秘密农会。1929年3月经范弘先、侯伯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介绍了师范班申秋成等几个同学加入了党组织。1929年5月任中共盐亭特支组织委员，先后参与组建了玉龙小学团支部和毛公、章邦、玉龙、麻秧等地六个党支部的工作，1929年7月创办《弥江》小报。1930年2月任中共盐亭特支书记。1931年3月任中共盐亭特区行委委员候补书记；4月兼任潼保马路盐亭段党支部书记，组织了潼保马路两次约三千民工大罢工；8月盐亭行委书记许本达调走，虞国政继任盐亭县特区行委书记。1932年虞国政在盐亭县定光乡实用小学教书。1933年春汪克明来盐亭后，被国民党29军清共会追捕的虞国政转移至重庆广益小学教书。1934年11月虞国政在重庆被国民党抓捕，未查出共产党嫌疑，关押半年后由校方取保释放，脱离了党组织。1935年秋到成都灌县21军四师十旅作上士文书。1936年国共合作抗日后回盐亭在万安村教书。1949年初到成都一家兵工厂打工，1950年解放在成都被怀疑为国民党敌特人员逮捕。

1979年虞国政被释放回原籍，1983年至1984年开始到中共盐亭县委组织部的上访之路，而没有得到被认定为是国民党特特务和中共叛徒的结果。虞国政对1935年前中共盐亭地下党的一些本土负责人在解放后被打成“叛徒”，持怀疑；对汪克明是盐亭革命英雄也持怀疑。

我们认识虞国政，是1980年代在盐亭县科协工作。盐亭县科协的办公室和盐亭县沼办的办公室挨在一起，虞国政与县沼办的刘远驰同志人很熟，他经常来刘远驰的办公室小坐一会。有一次刘远驰不在，我们就把他请到科协的办公室小坐，给他倒开水喝。因为他像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很虚弱，杵着一根竹棍。这是1983年至1984年那一两年，虞国政隔一段时间就去找盐亭县委组织部和其他领导说事，或交申述辩解材料。在科协办公室，我们问他是什么事？他说他叫虞国政，他的家就在盐亭城北高山庙山背后，回家翻山很累，路过想到刘远驰的办公室坐一坐，他与刘远驰认识。

虞国政还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早期的县委书记，1950年刚解放他在成都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20多年刑，1979年才刑满回家。出狱后他听说有一个新政策，解放前作过共产党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不管什么错误，只要还没有被国民党、共产党所杀，能活到今天的，共产党念其做过一些党的工作，一律给予一些生活经费。他就是为这事在找县委组织部。我们问他，成都解放时为什么还要逮捕他这个地下党早期的县委书记呢？他说1933年5月因在盐亭身份暴露，逃到重庆、成都去找党的组织，没有找到，就进了一家成都的国民党的兵工厂，在兵工厂仓库作保管。解放后，公安局说这家兵工厂仓库是国民党特务管理的，怀疑他是特务，而逮捕判刑的。听虞国政说曾是地下党盐亭早期县委书记，而我们1963年就在开始了解革命老区情况。在虞国政到县委组织部回来路过时，我们遇见都要请他到到科协的办公室坐。但他主动说的事情都是关于他自己的，和盐亭县党史办江渭川主任写的文章差不多。我们问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他也不愿意说。后来我们知道是范弘先，而且是第一任中共地下党盐亭县委书记后，就问他范弘先还在不在？如果他1950年在成都被以“特务”逮捕，判20多年刑是冤枉，为什么不找范弘先证明他曾是地下党县委书记，做过很多党的工作？

虞国政似乎有很多难言之苦。他绕开我们的话题，说出的话，使我们大为惊讶。他说：1950年后，他在成都被以“国民党特务”逮捕判20多年刑，还算是救了他的命。如果他说出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像他那种情况，押送回盐亭，肯定当时会被枪毙。但等到几年后，公安局即使弄清他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的身份，已经躲过了盐亭的枪毙期。因为1935年前参加共产党，以后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而脱党或叛变活到解放的，当时都可能枪毙了。所以他也安心继续坐牢下去。据虞国政说，这种人，盐亭解放初枪毙的，他知道的就有10多个。

虞国政说的话，后来得到王剑清的证实。1998年6月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王剑清在北京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将军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83岁的胥光义将军等领导，亲临大会指导。鉴于王剑清是解放前从龙潭地区走出的共产党女革命家，她读中学的榉溪河畔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四抗”（抗丁、抗粮、抗债、抗捐）斗争，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她是清楚的；对其当时暴风骤雨似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也有体验。如何全面准确地描述盐亭革命老区历史？王剑清是有发言权的经历者之一。因此我们向王剑清同志请教的难题是，1950年以后，李井泉书记为了维护活下来的汪克明一个人的正面形象，将被盐亭革命老区很多群众怀疑是真“叛徒”的汪克明的自辩说法，变成了制造盐亭革命老区在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辉煌革命活动事迹的大批牺牲的、像何增甲、申秋成等近千名的干部和党员划为“叛徒”案。

由于文化大革命后，李井泉书记仍担任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使得对解放后制造的被敌人1935年屠杀于盐亭高灯和玉龙定的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为“叛徒”案，难于纠正。现在对1935年的十年间盐亭革命老区的辉煌革命活动事迹，只是抽象的泛泛肯定，说到具体的代表人物，就只有袁诗尧、侯伯英这种牺牲在外地，并不在盐亭直接领导本土革命活动的优秀干部；而具体说到这期间每个盐亭本土人直接参加盐亭地下斗争而牺牲的，如像何增甲、申秋成等干部和党员，不是叛徒，就是脱党。而且解放初，对于这期间曾经参加地下斗争的党员，因多种上层路线斗争暴露的下层盐亭本土的众多干部和党员，没有坚持斗争活下来，逃脱被杀而脱党的人，也再遭逮捕被镇压。对此，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生活经历的曲折与反复？

十四、西山坪事件组织营救与演变纪实

1934年至1925年盐亭西山坪事件革命群众被包围的组织营救与演变纪实，是一道本地性普世性通史及党史研究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难题。在1934年10月盐亭西山坪事件革命群众被包围的组织营救出的300多位被说成是“投降”又“反水”的共产党人，演变成1935年3月24日遭反动派分两处一次性刀劈大屠杀，社会左右政治派别集体失声，当时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西山坪事件演变引起世界上一些国家和政党，后来对生命人间正义与非正义定义改进的思考和注意。这个典型案例，80年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也成为硬功夫的检视。

1935年盐亭西山坪事件组织营救演变成的300多共产党员遭反动派集体刀劈大屠杀，消息传到张国焘总司令部，引起红四方面军中的卢发社、许映辉等盐亭籍共产党员，要求为申秋成、何增甲等被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伸张正义，但遭到张国焘的拒绝，反而指示要全力营救负有责任的汪克明。当时李井泉也在红四方面军部，他是支持张国焘意见的人。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上栗人。这时在长征中张国焘见到李井泉站到自己一边可利用，也趁机竟然再利用老乡关系拉拢李井泉，要他反对毛泽东，但遭到李井泉的抵制。张国焘一怒之下，把李井泉贬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其实，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早影响到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盐亭县委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1932年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川北开展了比鄂豫皖更大规模的错误的“肃反”运动，如1935年9月在川西张国焘下令将红33军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集中关押，随后将200余人陆续处决。

李井泉（1909-1989），江西省临川人。1926年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革命。1927年组织农民参加南昌起义队伍。1930年夏进入中央苏区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调红四方面军工作，也就是在这时他知道的盐亭西山坪事件。1936年6月抵达陕北。1949年赴四川，新中国成立先后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四川省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当选过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汪克明（1909-1984），《中共绵阳市志》附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物简介”和《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中说：“汪克明化名李文俊、文俊、文柏林、文超群、李若愚、李家智、张子云”。1927年汪克明在成都联立高中读书时，认识当时中共成都市委委员的宣汉老乡李正恩，1928年经达县的共产党员张元昌介绍加入共产党。1929年初任中共成都龙泉特支书记。1930年春调四川省团委青工部工作，10月任中共成都外南特支书记。1931年调梁（平）万（源）中心县委任组织委员，兼四川省驻梁（平）万（源）中心县委党代表。1932年底调回成都，到南门外谢德港军阀兵工厂开展工运工作。1933年3月调三台（潼川）任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8月，汪克明与三台29军军部地下党特别军事小组的同志，共同筹划护送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赴苏区。此时来自通南巴根据地方向的汪克明，崇拜张国焘。

《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一文说，汪克明1934年5月在盐亭县城因叛徒出卖被捕；6月在被押解赴绵阳途中择机逃脱，又返回盐亭龙潭石狗场，继续主持领导中心县委的工作，组织成立了“工农前卫团”，兼任团长，成立了“川西北抗捐大同盟”。在这年10月的一个夜晚，汪克明又因叛徒告密，被乡民团抓捕，在狱中坚贞不屈，敌人施用各种刑具，致汪腰关节扭伤，手足大指被绳结断，也没有出卖党组织和同志。但《马克思主义在盐亭的传播》却不愿意说，就在1934年10月的这个夜晚，盐亭革命老区南面梓江榉溪河畔石狗场西山坪（即龙潭子附近的五龙场），中共地下党游击队的“工农前卫团”300多共产党员，就在这位执掌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工农前卫团”团长的汪克明手上，被敌人包围，演变发展到1935年3月24日，在高灯和玉龙两地惨遭田颂尧部29军大屠杀英勇就义，都成了“叛徒”。但汪克明却安然活下来，到1936年登报脱党了事。解放后汪克明被安排在重庆柴油机厂、简阳拖拉机厂任职员，到1984年逝世。

这种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的非线性数学，也许党史办的人都心知肚明。据原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先生说，何增甲、申秋成“叛徒案”，是指1934年10月“西山坪事件”汪克明被捕后，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原先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向盐亭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团“投降”，被县保安大队收编，何增甲等被派到安县去同田颂尧的29军一起参与“剿共”。由于不卖力，很快又放开盐亭。这支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在何增甲、申秋成带领下很快“反水”，开进龙潭附近石狗场（今日的五龙乡）的大山区，和追捕他们的田颂尧的29军周旋打游击。后被田颂尧的29军在1935年的围剿中，捉住何增甲、申秋成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集体屠杀于高灯镇塔泥坝和玉龙镇宗风寺。隐蔽下来的党员仍继续坚持革命战斗，但到年底，党的活动基本停止，绵阳革命转入低潮。

也有人说，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的“叛徒案”，是1933年11月盐亭县委书记何仕民及杜仕仪等人被捕，到1934年春随着盐亭县委书记何仕民的投敌，盐亭县委成员全部被捕，盐亭交通联络站和情报联络站活动中断。1934年4月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准备去盐亭接收中共富村驿区委，1934年5月同他一路的赵济舟叛变，汪克明在盐亭城内喻殿臣的“恒丰泰”绸缎铺联络站被捕。汪克明被敌人押送到三台“军学研究会”监禁，因赵济舟并没有完全告密他的身份，而他却自己叛变。1934年6月敌人与他策划，假借押送汪克明到绵阳的路上，让他择机潜逃回盐亭龙潭地区，共灭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1934年10月汪克明通知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到龙潭西山坪一个山沟里秘密集合开会。当队伍集合到西山坪时，汪克明却迟迟没有到场。在何增甲、申秋成等游击队骨干讨论筹备召开会的内容等汪克明时，会场门口传来枪声，汪克明被潜伏在会场外的敌人被捕，而且已经押走。

汪克明被捕后告密，1934年10月盐亭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团县保安大队在石狗场龙潭西山坪，用重机枪等强大火力包围了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由于与三台党组织联系中断，申秋成、何增甲带领的游击队坚持抵抗到第二天，在这个十分特定十分危难的背景下，为了避免无辜的人员大规模伤亡，游击队地下党迅速决定成立临时特支，经过长时间的开会争论，最后由临时特支成员集体表决通过，决定利用刘仰高、何拔儒在盐亭国民党县政府和保安团县保安大队的关系，假以愿意集体被县保安大队收编的条件，来解决脱围，让一些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的不是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以及一些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游击队战士，安全离开曾经生死与共的游击队，自谋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