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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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富裕与政治民主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改革必将导致政治改革、经济增长必将导致政治民主。既然中国政府在不断地深化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地高速增长，因此许多人断言，中国已经走上了民主转型的康庄大道，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政治也势必愈来愈民主愈开放。
其实，经济决定论只是一套神话，一套危险的神话。

第一、由于人具有自由意志，由于人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的增长，而知识的增长具有不可预见性，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并不存在所谓客观规律。任何决定论，包括经济决定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有时候，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提高，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愿望越强烈。在这里，经济发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有时候，人们越是有机会发财致富，他们越是对政治改革漠不关心。在这里，经济发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埃尔斯特（Jon Elster）否认我们可以从社会研究中得出规律。他认为我们只可能找出机制（mechanism），据此对人类的行为作出解释。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参照其它因素，才可能对某一特定社会中经济发展与政治演变的关系做出一种趋势性的分析。

第二、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既非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充分条件，也非其必要条件。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曾经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但是它并没有导致政治民主，相反却强化了极权专制。俄国、东欧和蒙古的经验则证明，共产专制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并不必须以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为前提。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三个特点：1.中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现存政治体制内部产生的，是这个体制的得益者；2.中产阶级没有自己的集体意识，不可能产生独立的意识形态；3.中产阶级没有参加公共事物的途径和能力。从这三个方面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不足以在短期内促成中国的政治变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毛病出在哪里？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破产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设想的理想模式的覆灭。在东欧演变、中国放弃计划经济之后，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时代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错误有：

1．交换价值成立原因分析的错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探讨了交换价值，他认为交换价值成立的原因在于相互交换的商品包含的劳动价值量相等。

茅于轼在《制度转轨中的人权》说：“等价交换是一个臆断”，等价交换、“等价物”只是一种荒唐的假设。马克思说一头羊和一柄斧交换是因为二者生产所用的劳动时间相等。这是荒唐的！既然用同样的劳动可以生产出来，干吗还要交换？每个人都将直接生产自己所需的物品。市场经济的解释是交换的双方都可获利，因为各自生产的比较优势不同。

必须从交换当事人的角度，分析各自的得失；而不是以第三者的角度，以旁观者的身份轻言谁占便宜谁吃亏。“没有一个商品生产者肯拿自己花了10小时的产品去换人家1小时的劳动产品，除非是傻瓜。”这种说法是想当然的结果。如果别人花1小时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你需要花15个小时才能生产出来，不用自己10小时的产品去交换那才是傻瓜呢。

在物物交换的时代，人们并没有等价交换的概念；交换价值成立的原因是比较利益，即交换商品比自己生产该商品经济得多、合算得多。也就是说，人们交换的原因是交换来的商品比自己直接生产该商品要合算得多，并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交换背后隐藏的劳动价值。

人类从事商品生产是希望通过交换使自己用少量劳动换取更多的享用物品，这些物品是以它的效用即使用价值来体现它的价值的，不是以它包含的劳动量来体现价值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只体现商品交换的比例关系，表明了财富的相对稀缺程度。

人们相互交换各自产品的根本目的不是互通有无，而是为了节约劳动！因为一旦不能节约劳动，人们便不再相互交换，而是自己生产所需物品了。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说明他没有真正理解交换的本质。

由于商品价格可以高于其价值，因此，资本利润也可以来自“贵卖”。马克思没有理解贵卖中的“贵”，指的是价格高于生产者的成本，而不是高于购买者自己生产可能消耗的代价。贵卖不是简单地提高价格，而是和效率较高的专业化生产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把贵卖贵买理解成纯粹在流通领域里进行的过程，这是错误的。

2．使用价值最重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抹杀了商品使用价值的意义，撇开了使用价值，他只认定劳动耗费是商品交换和社会分配的唯一依据。这个定论与人类从古至今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分配的自然规则大相径庭，完全违背了人类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的基本规律，是导致用他的理论建立的国家生产、经营效率低下，永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其实使用价值最重要。因为：

第一，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的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既是生产的结果，又是生产的目的。而劳动只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手段之一。根据目的高于手段、手段服从目的的原理，得：使用价值高于劳动价值。
人类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享用物，人们从来就是希望用最少的劳动，获取尽可能多报酬。这个“报酬”当然是劳动的成果即物品的效用或使用价值，而绝不是“劳动价值”。“价值”只能是财富价值即使用价值，它使人们获得享乐、愉快、舒适或减轻人们痛苦的东西，而不是令人生厌的劳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与常人的观点背道而驰。

第二，在市场交换中，按质论价的“质”是使用价值的质，不是劳动的质。可见，使用价值对价格具有决定作用。使用价值在市场中的认可，才使劳动具有价值。马克思却反过来，认为劳动是劳动力的消耗过程，因为劳动力的消耗，使产品具有价值；劳动量大小决定着交换价值量的大小。这与人类的交换秩序相违背的反科学的结论，本来不屑一顾，但它被马克思主义强制于社会中，造成了社会生产和交换规则的大混乱，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破坏；使广大劳动者往往在明知是无效劳也不得不盲目地进行[大跃进]。
第三，分配时，人们分配的也是使用价值。人们分到手是货币，而货币代表的正是使用价值。蛋糕大点才好分，蛋糕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或财富是由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共同创造的。因此，生产要素都应参与分配。级差地租是土地所创，良种带来的产量增加是技术所创。要承认生产要素不仅创造了财富，而且创造了价值。

使用价值的计量

使用价值的物理量由大家一致公认的计量单位来衡量，如：kg、km等。不同的使用价值其物理量不一致，必须通过货币把不同的使用价值换算成使用价值的社会量。货币是商品交换能力或交换价值的计量单位，价格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是社会财富的通用代表。可以说，商品的成交价格是使用价值的社会量，反映了社会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协商一致的评价。因此，社会上通常所说的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反映了人们拥有的使用价值或财富的多少，并不反映消耗了多少体脑力的劳动价值。

3．劳动价值论不成立

1）价值不是劳动独创

“价值是商品的属性”决定了价值不是劳动单独创造。马克思说：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二重性[即二重属性]，而且马克思也承认，“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父母所生的儿子[即财富就是商品]的属性[指价值]怎么偏偏是母亲一人所创呢，这说得过去吗。事实上，儿子的属性即受父母二人基因和劳动经验影响，也受社会[即市场]影响。

周小安说：神赐给我生命、气息和智慧，也供应我生活中一切所需要的条件：空气、水、阳光、以及一切生存所必须的环境。这一切都不是我的劳动和努力所赚得的，而是神白白赐下的。但我不仅从不对神心存感恩，反而相信“劳动创造一切”。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吗？

2）劳动价值无法计量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消耗的体脑力在商品中的凝结。而体脑力至今没公认的计量单位，劳动价值没有客观的计量基础。劳动本身无法精确度量，无法精确度量就不能确定劳动的无差别性。

劳动的计量除了时间外，还要考虑劳动的强度、危险度、复杂度、熟练度、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市场的供求关系。如果劳动产生的某些产品没有销路，该劳动非但没有任何价值回报，更是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仅用劳动时间计量劳动是不合理的。

此外，用贵金属来计量商品的劳动价值是不可能的。贵金属所含的劳动量都无法说清，怎能用它来计量商品的价值呢。贵金属的物理单位是不能与某一劳动时间划等号的。

3）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根本行不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资本论》，第58页）。

如果说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换算是在生产者背后由一个“社会过程”决定，那么，这个“社会过程”具体是个什么过程？是战争？是辩论？是投票？还是法律的规定？

“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这“习惯”又是怎样形成的？李嘉图在《资本论》诞生以前曾经说过：“为了实际目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价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得到十分准确的调整，并且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相对熟练程度和所完成的劳动的强度。估价的尺度一经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5页）。

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在商品进入流通以前就表现为商品价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结果。”（《资本论》，第179-180页）并引用其他人的观点作支持这一观点：“不是契约当事人决定价值；价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经决定了”（《资本论》，第180页脚注17）。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既然异种劳动的换算比例是在市场上决定的，因此，这些换算比例在市场上也是经常变动的。把异种劳动的换算比例简化为常数，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的复杂程度”。虽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可以在生产中精确地测量，但是，由于异种劳动的换算比例是在交换时才确定下来的，所以，商品的价值只有到了市场上、在交换结束以后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因此，商品的价值不可能象该商品的重量一样，存在一个绝对的、不变的数值。相反，它的价值是相对的、也是经常变化的。因此，商品价值的确定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不存在绝对的、客观的标准，相反，它是一个社会过程，涉及人类的主观判断。

劳动的价值与人们对劳动的估价有关、劳动的价值是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时得到确定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用劳动价值来作为商品价值绝对的度量尺度，是存在问题的。

马克思认为：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劳动分工就会消失，异种劳动的换算就会科学化。事实上，消失的只是体力劳动，而脑力劳动中的分工越来越发展。在企业内部，产品日益复杂、工艺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使每一个劳动者能干的工作越来越窄，分工也必须越来越发展；否则，不但不能使经济得到发展，反而连现有本职工作都无法胜任。

马克思设想的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是根本行不通。在饭馆里洗盘子和清扫马路，他们的工作小时是否就能等同？一本红楼梦等于多少简单劳动呢？知识产权规定即使技术专利人在收回成本的情况下，也可依协议从对方的销售收入中获得提成。艺术家创作每一件艺术品的劳动一旦完成后，该艺术品会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的认知不断变化其市场价值，价值永远都在变化，波动幅度可超过万倍，但艺术家并没有再对该作品作进一步的劳动。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进行换算比较，结果是滑稽的！因为根本就无法换算。

至于土地、名人收藏品等会不断升值等等例子更是和劳动无关。所以劳动价值论彻底败给了供求关系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市场如果不认可其产品，其产品就没有价格（或者价格低落），其产品没有价格自然就没有价值，空谈抽象的劳动价值毫无现实意义。

劳动价值论以人为规定作为整个理论的基础，本身就存在接受实践检验的必要性；但每当遇到理论和实际情况不符时，这一理论的坚持者们总是毫不犹豫地认为理论不可能存在问题；而“劳动价值”的不可测算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理论的随意性，又使得坚持者们能够“自圆其说”。一个理论最终的价值不在于能否自圆其说，而在于能否解释世界。

4）劳动价值无法统计国民经济活动

劳动价值无法统计微观经济活动

马克思坚持同量的劳动创造同量的价值，而“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穷矿提供更多的金属”，因此，劳动价值不能表示两矿的生产水平和财富量的差别。

马克思不仅用劳动时间计量商品价值，还用劳动时间作为分配消费品的尺度，即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但是劳动本身无法精确度量，自然也无法科学公平的指导分配。用简单粗糙的劳动时间作尺度，导致了集体生产的“人海战术”、大锅饭、磨洋工，生产力严重倒退。

劳动价值无法预测价格变动方向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商品的价格，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1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1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商品的价值减小,这符合常识吗？1座钢筋混凝土的万丈高楼和1座土砖瓦的小矮房在不同生产力下会耗费相同的劳动量，那它们的价值量也一样吗？让你付相同的价，你愿意选择那1座房屋住进去?让它们的价值相等，这显然是荒谬的。

商品降价的原因是竞争。若无竞争，商品的价格只升不降。二战以来，物价总水平与劳动生产率都在提高，没有呈现马克思希望的物价总水平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下降的趋势。

劳动价值无法统计宏观经济活动

中国在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日本，可生产的财富与国民生产总值却远远小于日本。可见，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只能简单的说明耗费的劳动量，与当代通行的国民经济的计量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作为经济计算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否定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就否定了歌星的磁带、技术专利创造价值，因而否定了脑力劳动创造的巨大的价值；而且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二战以来非物质生产部门所创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超过物质生产部门的事实。

1980年代我国已经抛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国民经济统计体系，采用了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国民收入统计体系，承认了服务部门创造价值，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凡是有点知识的人都应该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承认非物资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只承认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说什么商业职工、银行职工不创造价值，是挪用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不承认教师、律师等知识劳动创造价值了。这直接导致了毛泽东的“皮毛之论”，赤裸裸地宣扬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歧视，宣扬对资产阶级（即企业家阶层）的专政。在马主义的理论中，工人阶级是第一等级；农民阶级是第二等级；其他的人被认为原本是剥削阶级沦为第三等级。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说：“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它暗示暗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适应当今中国。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因此，抛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党统治的理论基础多么脆弱！

4．剩余价值论批判

1）荒谬的“不变资本”

马克思把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工具设备、原材料）的那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把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叫做“可变资本”。他宣称，“不变资本”不创造价值，即不能增值，“可变资本”是增值的唯一原因。实际是如此吗？

譬如：一个樵夫，如果用手去折树枝，一天折不了多少，如果他有了一把斧子，收获就会成倍增加。一个邮递员步行送信的话，每天可给20户人家送信。他买一辆自行车后，每天可为40户人家送信。虽然自行车离开了邮递员寸步难行、更不可能送信。但从总的效果来看，一个邮递员加一辆自行车等于两个邮递员，所以这辆自行车是一个“等效的邮递员”。

如果一台机器在两个年轻工人的照料下，可以完成100个使用简单工具的老工人在同样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那么，这台机器就等效于98个工人。　　

当然，坚持机器不创造价值的人可以假设这两个年轻工人劳动的复杂程度是老工人的50倍，两个年轻工人恰好等于100个老工人，进而得出机器没有创造价值的结论。

当全世界都在积极发展科学技术的时候，当外国人用机器生产的大量商品正在中国市场上攻城掠地、大赚其钱的时候，中国人却还在争论机器能否创造价值，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劳动工具或生产资料既然可以创造价值，怎么能称作是不变资本呢？可见，所谓不变资本不能增值是不成立的，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没道理的。

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上说：“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只有与生产资料结合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凭空不能产生利润，也不能收回自己的劳动价值。资本家投入了生产资料，那么，工人在生产中创造的超过自身价值的那部分价值，是生产资料创造的，这部分价值自然应归资本家所有。

同样，采用先进工艺技术，更新设备可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即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此时，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未增加，劳动强度未提高，那么，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只能是先进的工艺技术、设备创造出来的，而设备是资本家用自己凝固的劳动──货币购买的，那么，这部分新增的价值只能归资本家所有，而不能称为剩余价值，进而称作剥削。

资本在静止时是不变的，在与劳动者结合时就会被“启动”而产生增值效应。如将款存入银行可得利息，这说明社会早已承认货币有潜在的增值能力。

马克思也承认，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是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进行的。那么，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付给了工人，生产资料创造的价值以利润的形式归资本家所有，双方谁也不欠谁的。所谓的剩余价值就不存在了，所谓的剥削也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说资本的利润完全（100%）来自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这是错误的。资本的利润可以来自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大大降低了商品的生产成本，消费者愿意支付的货币超过商品的价值，即愿意支付“消费者酬谢”

私有制条件下存在剥削的原因不是私有制本身。劳动者受雇于资本，并非意味着必然发生剥削现象，在公有制条件下，政府和企业官员浪费、滥用和贪污公有财富也是对劳动者的剥削。私有制也不是剥削的充分条件，工人阶级受到剥削的根本原因是谈判劳动力价格时所处的地位和资本拥有者不平等；在谈判交换比例时，不平等的谈判地位将损害弱势方的利益。只要建立合适的法律系统，防止或限制资本家滥用生产资料所有权，就可以避免或减少剥削。

2）漏洞百出的“剩余劳动时间”

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他说：“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一样的。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在工业生产中，对“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必须具体分析。马克思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如果工人不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对于工人来说，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剥削，反而因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他的实际报酬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但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把工人一天劳动12小时，资本家获得其中6个小时的劳动成果看作是剥削。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有了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关于必要劳动时间的错误是他把劳动和劳动条件、生产和流通割裂开来研究问题的必然结果；这个错误足以推翻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当然，有资本家常常采取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加快劳动节奏等方法剥削工人，创造额外利润。但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3）平均利润论的荒唐

马克思说：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所以，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较多劳动力创造了较多的价值与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较少；竞争使利润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流向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形成了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资本家都获得了等量利润。并引伸为资产阶级共同剥削工人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的经济学证明。

4）级差地租的使马克思自相矛盾

马克思认为级差地租是土壤肥力与位置带来的，与资本、劳动无关，他说级差地租是“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是消费者对土地产品支付过多的东西。也就是说，级差地租是农产品高价出售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又说“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又不能从流通领域里产生”。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

5）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的错误

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会越来越高[即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事实上，这是错误的，因为随着资本积累的迅速增加，劳动变得越来越稀缺，而现有较简单的产品市场越来越饱合，产品越来越趋于复杂化，需要的研科目越来越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资本家不但要付更高的工资，还要送重要员工股份，剥削程度是越来越低，今天美国劳资分配比例大致为75%:25%，而在中国反要低得太多！

按马克思的定义，如果1个资本的构成是50c（不变资本）＋50v（可变资本），其剩余价值为20m，那么剩余价值率m'＝20/50＝40%；另1个资本的构成是80c＋20v＋20m，那么剩余价值率m'＝20/20＝100%。若因此得出结论说，前1个资本因为剩余价值率低，它的剥削程度就低，就善良一些，后1个资本因剩余价值率高，剥削就要残酷得多；那真是胡言乱语了。从前1个资本的构成来看，它的生产资料所占的比例较小，其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必然较差，它尽管使用了较多的劳动力，但在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在恶劣的生产环境下，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低；而后1个资本，它的生产资料所占的比例较大，必然代表1个相对先进的生产设备，其生产环境必然也较好，它虽然使用了较少的劳力，但在良好的生产条件下，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高。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和相对的都是工人劳动强度的降低，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作环境、条件的改善，而不是象马克思说的那样，工人们的处境相对更加悲惨。

马克思实际上是把生产率的高低说成是剩余价值率的高低。也就是说，生产率越高，资本的剥削就越残酷，生产毫无效率的，也就没有剥削存在。这种危害人类，阻碍生产率发展的理论，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

6．姓资姓社左的根源

马克思极左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的根源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以“科学理论”的形式论证了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才能够彻底摆脱剥削。在阶级斗争的急流中，结果演变成了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消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由于“资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均没有客观标准，这些斗争发展成消灭异己思想和异己者的斗争。思想领域的灾难，又引发了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全面灾难。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悲剧。

和谐、合作、谈判、互相妥协，社会各阶层之间、社会各公民之间，民主文明地协调利益之道才是双赢之道。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通过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争取不断提高分配比例；另外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结果是大毁灭。《共产党宣言》有一句关键的话：“消灭私有制”。这怎能让私有老板放心。我国一些老板把其财产转移到了发达国家，这主要是马主义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等概念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关系，所以社会主义社会要取消商品货币，社会主义只能称资金、价值剩余、纯收入、赢利等概念，资本主义用过的经济范畴一律不用。于是，资产阶级崇尚货币商品，马主义经济学认为一切罪恶在于商品交换，认为人类终将废除货币，实行产品直接分配的产品经济。

列宁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在消灭了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及货币后，将用黄金盖一个厕所。”表示对货币及黄金的鄙视。斯大林为了取消货币，在局部地区取消交换，试行产品直接调拨。这种做法在苏联中国柬浦寨造成了社会倒退和生产力的大破坏，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共产革命家多被评为人类制造贫穷的大师，而毛泽东则成了冠军。

其实，钱是一个放大器。钱可以使人性放大，可能放大恶的一面，也可能放大善的一面。只有压住我们身上的痞子、黑暗、堕落的一面，发展高贵、光明、创造的一面，钱才能成为人性光辉的放大力量和建设力量。

中国政府在操作上已经脱离了马主义，并充分肯定私有企业，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已拥有大量不义财产和私有企业，这些都是靠滥用权力、靠垄断得来的。大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留有余地了。”北京电子动力公司原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山东省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对其部下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

我国目前贫富矛盾较大，继续在学生中灌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剩余价值都是工人所创的并被资本家剥削拿走了，这只会激化穷人反对富人，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停止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很有必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批判

马克思在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他敢于向当局挑战为民请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他研究问题的方法和结论是可以批判的。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科学。

1．立场不科学

社会科学研究问题应该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不能仅为某一个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利益服务，忽视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合理利益，因而不可能是科学的。

2．社会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

马克思把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认为社会规律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的必然规律，好似古代社会所说的“天意”。共产党大谈“铁的规律”，把社会科学导向了神学。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度成了代表规律代表真理的神，“四项基本原则”成了不可怀疑、不可批判的“圣旨”，成了当代神学。

3．研究方法不科学

马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辩证法，严重忽视了形式逻辑和公理体系的方法。不以形式逻辑和公理体系为基础的辩证法是科学方法的反动和倒退，研究方法的不科学表现为：

1）不下定义。

“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3页]。马克思主义者从具体的客观事实出发研究问题即使能归纳出一些道理，也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如果对概念没个界定，讨论问题就会沦为诡辩。

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没给使用价值、价值等概念下定义。马克思说：“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的信徒们解释到：生理学意义上支出的劳动必须采取相同的社会平均形式即抽象劳动才形成价值[复旦大学张熏华、洪远鹏《资本论难句试解》]，他们断言：农民自产自消的粮食没有价值，向领主交纳的贡粮没有价值，但余下的粮食拿到市场上买卖就有了价值，共产主义社会的粮食更没有价值。请问：中世纪的农民的劳动怎么时而有平均形式时而又没有呢？共产主义的劳动没有平均形式吗？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是一个诡辩符号。一会儿是劳动创造价值，一会儿只有交换[的产品]才有价值，两种说法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

有人反驳说：农民自己吃的粮食有价值，但没有交换价值。这是对马克思修正与篡改，不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只承认商品有价值，否认产品有价值。他认为共产主义的产品都没有价值，价值规律将不起作用，取代价值规律的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经济的规律。

2）不从原始概念出发。

马克思主义者把从原始概念出发的公理体系法称为唯心主义的方法。按公理体系的要求，原始概念是构造一门学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能定义，只能大致解说，被称为元概念，用它可定义其它概念。从历史主义的视角看，原始概念反映的事物正是复合概念反映的事物的起点，可见公理体系法与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马克思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样一来，产品就成了定义商品的原始概念。马克思未从原始概念产品出发却从复合概念商品出发来研究经济学，违反了公理体系法的要求，把经济学引向了邪路。

3）循环定义。

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弄了一点形式逻辑，他们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来定义商品，又用商品来给价值下定义，陷入了绕圈子的循环定义[详见北京大学编写的《大众政治经济学》]。只有用公理体系法才可消除循环定义。

4）属性概念与实体概念的混淆。

马克思说价值是一种关系，关系是属性；又说价值是结晶，结晶却是实体。这样，实体与属性就混为一谈了。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是社会关系，可是人们投入的资本总是一定的实体啊。马克思把实体概念与属性概念弄成了一锅稀粥。

5）过程与结果的混淆。

马克思尚能区分过程与结果，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把过程与结果也混淆了。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在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上说：“把劳动定义为：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所支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产品÷劳动时间；代入换算得，劳动量=产品。劳动量、劳动、产品三个概念都被谷先生弄成了同义词，结果就是劳动=劳动产品了，从而混淆了过程与结果。

6）矛盾分析法充满了矛盾。

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把简单复杂化，以达到唬人的目的。马克思用矛盾分析法把商品复杂化，什么“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等等。马克思强调矛盾激化的一面，忽视了矛盾消减的一面，从而陷入了“斗、斗、斗”的泥潭。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永恒的范畴，价值是历史的暂时的范畴，这样使用价值与价值就无法对立统一了。同样，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也不成立，因为劳动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对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的抽象，在“劳动”面前再加一“抽象”，实在是又臭又脏的裹脚布。

7）辱骂与恐吓不是学术论战的方法。

马克思把不赞成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学派贬之为“庸俗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者把诺贝尔奖的得主保罗.萨缪尔逊斥为资产阶级的无耻辩护士。其实，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成了最高当局的无耻辩护士，他们时而批“唯生产力论”，时而论证“经济建设为中心”；时而反潮流，时而呼稳定，真是千变万化不离对权力的吹捧与依附。他们不理解西方学者的独立性，反而提出了经济学随统治阶级由上升阶段转为下降阶段而兴衰的学术依附论，从而达到打倒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中共对独立学者的打压与160年前的资本主义英国允许马克思宣传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4．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的偏狭

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论证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正确。马克思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是形式的平等掩盖了事实的不平等，因此，共产主义要按需分配做到事实上平等。马克思对乌托邦的关注导致了他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限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忽视了经济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从而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狭隘。

西方从亚当.斯密以来国民财富及效率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以说是生产力经济学。马克思撇开了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撇开了使用价值来研究价值，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成了生产关系经济学。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学批判资产阶级的生产力经济学，是与风车搏斗，徒增笑耳。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发展生产力只会南辕北辙招致社会主义的大失败。

1．生产资料公有制并非客观规律

1）马克思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来论证“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必然性是不科学的。恩格斯用“麦粒──麦苗──麦粒”来证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成立是错误的。从麦粒到麦苗，是一粒麦子的两个阶段，其基因并未变化，谈不上本质上的否定；而新麦粒是新生命的开始，基因已发生了变化，是对上一代生命的否定。对于生命来说，有一次否定就够了，焉用两次？苏联1950年代曾批判基因论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打着科学旗帜的干着反科学的勾当。

2）劳动价值论推不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与财富，也只能得出生产资料属于个人所有，怎能得出公有制的结论？

3）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人类的返祖现象。土地先于人类而存在，在地广人稀的原始社会，无所谓所有制，有力者该可占地。人类进入原始部落时期，存在过土地部落公有制，这是人类早期的现象。马粪们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说是人类返祖现象，就象说毛泽东是红太阳是重返原始人的太阳崇拜一样。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带来的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多万人，证明公有制是原始的低效率的制度；北朝鲜搞公有制到现在还是没有饭吃，更证明了公有制的低效、原始与落后。

我们假设人类已经进入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假设整个“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口总数是50亿，假设随便一企业资产Iq，利润率20%，企业利润中用于分配的比例为70%，企业属于全部人类的，利润在全人类中分配，而该企业的任何员工对该企业的利益相关系数与社会中的任何人对该企业的利益相关系数相等，为：20%X70%/[5,000,000,000（1+20%）]=0.0000000000233，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该企业每创造1000亿元产值，该企业每个员工会得到2块3毛3分钱，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得到2块3毛3分钱；企业每减少1000亿元产值，任何一个人损失都是2块3毛3分钱。如果不是神经病的话，会有人愿意为这样的企业卖命吗？不会有任何人追求企业利润增殖，也不会有人真心保护企业财产不受侵害；相反，从对企业财产的掠夺与瓜分获利容易而且安全，那么，起支配作用的将不可能是经济规律，而是掠夺规律！共产主义不但不能带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反而完全丧失经济动力，把自身引向毁灭，将重演原始公社的瓦解、国家所有制经济的崩溃，只是规模要大得多、场面更激烈、破坏要严重得多。共产主义不是天堂，而是地狱！

马克思为什么会做出这种离奇的梦呢？是因为他有一个奇怪的信念，认为：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由所有制决定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丝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带来对公有财产的疯狂地掠夺与瓜分，经济发展完全丧失动力！马克思本末倒置只是为了圆他的“共产主义”的梦！
必须指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物资极大丰富、按需分配，不仅空想，而且取消经济核算、取消了经济学科。因为极大丰富，还要成本核算干啥？事实上，地球上的水就是一个常量，不可能极大丰富；煤炭、石油等资源只会越用越少，岂能极大丰富？共产主义迷信科学万能，到了常识都不顾的地步，只能吸引那专制愚昧的东方人。

4）“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是痴人说梦似的神话。

1896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欧根就预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必将在二十世纪末陷入自我崩溃之中，并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终结》中批驳了“平均利润率”、“剩余价值论”是极其荒谬的！庞巴维克还指出了《资本论》第三卷同第一卷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法西斯主义都属于中央集权“管理经济”类型，这种公有制经济模式只会产生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干预主义。

20世纪30年代时，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预言列宁主义必然消亡。因为商品是经过协商对话的产品，正是协商对话导致了民主人权社会的到来。如果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只要计划部门精确计算就行了，必然导致了计划经济对人的奴役。

他认为：“列宁主义已在全球知识分子中丧失号召力，同时也被民众所抛弃。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如下：

1）以社会主义的方法组织生产，生产效率远低于私有企业；2）社会主义并不比过去的制度有更高的正义，反而产生了独断的、无可逃遁的等级身分秩序。3）社会主义不仅未能实现它许诺的更大自由，而且产生了新的极权主义，其控制和压迫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暴君”。“知识分子的失望主要是社会主义全面剥夺了个人自由。劳工阶级的失望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贫穷以及他们与国家交涉的能力远低于过去与资本家交涉的能力。因为国家雇主的地位是唯一的、垄断的，劳工无从选择；同时，工会也已成了官方的一个附庸机构。因此，劳工的政治经济地位甚至还远不如前。”

没有完善的民主机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会演变成“生产资料官有制”。对于劳动大众来说，“官有制”实际上远远不如“私有制”。在“官有制”中，各级官员的权利和地位来自上级，因此他们无须考虑企业员工、消费者等等的利益；而在“私有制”中，资本家的金钱来自消费者，他们只有努力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断降低商品成本、不断推出新产品，才能维持和增加自己的财富，这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公有制不仅导致了基本人权的丧失和权力者的欺骗性剥削，而且导致了道德的沦丧和文化的堕落，造成了全面的倒退与复辟。

与哈耶克同时同派的米瑟斯在《公有制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下，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在政治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下，所有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源和土地均属公有，既不能买，又不卖，因此，不存在由于短缺而形成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的自然价格，就无法进行成本的核算，更无法进行成本和收入的比较。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具有任何合理的、可以用计量表示的计划和商业行为规则，它必然会导致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持续不断的错误判断，造成资本的扭曲和社会生活的持续下降，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不象它的信仰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更多或更好的计划”，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意味着更糟糕，意味着贫穷和落后。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于1980年前后就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一书中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为何造成了普遍的短缺。社会主义是糟糕透顶的实践。叶利钦评价列宁说：“他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很多灾难。”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也强调指出：“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走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

5）“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制度、是万恶之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夺取政权而制造的谬论，其目的是挑起人们内斗，以便乱中夺权。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旨在挑拔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挑拨了各社会成员和谐合作的劳动关系。其结果是破坏了一个个工厂，破坏了一个个公司，破坏了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信奉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学说的国家、民族贫穷落后是理所当然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会使人彼此仇恨、掠夺、不仁不义。这种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因为有了财产之后──譬如一栋房子、一家商店、一块土地或者一个工厂以后，他就会在自己最关心的空间里发挥最大的创造性。资本主义私有制有利于人们进取精神和创造力的发挥。

马克思误把财产私有制当成了万恶之源，真正的万恶之源却是权力的私有化[或小集团化]。权力的私有化是中国贫困、动乱、愚昧的根源。马克思主义不批判权力私有制而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导致了生产资料的一党化垄断和极度腐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都是错误的理论，消灭私有制普及公有制更是错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公有制是独裁与专制的基础

财产私有制是文明进程必要的保证。没有人类对物资的占有规则，社会就是无序的。在一个私产不受尊重的国度里，社会财富无法良性积累，无法做乘法，只会在以暴制暴的循环中做些加加减减罢了；在一个私产不受尊重的国度里，也不会建立起一套以契约为基础的宪政秩序，只会生成权钱交易的黑幕与专制的铁闸。

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达到制度约束。私有制是有底线的，而公有制是没有底线的。公有的结果，往往是一些人代表人民掌握了一切资源 ，然后又来掠夺人民。公有制蔑视一切个人的权利，造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进一步破坏了文明，直至造成战争。

公有制才是最极端最彻底最残酷的私有制，它是极少数管理公有财产的个人或政治小团体对失去私有财产的全体公民的私有制。历史和现实证明，公有财产根本不可能归全民所有，也没法管理，它只会归少数小团体所有，而全体公民倒是真的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无产者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然就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公有制除了效率低下、滋生腐败、维护政治小团体权威之外，一无是处。当一个人不具备财产权的时候，他必然失去责任心，同时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随时可以被剥夺，也随时可以剥夺他人。最后结果是，权力至上！走向了独裁与专制。少数几个坚守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的国家（包括朝鲜和古巴）在经济是一败涂地民不聊生，政治上一路退回到可耻的封建世袭王朝。这些都是实证。

列宁说：“一切对社会主义思索过的人，始终承认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这就是使千百万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使千百万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才是公有制的结果和内在实质。对领导人来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维护他们的绝对权力。社会主义制度这块招牌的唯一优越性是给他们坚持特权专制提供了理由。只要你一提不要社会主义，他们立刻就骂你想“篡党夺权”。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实行对社会全民控制的公有制。人们没有经济的自由，社会资源完全为权力者所控制，不能自由择业。人们一旦偏离了这个所谓的道路，就有可能被端掉饭碗的可能。在中国，国企的工人与“吃皇粮”的人们，绝大多数还在指望政府赏一碗饭吃或者往自己碗里多夹一块肉，讨好上级都来不及，还谈什么选举、监督、罢免、创制、复决等民主形式呢？农民、下岗工人上访诉冤、上街游行是“颠覆国家政权”，记者揭露腐败现象、知识分子和网民批评政府，抨击时弊，却是“危害国家安全”，…这种“人民的国家”，岂不是天下的笑话吗？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毫无自由。犹如生活在地狱之中。

中国电信是国有资产，但中国电信涨价的时候征求过你的意见么？中国石化是国有资产，你从中国石化的巨额利润里分到过一分钱么？CCTV是国有资产，你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到CCTV的演播厅里由衷地说句心里话么？满大街跑的高级轿车，全国各地的高楼大厦，大部分是国有资产，你能像属于自己的资产一样走进去坐上两分钟么？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享受和支配这些资产的只是一小撮人而已。在没有民主投票的社会中，国有资产就是当权者可以随意宰割，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资产。在这种背景下，当权者巴不得国有资产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才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贪污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