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建言共享经济：政府应当从“裁判”转向“领队”

　　刘尚希，男，汉族，1964年9月生，湖南桃江人，198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90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正司长级）。
　　2018年3月15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主席会议通过，当选为经济委员会委员。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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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尚希：实施宏观绩效管理 为知识价值的实现提供保障
⊙记者：侯润芳　编辑刘晓阳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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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侯润芳）记者获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名为《加快完善绩效工资政策 释放科研院所创新活力》提案中指出，科研院所绩效工资总量政策已不合时宜，要实施以结果为导向的宏观管理、建立以创新发展为目标的科研院所自治体制、实行以绩效目标为牵引的宏观科研预算管理。
　　提案显示，绩效工资总量管理已不合时宜，这是因为绩效工资总量管理是过去计划体制的延续、绩效工资总量管理使国家创新政策难以落地；其次，绩效工资总量管理抑制科技创新，导致科研人员利益预期不确定，严重抑制科研院所创新活力。此外，绩效工资政策的内在缺陷靠“打补丁”来弥补，其副作用很大。“比如高端人才引进虽然可以不受工资总量控制，但院所整体受控，无法建立全面有效的激励机制，‘招进女婿气走儿’的新问题难以避免。”提案指出。
　　针对上述问题，刘尚希在提案中提出了三个建议：
　　（一）实施以结果为导向的宏观管理
　　根据科研院所的性质与类型，分类下放绩效工资总量核定权。制定绩效工资指导原则，纳入内部治理结构之中，把外部强制管控措施转变为内部治理要求，自主确定绩效工资总量，实行备案管理。
　　以是否有利于创新为标准，允许科研院所自主决定绩效工资分配。实施宏观绩效管理，为知识价值的实现提供保障。增强法人自治能力，完善内部绩效管理。
　　（二）建立以创新发展为目标的科研院所自治体制
　　加快明确科研院所的功能定位，真正确立其独立法人地位。可考虑针对科研院所专门立法，从行政管理转向法治管理。
　　对科研院所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科研院所在经费使用、内部分配等方面的行为底线，消除科研院所与科研人员从事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活动的政策风险，提高创新收益的可预期性，真正激发和释放创新活力。
　　（三）实行以绩效目标为牵引的宏观科研预算管理
　　推动科研院所分类分步去预算化改革，将其从预算单位转变为政府支持对象，把财政预算从管控手段转变为资金补助，从紧箍咒变成催化剂。
　　以绩效目标为依据，根据科研院所功能定位、业务类型等分类提供经费补助。从项目支持为主转向以单位支持为主，弱化科研项目决定中的行政化机制，降低政府直接管理科研项目的实施成本。
　　财政资金从主导逐步转向引导，构建以财政预算补助为引导的多元化、社会化创新投入体系。按照功能定位而非国有或民营分类，以创新为导向，国家为科研院所提供激励有效的补助，扩大单位的经费使用统筹自主权。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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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尚希建言共享经济：政府应当从“裁判”转向“领队”
⊙记者：侯润芳　编辑：徐超　校对：李铭

　　2018年，伴随着资本撤离、退押金难、21岁空姐打滴滴被害等事件，共享经济潮退。共享经济如何才能健康发展？记者了解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提案中提出，推动共享经济健康发展，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府应当从“裁判”转向“领队”，推动政企协同共治。
　　具体来看，刘尚希在提案中给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一、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企协同共治，着重宏观管理。
　　推动共享经济发展，政府应当从“裁判”转向“领队”，引领政企协同共治。政企要充分沟通，前瞻性地制定规则，避免新事套旧规。政府要准确把握其业态属性和运行特点，以整体观来把控其公共性风险。
　　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应当主动承担责任，尤其是安全责任。对于过程监管，政府应充分发挥平台企业的技术优势，通过大数据平台和智能监测来防范风险。政府监管要注重结果，而不是过程。
　　共享经济形态下多元化的劳动、劳务关系，可包容正规、非正规就业，可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经济提升。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公正公平监管。
　　与共享经济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有的甚至相抵触，当前主要依靠相关部门的红头文件进行管理。建议国家层面推进相关的立法、修法、释法工作，及时修订不适应的行政规章，以监管促发展。
　　例如，当前一些地方的网约车管理细则与上位法相冲突。部分城市限制从业者户籍，违反了《行政许可法》“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相关规定。一些过细过微观的规定，限制了市场竞争，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八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对地方相关管理细则进行审查，对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涉嫌违反公平竞争的行政规章进行清理，让政府真正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利用平台企业的公共属性，优化就业状态。
　　共享经济平台容纳了大量从业者，就业形式比较灵活、多样，对稳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共享经济从业者的数量是平台企业员工数的10倍左右，截至目前已达7000万人左右。预计到2025年，共享经济从业者人数有望超过1亿人，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2000万人。平台企业具有一定的公共就业属性，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对于这种平台企业的公共属性，政府应当善加利用，补充公共服务之不足。
　　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适用于工业社会的所谓正规就业标准与现今社会已经不完全相适应，传统的就业格局正在快速变化。政府的各项就业扶持政策，应扩展到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全面覆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扩大共享经济吸纳就业的潜力，促进稳就业目标的实现。

源自：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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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区分宏观微观金融风险 政府不能兜底隐性债务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在政协经济界别驻地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并提出相关建议。
　　刘尚希认为，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发展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融资难问题需要从提升金融改革的市场化程度方面发力，金融科技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提供了解决这一世界性问题的中国方案。在谈及如何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时，他表示应由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及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控制风险，不能指望政府兜底。他还指出，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时要注意区分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要将微观风险交给市场处理，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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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
为解决融资贵提供中国方案
　　如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怎样看待金融风险？刘尚希表示，金融科技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重要途径，提供了解决这个世界性问题的中国方案。他表示，目前现实当中已经有解决方案，接下来就是如何进一步推广的问题。当然金融科技也不能胡乱用，一要懂，二要有实力，他建议政府出台一些政策鼓励金融科技的发展。
　　谈及如何扶持小微企业时，刘尚希表示，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具有一定脆弱性，在当前转型升级大背景下面临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将接受各类考验。但是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应该从整体上看，并不是说要让每一个企业都活得很好，政策扶持的力度要控制在不妨碍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
　　他特别强调，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其实是两个问题，融资难问题需要从提升金融改革的市场化程度去发力，融资贵则与风险定价和信息不对称有关，可以靠金融科技的发展去解决这个问题。“在现实当中已经有这种成功的案例，为小微企业贷款，其实不像传统所认识的那样风险大、成本高、收益低”，刘尚希表示，经过调研发现，一些地区在这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好，做到零人工干预向小微企业放款。
　　这背后是金融科技带来的风控技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依托互联网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成本低，效率高，既为小微企业提供了贷款，也为金融机构带来了盈利。而过去是通过尽职调查、人工判断去进行放贷，在碎片化的信息下难免出现失误，使得传统金融机构很难有动力去解决小微融资难问题。他认为，金融科技为融资贵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大大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政府兜底
是副作用最大的方式
　　刘尚希表示，地方隐性债务实际上是或有债务，可能是政府债务，也可能不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把隐性债务视同政府债务，因为隐性债务很多时候是国有企业融资平台的债务，这些平台的很多业务与公共基础设施等政府的政策目标有关，但毕竟不是政府直接举债，从法律角度来讲，只是政府的可能性债务。
　　刘尚希表示，地方隐性债务只是和政府有关联的债务，体现在一旦出现重大风险的时候政府可能负一些连带责任，但政府的责任到底有多大，取决于具体情况，取决于到底是什么风险和危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刘尚希表示，隐性债务不只是政府的债务，也是国有企业和平台的债务。应该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去化解风险。隐性债务出现问题后再由政府去兜底可能会带来更多风险。一旦现在宣布隐性债务都是政府的债务，平台和企业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不去努力了，那债务就变成真的政府债务了。要通过提高预测水平，对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行全方位监测，才能真正做到风险可控。
　　刘尚希表示，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方式有很多，但要注重创新，不要老想着让政府兜底，这是副作用最大的一种方式。
　　近期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的问题再度引发市场关注，事情缘起于有消息称，江苏省考虑将镇江市作为该省债务化解的试点，国开行等多家银行将为此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北京一券商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透露，镇江市的债务化解方案或考虑通过银行的长期低息贷款，置换平台公司高成本非标融资。
　　“化解债务不是无债一身轻，不是消除债务，不是把债务清零，而是要将债务控制在合适的水平。”刘尚希说，地方政府不可能没有债务，关键是债务要适度，要用好，要产生效益，这样风险才能真正可控。

影子银行
不能一棍子打死
　　在回答当前大环境下如何稳定金融、防止金融风险时，刘尚希表示，金融风险分微观风险和宏观风险，对于政府来说，责任主要是化解宏观风险，微观金融风险是作为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自身的责任，不需要政府操心。微观风险应交给市场主体去处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
　　刘尚希用海面正常的波浪和巨浪来比喻微观金融风险和宏观金融风险，认为政府如果去管微观金融风险可能造成过多干预，影响金融机构创新性和主动性，“帮了倒忙”。宏观金融风险才是政府监管部门要密切关注的。政府平常要做的是监测，“你只有到了关键的时候才要去出手”。他表示，区分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是对监管的考验，好的监管应当包容创新，在防控金融风险上不能过多微观干预。
　　刘尚希建议，监管部门应深化对影子银行、表外、非标等业务的理论研究，不能一下子斩草除根。他表示，影子银行恰恰反映出了现行金融体制市场化程度不够，才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生长出了这种市场化的金融，所以应该正确评价影子银行，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或者简单取缔。尽管它很扭曲，在夹缝中生存，不规范，但毕竟为企业融资提供了途径和出路，所以后来严厉整顿影子银行时社融规模就急剧下降，由此可以看出，影子银行这一融资通道不能轻易一下子斩断。否则对经济，尤其是依赖影子银行的企业可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能传导至宏观经济。
　　“监管部门后来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意识到严监管不能在‘严’字上做文章，而是要科学、有效，只有这样严才是正确的。胡乱的‘严’，无的放矢的‘严’，可能会带来负面作用。”刘尚希说。
　　本版摄影：宋春雨

源自：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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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市场化手段防风险 厘清问题对症下药

　　来源：中国证券报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彭扬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的重要一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3月3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作出详细解答。他认为，要用市场化途径防范化解风险，厘清主体责任。对于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贷款可能存在的疑虑，他也给予了金融科技的解决方案。

微观金融风险应交给市场
　　“金融风险分为两个层次，泛泛地讲金融风险很容易模糊，这是两个层次、不同性质的风险，一类是微观的风险，一类是宏观的风险。”刘尚希表示，政府的责任是防范化解宏观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微观金融风险是市场主体、金融机构自身的责任。
　　“对防控金融风险不能过度微观干预，应从宏观方面考虑。”刘尚希认为，宏观金融风险具有公共性，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分析监测的能力，在厘清属于宏观风险的情况下再出手，在分辨不清的情况下频繁出手可能反而会带来负面作用。
　　另外，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非标、表外等业务理论需要深化研究，不能简单地把表外、非标、影子银行通通视为风险本身，当作“坏孩子”。
　　刘尚希强调，对影子银行应当正确评价，而不是简单地“一棍子打死”后进行取缔。尽管影子银行在夹缝中生存、不大规范，甚至此前监管也不到位，但它毕竟是一种市场的方式，为很多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一种途径。在严厉整顿影子银行时，社会融资规模急剧下降，可见这实际上是一个融资通道，不能轻易斩断，否则会对整个经济尤其是对依赖影子银行的企业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可能会对宏观经济带来风险。
　　刘尚希表示，严监管不能简单在“严”字上做文章，而是要科学有效。

将隐性债务纳入监管视野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也关系到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刘尚希表示，要防控隐性债务风险，首先要明确，隐性债务大都是政府的或有债务，不能完全等同于政府债务。虽然国有企业、融资平台做的很多事与公共服务有关，但毕竟不属于政府直接举债。隐性债务一旦出现重大风险或危机，政府可能负起责任，但是政府责任有多大，则取决于发生了什么样的风险和危机、产生多大影响。
　　他认为，隐性债务风险的防控要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地方政府要认真对待和研究隐性债务，在管理方式上要创新，将隐性债务纳入监管视野。同时，需要创新方式，不能老让政府“兜底”。对隐性债务主要是要分析代偿率，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预测水平，对隐性债务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行全方位监测，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把风险真正做到可控。不能等到隐性债务已经出了问题，政府再去“兜底”。
　　在刘尚希看来，债务本身并不代表风险，关键在于把钱用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隐性债务情况不一，偿还能力也有所差别，要关注现金流的情况，有的项目现金流少，有的项目现金流比较充分；有的现金流少可能是由于项目本身性质的原因，有的现金流少则可能涉及企业经营管理问题。防控风险也要“对症下药”，如果是经营管理造成了偿债困难，就改善经营管理。如果项目本身就存在现金流较少的情况，可以通过项目组合来增大现金流，甚至实现现金流从无到有。

金融科技助力防风险
　　刘尚希坦言，对金融机构来讲，给小微企业贷款确实可能存在成本高、效率低和收益低等问题。当前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解决融资难依赖于当前金融改革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融资贵的问题与风险定价有关，主要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可以靠金融科技的发展去解决。”在刘尚希看来，现在已有通过金融科技成功为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案例，其实并不像传统观念所认识的风险大、成本高和收益低。在掌握中小微企业的资信、支付情况和周转情况等生产经营信息的情况下，再通过金融科技、智能风控模型动态了解其经营情况，就可以给出是否贷款、贷款多少、贷款多长时间等判断。
　　刘尚希指出，也可以通过智能风控的方式去控制风险。过去对这种风险的控制主要是基于尽职调查人工分析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而且数据信息掌握有限，可能是碎片化的。现在通过新技术，运用大数据的新算法和新模型，可以把大量数据整合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比传统分析方法强。总体而言，金融业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大大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不过，刘尚希也表示，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本身就具有脆弱性，在当前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也要经受市场机制的“考验”，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政府的政策力度要控制在不能妨碍市场发挥优胜劣汰作用的程度内，对企业的支持应从整体上看，不是要让每一个企业都“活”得好，否则就抵消了市场的力量，反而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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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尚希：只要风险未成宏观金融风险 政府不必出手

　　（记者：侯润芳）今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在驻地接受采访谈到金融风险时表示，防范化解宏观金融风险是政府的职责，而防范化解微观金融风险则是作为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自身的责任。只要风险未成为公共性的宏观金融风险，政府不必出手。此外，他还表示，严监管不能仅仅在“严”字上做文章，更要在科学、有效和包容审慎上下工夫。
　　刘尚希认为，金融风险分为两种：一类是微观的风险、一类是宏观的风险。宏观金融风险和微观金融风险密切相关，但不是一码事。如果泛泛地谈论风险，很容易模糊这两个层次不同、性质不同的风险，导致政府监管错位。
　　“宏观金融风险具有公共性，可以称之为公共风险，防范这类风险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而防范化解微观金融风险则是作为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自身的责任。对于非公共性的微观金融风险，政府不需要去操心。就像大海总是有波浪，金融运行总有风险，而且金融机构经营的就是风险。政府的职责不是关注这个‘浪’，而是要防范变成滔天巨浪，亦即在转化为公共风险的关键时候，政府才需要出手。”刘尚希说，一定要把两个不同层面的金融风险区分开来，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如果政府过多的干预会妨碍金融机构自身成长的努力，反而可能帮了倒忙。
　　2018年，随着去杠杆的进行，过去一些依赖“影子银行”进行融资的民营企业经历了表外融资转表内融资的阵痛，也引发了民企融资难的困境。
　　“去杠杆引发的民企融资难的问题，可能在于监管部门对于风险过度地敏感，未能对风险状况做出深入的科学评估，因此，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提出了严厉的要求。金融机构、社会融资也只能收缩，这样就影响到了民企小微企业的融资。”刘尚希说。
　　刘尚希同时指出，在理论上对影子银行、非标的认识和研究需要深化，监管不能简单地把表外、非标、影子银行当成“坏孩子”，甚至要斩草除根。这些在我国毕竟是新东西，以前不曾有过。“影子银行野蛮扩张恰恰反映了金融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程度不够，它其实是以扭曲的市场化方式成长起来的金融，不规范，也反映了此前金融监管的盲区和不到位。但它毕竟为很多企业提供了融资的途径和通道，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和迟早要取缔的心态来看待。否则会对整个宏观经济、尤其对依赖这些通道的企业带来较大的影响。”
　　“目标、情况不清晰的严监管会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往往会伤及无辜。当然，监管部门已经对前段时间的监管政策做了调整，也意识到严监管不能仅仅在‘严’字上做文章，而是要科学、有效地监管。”刘尚希坦言，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在宏观金融风险和微观金融风险、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的区分上，确实是一个难题和考验。“政府要在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好’字上做文章，监管要致力于如何成为一个‘好’监管。只要风险未成为公共性的宏观金融风险，政府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校对：卢茜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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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尚希：政府对民企的支持不能妨碍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

　　（记者：侯润芳）“民企、尤其是小微企业本身具有脆弱性，在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优胜劣汰，淘汰掉劣质的企业，留下优质的企业。因此，对企业的支持并不意味着要支持每个企业都‘活得好’，否则就抵消了市场的力量，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样，在对民企、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上，政府要把握好一个力度──不能妨碍市场这种优胜劣汰的作用。”
　　今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驻地接受采访时作了以上表述。他还提出，民企融资难与我国的金融改革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有关，要从这方面发力解决。而融资贵与风险定价有关，需要依靠金融科技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记者：侯润芳　编辑：马瑾倩　校对：何燕

源自：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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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全国政协委员刘尚希：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不同问题，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由人民政协报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主题为“中国方案：力破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世界性难题”的人民政协报第19期财经智库沙龙2月28日在京举办。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表示，金融在未来的发展不仅要强调一个“稳”字，还要突出“进”，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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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中国方案：力破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世界性难题”的人民政协报第19期财经智库沙龙2月28日在京举办
　　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推进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然而，受成本逐年攀升等影响，小微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风险有所增加；“成本高、税费高、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许多企业依然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自从2018年11月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以来，一系列帮助民营企业纾困的金融政策相继推出。这些政策在缓解民营上市公司及大股东流动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发展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政策的实施也面临着多重考验。
　　全国政协委员周延礼建议，对于金融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监管政策应做到差别化精准点穴。比如逐步下放审批权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赋予基层金融机构更多自主权和灵活性。在有条件的金融机构或者地区，推广民营小微企业特色支行，发挥专业服务机构的作用。根据监管政策导向，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的尽职免责管理办法，将小微金融服务与业绩、薪酬等联动挂钩，打消基层贷款客户经理的顾虑。
　　全国政协委员刘尚希认为，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融资难更多与金融体制相关，融资贵更多与市场相关，应在解决融资难问题的基础上攻克融资贵的问题。他认为，要用市场化解决融资难问题，用金融科技解决风险控制问题。
　　如何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政协委员们提出了三条建议──
　　一是织密信息大网，拔掉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烟囱”，打通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孤岛”，整合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政务服务信息系统。
　　二是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合理评估与区分上市公司的困境、大股东个人的困境和民企大股东失去控制权对上市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统筹研究救助方案。
　　三是要重视金融科技的力量。由于传统监管模式与新业务业态之间还存在需要弥合的区域，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应用潜力犹在。未来，要配合科创板、金融服务业双向开放等一系列举措来激发这些潜力。
　　（经济日报 记者：曾诗阳）

源自：财经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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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国家治理与财政绩效论坛”于2月23-24日在杭州举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圆桌论坛一：财与政的对话──政治学者眼中的财政与财政学者眼中的政治。
　　刘尚希表示，财与政的关系，实际上是相互嵌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他指出，财指财力，进一步延伸是财源，财源是在企业，在老百姓手中，是可能的财力。政有政治，也有政策，怎么样把财源变成财力，这里面就有政治，又有政策。有了这个财力，怎么去使用，怎么分配，这里面既有政治，也有政策。“财与政的关系，就像阴阳八卦图，相互嵌套，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刘尚希称，现实背景下，财政的法制化程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对钱的这种偏好，往往就是当成了一种权力。
　　”之所以出现财和政的相互推动，是希望要更多的钱，所以要有政策，有了政策才有更多的钱，相互推动，关键还是财政法治的问题。“刘尚希认为，如果有法治的约束，公开透明度很高，拿了钱，办不好那个事，这种情况下就会自我约束了，不敢轻易的要钱。
　　在会议上午演讲环节，刘尚希就提到，要把资金和决策从一种行政权力转变为一种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变成一种“风险”。他指出，资金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而要把这种权力变成义务，要变成一种责任，要把资金变成烫手的山芋，而不是香饽饽，这样我认为大家对资金才会有敬畏心。
　　“要不然都会当成权力当成权力意味着钱越多越好，大家都去争钱，争了钱到底怎么花大家都不知道。”他强调，要让决策主体小心谨慎地决策和申请资金、分配资金、使用资金和管理资金，怎么样让决策主体小心谨慎呢？我认为这种机制要转变。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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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尚希：要构建财产权与行政权分开运行的制度框架

　　（记者：顾志娟）在2月16日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提出，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以中央对地方的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与行政权分开运行的制度框架。
　　刘尚希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改革涉及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产权制度问题。我国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公有制条件下的要素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不够清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受到多种束缚，造成了要素收益流失、交易成本偏高、资源错配、生态环境的公地悲剧、相关领域体制改革推进艰难等问题，妨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完善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刘尚希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所有权清晰而产权不清晰，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权制度现在并没有成型。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到国营经济领域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并没有完成，现在还在进行中。刘尚希认为，这一基础性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是因为将产权混同于所有权、财产权与行政权不分。“一谈到产权改革就认为是私有化，这是非常错误的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离不开产权这一中介，不能简单地把产权和所有权划等号。
　　刘尚希提出的第二个看法是，产权的构建过程就是要素市场化配置过程。生产要素的使用主体对要素具有支配地位，但是在这个方面我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核心是三大关系，一是要明确央地政府间的产权，理顺纵向的产权关系；二是要通过区分财产权与行政权，理顺横向产权关系；三是要明确要素产权的公共属性与私人属性，理顺公私产权关系。
　　第三点看法是关于如何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刘尚希建议，以中央对地方的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与行政权分开运行的制度框架。我国的中央对地方是没有从产权的层面上进行确权的，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但是地方的管理实际上行使的是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对于产权要素使用权、开发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这样导致权属不清楚。在中央与地方产权不清楚、财产权和行政权又混合在一起运行的情况下，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总是受到各种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
　　刘尚希表示，供应侧结构性改革，核心应当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要创新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理论，推进产权改革的实践。
　　新京报 记者：顾志娟　编辑：赵泽　校对：卢茜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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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纵横’刘尚希：把握稳进平衡 提高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

源自：长安街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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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8-10-29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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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思路的四个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大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财政运行规律和我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刷新了我们对财政政策功能定位的认识，实现了财政政策思路的创新。
　　从关注总量性问题转向更加关注解决结构性问题。在宏观经济教科书和流行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都是把财政政策作为一个总量性变量来讨论的，把财政放到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予以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扩大社会总需求。而当前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结构性问题。因此，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调结构的功能更强大。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从关注总量性问题转向更加关注解决结构性问题，所以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
　　从侧重解决经济问题转向综合施策。过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围绕宏观经济做文章，不是“拉”增速，就是“稳”增速。然而，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工具，积极财政政策只着眼于解决经济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经济、社会关联日益紧密的新形势下，仅仅着眼于经济也难以解决好经济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只有把视野拓展到经济之外，注重综合施策，才能维护好经济、社会“双稳”的局面。“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这是对民生与发展关系的精辟论述，也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指明了方向。财政加大对基本民生保障、扶贫、教育、文化、健康、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的投入，增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实际上改善的是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从这点来看，财政政策不只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通过民生保障和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夯实基础；还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激励政策，通过税收、基金、补贴等政策手段产生分配激励、市场激励、行为激励和社会激励，既能激励科技人员发明创造和企业、个人创新创业，也能激励地方改革创新，还能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发展既“长个子”又“长精神”。
　　从倚重赤字和债务转向优化财政收支结构。过去，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往往以赤字率多高、政府债务多大来衡量。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形下，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能有效扩大社会总需求。但要解决结构性问题，这一思路就不再管用。而且，如果过度提高赤字率和债务，还会加剧财政风险。结构性问题必须用结构性办法来解决，应通过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拓展财政政策空间。正是基于这种思路，2017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将保持3%的赤字率，在减税降费的同时，中央和地方财政通过合理安排预算、盘活存量资金，确保重点支出强度不减。
　　从偏向宏观调控转向公共风险管理。从本质上说，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种短期的、应急式的公共风险干预，是公共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不仅要及时化解公共风险，而且要完善公共风险管理，防范公共风险的产生和累积。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跳出了传统的宏观调控思维，在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的基础上，把财政政策纳入国家公共风险管理体系中，从偏重于当期风险化解转向风险管理，在防范长期性风险和战略性风险的同时化解短期性风险。

在把握平衡中提高实施效果
　　稳中求进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也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方法论。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在把握稳与进的平衡中提高政策实施效果。
　　稳大局：注入确定性，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是减少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防范化解公共风险，避免公共危机。注入确定性，是积极财政政策坚持稳中求进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市场运行注入确定性，减少实体经济内部、虚拟经济内部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不确定性，稳定国民经济；为社会运行注入确定性，降低消费、就业和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保障民生，稳定民心；为改革注入确定性，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定位，大力推动改革。稳大局，还要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良好社会预期是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石。对市场和社会环境有良好预期，人们就会有动力、有耐心去从事创新创业活动。而悲观的预期则会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的短期化，倾向于投机炒作赚快钱。要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首先要保证财政政策信号清晰，各项政策措施越明确、落实越有力，社会预期就越好。其次要精准施策，政策措施一旦出台就不能“翻烧饼”，也不宜频频出招，防止政策多变、频出而扰乱预期。最后要树立底线思维。充分考虑现实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有预案、有底线，给经济社会主体吃下“定心丸”。
　　谋进取：推动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资源错配、效率低下，产生大量无效供给，而优质供给不足。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施策、积极有效。一方面，积极支持“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落实，并着力做好职工分流、培训、安置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减税降费、鼓励研发创新、支持普惠金融、扶持中小微企业、改革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措施，为市场机制发挥自组织功能创造条件，通过市场力量来矫正结构性失衡。与传统的扩张性政策不同，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发力扩大需求，而是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间接发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优质供给；不是通过政策来替代市场，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单打一，而是认识和把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的系统联动关系，发挥财政政策在这些方面的整体效能。
　　（刘尚希：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