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民间科学家宣言（集成稿）[转帖]

民间科学家宣言（集成稿）[转帖]

起草人：雷元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宋正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周文斌（《光明日报》科技时评员）李世煇（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退休高工）

一、“民科”──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词汇　　曾几何时，有人强逞口舌、运弄词藻，竭力贬损“民间科学家”这一称谓。后来才发现，这些人在科学上并无任何自己的建树，他们肚子里装的尽是些哲学泡沫。不过，他们的喧嚣却从反面唤醒了我们的群体意识，即在民间从事科学探索的学人应该联合起来，民间科学家应该向社会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民间科学家的第一次“宣言”！ 因为一个谁也摸不着的标牌在空中悬荡，它似乎要警示“民科”，要“民科”自觉接受这块标牌的检验，争取得到这块标牌的承认，这块标牌就是所谓“科学共同体”。而“民科”则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词汇，它专指那些游离于科学共同体之外而热衷于科学研究的人员。有些置身于科学共同体之中，但从事一些并未列入科研计划的个人兴趣研究课题的人，也被称之为民科。 有些人一提起民科，总有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他们断言，民科“不会取得有任何科学意义的成果”，甚至把民科看做是正常社会生活的干扰因素，认为“民科的大规模存在，必定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如此极端的观点，着实令人吃惊。 “科学共同体”在哪里？这共同体里坐了哪几位神仙？哪位神仙能承认我们“民科”的科学成果？承认之后又会怎么样？他们能赐给我们一道什么样的科学神符？不承认又怎样？难道我们的研究成果会顿时化为乌有不成？通过正反多方面的探察，“民科”终于发现，“科学共同体”是一座虚幻的神庙，我们原先的虔诚与恐惧都是多余的！ 轻视民科的观点之所以错误，首先因为它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民科名单--发明和改良了蒸汽机的瓦特，发明了车床的莫兹利，发明了轮船的富尔顿，发明了火车的史蒂芬逊，发明了飞机的莱特兄弟，开辟了宇航新时代的齐奥尔科夫斯基，一生有一千多项发明专利的爱迪生等，都是民科的典型代表。至于因发现了电磁转化规律而开辟了电气时代的法拉第，就更是一个民科了。他后来虽然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得到了一系列的荣誉和头衔，但那都发生在科研取得成功之后，而不是在他身为民科的那些日子里。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爱因斯坦，在研究相对论的时候，也是一个没有进入科学共同体的民科。今天，我们怎么在享受着这些发明创造所带来的文明的同时，却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轻视民科的观点之所以错误，还在于在自己感兴趣领域进行自由探索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这种探索不会给社会造成任何危害。出于个人兴趣的自由探索，从来都是科学发展的一大动力或科学发展的规律。甚至可以说，强烈的个人兴趣和执着的追求这一点，恰恰是民科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民科的最大优势。科学发现和科学创新往往还需要机遇，而机遇又往往产生于瞬间的灵感，这种灵感并不只有科学共同体里面的人才能拥有，它也可能光顾民科。谁能触发灵感，坚持不懈地探索下去，谁就有可能获得成功。实际上，民科的大量涌现，说明广大人民群众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风气正在形成，是社会风气走向良好的表现。一个理智的社会，必然会在大量的民科中择优进行支持，尽力培养科技创新的生长点，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来看待。 民间科学家不是异类，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途上，我们非常敬重一些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与拿得出学术成果的各类科技人员，我们也十分尊崇那些教书育人的老师、教授，景仰那些传播科学的新闻、出版人士，感谢一切尊重与维护科学真理的学人与民众。但我们也可怜那些整天忙于出风头的“科学名流”，鄙视那些以带帽子、打棍子为专业的科学院院士，恶心那些常在媒体上摇头晃脑的所谓“反伪斗士”，看不起那些只知皮毛而不知原委的大众科普“专家”，同情那些拿不出创新科学成果的哲学谈客，更为那些只知照本宣科的“课堂科学家”而脸红。这些“课堂科学家”自我欣赏着“博导、硕导、教授、专家、博士、海归”之类的头衔，津津有味地在天真而胆怯的学生面前大谈科学的伟大与玄奥，借以显示一番导师的学术涵养与慈祥。可一旦离开那些西洋教本与译本，他们的口沫里就再也化验不出任何科学的组分，在他们博大精深的面幕后面，原来也是“俗”与“欲”的内景。 二、官场、情场、赌场、名利场难见我们的身影， 我们是一帮酷爱科学的群体，在科技研究领域里搏击，这里布满了我们特有的思想足迹。同民间艺术家、民间发明家、民营企业家一样，我们散落于民间、植根于民间、成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日出谋粱而作，日落闭目而思，权力与我何有哉！虽然我们是学术界的散兵游勇，但渴望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中留下自己的履痕。尽管科学的主航道已被职业科学家（其中不乏平庸之辈）占满，但我们也是世界科技进步的另一部推进机。 官场、情场、赌场、名利场很难见到我们的身影，因为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乐趣，即每解决一项技术难题，攻克一项科学原理或修正一条科学定律，就犹如获得了一又顶王冠。我们也有自己的苦恼，当一项立论无法自圆其说之时，当一项方案缺乏证据支持之时，我们就如一个攻城的将军，常遇到放弃或强攻的两难选择。另一种烦恼来自外部，来自社会上疑惑与蔑视的眼光，探求科学真知的热情常被冷落、被误解、被嘲笑、被贬损，我们常常为之苦闷，也常常自我排遣。 是的，我们腿上还沾着田园的泥土，身上浸渍着车间的油污，有的已经拄上了离退休的拐仗，还有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日程”锁定的俗务。但我们都是民间的科学爱好者，我们有追求科学真知的激情与毅力，我们因拥有一顶“民间科学家”的大帽而自豪！ 我们民间科学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没有更多精力去参加某些无意义的社会活动。我们唯一的信仰是科学真理，我们唯一的追求是在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上有所突破，我们唯一的奢望是拥有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我们听烦了诸如“伪科学”、“赝科学”、“反科学”、“类科学”之类的空谈与叫骂，我们唯一的期盼是得到社会的理解、鼓励与援助。民间科学家本来是与世无争的一族，完全是时势所迫。因为我们曾在一定程度上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了干扰，学术成果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大家都有维护自身存在与尊严的需要。 诚然，“民科”也有自己的弱点，如偏离甚至脱离了自己的本来专业，把兴趣投掷到了新的研究领域，这会让我们比原来在此领域里的人士付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有的“民科”受时代与环境的限制，没有接受到高等教育，起步比同行业的人士更低一些。还有一些“民科”研究条件极差，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与实验设备，连外出做学术交流的差旅盘缠都感到吃力。但我们“民科”的另一项优势是主流科学家很难有的，即我们对某一课题的强烈兴趣与执着精神，这种兴趣聚集着我们的全部精力，让我们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琢磨同一个问题，直至金石为开。 尽管我们“民科”队伍里出现了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但绝大多数还处于贫困线的边沿，国务院学术津贴从来贴不近这些真做学术的书生，他们常像弄数学一样，是一叠纸一只笔的活计，而这位科学皇后从来不嫌贫爱富，而专选那些勤奋而敏锐的头脑，故许多“民科”自然愿意在纯科学王国里遨翔。但民科们是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锐意创新，努力探索着学术或技术问题，难道就不能容忍他们，而要把他们归于社会的另类。因为，即使对一些学术水平不高甚至存在错误的研究工作，我们也要把它视为爱科学的表现而予以宽容，并热情地给予批评帮助。 常令人苦苦一笑的是，我们有些“民科”人物，也一开始并没看清，在科学的钱盘面前，“民科”们多是一些掏钱者或纳税人。虽然科学具有无可争议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中华文明也是以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为基础的，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面对自己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把对自然和社会的探究行为上升为学问，这就是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就是“科学”。同时，“科学”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全球化又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所以，科学可以在不同民族间相互交流，也可能像婴儿那样被抱进抱出。 三、“伪科学”一个可怕的字眼 “伪科学”多么可怕的字眼，它曾是整个中国科学界的最大耻辱，它使多少前沿科学家望而生畏，噤若寒蝉。被碰上的，则前程尽毁，生不如死。其实多年来，科学工作者们都搞不懂，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批学术棍子打着“科学”的旗号，为什么一定要把在科技前沿探索的科学工作者与制假造假数据、剽窃他人成果的学术界败类捆绑在一起，冠上伪科学，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这股险恶的思潮一度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直接导致了所谓“破四旧、立四新”口号的提出，对中国大地上的众多文物古迹进行了一次毁灭性扫荡，给中华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惨重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批学术棍子不仅不向人民忏悔自己的罪恶，却摇身一变成了科学界的学术皇帝，高举“反伪科学”的旗帜，全方位地打压各方面的科学创新人才，尤其对我们民间科学家下手最为狠毒。在当今的学术市场上，这批人靠拉关系、走门子、贴权威、买媒体、搞炒作来推销自己，所以他们能在一时间成为举世瞩目的学术名人。对此，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些虚幻的光环背后，隐藏着他们内心的苦闷，他们最大的心病是拿不出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来。尽管“民科”很难走进传媒的视野，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有独特的学术见解，哪怕有些科技成果还不成熟、不完善，但它是独一无二的，做的是原始性、创新性的研究。 本来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事少见了。“科教兴国”成为国策，“大得人心。但“科技创新”事关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的今天，为什么一个在中国科技界滋扰不散的幽灵──这几年科学界个别人逆潮流而动，给别人冠上伪科学的帽子，就成了科学界的太上皇。这场不宣而战的“反伪科学运动”已经持续了多年，这情景在文化大革命中似颇为常见。但当人们对这场的学术运动进行回顾时，却很难回答“什么是伪科学”这一简单问题，“反伪运动”的旗手，只能在媒体的镜头前吱唔搪塞。是啊！有谁曾对“反革命”做出过准确的定义呢？其中必有值得总结的教训。 因为在当代中国，“伪科学”不仅是一个科学道德问题，而且已经是政治问题。但是，某些科学权威却肆意挥舞“伪科学”的帽子、棍子，屡屡加以扼杀。而一些“民科”也跟在后面学叫“伪科学”，因为在中国现有的科技体制下，权威不仅有名，而且占尽科学研究立项、评审之“天时、地利、人和”，既得利益在手，握生杀予夺之权，是不容“异端”挑战的。近二十年来，这一主导趋势日益发展、加强，矛盾已十分突出。 但科学发展从来靠证伪，即指出一种理论观点之违反客观事实之所在；如确有某种“伪科学”，也必须揭露其错在何处，其造假的真凭实据何在，方能促进科学发展。我们看，这些人其实是“伪科学”的冒用者。他们实际上是穿着冠冕堂皇的外衣，干的是铲除学术异已的勾当？因为他们不再用笔在纸上做研究，而要忙于立项、申报、审批、核算、分配之类的公务，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科学问题，更有精力对“民科”说三道四。偶然在信箱里收到了某份来自民间的论稿之后，他们会像对待最后的审读人必是废品收购站的大秤一样。如果外国的科学家提起陆嘉羲之类的名字时，名人们会偶尔想起某个“民科”，但他们汗颜过后的面孔会变得异常冰凉。这种丑恶现象一日不除，百家争鸣无法实施，和谐的科学创新的生态环境根本就无从谈起！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创造力就无法释放出来！他们一伙人才是真正的伪科学者，不，是反科学者。 其实，“民科”也反伪科学，但我们反的是伪装出来的科学。我们“民科”的成果带有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和科学探索的性质，虽一直得不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评审，怎么能用一顶抽象的“伪科学”大帽一盖了之呢？如果不经任何科学审理程序，就判定我们民间的科学就是“伪科学”，这本身就是非法行为！历史车轮滚滚，中国科学创新事业是不可抗拒的。神圣科学殿堂中的百家争鸣决不会被长期践踏，决不能容忍乱扣“伪科学”帽子、乱打“伪科学”棍子的事件发生了。 伪科学的冒用者们，你们安息的时候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将会有你们的位置。 而对一些哲学空谈家，自己不做科研，但也常对“民科”指手划脚，说什么“民科”的学术研究没有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再被SCI收录。“民科”们，千万别被这些空谈家所误导，中国权威刊物每年发表主流科学家的规范学术论文40万篇，这40万篇中很少有“原始创新”的东西，除了能新添一顶顶“教授”职称的帽子，与地地道道的“科学垃圾”没有什么两样。科学从来是不管黑猫白猫，也不管用什么逮法，你逮住了老鼠就是好猫，让那些大讲科学空谈家们见鬼去吧！ “民科”常遇到一些善良的讥讽和劝阻：“现在已经不是１８世纪，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大量的设备，集体攻关、大兵团作战，才能获得真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你们民科单门独户，又没有报国家审批立项，申请资助，怎么可能突然冒出一种骇世惊俗的科学发现呢？”面对类似疑问，“民科”只想重提某科学泰斗的一句名言：“科学上的许多核心贡献是依靠个人的力量作出的。”猛将拔于卒伍，豪强出于闾巷，岂能以一时之境况评英雄！况且，科学权威在科学发现的承认过程中具有两重性：既有推动科学前进的一面，又有造成学术迷信而压制科学的一面。有关历史事实如：量子理论创始人普朗克在自传中，讲述他提出新的科学思想遭到科学权威抵制的经历之后，写道：“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并使其理解而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他的这段话被称为关于科学发现的“普朗克原理”。正因为如此，“民科”更热爱自己的祖国，因为是中华大地哺育着我们的子孙后代，中华文化会永久滋养着我们的灵魂，并时刻激励与提示着我们，该为祖国回馈些什么呢？祖国正在企盼着什么呢？当我们明白国家想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创建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民科”哪有时间去唠叨过去的恩恩怨怨呢？还有什么理由不在“科技原始创新”上奋起一搏呢？ “民科”们今天以此宣言阐明我们的学术立场，抒发共同的情感，追述相似的经历，总结大家的经验、记录相互的勉励，其目的就是要激发出更加强烈的“原始创新”精神，为把中国人的定理定律写进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中，为中国本土人士实现诺贝尔奖牌零的突破，为世界科技中心尽早向中国转移，为中华民族科技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做出我们“民科”的应有贡献。 中国的民间科学家振奋起来！科学万岁！ 2005年3月23日

　

可以百花齐放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广大科学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其中就包含了民间科学在内.郭沫若将这次科学大会称为科学的春天.

但是,就像这次科学大会被人忘记了一样,民间科学也被人忘记了.科学大会把一大批官方科学家解放出来了,然而随着腐败之风的盛行,科学腐败也无所不在,民间科学便成了牺牲品,被淹没在污泥浊水之中,一些享受着国家专项津贴的所谓科学家,为了个人既得利益,狠不得把那些民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在这一点上,也是有继承性的,西汉时,落下闳是一个生长在巴蜀大地的民科,被有识之士推荐到朝廷,参与编历,历书既成,他看不惯受不了官宦们对他排挤,依然回到了民间.自古以来,真正出污泥而染的,就是这些在科学上卓有建树,却是一批又一批位不高名不显的民间科学家.

这个宣言在抱不平的同时,提出了民科们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声音.也许就是这个宣言,预示着又一个科学春天的到来!

如今你随便走进一个商场，随便走进一个展区，无论你买不买东西，都会得到销售人员异常热情的接待和不厌其烦的产品推介，让你在围追堵截中充分享受到消费者是上帝的感觉。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在销售人员热情似火的表象背后却存在着影响消费者科学选用商品的缺憾。

目前真正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销售人员很少，并且由于知识的缺乏，在向消费者推介商品的过程中常常是有意无意地起着误导作用。在销售的过程中很少有销售人员主动对消费者进行消费警示，提醒在消费者使用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从而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不便，并导致因使用不当损坏，甚至还发生因使用不当造成健康损害。

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已经够让人眼花缭乱的了，但是即便这样，仍然满足不了一些厂商的需要，还要变着法子生出各种各样让人搞不懂的概念，似乎只有让人朦朦胧胧才能产生美，才能显示自己产品的精良。到了销售环节，销售人员更是推波助澜，为了推销产品，置科学于不顾，误导消费者的现象非常普遍。

诸如此类的置科学于不顾的现象在销售环节中还有很多，如过度鼓吹产品的节能性能、将纳米的抑菌特点鼓吹为杀菌功能等等。销售人员直接面对消费者，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和使用很大程度上都受着销售人员的影响，如果销售人员为了促销产品而践踏科学，将会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严重伤害。因此，提高商品销售人员尊重科学的意识，提高消费者尊重科学,理性消费,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你的健康消费，请讲科学吧！

转贴一位叫田松的人写的文章，不代表本人意见，板砖别冲着我砸

我民间，但是我科学

田松

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一有机会，就会露出头来，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他们的活动遍及具有公众知名度的一切科学领域，有人致力于推翻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有人热衷于研制永动机，有人试图建造新的宇宙论或者进化论体系，也有人提出的理论框架宏大无比，包罗万有，不可以以某一学科规范之。民科（为了节约篇幅，我提前使用了这个简称）之中，声势最壮，媒体见光率最高的是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者，其成员之众，没有一万，也有几千！科技日报记者李大庆称之为哥迷，颇为贴切。几个月前的虹桥科教论坛上，有人提出割菜家（哥猜家）一词，深得著名哥迷胡思之的喜爱，不知何故，尚未流传。哥迷之中，最吸引眼球者当为原航天部工程师蒋春暄，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宣称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以及费尔马大定理等多个世界级难题。哥迷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亮相在2002年，因为这一年有两个重大时刻，一是8月20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京开幕，据说有上百位民科自费参会；二是3月20日，两个国外出版社百万美元悬赏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在此日截止。由于百万美金和民族荣誉的双重考虑，在由此上溯一年多的时间里，民间数论高手频现传媒，有广东梅州的拖拉机手，有湖北黄陂的残疾老汉，有辽宁辽阳的工厂干部，有年过古稀的教育家，纷纷宣布割菜成功。甚至有人为抢时间，以刊登广告的方式发布消息。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至今余波未息。2003年7月3日，影响颇大的《南方周末》又发表张浩、宋正海文章《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再次为蒋鸣冤。网上网下，激起口水无数。同在7月，《自然辩证法研究》则发表了《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作者便是区区在下，文一上网，又是一番热闹！

最早接触民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在我们普通物理实验室里，我发现了一篇油印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证，如下：爱因斯坦认为光是电磁波，这是错的。大家知道，收音机是接收电磁波的。可是，用手电筒照射收音机，收音机却没有丝毫反应，这表明收音机没有接收到电磁波信号，所以光不是电磁波。这个论证实在是匪夷所思，用王小波的比喻，那是打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同学们的笑料。印象尤深的是，那人称爱因斯坦为斯坦大师，大概他认为爱因斯坦姓爱因，名斯坦。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一家名为青年科技的杂志社客串时，读到了一份更加奇妙的“论文”：《从物质波子到引力子和引力波的研究与预测》。作者姓吴，来自江西。标题很高深，但他的设备却十分朴素。比如，他用一个长玻璃棒指向天空，在上面发现了很多流动的光点，他认真地记录和描绘了光点的形状和运动，并给它们安上了“超光子”、“物质波子”之类吓人的名字。论文以铁笔垫钢板划蜡纸的技术油印的，厚达50余页。吴先生带着论文在北京跑了很多地方，终于在我们杂志社受到了热情接待。吴先生感激万分，终于有人肯倾听他的倾诉了！遗憾的是，当时我并不在场，但是我一直保存着这篇“论文”──这是我搜集的第一篇民科文献。“这是一个刻苦的人，一个爱思考的人，一个勇于为事业献身的人，一个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然而，想象江西小城的吴先生，忍受着家人和同事异样的目光，在漆黑的夜里虔诚地划着钢板，刻出一个个波子引力子，绝不是为了搞笑的。很多同情民科的人常常这样指责科学家：“就算是错了，你告诉人家错在哪儿不行吗？”也有哥迷自己宣称：“我们就是想知道错在哪儿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连错都算不上。比如摘菜，不管这菜老到什么程度，总得是菜才可能摘得出来。有一位数学家甚至说：“如果我驾着奔驰车驶过长安街，我会因为一张垃圾纸停下来吗？”不知这位先生是在怎样不堪其扰的情况下，才如此激愤的，不过话虽刻薄，却正中要害。比如吴先生的论文，根本就不存在错在哪里的问题，在我看来，他连初中物理都没有学好。很多基本概念都用错了，他自创的概念和他要为之添砖加瓦的物理学更是接不上茬。当然，不是所有民科的研究都像斯坦先生那样浅显易断。有些民科也确实具有相当深的专业水平，其正误对错非普通人乃至普通专家所能判断。比如我看胡思之先生的割菜帖子，就完全摸不着头脑。这使得有人担心，科学共同体漠视民科的存在，是否有可能错过来自民间的重大发现。也有人把担心当成了事实，指责科学共同体存在严重的体制问题。然而，那些支持民科的人，往往并不具备在科学上评价民科之工作的能力。──这可以作为民科社会学的一个通论。2001年10月和11月，《科技日报》曾发表两篇为蒋春暄鸣不平的记者文章，我相信该记者对蒋的数学工作毫无评判能力，所以只能采取外在标准──因为蒋在美国一家名叫《代数群几何》的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文，记者认定，蒋的工作在国外得到了承认，进而认为，中国数学家不予理睬，是出于狭隘的门户之见。然而，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张利华研究员就已经指出，《代数群几何》杂志并没有被列入SCI，不是一个数学界认同的专业杂志，那位高赞蒋春暄为未来学科领袖的杂志主编桑蒂利也不是专业数学家，同样不具备评判的资格。相反，《科技日报》文章却露出一个有趣的信息，早在1978年，由于当时的中科院院长方毅的过问，中科院数学所（具有判断能力的科学共同体）就已经为蒋春暄开过论证会了，事后，“科学院通知蒋春暄所在单位正确引导蒋春暄不要作无谓的探索，多作一些现实的对社会有益的事。” 然而，有很多同样不具备判断能力的人，比如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的张浩、宋正海先生，依然为蒋春暄擂鼓助威，呼吁中国数学界接受蒋春暄的成果──这也是值得民科社会学分析的普遍现象。

我相信很多民科不仅有理想，有抱负，也是有智慧的！比如那位吴先生，一边认真地观察现象，一边自造名词对现象予以解释，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只不过路子完全偏了。那么，在他多年求师访学的过程中，就从来没有听到过真实的评价吗？那怕是一位中学物理老师都能够指出他的错误，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给他当头棒喝吗？我不能相信！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他能够无视这些棒喝，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沙滩上盖楼？所以，民科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即使我们响应了某些人的号召，对一个又一个民科进行评判，也无济于解决民科问题。反过来，既然我无力判断民科的对错，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判断？他们在科学上是对是错，故且可以放在一边，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他们理解的科学是什么？他们是怎样从事“科学”的？他们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从事“科学”？问题转化之后，民科的共性就凸现出来。无论是反相对论的，还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他们在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知识背景以及“论文”的写作方式上，都有共同的特征。如果民科只是个别存在，我们还可以把它归结为其个人原因。而民科的大规模存在，必然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民科就像一个绳结，纠集着科学与大众传媒、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语境、公众心理及个人心理多方面的关系。一个特殊的病例会使医生对人体有特殊的理解，对民间科学爱好者进行案例分析，也可以使我们对于上述问题有深入的理解。

最初，我用“民间科学爱好者”这个词指称这个被称为“民间科学家”或者“业余科学家”的人群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觉得他们与“科学家”这个称呼太不相配。经过了几年的使用，这个称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传媒所接受。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命名，一是太长，二是“民间”这个词容易产生歧义。好在“民科”这个简称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回避第二个问题。很多民科喜欢用爱因斯坦和华罗庚为自己打气。比如他们常说，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的时候也不是职业科学家。还有人说，提出费马大定理的费马一生都是律师，也属民间。甚至连伽利略都是民间，因为那时还没有职业科学家。这样延伸下去，有人说退休的科学家也是民间，进而提出发挥民间科学余热的问题。我最初也被这种论证所迷惑。说来也是，华罗庚能从民间走向职业，哥迷为什么就不能？如果我说华罗庚更聪明，更幸运，或者说真正掌握了科学方法，无异于以成败论英雄，事后诸葛亮。不要说民科不服，我也不服。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考虑问题的时候，又一次把民科问题当成了科学问题。因而，如果要在青年华罗庚与民科之间进行比较，需要分析的不是他们在科学上的不同，而是行为方式上的不同！这时我发现，必须跳出“民间”一词的字面意义，把“民间科学爱好者”七个字当作一个整体去理解。正如我们必须把“自行车”这三个字做整体理解，而不能把它解释为“自动行驶的车”。要使讨论得以深入，必须对“民间科学爱好者”进行明确的定义，毫无疑问，这个定义与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定义如下：所谓民间科学爱好者（简称民科），是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其中“不能交流”可以作为鉴别民科核心判据。与此同时，我还为另外一个群体进行了命名。这个群体也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着科学活动，但是他们能够与科学共同体达成很好的交流。比如有一些业余天文爱好者，他们热爱星空，经常观测天象，但他们不想推翻现存的科学体系，也不指望建立一个全新的庞大理论。2002年2月，当哥迷们憋着劲要拿国外大奖的时候，国际天文学会就根据两位业余天文学爱好者的发现，把一颗彗星命名为池谷—张。其中的张是河南的一位普通工人张大庆。业余生物学爱好者与此类似，他们不想推翻现有的生物学体系，只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野外工作，并且确实发现了新的物种。对于这些人，我命名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或者“业余科学家”。从中文的字面意义上看，“民间科学爱好者”和“业余科学爱好者”几乎没有区别。但是，如前所述，这是对于已经存在的两个不同群体进行命名，而不能根据命名的字面意义去寻找相符合的对象，就如你不能因为永动机不存在，而说世上没有自行车一样。可以用围棋作比喻。专业棋手相当于职业科学家，业余棋手相当于业余科学爱好者。两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因为他们遵守的是同一套围棋规则。而那些民间围棋爱好者则不遵守现行规则，各自发明了一些特殊的棋和规则，所以和谁都下不到一起去。他们不但与科学共同体不能交流，相互之间也不能交流。同是哥迷，每个人都发明了一套割菜体系，每个人都想让别人跟他学割菜，不想学别人割菜，所以，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不是一个集体，只是一个集合。这样划分之后，立即可以看到，提出相对论时的爱因斯坦，在金坛中学时的华罗庚，都是按照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进行科学活动的。费尔马虽是律师，并不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他们都不是“民间科学爱好者”，顶多是“业余科学爱好者”。不能交流是民科的外在特征，相信与民科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有切实的感受。我有一个夸张的说法：如果民科给你打电话，你放下听筒离开十分钟，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他完全没有察觉到你的离开。你也不会少听什么，因为他们的谈话常常重复。很多民科只想倾诉，不愿倾听。在我看来，这反映了其偏执的心理特征。由于偏执，民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甚至与世俗社会也难有正常的交流，他们常常会忽视对其不利的言论，夸大他们喜欢的部分，所以民科几乎是不能被说服的；有时民科也会产生迫害妄想，比如他们常常自比布鲁诺或伽利略，把自己的到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与迫害；他们大多坚信自己的“科学结论”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普遍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追求，仿佛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由于难以交流，他们的生存能力通常较差，有人甚至年过四十还要依靠父母、妻儿来维持生存，但是生活的艰苦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悲壮感和神圣感。

民间科学爱好者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有存在，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规模却不多见。这与1980年前后的社会氛围有关，与大众语境和大众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有关，当然，也与其自身偏执的心理倾向有关。所以，民科所表现出来的共性，是特殊时代的结果。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现在，大规模产生民科的总体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大众语境对科学的误读依然存在。民科不仅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在民间科学爱好者、业余科学爱好者和职业科学家之间，不存在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这是一个连续谱。业余科学爱好者可以进入科学共同体，成为职业科学家，反过来，很多职业科学家也有着强烈的民间心态，偏执自信，难以沟通。 2003年8月，在雁荡山召开的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我介绍了我的民科研究。有趣的是，这次会议有好几位体制外人士参加，为我提供了现实的案例。其中一位温邦彦先生据说是因为提供了赞助，还得到了两次大会发言的资格。在我的归纳中，民科大多没有解决好自己的生存问题，而温先生则拥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企业，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位成功人士。这也是一类民科的代表。会间，我与温先生做了短暂的谈话，我的几个问题都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回答。当我打算收住话题的时候，随口问道：“您从事这个研究，是不是觉得有特别的乐趣？”出我意料的是，温邦彦先生立刻收敛了笑容，非常严肃地说：“我觉得首先是一种责任！” 我想，在那一刻，温邦彦先生的内心深处一定涌起了某种神圣的责任感。这种神圣感，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特征之一。我民间，但是我科学。

民科与官科中的东郭,大巫见小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