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诺贝尔奖不是检验一个国家科技、文化进步的惟一标尺。亚洲第一个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印度启示是:1、看一个国家有没有未来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苗子”。2、在“苗子”生长期间,看一个国家中产阶级中有没有像加尔各答市第一流开业医生圣卡这样的真正的有识之士,去作人才的第一阶梯培养。3、在第一阶梯培养出的“苗子”期间,看一个国家高层学府或企业有权、有势或有钱的人中有没有像加尔各答大学副校长A·穆柯伊爵士这样的真正的有识之士,去作人才的第二阶梯培养,把“苗子”最终送上领奖台。这个规律是唯一性的,而且也适用于我国奥运金牌和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得主的情况。 关键词:诺贝尔奖、亚洲、印度、拉曼、圣卡、穆柯伊 【0、引言】 中国科学家何时再圆“诺贝尔”梦?姚国华教授说,目前国人用自己的钱,养着庞大的学者队伍,包括教授、博导、院士,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师;可以想象,他们如若像足球队那样,每过几年得到世界舞台上遛遛,在国人面前露一露是骡,还是马,肯定将丑态百出。除诺贝尔文学与和平奖外,培养获诺贝尔科学奖者功劳的国家或地区,应从中学、大学算起;近50多年间,中国香港送出的有崔琦, 台湾送出的有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大陆解放前送出的有 杨振宁、李政道。但解放后,大陆的中学、大学或科研机构培养的一个没有。这也许说得过分了。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利华教授认为:政府对科学的投入目的是实现国家目标,与国家目标无密切关系的科研活动一般得不到政府的资助。而科学共同体任何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都会情有独钟,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但在科学史上,任何一项历史性的突破几乎又都是由名不见经传的后起之秀做出的。因此,科学的创新绝对不仅仅是科学界本身的事情,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全社会的科学体制。在美国,非政府的科学投入对美国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研活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对一些私立研究机构的运行起着关键的作用。政府为了鼓励科学创新活动,吸引民间资金投入科学研究,制定一些包括税收减免等各种优惠政策或法律,这样一些不被科学主流认同的“异类”科学也有生存的空间;这在中国,却很难得到发表。 从根本上说,这是不同的社会科学体制在起作用,原因并非来自两国的科学共同体的评价不同。即我们不能认同诺贝尔奖是检验一个国家科技、文化进步的惟一标尺。获诺贝尔科学奖的问题,应当别论。 【1、何时再圆诺贝尔科学奖梦印度启示】 印度启示告诉我们的是:1、看一个国家有没有未来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苗子”。2、在“苗子”生长期间,看一个国家中产阶级中有没有像加尔各答市第一流开业医生圣卡这样的真正的有识之士,去作人才的第一阶梯培养。3、在第一阶梯培养出的“苗子”期间,看一个国家高层学府或企业有权、有势或有钱的人中有没有像加尔各答大学副校长A·穆柯伊爵士这样的真正的有识之士,去作人才的第二阶梯培养,把“苗子”最终送上领奖台。这个规律,是唯一性的。 而且也适用于我国奥运金牌和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得主的情况,并多次被证实。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获诺贝尔科学奖对一个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确是一次全面的评价。但并不是像今天有些中国人,把责任推给国家,说什么政府对科技的投入水平不够,有的还拿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版的历年《国际力竞争力报告》,说我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在国际上也处于较低水平,人均科研费用更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是误导。 前国家科委科技干部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教授曾对姚国华教授说:中国人近20年来,在所有的科技领域里,没有作出过任何一项有价值的新概念、新体系,新方法。这当然不是事实:国家仅在一个地市级的科协,每年就有30万到100万元的活动经费投入,但科协机关又有多少人有这种需要、或这种认识、或这种水平,把本地区有价值的新概念、新体系,新方法最终送上领奖台的呢? 有人又说,中国体育黑哨、黑球泛滥,背后交易横行,但毕竟还有一个联赛制度的过硬竞技场,能看真工夫,而科技界却没有这种透明度。这也是事实,且执行日久已是空话。如现在省市级国家机关都能办网站,但能曾像各省市级科协如光明日报 论文发表中心曾经的注册页∶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login.asp,办网站? 而且还能否像公报本省市每年培养或收集到的人才作出的有价值的新概念、新体系,新方法,作为竞技场,以示透明度,合理选择再送国际上竞争看看?下面就以亚洲中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者──殖民地时期的印度物理学家拉曼,作论证。 【2、市场经济只能是肉】 拉曼所处的时代,印度还是英帝国的殖民地,洋布、洋油、洋火、洋盆、洋车……充斥着印度市场,显示出英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头。 拉曼从中认为本国的地主、官僚也靠商品经济,这跟殖民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性质不会有两样,这样下去,是不能提高自己民族的素质,唤醒广大民众的创造意识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科学技术。 拉曼看到,科学需要艰苦的教与学,需要探索、专利和版权的保护。然而当时的印度还热衷于传统的文化,以一般的科学普及为满足,顾不上钻研一些真正发展中的科学。他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已经开始量子力学的时代,先进国家通过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新的物质文明。然而印度从事科学普及者知之的又有几何? 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事物,难道满足于十七、十八世纪牛顿等人创造的知识框架的解释,这就是科学、民主、民族解放和独立斗争的本质吗?拉曼常常陷入沉思:这会不会如同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存在的很多被分割的地域,各个地域内的物价和兑换比率是极不相同的,这像凹凸参差的平板,平民、商人和工薪人员像球投到上面会产生不同散射方向一样,也会变成各式各样的人,贪婪、发财、穷困、清廉、残暴、开明、愚昧、落后、进步、发达……这是多么奇怪的散射啊! 而这是只能用社会科学而不能联系物理理论去解决的吗? 拉曼选择了无戏言的科学,他明白科学通过自觉的不断的实验观察和公理推演的技术规范,会不顾强权者的命令,拓展科学的前沿,从而也才能振兴民族,唤醒经久不衰的才智,开辟勇往直前的道路。 【3、经济学问题产生物理学灵感反馈】 拉曼是个神童,1888年11月7日出生在印度南部提鲁契腊帕里市附近的一个农村,父亲受过西方教育。拉曼诞生前的1885年,印度地主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印度国大党成立,它对揭露英国官吏的专横残暴,要求自治、独立,对唤起印度人民的民族觉醒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拉曼12岁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升学考试,进入马德拉斯大学的一所学院,16岁时就获得学士学位。 1906年他就在英国权威的科学刊物《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光从棱镜面上斜反射时由长方形孔径引起的不对称衍射带》的第一篇论文。同年,他获得数学硕士学位。 大学毕业,有人说拉曼不打算到英国留学,是因为健康的原因拖累了他。又有人说拉曼到财政部门工作,是因为经济待遇高,又有声望。但这都是次要的原因。从拉曼一生对声波、光波的散射现象很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他少年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当时他的家庭收入主要靠农业,而农村的农民投入和产出的变化并不大。改变这种贫困现象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吗?家庭如此,国家的财政又如何呢? 拉曼想从财政、会计工作的实践、分析中,寻求一些宏观对比解决的启示。甚而发生了灵感:成千上万的劳动群众,犹如入射光线中的光子;财政的投入与产出和物理的投入与产出不是正好参照吗? 那么,从财政会计的立场出发,比较探索成千上万的光子在接触到不同材料的表面和不同孔径时情况如何呢?这里有没有投入和产出的飞跃?拉曼暗暗下定了决心:“我不出国!”1907年2月他参加了财政方面文职人员的招生考试,获得了第一名,被分配到加尔各达市的财政部作助理总会计,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会计师的生涯。 【4、中产阶级中要有真正的有识之士】 在科学上,少数具有独创能力的人的独立工作,为什么较之集体的研究更有成功的希望呢?这也许是个谜,但拉曼的成长正好说明,在科学研究中,要找到问题的实质并不一定要依靠普及的力量。 拉曼大学毕业时的印度,根本还没有从事科研工作的职业。有幸的是,那时印度民族也有一些深知科学将来在印度必定会起巨大作用的开明人士,他们不惜捐献个人财产,以设实验室、办会刊、开科普讲座的形式,出来创办学会。例如加尔各答市第一流开业医生圣卡就是这样的人。他在1878年就创建了印度科学研究学会。 1904年他死后,他的儿子阿·圣卡又继续了他的事业。圣卡父子真有点象“守株待兔”。但这一天“兔子”终于等到了。拉曼来到加尔各答市,乘有轨电车下班回家,他偶然看见了学会的牌子,就立即下车去敲阿·圣卡的家门,问能否利用业余时间在学会里进行研究工作?阿·圣卡真有点喜出望外,他说:要是父亲能够亲眼目睹象拉曼这样的年轻人进入学会,那该多么高兴啊! 就这样,拉曼从1907年开始,以会计师的身份在这里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研究工作上。他的会计业务并不是不繁忙。很多次,他的妻子和亲人都劝他休息时间多呆在家里,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他的上司和同事们也经常向他大谈当会计师的前途,但他们看到拉曼在会计岗位上并没有什么差错,而且尽心守职,也就没有过多地说服他。说真的,拉曼本可以长期当会计师,逐步提升,成为总会计师,直到退休。况且,拉曼还是一位高级的有能力的专职官员,受人尊敬和钦佩。当然,拉曼也曾很多次产生过放弃搞业余科研的念头,但是寻求和实践民族振兴之路,又使他对物理学着了迷。 而圣卡这位开明之士,也给他创造条件,他可以随意使用学会的各种设备,实验常常做到深夜。为此,他先后在《印度科学研究学会会刊》、《物理评论》、《自然》和《哲学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显示出一位从简单的常规结果得出深刻的、并非预期见解的世界级物理学家正在诞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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