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外＂反革命＂

编外“反革命”　　文/李成忠

不知从何时开始，某些聪明的领导发明了“编外人员”这个词汇，来无限制地扩大吃公粮的队伍。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史无前例、无法无天的岁月中，更整出了一批“编外反革命份子”，为以后的平反工作带来很大麻烦。劳世华的遭遇，就是一例。

劳世华在解放前读了几年私塾，因父亲过世家道中落，母亲无力继续供他读书，只得辍学，每日在两亩薄田里劳作，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聊以度日。1950年土地改革时，他家被定为中农成分。在以后农村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虽不属“依靠力量”，但也是“团结对象”，论理说不会有什么麻烦找到他的头上。可问题就出在他老兄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明不白地挨了近十年整，最后连落实政策都找不到地方，你说冤枉不冤枉？

几年私塾的功底，劳世华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开口常呕几句“之乎者也”。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闭塞的川西边陲山区，在山民的眼中，他还算个不大不小的“知识份子”，有人常请他写个春联，代笔家书之类。由于他乐于助人，赢得了山民们的尊敬和信任，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愿给他讲。他还有一个令人可爱、可敬之处，就是从不违心讲话，且几十年如一日，不改初衷。由于他开口就是老实话，名字又同“老实话”谐音，故而大家送了个“老实话”的绰号给他。

由于劳世华天天讲老实话，在那“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不说空话过不好日子”的年代，难免有犯禁之处。好在山民们生性淳朴善良，一则认为他讲的都是实话，不以为有什么问题；二则那时山里人还没人学会“文化大革命”中那套靠打小报告向上爬，凭罗织别人罪名无限上纲而沽名得利的本领，所以劳世华讲了多年的老实话，没人找他的麻烦。俗话说“常走夜路必遇鬼”，在1954年初粮食统购统销时，他因讲老实话，差点“老鹰抓蓑衣一一脱不了爪爪”。

那年开春后，由乡财粮干事王高升带队的工作组进村，根据各户田亩情况，核实了统购粮数，并张榜公布。由于王干事想做出点成绩，好步步高升，不顾山区亩产低的事实，按坝区的亩产核定山村的产量，提高统购粮数，压低留给农民的口粮和种子数量，整得山村里鸡叫鹅叫的。楞头楞脑的张二娃，找工作组讲理，被王干事扣上了“破坏统购统销”的帽子，被民兵五花大绑拉到乡里“背书”去了，听说可能要送县里判刑。在“定产核销”的村民会上，劳世华刚讲了两句老实话，就被王干事封了嘴∶“劳世华，我们是在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还轮不到你一个中农在这里瞎汪汪！你说话得注意点影响，再胡说八道，张二娃就是你的榜样。”

口粮少了一大坨，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山村里一时人心惶惶，大家私下都找劳世华拿主意，希望他再去找工作组讲讲实情，能增加点自留粮数。劳世华此时思想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清楚找头脑正热的王干事反映情况，无异于与虎谋皮，搞不好还要步张二娃的后尘；如不管此事吧，这统购粮的指标一定就是好几年，全村人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思前想后，他下定了“冤了我一个，也要救全村人”的决心，悄悄跑到乡里，找李乡长反映了村里自留粮定量过低的问题。

第二天晚上，李乡长突然到村里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听取大家对这次定统购粮的意见，中农成分的劳世华被破格特邀出席会议。李乡长先讲了粮食统购统销的目的和意义后，就开门见山地请大家对工作组前段的工作提意见。因为工作组长王干事在场，许多人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会场上一时泠泠清清，李乡长不得不点名让劳世华发言∶“小劳呀，大家都叫你‘老实话’，今天请你来开会，就是想听听你的老实话。你就本着毛主席教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讲吧。我们一定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来对待你的讲话。放心大胆地讲吧！只要是事实，说重了也不要紧。”

李乡长这几句话给劳世华吃了定心丸，于是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讲了一大堆老实话。从山村历年的粮食亩产量，谈到合理的种子和口粮数量，再说到这次工作组高估亩产，低算口粮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李乡长听得直点头；贫下中农代表听了直鼓掌；王干事听了如坐针毡。不过为了说明他前段工作的正确，他还是鼓起勇气进行了反驳∶“我们按人头平均，每人一年留粮360斤，一个月有30斤粮。劳世华，你说为什么不够吃？”

劳世华不慌不忙地说∶“王干事，每月30斤不是大米，可是毛粮呀！30斤稻谷只能出15至16斤米，人不能连米糠都一起吃了吧？再说遇到闰年，一月只有27斤毛粮啊，你算过没有？”

“我怎么没有算过？毛粮中包括了杂粮和红苕，这里有很大的余地，怎么不够吃呢？”王干事质问劳世华。

“要说够吃也够吃，但只有一种吃法才够。”劳世华一本正经地说。

全场的人都伸长了脖子，静听劳世华的高论。王干事挪动板凳，尽量靠近劳世华，惟恐听漏了一个字。

停了片刻，劳世华才慢条斯理地说道∶“把稻谷全打成米；把米全作成醪糟，一天三顿吃醪糟。两勺子醪糟，几瓜瓢清水就可以煮一大锅，既撑饱了肚皮，又过了酒瘾，一醉二饱，还节约了酒钱哩。照此办理，不就够吃了么！”

贫下中农代表们听完劳世华的话后，先是一怔，继而哄堂大笑；李乡长品出了劳世华话中的味道后，也跟着笑了起来；只有王干事气得满面通红，半天回不过神来。

在上级的干预下，村里留口粮定量不足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张二娃也无罪开释回了家。工作组撤走后，山村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但谁也没想到劳世华说老实话，得罪了乡里的王干事，种下了他后来遭厄运的祸根。

满腔热情的王干事，本想在统购统销工作中露一手，为日后的晋升打下基础，谁知出师不利，事与愿违，不但没立功受奖，还挨了一顿“政策性不强”的批评，在乡里背了两天“书”，才脱了干系。他没真正接受领导中肯的批评；更没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将一切问题的出现都归之于“劳世华的胡说八道”。他暗下狠心，如有机会一定要收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光阴荏苒，不觉过去了十几年。劳世华的母亲已去世，他也娶妻生子，成了一家之主了；当年的李乡长，因工作出色，已升任县委副书记，全家都搬进县城去了；王干事因悟透了升官的诀窍，对领导意图能时时紧跟，事事照办，所以在李乡长调走没两年，就官运亨通，连升几级，当了乡长，公社化后升任公社党委书记。他多次听到村队干部反映劳世华污蔑“三面红旗”的问题，但派人去调查，往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他虽然一直没有忘记收拾劳世华，就是没有下手的机会。

转眼到了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县里从上到下，一切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受到冲击，而身居公社党委书记的王高升，由于能紧跟中央精神，积极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所以受冲击最小，且最先被解放，作为“革命干部”进入了公社“三结合”领导班子，担任了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公社的“斗、批、改”工作。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王副主任上任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在各大队和生产队转悠，到处抓阶级斗争新动向，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俗话说∶“胡豆背时遇稀饭，曹操背时遇蒋干”。那天也凑巧，王副主任下乡抓阶级斗争新动向，遇上了劳世华这个倒霉蛋。当王副主任带着随从，漫步行进在劳世华所在山村旁田间小道上时，村头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林彪中气不足，颤颤巍巍的讲话录音，不远处有几个人，正在边犁田边闲扯，其中有个人说∶“这是哪个讲话啊？声音好难听哟。”

另一个人接茬说∶“林彪讲话嘛！像没过足鸦 片烟瘾一样，怪球难得听。”

王副主任一听，这还了得！污蔑林副主席按《公安六条》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份子，这下可抓到阶级斗争新动向了！于是三脚并成两步地跑到说话人的田边，定睛一看，真是冤家路窄，说话人正是他天天想整，抓不到把柄的劳世华。

“劳世华！刚才是不是你说的林副主席讲话像没过足烟瘾，怪球难得听？”王副主任双手叉腰，大声斥问劳世华。

劳世华连头也没抬，赶着牛边犁田边说∶“就像没过足烟瘾嘛！你说像不像呢？”

对劳世华如此狂妄而轻蔑的态度，王副主任无法容忍，于是大喝一声∶“把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劳世华抓起来！带走！”

劳世华就这样被抓到乡里，关进了牛棚。革命群众专政队的打手们对他文武并用，轮番审讯，逼他交代反动言行和同伙。奇怪的是劳世华自进牛棚后，就没再开口讲一句话。专政队审讯他时，不是低头不语，就是手指喉头，口发“啊！啊！”之声；叫他写交代材料，他在纸上乱涂乱画，就是不写一个字。有人怀疑劳世华没见过什么世面，被抓起来后急火攻心吓疯了。反正是专政队的打手们折腾了好几个白天和黑夜，没捞到半点有用的东西，从此关入牛棚，不再审讯他了。但上批斗会坐“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剃阴阳头示众等“牛鬼蛇神”的特殊待遇，从来没漏掉过他。

说来也巧，五十年代初的李乡长，也就是后来的县委李副书记，因态度顽固，不承认执行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不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遣送回乡接受改造，同劳世华关在一起。他通过好几天的观察后，认定了劳世华并没疯，于是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偷偷地对劳世华说∶“小劳呀，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定要坚持住，要坚信有出头昭雪的那一天。”几句安慰的话，使劳世华热泪盈眶。

在牛棚里关了两个多月，没整出个子丑寅卯，只好宣布将劳世华交群众监督改造。从此劳世华在村里天天同“五类份子”一起默默地干活，从不讲一句话，就是同老婆也只打手语，全村人都以为他变哑了，不无遗憾地说∶“‘老实话’哑巴了！再也听不到老实话罗！”

寒来暑往，转瞬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接着批判“两个凡是”，小平同志复出，八十年代初开始平反各种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有一天劳世华走进了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开口要求给自己平反。

哑巴了十年的“老实话”会讲话了，很快成了山乡的头条新闻。

有人问劳世华∶“‘老实话’，你不是哑了嘛，怎么又会讲话了呢？”

“谁说我哑了？讲老实话就当反革命的时候，我开口干什么？与其讲假话，不如当哑巴！”劳世华字字千钧地作了回答。

乡里查了两个多月才答复劳世华，说乡里没有他挨整的材料，无法研究他的平反问题，让他找县里。

劳世华接二连三地找了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和县公安局，都没有任何关于他被定为反革命份子的材料，因此无从谈起平反昭雪和落实政策之事。此时他才想起了在乡里同他一起关过牛棚，还关心鼓励过他的县委李副书记，现已官复原职，且主管全县的政法工作，何不找找他呢？他了解自己的情况，对自己问题的解决或许有所帮助。

当劳世华找到李副书记时，受到热情接待。当他讲明原委后，李副书记沉思了一会说道∶“你的问题有些特殊，但又有普遍性，我接到类似的投诉的就有好几起，都是糊里糊涂地挨整多年，到头来找不到地方落实政策。”停了一会儿，李副书记无限感慨地说∶“在那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连国家主席都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投之大狱，置之死地。我一个县委副书记，还不是头头一句话，就被赶下台，关进牛棚。我知道，你是被王高升那屁娃一句话定成反革命的，哪里有什么材料嘛？在公安局的《五类份子名册》上，根本就没你老弟的大名，你只能算个‘编外’反革命份子。”

“哈！哈！哈！没想到折腾了十年，我这个‘反革命’还是Y货，有趣！有趣！”劳世华自我解嘲地说。

在县委李副书记的干预下，劳世华的问题很快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好开玩笑者又给他取了个“编外反革命”的新绰号，他听了也不反感，有时还笑着回敬别人一句∶“这绰号顶好的！听了就不会忘记过去的苦，才知今日的甜嘛！”

　　（2002年9月22日完稿）

哈，有趣。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