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史哲：瞿秋白的文艺观到毛泽东的文艺观

一：两个甲子前毛泽东出生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毛泽东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中国革命历史和建设历史上，长期作为领导集体的一员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但是，在成为领导核心之前，毛泽东作为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曾经注重在某些领域进行工作。比如他办工人夜校做工人的革命知识启蒙工作、在湖南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广州做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工作等等。都是受党的委派和党的思想领导。
　　正如毛泽东以后对自己总结的，深入群众、接受实践和调查研究，使得他在自己负责的领导工作领域中得到了很多属于自由王国的东西。这在他的一生中都被认为是精华的东西，就是要善于学习、善于实践、善于总结。
　　毛泽东后来反复提到自己成为领导核心之前的那段党内工作岁月。特别是在延安的相对一段形势稳定的时期，他多次谈到自己在那段时间的实践与思考。
　　应当说，毛泽东在那段时间、还在接受党中央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领导人的工作指派进行工作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很多独特的工作特征。比如在与国民党联合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期，在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共产党人指责农民运动糟的狠的时候，坚持到湖南进行农民运动考察。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被迫进行武装起义后，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不利情况下，首先提出在农村开展武装割据。再比如在共产国际派专家到红军中开展正规战的时候，毛泽东虽然身受排挤但是坚持不离开红军，终于坚持到重回红军领导职位等等。这些表现，都在中共早期众多的精英干部中表现得卓尔不群、有胆有识。
　　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在他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历史地位政治地位的评价之外，就是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东西是附着在他这个人身上的中国环境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的评价。这一评价的中心，就是三个，那就是毛泽东的文人气质、史家气质和哲学气质。
　　因此，今天，我们怀念和研究毛泽东，就要从毛泽东的早期党内活动表现出来的文人气质、史家气质和哲学气质上来探讨和研究这位伟人。
　　我们既然是从人的角度，从两个甲子前出生的一个历史人物的角度评价，那么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具体参照，找一个也是具体的人物来作为参照。
　　只有这种参照的的对比下，我们才能更加具体和真切地了解毛泽东和理解毛泽东。

二：瞿秋白与毛泽东气质相通
　　在延安进行文艺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看到陆续来到延安的作家们，提到了一个已经牺牲的领导人──瞿秋白，并说过一句不胜惋惜话：“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1939年的延安，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可以直接与群众相联系，从而直接接触民族抗战的群众活动，所以大批城市作家群体、知识群体和青年学生，投奔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一时间，来自城市的音乐家、作家、画家等等知识群体，给色调单一的西北小城──延安带来了文化复兴气氛。
　　毛泽东本来就是五四时期的青年俊杰，此时他的文人趣味，在距离五四运动和自己到北大求学的时光已经过去近二十年的时候，一下子又点燃了。毛泽东与丁玲、肖军等文人常常对文艺问题和城市青年的审美等问题进行聊天式的对话。
　　前面说过，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在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屡受排挤，经过严酷的党内斗争。所以，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一个文人趣味的层面上升到一个无产阶级领导集体的角度看待新时期的文艺工作。
　　他在与这些当年城市白区进行文艺斗争的左联成员、党员作家的聊天中，对于自己戎马生涯时期，仍然留在城市中的青年学生和文艺爱好者们的阶级认识水平、理论素养，此时有了直接的认识。他想起1934年1月瞿秋白到中央苏区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以后，经常聊天得到的内容，意识到当年瞿秋白在城市所做的工作在这些青年当中的影响。更加感到瞿秋白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在城市左联等进步文艺团体当中所做工作的重要性。
　　瞿秋白是陈独秀、李大钊之学生辈人物，江苏武进人，末落官宦家庭背景，学生出身。1917年春，随堂兄瞿纯白由武昌入北京，9月考入外交部俄文专修馆。“五四”运动以俄专学生会负责人身份参加学联，在街头宣传时被捕，旋释放，与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鼓吹社会革命。1920年3月参加李大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应《晨报》之聘，赴苏俄考察，同年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1921年访问苏俄远东共和国总理兼外长，会见《真理报》主笔，参加克鲁泡特金送殡仪式，会见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经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三代会、十月革命四周年庆祝会等两次见到列宁，任东方大学教师和翻译，应托尔斯泰孙女之邀访问邸宅，写就《饿乡纪程》。1922年出席共产国际莫斯科会议并给陈独秀作翻译，回国。1923年任《新青年》、《前锋》主编，参与编辑《向导》，在中共三代会就党章草案作报告，由李大钊介绍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任鲍罗廷助手并参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1924年同李大钊等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同陈独秀等组成五人中央局。1927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
　　瞿秋白是在1935年6月牺牲的。牺牲前，瞿秋白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已经离开了中央领导层。
　　1934年1月，瞿秋白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此时的毛泽东，也正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在他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除了一个中央政府“主席”的虚名之外，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这一段时期是瞿秋白和毛泽东接触交往最多的时期。冯雪峰回忆：“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瞿当时的秘书在回忆中也提到，两人是当时“最接近的战友”：他们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经常观点一致，关键是，此时又同遭排挤，所以，彼此间形成了一种亲密友谊。
　　但是，在政治遭遇相同之外，我认为，同样的文人气质和对无产阶级文艺的探讨，加深了他们的感情。

三：面向工农兵大众──瞿秋白的文艺观
　　根据瞿秋白个人的叙述，他自认是“读书种子”，一介“文人”，并不想当什么政治活动家，1920年赴苏俄考察，无非欲借出国之机，“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事实上，瞿秋白甫到俄国，确实吃着黑面包，请着私人教授，刻苦“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
　　在1920年到1922两年间，有着中国士大夫阶层烙印的瞿秋白，到革命后的俄国，是带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借鉴俄国的问号的。
　　瞿秋白在五四青年中属于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文化大众化比较关注的一个，他对于李大钊和胡适关于主义与问题之争是从文化上来理解的。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当走大众化方向，多研究问题来落实与民众结合的方法。他说，中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一二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怎样去摹仿，摹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着新文学的感动。
　　到了苏维埃俄国，他发现了一个万花筒般的变动的世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出现了很多错综复杂的情况。瞿秋白在《赤都心史·序》（1921.11.26.）说：人生的经过，受环境万千现象变化的反映，于心灵的明镜上显种种光影，错综闪烁，光怪陆离，于心灵的圣钟里动种种音响，铿锵递转，激扬沉抑。
　　革命后的俄国，文学家的地位正如后来鲁迅所说，并不是工农大众捧出面包牛奶说──请文学家吃吧──那样简单。文学家只是革命后社会分工的一种。由于俄国民众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群体并没有在中国如同的民众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那样的迷信和拥戴。
　　比如后来中国人广泛看到的《列宁在1918》等电影中有一个例证──中国人惊讶地看到：革命后的众多士兵和工人都拥挤在大剧场中看芭蕾舞剧《天鹅湖》，他们对于裸着大腿的舞蹈演员并没有对文艺进行贴标签式地进行批判，而只是看做革命的分工。
　　另外，在法捷耶夫等作家写的《铁流》和《毁灭》等反映红军生活的小说中，并没有把武装起来的赤卫队员工人农民写成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写出很多高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划分的内容。
　　正是由于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中有着很深的宗教人性论的背景，所以俄国文学和文艺，很早就解决了人文关怀的问题。大文豪托尔斯泰、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文艺形式与俄文一样都是已经到达大众化的程度。到了高尔基和工人作家群出现的时候，只不过发扬了俄国早就存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已。
　　因此，瞿秋白在革命后的俄罗斯这两年，依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启发，即苏维埃的经验中没有明确的中国文艺发展之路的解答。
　　同时瞿秋白深刻地认识到，苏维埃革命是旧俄国变动起来、变得“错综闪烁，光怪陆离”的根本原因，因此，瞿秋白很快就结束了一个旧式知识分子的苦闷，投身到学习俄国人，实行社会革命的热潮当中了。
　　1922年2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于是，作为文艺家的瞿秋白到了革命后的俄罗斯，离开的时候，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
　　瞿秋白1923年初回国后，就同毛泽东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不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内工作，两人经常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站在一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他们“英雄所见略同”。1934年1月，遭到“左”倾路线残酷打击的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时，毛泽东也正遭受排斥、打击，两人对党内的“左”倾错误感同身受。
　　我们这里主要是从同样的文人气质和五四青年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的比较上来认识的。同毛泽东一样，瞿秋白是一个文人，但是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方面又交融在一起，不可分割。瞿秋白在较长的时期内专门从事过文学创作、翻译和文艺理论与批评工作，有卓越的建树。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延安接触大量的城市作家群。
　　但是，瞿秋白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一员以后，在1931年开始，就接触到了一大批左联作家和知识界共产党员。特别是瞿秋白还与鲁迅在心灵和艺术层面有过深入交往。可以说瞿秋白的文人气质又一次被点燃起来。在1931年到1933年，他以“史铁儿”等作笔名，发表了大量的译作、论文和杂文。他在上海与鲁迅和左联作家群接触的一段岁月，是瞿秋白作为中共领导精英，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身体力行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最高典范。
　　瞿秋白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文化高度深深吸引了鲁迅。以致鲁迅在瞿秋白牺牲以后，立即停下自己的工作，编辑出版瞿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1935年，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哀悼之余，抱病收集、整理、出版瞿秋白的文学译文和著作集，于1936年秋他去世前出版了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从书稿的收集、整理、编排，直到校对，几乎是鲁迅独力承担的。据鲁迅记载，《海上述林》上卷印成寄到，是1936年10月2日的事。此时距离鲁迅去世，只差十多天了。
　　手抚瞿秋白的遗文，鲁迅时时思念亡友，惋惜不已。他写信给肖军说：“《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他写信对曹白说：文艺理论方面，“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如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
　　这充分说明，瞿秋白与鲁迅在心灵和艺术层面交往是多么深入。可以说，与当时最优秀的中国作家和正处于大论战的当中文艺前线的作家接触，使瞿秋白的文人气质又一次被点燃起来。
　　在1931年到1933年，他发表了大量的译作、论文和杂文。他在上海与鲁迅和左联作家群接触的一段岁月，是瞿秋白作为中共领导精英，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身体力行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最高典范。
　　到此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瞿秋白，已经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中国的文艺问题了。
　　正是在此期间，瞿秋白提出了有关新文学必须“人人都读得懂”的“通俗”理论，在30年代初成为“左翼”文学阵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涉及问题最多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的主题。瞿秋白主张，在“革命文学”、“左联”时代，“要写革命文学，必先做革命人”，“要写左翼文学，必先是革命左派”。

四：面向工农兵大众──毛泽东的文艺观
　　前面说了，瞿秋白1923年初回国后，就同毛泽东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思想观点也非常相近。对武装斗争问题、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等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他们两人是讲得最多的，许多观点也是相同或者接近的。
　　当然两人也有许多不同点，除出身、性格、气质很不同外，受教育的背景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途径以及在党内担负的具体工作也不同。瞿秋白是在十月革命的故乡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则是在自己的祖国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毛泽东主要致力于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而瞿秋白主要是从事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正因为这两个人既有着许多共同点，又有着许多不同点，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如何理解毛泽东的文艺观呢？毛泽东在1940年代发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代表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领导集体一员，对于新旧文化改造上的理论自觉。
　　这种自觉体现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种种文学主张和西方理论进行了根本性的总结。
　　1940年代的延安，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可以直接与群众相联系，从而达到民族抗战的实践渠道，所以大批城市知识群体和青年学生，投奔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组成，在从长期是由留法、留苏和五四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作为来源组成之外，第一次有了大批的国内各学术界和各个流亡名校的高材生的来源。
　　面对如此众多的受到五四运动以后各种文艺流派主张影响的青年和学者，如何进行文化上的党的领导，毛泽东遇到了很大难题。
　　毛泽东本身早期就是一个与旧文化决裂的青年人，他从自己成长的历史看出，自己很早就到工人中开办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很早就在割据的山区与破产农民、流民和旧式军人在一起进行鼓动和凝聚人心的工作，已经把群众语言说得很溜，把高深的政治解释的很通俗，已经把旧式文人的酸腐、迂回、高阔和脱离实际拒之门外了。但是自己是怎样做到的呢？
　　在这方面，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文艺理论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启发。我们可以看出，瞿秋白提出了有关新文学必须“人人都读得懂”的“通俗”理论，在30年代初成为“左翼”文学阵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涉及问题最多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先声，后被毛泽东以“普及”问题重新提起并重点论述，成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瞿秋白有关文艺家必先改造心灵才能正确反映现实的主张，在“革命文学”、“左联”时代被变化为“要写革命文学，必先做革命人”，“要写左翼文学，必先是革命左派”等虽不成文但却必须遵守的理论前提和行为原则，后经毛泽东发挥，变为《讲话》中“感情转变”的主题──工农兵虽然“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还是比文学家干净，因而，文学家在用各种文学样式反映工农兵生活之前，先有一个改造自我的过程，在教育工农兵之前，先有一个转变立场的行为。
　　在延安，发出“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感概之时，毛泽东手里有一本名叫《海上述林》的书，是瞿秋白撰写或翻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高尔基等文学译著集。这本书是鲁迅得悉秋白遇害的噩耗后，强忍着悲痛，抱病编辑的。当时国内不能出版，鲁迅多方奔走，拿到日本去出版。书印好后，他精心挑选出皮脊和蓝绒面的各一册，托冯雪峰转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问题很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他仔细阅读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反复思考着如何确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艺方针。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对周围同志说：“怎么未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讲稿放了半年才拿出来，在这半年里，他又认真读了《海上述林》。
　　1950年12月31日，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读着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请他为瞿秋白遗集题词的来信陷入沉思。良久，他提笔展纸，写下如下一段话：瞿秋白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这是毛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这一评价虽然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作出的，但是依今日眼光读来，仍能感到它包含的亲切、信任和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