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中国需要新一轮文化觉醒

　　王传利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重返它的语境，回顾百年的历史发展与思想变迁，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价值。较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觉醒意识。
　　所谓文化觉醒，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思想观念变化，而是唤醒沉睡或被束缚的自我意识，对世界、民族和个人前途命运进行科学理性地自觉认知和践行追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旗手向束缚民众思想的封建道德礼教发起猛攻，启发民众觉悟，革新思想。这是封建道统断裂的开始，也是新的文化觉醒的开端，乃至以后历史行程中发生的文化觉醒现象，大都可从新文化运动中找到渊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被新文化唤起的千百万民众，特别是湖南农民，组织起来，冲决帝国主义和军阀编织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奔跑。这正是发生在农民身上的一次文化觉醒。文化觉醒走向社会实践，文化人也转向服务时代，正是面对没有文化的民众，才有了延安文化的大众化品格，才有了与工农相结合的文化追求。
　　没有新文化“自觉”的人，就没有独立自由民族的产生，这个新文化思想家的观点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印证。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而抗日战争又是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广泛的文化觉醒。抗战刺激了民族凝聚向心力，过去盘算自家庄稼和牛羊的人们，开始深刻思考民族存亡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建国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觉醒又转换为新中国的文化改造和演进。用唯物史观改造唯心史观，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文明先进的新中国。如今，21世纪的中国正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门槛上，而这个复兴的历程仍然要以文化觉醒为条件。
　　这个文化觉醒，一是表现在敢于在西方文化面前充分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同时又要善于将外国经验中国化。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发达国家现有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所没有遇到或没有条件遇到的。因而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理论，未必适应于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就需要我们保持文化觉醒的状态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大胆突破西方观念的禁区。
　　当代文化觉醒的另一表现，是敢于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中国近现代历史已经决定了“旧文化”衰落的基本走向。具体说来，这种所谓的“旧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而我们现在强调要弘扬的传统文化，则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以来，“旧文化”一直没有自认失败，而总是企图利用新形式作祟，对此我们要加以防范。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仍要秉承百年来的文化觉醒意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使其成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作者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