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撤销南京大学梁莹“青年**学者”称号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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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梁莹们的学术快车道是怎样铺就的
⊙王天定（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层层把关，为什么不能阻止梁莹们在骗取学术荣誉的大道上一路高歌猛进？

梁莹个人简介。图片源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官网  fUih-hmxrkzw6426960.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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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的学术不端行为，按说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但是，昨天《中国青年报》报道的《青年**学者与她“404”的论文》在网上刷屏。
　　报道披露，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青年**学者梁莹教授几年来通过多种努力，从中国知网等学术期刊数据库删除了自己100多篇中文学术论文，这种情急之下欲盖弥彰的行为，以及她本人在课堂上公然表现的对教学的敷衍和不屑，的确颇有些戏剧性，这可能是此文刷屏的重要原因。
　　不过，滑稽背后隐藏着沉重的话题。从报道看，梁莹的学术论文涉嫌抄袭，性质严重而手段低劣，记者做了一些简单比对，就已经一目了然。
　　南京大学是国内顶尖级名校，该校的社会学院在国内高校也声誉卓著。高校在学校和学院两个层面，都设有学术委员会。无论人才引进、职称评审，还是各种学术荣誉评选，重大项目的结题验收，都有专家进行学术评价。各级政府部门实施的各类人才支持计划，也有专家组成的学术团队进行评审。但是，层层把关为什么不能阻止梁莹们在骗取学术荣誉的大道上一路高歌猛进？学术共同体的作用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形同虚设？
　　接受记者采访时，南京大学时任院长反复强调，当时梁莹参加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选聘时，虽有不同意见，但考虑到当时社工系的总体科研能力弱，而梁莹的科研能力比较强，所以顺利通过了。从程序上说，梁莹的入职没有什么问题。但梁莹此后在南大的晋升过程以及入选的各项人才计划中的程序以及“实体”是否存疑，仍有待相关方面调查。
　　的确，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学术丑闻闹剧，包括上海交大陈进雇请农民工打磨制造的“汉芯一号”芯片，也由很多知名院士和鉴定专家组做出了一致评定，认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中国芯片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程序上看似乎也没有问题。
　　从制度设计的层面讲，“程序”是为保证“实体”公平而设定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一套复杂的程序操作反倒让实体成为一种“形式”，表面上按部就班的“程序”也成为一种推脱责任的充分理由，一切都由那个无声无息的程序负责。
　　由此可见，虽说各种评审在都有专家团队，但面对制订的诸多条条框框，专家发挥作用的实际空间极为有限。

南京大学发布的相关声明。图片源自：南京大学微博  d-Oc-hmxrkzw6053626.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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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南京大学当年选聘梁莹为例，南大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在学校的考核指标，总体科研能力弱，院领导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时候30多岁就发表了30多篇论文的梁莹，自然会受学院领导青睐。
　　因为论文发表数量在学校考核体系中是硬指标，所以，即便考核中有人提出异议，学院领导站在学院利益的高度力排众议，也自在情理之中。涉事学院领导们虽然也是知名学者、学术权威，但在大学管理体系中，他们很难把学术考量置于行政意志之上。
　　反思这类现象，不难看出，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在一些地方已经严重损害了学术领域的自治能力。一个真正意义上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充分的培育过程。
　　当下应该做的，是真正落实学术自治原则，在高校中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强化学术评审中的责任意识，让参加各类评审的每位专家都为自己的专业判断独立负责，发现问题要有追惩机制。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那些学术不端者的高歌猛进之路，方有可能受到真正的阻击。

源自：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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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观见】当“**学者”的论文成了“404”，板子该打给谁？

　　导语：只有高校评价体系需要在源头上停止“揠苗助长”，给中青年学者沉下心来做精品研究的学术生态，这条利益链上的环环相扣才能最终被打破，中国的学术研究才不会沦为“A4纸印刷”。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某知名青年“**学者”这两天成为舆论的焦点。该教授早先年用中文发表的120多篇期刊论文，陆续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消失”了──那些期刊官网上，对应页码处均已无法查看；一家学术平台上仍能检索到论文条目，但页面显示的是“404”。
　　《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该学者早年的论文涉嫌抄袭、一稿多发等学术不端行为。而据该教授本人称，这些论文是自己主动联系期刊申请撤稿的，原因是感到自己以前的文章“都是垃圾”“不能代表我的水平”，所以拿掉了。
　　然而，恰恰是这些教授自己本人认定为“垃圾”的作品，为当年还是青年学者的她谋得了南大的教职，并帮助她一路晋升。而这位年纪轻轻就获得文科高荣誉的教授，显然深谙“垃圾”论文生产之道。据记者调查发现，该教师2009年之前发表的论文远多于30篇。其中，2003、2004、2005年，分别发表论文22、11、17篇，2006年至2008年共发表16篇，且绝大多数都是独立署名。
　　发表论文是检验一名学者学术水平的重要手段，作为现代学术建制的一种方式，发表论文也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同行交流、评定的一种重要参考。不过，在国内顶尖大学，发表论文还需要考虑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它是代表期刊影响大小的一项定量指标。期刊影响因子的高低决定了一家期刊的学术水平。国内各大高校目前在职称晋升上都会以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论文作为最主要的标准。
　　事实上，在我国高校学术圈，已经形成了以“核心期刊论文发表”为筛选标准的用人、晋升体制。这一体制不能说没有其合理性，通过制定论文发表的期刊级别和分区，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分别论文质量高低的问题。但目前高校的评价体系，总体依然是“重量不重质”。
　　在国内博士研究生教育逐渐扩张，海外留学归国研究人员日趋增多的情况下，高校晋升机会越来越紧张，一些国内一流高校也开始学习国外“非升即走”的晋升制度，设定了核心期刊论文发表的“最低下限”。在这一“最低下限”的刺激下，大部分青年学者要想留住饭碗，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论文生产力。在确保论文数量达到领先地位的前提下，再来考虑更高质量的代表作。
　　如果把论文写作也视为一种生产，那么青年学者生产一篇研究论文，从选题到研究再到写作再到发表，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尤其是CSSCI、SSCI、SCI中的一些重要期刊，发表周期往往都要一年甚至更久。这也是为什么当大家看到这位39岁就评上教育部“**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的教授，已经发表了120多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50多篇SSCI、SCI论文的成果后，除了佩服，更多是惊讶，惊讶于其如何能做到一年发表二十来篇论文的速度。
　　尽管这位教授“高产”得实在有点太不正常，但论文产出数量相对偏高的学者，还是不乏其人。这也从侧面暴露了目前青年学者的研究生态──为了在数量上超越同辈，研究质量上显然很难做到专注和打磨。“一稿多投”“一稿多发”的情况在学术圈经常出现。对于青年学者而言，与重要期刊的主编、编辑搞好关系，所带来的“实际效益”远高于在课堂上专注教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青年学者（甚至资深教授）越来越轻视本科生教学──哪怕这本该是他们的首要职责。
　　而这样的导向，也让一些学者敢于铤而走险。2014年，北大历史学博士于艳茹被《国际新闻界》期刊通报其发表在该杂志的论文大段翻译国外期刊原文。这种“以译代抄”的新抄袭手法最近几年也开始被某些国内学者效仿。2018年，暨南大学博士生熊某某也同样采取翻译方式，抄袭国外学术会议未发表论文……近年高校频频爆出学术不端事件，与这种生态不无关系。
　　然而，空乏指责个体的学术道德和人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论文高产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学术期刊论文在国际上的引用率奇低。大部分国内CSSCI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过是废纸一张，并没有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反倒是在这种论文发表的规则之下，养活了一个庞大的论文代写、发表产业。在这样的“学术工业”环境中，出现抄袭等学术不端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
　　就在近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在通知中，“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同时要“开展‘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问题集中清理”。这一文件发布后，很多学者都表示支持，说明学术圈已经对目前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产生不满。但也有人质疑，如果不再以论文作为晋升标准，如何科学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如何评价成果的质量、影响？
　　解决“唯论文”这样一个沉疴已久的问题，不可能一步达成。但多部门联合重视这一问题，显然是一个信号。要在鼓励优质论文发表，遏制垃圾论文生产的思路下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重新制定高校的评价体系，开展“双盲”评审，专家联合复审，鼓励第三方学术监督。除此之外，期刊论文产业也应该进行清理规范。
　　至关重要的是，只有高校评价体系需要在源头上停止“揠苗助长”，给中青年学者沉下心来做精品研究的学术生态，这条利益链上的环环相扣才能最终被打破，中国的学术研究才不会沦为“A4纸印刷”。当每个人都不再那么注重数量时，质量自然会有一套评价体系逐渐生成。
　　栏目主编：朱珉迕　文字编辑：朱珉迕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作者为高校教师

　　2018年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南大社会学系教授、青年**学者梁莹涉嫌学术不端、百余篇之前发表的论文莫名被撤事件后，从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获悉，校方已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2018年10月24日中午，记者打通梁莹电话，她表示身体正发高烧，不接受采访，“不要再伤害我了”，梁莹说，随即挂断了电话。

处理结果
　　2018年12月12日，南京大学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会上通报了学校对教师梁莹学术不端等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情况。根据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文件精神和规定，南京大学给予梁莹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取消梁莹研究生导师资格，将其调离教学科研岗位，终止“**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聘任合同；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撤销其相关人才计划称号和教师资格。
　　2018年12月30日，从教育部获悉，按照2018年9月新出台的《“**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依据南京大学的调查结果和相关申请，教育部已按程序撤销梁莹的“青年**学者”称号。

　　1. 2015年度入选首届教育部**学者青年学者；
　　2. 2016年度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3. 2017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4. 2011年度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5. 2014年度被评选为首届江苏省青年社科英才；
　　6. 2017年被评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7. 2016年度入选南京大学登峰人才支持计划B层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首批校内人选；
　　8. 2010年度被评选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从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梁莹先后在苏州大学和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
　　梁莹是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官网的梁莹履历显示，梁莹曾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后。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宇主编的《知识分子》指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院的一位研究员称，梁莹是2013──2014年在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而非博士后。
　　2009年起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任教。
　　曾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