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

辩证唯物主义批判

1.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致命的缺陷
　　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立论开始就是荒谬的。请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语），这一判断是矛盾的。思维本身不就是一种存在么？那么，“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不是在说废话么？逻辑学上称这种表达形式是犯了“同文反复”的错误。一个理论，头一个立论就是不合逻辑的废话，可想由此得出的一系列推理成什么样子了。
　　有人或许说，这里说的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现代科学已发现，意识就是生物电的流动，生物电不是一种物质么？意识就是一种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物质和意识两者是一性的。从逻辑上分析，物质与意识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物质的种类无计其数，意识只是其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承认意识是人脑的产物，那么，意识只能与人脑相辅相成，对立统一。而物质则是内涵相当广泛的一个概念，说意识是人脑的产物是合理的，说它是物质的产物，逻辑学上就叫犯了概括不当的错误，依这论点，空气、水、桌椅板凳都能产生意识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唯心论和费尔巴哈的朴素唯物论，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只是简单地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中主客体的地位，仍然用辩证思维规律替代宇宙规律，这就是残留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辩证法”一词出自于古希腊，意为“对话”。辩证法起源于古希腊哲学综合辩论双方正反意见得出正确结论的方法。当时雅典实行民主制，辩论成为社会风气，辩证法发展成了诡辩法。亚里士多德为帮助学生正确辩论，在前人的基础总结出来一系列的逻辑规律，发展出形式逻辑，为几何学的成功奠定了逻辑基础。形式逻辑的数学化就是数理逻辑，数理逻辑为计算机科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贡献有多大！
　　辩证法后被黑格尔变成思维的规律和存在方式，并将自然界同化其中。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后，又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非唯物主义立场，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去掉，加了物质第一性而已。所谓的“自然辩证法”就是说整个自然界都遵循了马的辩证法“规律”在发展，恩格斯专门写了本书叫《自然辩证法》，闹出众所周知的各种科学笑话。
　　恩格斯当然反对敢于破坏世界守恒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原理。波动通过物质媒体传播似乎完美说明了物质处于普遍联系的运动中，恩格斯自然同意电磁波和光线在宇宙空间必然通过某种物质即以太的振动来传播。恩格斯认为数学基于物质直观，总喜欢将各种数学运动和物质运动直接对应，并且认为以计算机不过是不可靠的“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此种种谬论，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不可胜数。
　　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定义的研究对象更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加上强调实践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混淆了哲学和科学的区别，称其哲学为科学。可惜这是伪科学，必然以哲学的力量阻碍真正科学的发展。深受辩证唯物主义影响的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提出一度支配苏联生物学界的米丘林理论，在冬春小麦转化问题上和李森科发生争执的农业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被判处死刑。文化大革命时期，绝大部分中国科学家被打成了“臭老九”。在专断的意识形态压制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综上所述，辩证唯物主义是唯心的唯物主义，是无法逃避形而上学的辩证法，是曲解科学压制科学的伪科学！
　　辩证法被滥用的原因源于其核心的“否定原则”。黑格尔认为：“对这一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风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任何损失。”但否定概念的内涵比变化概念的内涵丰富，将否定概念哲学化等于把其比变化概念多出的部分内涵强加到充满了无穷变化的物质世界中。用正题、反题和合题的简单规定将否定原则组织成辩证法模型，来解释世界的所有运动，必然导致用少数狭隘的天条强行规定无限复杂的自然界。在唯物辩证法中，这些天条就是“三大规律”。
　　在恩格斯之前，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都一致地服从辩证法规律的有力论证主要来自黑格尔将客体同化于主体的唯心主义的论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述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辩证一致性。显然，思维的辩证特性已不用质疑，只须论证物质世界的辩证本性。恩格斯首先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说明世界的永恒运动，证明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然后分别论述了微观机械运动和宏观整体运动的辩证本性。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一个地方又不在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同时发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就包含着矛盾，那么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物的生存和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在某个确定的时间点上处于确定的位置Ａ处的运动质点，同时又在另一个地方，请问这个地方在哪儿呢？恩格斯永远也不能确定“另一个地方”的具体位置！
　　在平直的常观时空间中，两个不同位置之间距离无论再小也不是无穷小量，距离是无穷小量的两个不同的确定位置是不存在的。恩格斯的错误在于混淆层次，不自觉地将位置的微分Lim△x→0△x和非常小的位移△x等同起来。无穷小量不等于非常小的量。类似地，恩格斯的无穷层次观也犯了将非常大的量当作无穷大量的错误。恩格斯认为数学的数量是和地球上物体的质量大小相适应的，相对于这些质量，可以将地球质量当作无穷大；进一步，相对于地球，银河系可以看作更高一级的无穷大。可惜的是，康托尔严格地定义了超穷集合，建立起科学的无穷量层次观。可以从真正的无穷大量构造出更高级别的无穷大量。
　　在牛顿绝对时空观下，运动物体和时空间是分离的，时间和空间也是分离的，表示运动的速度必须用空间位置的变动加上时间的流逝拼凑而成，加速度则是外力的结果。故运动不是物质内禀的特性，因此牛顿才会求助于第一推动力。恩格斯试图在牛顿绝对时空观下用意识系统中内禀的矛盾概念来说明物质运动的内禀特性，必然得出违背科学常识的结论。
　　相对论将时间、空间和物质完全连在一起，运动物体和同一位置处静止物体有很多不同，如运动物体质量会增加，同时观察者看到的运动物体发出的光线将发生红移或蓝移。不需要对机械运动的空间位移做滑稽含混的辩证分析来说明物质的运动本性 。
　　关于宏观整体运动，恩格斯写道：“所以，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应当明确指出：吸引和排斥在这里不是被看作所谓‘力’，而是被看作运动的简单形式……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中，反过来说，它们的联结，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中。”
　　恩格斯忽略了表现宇宙本性的单向时间，用表达空间属性的吸引和排斥作为运动的基本形式。正是恩格斯极力反对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最早在学术上表明了单向时间的存在。所以，恩格斯以吸引和排斥作为运动的基本形式，其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时空间的对称性通常对应着某种物理学运动守恒规律，空间平移的对称性对应动量守恒定律，时间平移的对称性对应能量守恒定律，空间反射的对称性（左右对称）对应宇称守恒。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恩格斯定义的哲学研究对象实际上属于物理学的研究范围，但恩格斯离开严格的数学和必需的实验，试图用主观的辩证法规律进行研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唯心的。
　　一句话，恩格斯通过分析一般运动的辩证本性来证明自然规律和思维规律一样遵守辩证法的尝试是完全失败的，辩证的一般运动是不存在的。

2．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批判

恩格斯从黑格尔哲学的不同地方抽取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规律。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的错误，这三大规律必然是有问题的。

质量互变规律批判。来自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存在论”的质量互变规律完全可以不依赖辩证法基本的对立统一规律。质和量本来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在概念的层次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人类先形成了质的概念，再通过黑格尔式的辩证推理得到量的概念。在自然哲学的层次上，恩格斯举的所有质量互变的例子，都可以作出完全与辩证法无关的解释。

辩证法只能使人糊涂，只能使人失去判断的能力和判断的勇气，变成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神情迷惘的傻子。如从辩证法的变化发展的观点来看，人们不能把一桌佳肴明确判断为一桌佳肴，而是只能判断为“既是一桌佳肴又是一堆屎尿”。而一个人如果想从量变中等到质变，则苦盼终老，却永远也等不到质变的发生。因为，质变自有定数，非量变之和。

事实证明，孤立的、静止的、片面地来研究事物的方法[形而上学]，在人类现有的认识情况下是最好的方法论，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如果把所有的关联都考虑进去，就等于什么也干不成，就象我们老祖宗一样，只能抱着个“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混日子。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总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一开始便从总体上提出本质的观点。这种带有原始思维特征的传统正与辩证法不谋而合，中国人从来不缺少这种思维方式，需要补课的正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地来研究事物的笨功夫。

研究“非突变理论”时，都假定在小范围内的数量变化呈现线性关系，而大范围内的数量变化一般为非线性关系。而“突变理论”是讲：有一点微量变，就会引起事物的宏观变化，也跟量变质变规律无冲突。比如把铁块堆在一起，只要足够多(天体物理量级)，由于引力而产生的高压，就会挤垮铁的原子结构，导致原子结构坍塌，下一步就成中子星，黑洞之类的东西了。量变质变规律的问题在于：此规律根本不能预测具体的“度”，所以过于相信它的话，也会把人引向死胡同空耗人的精力,因为人的精力和能力及寿命都是有限的。

对立统一规律批判。对立统一规律来自黑格尔《逻辑学》第二部“本质论”。由于自然运动并不具有辩证的本性，所以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哲学基本规律是错误的。但是某些常见的物质运动形式却可以套用对立统一规律。

第一种形式是物质系统主要由共存且斗争的矛盾组成，如阶级斗争双方。但这种系统理论上完全可以由四个部分组成两对矛盾，两对矛盾的斗争方向完全正交，故不可约化为一组矛盾。这是常见的**动力学系统。至于分数维的混沌动力学系统，对立统一规律更加无能为力。大量的事实和实例表明，客观世界的事物，更多的情况下首先是表现为由许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是一种群集相互作用状态。这些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才推动了事物的变化发展，而并非只是由其中某两个子系统间的“对立统一”来推动事物的发展。比如社会系统，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很多子系统组成。至少就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

第二种形式是矛盾的乙方由甲方派生出来，必然依赖于甲方，并与甲方构成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斗争的关系。如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但在理论上，乙方物质化后，又可以同样派生出丙方，甲乙丙构成不可约化的三方，如函数与其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相互正交不可约化。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情况很难见到，在自然科学领域却很常见。故对立统一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但却不能作为哲学基本规律。

而矛盾统一规律的“主要矛盾方面”属于模糊的“价值判断”，难以实用, 需要在具体科学中给出具体阐述。本来“主要矛盾方面”一词就基本上是主观判断，没有明确的客观的事先的判据，再加上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可以相互转化一说，就显得更加混乱了。

我们的社会尽管存在主要矛盾，但其它矛盾并不能简单约化在主要矛盾中，只有在生死存亡的革命和全面战争中，才近似地实现两极分化。马克思注意力老停留在社会制度剧烈变动的时期，当然不能发觉其中的分别。

马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特定的主要矛盾，必须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不能让次要矛盾干扰了主要矛盾的解决。这种“纲举目张”的思维方法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么“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笑话了。这种“抓大放小”的战争思维方式，是中国“运动”不断、不能依法治国的思想原因。

忽略存在，专注变化是中国思唯的又一特色。《易》经就是这种特色的第一个结晶。由于不去分析主体、客体、本体，只研究矛盾变化，这个矛盾变化只能是现实生活表象的再现。像一生最重视研究《易》的孔子讲“天”，只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对形而上的问题，了无兴趣。他的传人，也只能对现实修修补补。

毛的矛盾论，继承的正是这种忽略存在、只重变化的传统思想。他借用辩证法的名义，给旧思想穿上了新时装；在新舞台上，演唱了一出传统折子戏。

否定之否定规律批判。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自黑格尔《逻辑学》第三部“理念论”。建立在对立统一规律之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只适用于上面所述的形态简单的系统。否定之否定规律表明矛盾双方决定统一体的演化，具有强烈的内因决定论性质，由此导出了马克思武断的社会决定论。分数维结构的混沌系统具有无穷的非决定论的分叉演化点，否定之否定规律根本套不上。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变戏法、就是在不断地诡辩。“否定之否定”规律表现为：“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原始公妻制──夫妻家庭制──共产主义的公妻制、无家制”。恩格斯用“麦粒──麦苗──麦粒”来证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成立是错误的。从麦粒到麦苗，是麦子的两个阶段，其基因并未变化，谈不上本质上的否定；而新麦粒是新生命的开始，基因已发生了变化，是对上一代生命的否定。对于生命来说，有一次否定就够了，焉用两次？可见，辩证法根本不成立！

马克思主义说：劳动创造了人类，而劳动又是人类的劳动[恩格斯说，劳动是人的本质]。这完全是绕口令：必然是人的劳动创造人，人自己创造人，没有回答人的来源。后来，出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连忙说人来源于猴子。可至今没有科学的证据。马克思这种绕口令的学说只能骗些流氓傻子。什么“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等等。把人弄糊涂了，就证明马克思主义先进，真是荒唐！

辩证逻辑学批判

辩证逻辑学试图赋予辩证法在人类知识系统中最基本的逻辑的地位。

辩证逻辑最初是辩证方法论的翻版。相对于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并不纯粹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而是从思维形式与客观内容的有机结合上，来考察思维形式的变化规律。由于不存在辩证的一般运动，同时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自然世界不是决定论的，所以同时由形式和内容决定的一般的辩证逻辑规律是不能确定的规律，因而不存在所谓的辩证逻辑。即使辩证法能结合各种领域的具体内容得出具体的规律，但这些规律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仍然没有得到统一的辩证逻辑，仍然只有辩证方法论。

有一种利用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思路。任何公理体系都存在不能证明其为真的命题A，和同样不能证明其为真的反命题，将此公理体系添加上这两个命题作为新的公理，形成两个互相矛盾的公理体系。由逻辑模型论可证明以上两个公理体系都可以有数学模型，因而包含矛盾关系的辩证逻辑可以成立。但是有数学模型不等于其一定对应着物质世界的实际规律。现在科学家普遍认为宇宙空间满足非欧几何的特性，逻辑上完美自恰的欧氏几何描述的空间只是一种近似。

还有学者试图将辩证逻辑发展成与形式逻辑并列的思维规律。如同黎曼几何依靠和欧氏几何完全矛盾的平行公设建立起来，可以把形式逻辑中不能为真的矛盾式以某种形式包装为基本公理，建立辩证逻辑体系。黎曼几何和欧氏几何是地位平等的几何学，黎曼几何完全不依靠任何欧氏几何的定理。辩证逻辑的推导却不可能离开形式逻辑，而其公理是违反形式逻辑的。所以这种辩证逻辑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错误的。

马主义者把唯物辩证法称为辩证逻辑，其目的是想把马克思打扮成亚里士多德，借用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东西，搞了门“辩证逻辑”学，但掩盖不了其反科学的狰狞面目。

辩证本身要求用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而“唯”是单一、独有的意思，具有排它性。强调事物的单一、独有，本身就是偏执，就是违反辩证思维的，它的发展结果只能是片面、独断。这也难怪共产党的领袖们一个个都有偏执和独断专行的毛病。

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命题，从形式上分解开来解释的意思就是：用变化、发展的观点方法服务于偏执、独断的世界观。这很荒唐，讲辩证就不能有偏颇，讲“唯”就要排斥“辩证”，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把两种相反、对立的概念揉在一起形成一种主义，并用这种主义指导人们的行动，其结果是难测的。讲原则时用唯物，改变原则时用辩证，讲唯物可以否定人的精神本性、道德。所以共党国家普遍都实行禁锢思想、封锁资讯、限制自由、镇压不同意jian，同时，党的政策、原则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指鹿为马，即所谓与时俱进，都是所谓辩证思维的产物。“唯物”就是“唯党”、“唯我”。当一个偏执，独断的世界观用辩证为它服务时，“辩证法”也就成为“诡辩术”了。文化大革命前，有这样一段真实的笑话：干部学哲学时，一个农民干部发言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折了主义’，怎么说怎么有理。”

谎言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在今天，人和人之间，互相不信任，辩证思维应是罪魁祸首之一。正是深得辩证之道，大人物才能在罪恶之后心理平衡下来。他们根本用不着解释什么？只要事后一辨正，什么都是为了劳苦大众。于是，他们继续错误着昨天错误，罪恶着昨天的罪恶。只要有辩证法来撑腰，也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了。正过来看是不行，就反过来看。反过来看不行，就再倒过来看。只要用心厚黑，就没有什么不能实行的东西。唯物辩证法，完全是自欺欺人，它是为所有邪恶行径狡辩的歪理邪说。

历史 唯物主义批判

1．漠视生命、忽视人

马克思讲：人必需先有吃饭、穿衣等物质生活，然后才能有精神生活。因而得出物质决定意识。唯物主义认为不是人类自身，而是人所创造的经济和物质生产力决定了人、社会和人类历史。难道人吃不饱饭就不允许有自己的信仰吗？追求高尚的思想境界必须先有富足的生活吗？耶稣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已经认识到经济唯物主义不能解释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不是首先由经济决定的，而是首先由人的自身原因决定的，是由人的自身繁衍和血缘关系决定的，因此提出人的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概念，来与物质生产并列，以调和其与经济唯物主义的矛盾。他看不到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与经济唯物主义相反的普遍规律。

事实上，不仅原始社会，而且整个人类社会，从总体上说来，都是由人类自身发展决定的。不是经济决定人，决定人类社会，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程度决定经济；不是经济创造人，而是人创造经济；不是人为经济服务，而是经济为人服务。经济决定人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只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异化现象。不仅原始社会直接表现为由人的自身发展来决定，而且未来社会也将直接表现为由人自身的发展来决定。

按经济唯物主义，日本被炸成一片废墟，就会退到洪荒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预言欧洲大战的时候，就讲过类似的话。但日本却很快崛起，速度远远地超过社会主义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原来只有中国的几分之一，到前些年达到中国的七倍以上。欧洲也并不因为世界大战而退回到黑暗中去，而是很快发展。这都是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解释不了的。而根据人的发展理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高素质的人，并没有被消灭。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盟军，由战胜国带来的高度的现代民主和文明。

其实，文明指的是利用文字和其它能够长期保存的符号、图像，积累人的精神成果，使人类赖以开化、发展的社会现象。从广义说，语言也是一种表现为声音的抽象符号，并且是文字的基础，但在录音技术产生之前，语言是不能长期保存的。文明是精神性的，不是物质性的，物质文明只是文明的物化。


马克思之所以产生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能够认识到物质生产力、经济和其它一般物质力量完全不同，物质生产力不过是人的精神、智力和知识的物化，它只是生产力诸要素中，并非最后决定的因数。唯物主义忽视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正是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是人的发展程度，决定物质生产。而不是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是物质生产决定人和人类社会。是物质生产为人的生产服务，而不是相反。

社会只能以人和人的自由发展为中心。经济是为人服务的，只是实现人的自由和自由发展的一种手段，它不能成为中心。“以经济为中心”造成了许多恶果，一是人的素质低下，某些方面空前倒退，二是文化教育落后于经济发展，三是人的生存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四是经济发展后劲不足，隐患重重。经济建设的恶果，一代人的时间可以基本消除，但人的素质问题，却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基本消除，人的素质及发展问题远大于经济问题。

马克思把经济说成基础，他着眼于“产”权的变化。财产无论它对于人的存在多么重要，它也在人身之外。经济当然重要，不可能比人更重要，不能代替人本主义和人类正义。

唯物主义把一切都归结为物质，所以我国的媒体、人民都特别关注物质利益。比如说那个地方爆炸了或桥塌了，包括9.11事件，中国媒体报道的是首先损失了多少钱，往往把死了多少人放在后面甚至一笔带过。所以，从整体上说唯物主义是容易漠视生命的，欧洲人常常将唯物主义作为贬义词来用，就是认为唯物主义者没有信仰，缺乏人文关怀和道德。唯物主义者眼里只有物质，最终会走向唯利是图、走向腐败的泥潭。

2．忽视精神

唯物主义说物质决定意识，事实上，没有设计就没有大楼，没有木匠心里的桌子，也就没有放茶杯的桌子。在宇宙出现之前，先在上帝心里有了整个宇宙和人类，此后才创造出宇宙万物。天就是造物主上帝，道是神的具体化物质化、是不变的自然规律。

对一个完整的人来说，他面对着两个世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指向精神世界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而指向物质世界的就是人的生存意志。从精神世界中产生真理，从物质世界中产生知识。可是，唯物论和进化论说，实际上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物质世界，至于那个精神世界在根本上依然是物质世界，可是，由于人的错觉、幻觉和心灵的恶作剧、没有根据的自由嬉戏等而充满了虚幻和错误，从而认为只要重视和关注物质世界就行了。从此，一切信仰唯物论和进化论的人们对于精神世界开始蔑视起来了，嘲笑起来了，逃避起来了，忽视起来，从而也就少了一个世界。少一个世界就是少一份思考，少一份深刻，少一份丰富，这种意义上人不愚蠢是不可能的。

唯物论、进化论使人愚蠢的原因还不仅仅在信仰它们的人们少了一个世界，而且还在于它们只能使人们成为唯功利论者。从唯物论、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人只是结构复杂一点的物体，良心是道德灌输的结果，与人的天性无关，而道德和法律规条，则只是为了减少人对人的伤害和社会的和谐而纯属人们之间的协议之物，甚至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订出来控制人们的行为的。只有物质利益追求是唯一正确的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们唯一可以追求的目标。从而一切什么涵养神圣人性、充实神圣人性、壮大神圣人性而不断提高人生的修养和境界，都是无藉和荒唐，不是骗子的行为，就是傻瓜的行径。

这就是说，唯物论、进化论教导人们接受的就是唯功利论，利益追求就是唯一正确的追求。而任何一个人变成唯功利论者时，正如成语所说：“利令智昏”那样，他只能变成一个心灵昏暗、心智愚钝的人。那么，这又原因何在？原来悟性只有被神圣人性所有，直觉、灵感都是神圣人性的直接判断和深刻洞察，而当神圣人性遭到否定──唯物论、进化论立场上的否定和唯功利主义意义上的否定时，也就等于人们拒绝了他的悟性、关闭了直觉和灵感的通道，只给自己留下了“算计”这样一种思维。从而使得一切信仰唯物论、进化论的人们彻底失去了以神圣人性为根据地的大智慧而只剩下了理智地精打细算方面的小技巧。这足以使人们愚蠢起来？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故事、传说都强调，当人们以仁爱精神为出发点时，人就可以具备一种特异能力、超常能力，而当以功利为出发点时，就会失去这种特异能力。《茅山道士》所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当一个读书人不抱目的地去学特异能力时，就很快掌握了穿墙术，而当他试图运用这种穿墙术来实施偷盗时，则马上失去了这种特异能力。几乎可以说一切取得重大成就的艺术家们，无不是悲天悯人的人们。而这一切无不在说，人们的大智慧无不植根于人的神圣人性里面。可是，唯物论、进化说否定了这神圣人性，人只能日趋愚蠢？

唯物论和进化论则要求人们凡事都要寻求和注重物质依据，把人们心灵的判断和悟性的感受、体验和思考当作是无藉的胡思乱想。可是，在精神学科领域内，人们想找到物质的依据，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越是精深细微的方面，越与任何物质毫不相关。从而只能使人们在精神学科领域内走向迷惘和无知。

唯物论和进化论这两只硕大的电动重锤不断捶打人们悟性的判断和心灵的感觉、体验和思考的结果，同时使人们走向了自卑和混乱。从而总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当上的权威和形形色色的新潮，成了这些自卑的人们心仪、追逐的对象。一些人在莫测高深地向前跑，无以数计的人们则莫名其妙跟在后面追。看来很热闹，却与真正的学问和智慧无关。

唯物论和进化论把一些什么“进化、发展、进步”的毒草种植在了人们的心灵深处。从而信仰它们的人们坚信越是新产生的东西越是有道理，传统就是迷信、虚妄和愚蠢的代名词。从而信仰它们的人们彻底地失去了传统、失去了历史、失去了无以数计的悟性和智慧的结论。虽然今天的中国高校也在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但所注重和拣拾的只是有关物质和欲望的垃圾，而真正精粹的部分却往往被当作迷信和错误加以批判。而一切不能与历史之心、传统之心相通的人，只能是愚蠢的人。

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里, 人权是后天的客观存在, 因此堕胎问题是各方权力与利益在客观上的取舍。而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里, 人权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性问题, 是道德标准问题, 所以堕胎行为是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先天精神准则的破坏。

说到唯物主义中，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是专制政权扭曲人性最合理的藉口。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的百分比是多少呢？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一百呢？谁说了算？谁当权，谁就说了算。可后来弄得天怒人怨, 实在不行了, 就降温, 变成了尊重客观规律，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所谓的摸著石头过河。到了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否定这个反作用, 变成了所谓中国版本的生存主义。

马克思的另一个错误，乃是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强调实践的作用，即强调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有巨大的进步意义。把实践唯物主义系统化，并推向荒谬的极端的，乃是毛泽东及他的代表作之一《实践论》。

毛泽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么能检验真理呢？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后，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接近真理罢了。

实践唯物主义把实践和客体，实践和物质等同起来，就象经济唯物主义把经济和一般物质等同起来一样，它把作为意识结果的实践，当作意识的起点和本源。

事实上，没有意识的参与，实践是甚么也检验不了的。这一谬误造成了“付学费”、“摸石头过河”等等大量损失，是严重轻视科学的表现之一。

实践唯物主义的其它危害，例如完全打乱和颠倒客观世界客观实际顺序的公式：实践－认识－实践这一公式，它所造成的理论混乱及无数实际损失等等，这里不一一例举。

无神论认为：人是由无机物演变而来，演变的根本法则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既然无神论者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世界演变的根本法则，那无神论者怎么会相信人人平等的普世性人权观呢？中国农民的贱民地位就是无神论统治的结果。

当无神论者面临别人的压迫时，按优胜劣汰的逻辑当逆来顺受，又有何权利抱怨呢？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能接受别人的欺凌[象刘少奇]。这是无神论者无法自园其说的难题。

无神论者在公众的民主要求下，口头上会拥护人人平等的人权观，实际上做的却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民肉官食，毁灭了人类的公平正义和天理良心。例如，马恩列斯毛金波，就是如此。无神论者是平民时，会相信人人平等；如果当了官，就会否认人人平等，过寄生腐朽的生活；在外面高唱人人平等，在家里可能就打老婆、打孩子的屁股。无神论者搞民主，是南辕北辙！所以，无神论者在平等观上必然是虚伪的，是两面派的。

共产党与儒家杂交出的民族主义说：“天赋人权从字面上理解嘛！就是等着老天掉人权下来嘛……何必去争取呢？争取是不好的！”

驳：天赋人权与自然权利是同义词，从来没有说要你不争取。你争取权利不得越界，这个界限就是天赋人权。比如：你到失物招领处只能领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去冒领别人的东西。那个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你的天赋人权，这就是界限。

争取权利不是巧取豪夺，把属于别人的东西也抢来。当你这样做或者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是野兽，而不是人。所以，反对天赋人权就是野兽。

天赋人权已成为全人类共识。在中国、一群带毛的畜牲、大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否定千万年来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群人真是禽兽不如。

\假如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没有这种博大深厚的宗教情怀，那么，今天口头上的平等信仰者，实际上可能是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独裁者。
要建立公正的社会，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是基础。法国的皮埃尔.勒鲁在《论平等》中说，“平等是社会的基础，要把平等作为社会的准则和理想。”

不管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还是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或者是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都是首先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作为社会公正民主自由的前提。

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头首先谈到平等问题──“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而平等。”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指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示出社会上的差别。”

《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第一句是：“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明确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人类平等的原则是不分国家、民族、阶级、肤色、语言、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所有差异的。人与人平等的关系为联合国宪章所确认，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专制社会都否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准则，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

人类的民主制度都是从英国、法国革命而来的；都是十七世纪以来推翻专制走向共和的艰难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中期西欧正在摆脱专政走向民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只是列出社会中人与人不平等关系，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平等关系，亦即剥夺者与被剥夺者的关系。马列主义的问题在于，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基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并以此引起社会关系的一切不平等，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过渡阶段”不愿意承认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实现平等只能等到消灭阶级以后。

“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就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过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恩格斯《反杜林论》）。消灭阶级才能实现平等权利，就否定了人们在社会中义务行为中的差异性（公共利用上的差别），那是永远办不到的。这实质上是取消了平等！

阶级平等问题，在西欧各国的中世纪就实现了。法国三级会议就是贵族集团、教士集团、和第三等级集团[包括工商人物、平民百姓]的代表权平等，三个集团各有一投票权！

法国大革命抛弃了阶级的概念，强调人人平等，按国民人数确定投票权。第三等级代表了国民绝大多数，因此他们宣布自己组成国民议会，发表人权宣言。阶级的范畴被否定了。

可马克思重新检起阶级破烂，经过剩余价值、剥削论的包装，欺骗了没有知识的东方人，结果是大悲剧！马克思的阶级论和剩余价值论连一点平等的气息都没有，马克思主义公然否认人人平等，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没有平等可言，无产阶级就是要压迫资产阶级，从而掀起对“自由”、“平等”的批判。这是明显的开历史倒车。无产阶级为什么就不能同资产阶级平等呢？为什么一定要打倒对手压迫对手呢？

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权观点的荒谬之处，它混淆了平等概念。平等关系不是指社会财富的绝对平均，不是指人们的社会义务和行为没有差异。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平等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权利是人类应该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它始终是一个过程。

马克思为此写了几十卷的资本论，后来的党魁还不断往里添加。很多人类认知的基本概念都被从根本上颠倒了，被歪曲了，基本概念如对国家、法律、等等的定义，都是与普世价值和认识相背离的
法学：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国家：是暴力机器
文艺：服从于政治
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先进合理的社会制度
民主：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法制：党来制法、执法，人民要遵纪守法
反动：反党的代名词（虽然共产党才是真正反天理反历史的）
历史：阶级斗争史
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斗争成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3．唯生产力论的困境

唯物主义总是强调生产力、经济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把文化、政治摆在后面。历史事实却相反：先有公平竞争的观念，才有古代的公平竞争的奥运会[公元前776年—公元394年，古代奥运会历史长达1175年]，而当时并未有公平竞争的商品经济。

11世纪地中海两个最大的贸易集团是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集团，热亚拉是拉丁世界的一部分信仰个人主义，马格里布是穆斯林的一分子信仰集体主义。热亚那出现了契约、行会、产权，发展成著名的城市共和国；相反，穆斯林的集体主义使马格里布演变为极权主义国家。16-17世纪的西班牙是殖民强国，黄金比英国多得多，军力也强的多，可后来英国成了民主自由的中心、世界科学的中心和产业革命的发祥地。原因在于：英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西班牙被穆斯林统治过，专制的集体主义思想严重，从而使西班牙日益落后。

英国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在清教革命和光荣革解放思想的推动下，发展科学，产生牛顿力学。牛顿力学逐步转为技术，再过一百年，产生工业革命，然后才产生现代产业和现代生产力，产生现代工人阶级。这与经济决定论先有生产力，后有生产关系，再有其它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最后才产生政治革命的教条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国说来，美国的独立战争比英国清教革命迟了一百几十年，当时的产业革命还没有开始，美国全国都是农民，没有产业工人，同时还有奴隶制度，生产力仍然不比中国鸦 片战争时期先进。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产业革命和产业工人，是在独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奴隶制度到南北战争时才废除。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说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后有经济变革，然后才产生相应的阶级。

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俄罗斯就不该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与自由民主的美国竞赛却越来越穷，搞得众叛亲离，最后俄罗斯人观念更新搞起了资本主义，重新走上了自由民主的道路，近年来人们的收入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捷克在资本主义的奥匈帝国时期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奥地利人；搞了社会主义制度后，捷克的人均收入水平却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奥地利人。所以，1989年的捷克更是90%以上的人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到1999年，东欧人均收入水平已翻了一番；而坚持社会主义的北朝鲜还在饥寒交迫中煎熬，正等待着世界人民的援助呢。

民主观念已为东欧人、俄罗斯人所接受，这和他们基督教[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的传统有关。《圣经》里说：人是由神而来，所以人人平等[基督教的兴起是人类争平等运动的第一个高峰]；人都是有原罪的，所以给人的权力不能太大；爱你的邻人爱你的仇人，这是博爱、宽容、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受奴役的犹太民族产生了这些民主思想的精华是无法用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来说明的。

如果用生产力标准来说明执政的合法性的话，那么，东北在日本占领期间保持了经济较大发展；后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那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民国初期我国的纺织面粉业也就居世界前二位，30年代上海就有“东方明珠”的雅称，是亚洲的经济金融中心，就初步建立了公交车系统就有了电梯出现了小轿车，中国就萌芽出世界级的企业家私人企业。二战后中国就以世界五大国的地位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东亚霸主，二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战败国日本已经和平崛起，而中国的现实却是如此…。

5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受长官意志的干扰，极左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满足城乡人民“吃穿用”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十分困难。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尤其是与生活水平相关的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用生产力标准来判断执政的合法性又将得出什么结论呢？

历史唯物论是错误的，经济搞得好不一定政治就能上路。德国希特勒时期的经济政策是最成功的，那时德国是欧洲第一个走出大萧条、失业迅速减少、经济高速发展、全世界第一个修高速公路的国家，但因为政治专制，走向了战争。中国目前的政治秩序极有可能因权力转移无公平规则而走向动乱，也可能步当年德国的后尘。

唯物论者只能把人类引向灾难和毁灭，共产党极权专制恐怖统治俄罗斯70多年，就已经饿死、害死、冤死几千万人亡，唯物论的祸害已经远远超过了洪水猛兽。

唯物主义人性论批判

1．人的本质==利己[贪婪]+自由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页）。

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首先是作为自然的个体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抹杀了作为人的自然个体的本性，过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违背了它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于个体而言，其内在的本质是内因，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仅仅是外因，内因对他的行为起着主要的的作用，而外因是其行为的外部条件、起次要作用。马克思把外因看成决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最普遍的、天生就有、不会改变的性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们怎么能成为人的本质呢？

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利己心，趋利避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首先是爱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对自己父母的爱，但这种爱远远没有父母对子女的爱那么强烈、那么普遍。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一种特殊形式。

人的利己与动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识的利己，动物的利己是一种本能，它永远意识不到，因为人有大脑思维，动物有大脑却无思维，所以人的本质==利己+自由意志。换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志的指导与调节。

动物的利己是本能，可称为本能利己；动物本能也表现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后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还有大哈马鱼为繁殖而粉身碎骨，产卵即死，也是为了群的生存。这些动物的行为说明动物的目的是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扩张该类基因的地盘。同样，人也愿意为子女粉身碎骨，特别男人喜欢玩很多女人，这也是为了繁殖基因、扩展该基因的地盘。利己利群都是为了延续繁殖该类基因，所以说基因是自私的。人当然也自私自利，不过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维、理性计算等特点！

某村的选民宁愿让腐败官员继续当政，他们的逻辑是：腐败官员是肥猪，新选上的官员是瘦猪，瘦猪比肥猪更贪，肥猪的贪心要小。这种类比逻辑是愚昧的表现。肥猪的贪心小，怎能证明腐败分子的贪心小呢？特权意识甚至不以自己拥有比别人更多为满足，而是以自己拥有全部、他人一无所有为满足。皇帝富有四海，他的贪心比谁都大，十万宫女还不够，还要巡游玩女人。人的利己与动物利己的区别是：人的利己表现为贪得无厌，动物的利己适可而止。成年人在公众场合不贪婪是大家监督的结果，也是理智计算的结果[怕得不偿失]。

马克思认为：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在批判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产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缘故”时，马克思说“利己心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这显然违背现代生物学的基因自私原理。

马克思认为先有私有制，后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说：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带来了利己心”。事实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与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义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属性。

按马的逻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公或私]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性质[公或私]，从而决定了人的本质[公或私]；所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劳动者只能“一心为公”，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学习雷锋干革命，搞共产主义的义务劳动。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丝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带来对公有财产的疯狂地掠夺与瓜分。马本末倒置只是为了圆他的“共产主义”的梦！

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始终面临着饥饿、猛兽侵袭带来的死亡危胁，靠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而集体的力量的任何削弱都可能带来整个部落的毁灭。此时，为求生存只能共产、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一能实现自利的途径。原始社会的大公无私、尊老爱幼仅限于部落内部，对其它部落，他们不但发动战争，而且把对手吃掉。这正说明了他们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时，一些逃出的人住在帐棚里没饭吃，大家就分头到处找吃的，找来后由一个热心的大嫂支口大锅，平分食物。当营救工作开展起来后，很多家的东西扒出，人们就开始私藏自家东西，不再上交，大锅饭维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瓦解──这正是原始共产主义产生与瓦解的现代版。难道是人性变了吗？非也，人性没变，人们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利己的。

事实证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决定，不受“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人的本质绝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基督教认为：因为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自由意志，人有选择自由，但人受肉体支配后易偏离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

从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贪婪=罪。可这样解释：贪婪是人的生物基因本质，自由是人的大脑本质。大脑思维是倾向自由的。大脑思维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创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这是健康人的向上本质。

人的本质==利己[贪婪]+自由。当人感情用事，大脑的自由功能会退化，贪婪本性占优势；贪婪的本质占上风，人就变得十分野蛮狡诈，社会制度就是专制制度，专制是使人成为奴隶的一种病毒，专制制度是一种野蛮的制度。总的说来，肉体诱惑力远大于自由理性能力，堕落的趋势使人类普遍的专制。这说明了人性恶在人类史上起主导作用。

当人敬畏上帝能进行理性思维时，自由的本质占上风，人就变得文明诚实博爱，社会制度就走向民主科学。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获得尊严的制度。自由理性能力使人类产生民主科学，象古希腊的民主科学在人类当时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后，人类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开发而走向现代民主。

2．“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是现代版的专制理论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是现代版的专制理论。“关系说”企图从外在的社会性囊括人的本质；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动的具体存在，抽掉了个体活生生的灵魂，其结果只能使人仅仅作为一定的阶层、党派或社团组织的成员。

从“关系说”里，看不到人对社会关系能动的选择和超越；只看到了对现实的适应和服从。该理论颠倒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主体的人当作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社会的目的；并认为集体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的利益，向社会奉献一切是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社会永远是主人，个人永远是卑微的奴隶，个人的价值要靠社会来体现。

上学、参加工作、入党团都要填社会关系表，原来这是马者们在定义你本质的“善恶”。例如：他是高干子弟，你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你就作牛作马──因为你的社会关系总和是无法和他比的！高干子弟总是骑在普通群众的头上，因为他们本质“先进”。

马克思认为：人没有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人性就是阶级性”，“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马克思的看法在我国春秋时期就有。齐国相晏婴出使楚国。楚王在接见晏婴时，故意让人押着一个人从接见厅下走来，并说被押的人是齐人，犯了偷盗罪。楚王揶揄晏婴说：“齐国人都爱好偷盗么？”晏婴离开座位严肃地对楚王说：“我听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什么原因呢？水土不同啊！这个人在齐国而不偷盗，一到了楚国就犯偷盗罪，是不是因为楚国水土使这个人爱起偷盗来了呢？”楚王尴尬地笑着说：“圣人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寡人反而弄得难堪了！”

晏婴宣扬的是环境决定论，这与基因决定论是冲突的，把人简单等同受环境决定的植物，楚王连“人不是橘枳类的植物”都说不出来。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愚昧到了何种程度，什么中国古代灿烂的“百家争鸣”不过是阿Q自我安慰而已。这是愚昧的“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造成的。事实上橘枳是不同的物种，中国古人弄错了。同时代稍后的希腊人亚里士多得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种动植物，对植物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是很了不起的。

中国人最缺乏理性思维能力，几千年来连逻辑学、语法学都没有。中国有成语“人心不古”，人越来越堕落！中国人长期被称为东亚病夫。另外，自由本质完全被儒家消灭了！只知道为了肉体的延续而做奴隶！对苦难残暴已经麻木不仁，甚至为其辩护。

管子鼓吹“仓廪实而知礼节”；仓廪足，知荣辱。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是“饱暖思淫欲”、为富不仁的多。为什么经济发展[权力增长]与道德败坏成正比呢？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把人混成了动物、向动物[龙虎]学习的结果；中国人不认识上帝，所以道德败坏。

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将人与动物并列，道德生活完全是外在的，后天的添加物。主张人性是一张白纸，非善非恶，可塑造人性、塑造新人。不承认灵魂的存在，道德生活就不是出于心灵的内在需要。所谓“良心”、“羞耻心”、“罪恶感”都不能找到“内化”的基地。

动物世界没有道德，只照着本能欲望而生活的，完全没有理性和德性。所谓“科学[进化论]的人生观”，必将导致弱肉强食，平等道德必然崩溃。

3．共产党的目的是逐渐把人改造成革命的工具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即其社会 性；人性是随社会变化而变化。依据生产向自动化发展的趋势， 劳动者自由时间在增加，科学的应用在普及、深入，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为新的人性创造了条件，也就是“新人”的产生。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的阶级论抛弃人性论，它怂恿人们相互敌视、杀戳。凡与自己政见不一致的都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都要用暴力将其消灭，哪里还讲什么人性？

1903年，巴甫洛夫（1849一1936），在马德里的国际医学年会上宣读了他的实验和研究报告，认为条件反射是高等动物和人类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生理机制。1904年巴甫洛夫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巴甫洛夫的理论给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以重大的启发：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生理和心理，创造出新的反应机制。通过重复的灌输和指令，人的大脑会对一定的术语和名词产生条件反射，自动地做出和灌输者和指令者的要求相一致的反应。这难道不正是“科学社会主义”？

1921年1月24日，列宁签署了一道政府命令：《科学家I.P.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提供物质保障，当然包括狗食。

托洛斯基妄想条件反射不仅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一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一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苏联时期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作了极大的投资，然而巴甫洛夫并没有因受重视而归顺新政权。就在列宁下旨保障他的研究之后不久，他在给学生开课时公开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绝对真理，它们可能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他根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有什么成功的把握，认为“把大量款项用在发动日本革命，而我们的实验室每个月只有三个金卢布”是不可思议的。他反对用内战来解决政治问题，说俄国为了布党的理想牺牲得太多了，还说布的政策正把俄国引向死路。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左派代表布哈林出面写了长篇文章，把巴氏的观点逐一加以驳斥，认为它们才是俄国的四条“死路”。布哈林还摹仿列宁训斥知识分子的口吻，轻蔑地说知识分子和教授们对革命的怀疑是“石器时代的思想”。

在苏联先后受到批判的科学观点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鲍林的共振理论、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维纳的控制论、弗里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学等等；先后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约飞、火箭设计师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学家朗道、生物学家瓦维洛夫(1887～1943)，等等。

马克思主义反对“利己心”是人类的生物本能，所以就要迫害遗传学家。孟德尔是19世纪奥地利修道院的院长，他坚信神造万物，通过杂交实验，发现了遗传规律。遗传学强调基因[与神有关]的先天决定作用，这与共产党通过制度的变换来把人改造为大公无私的人相冲突。所以，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完全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李森科给基因学说扣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帽子，把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这和苏维埃政权以重塑人性的使命有关。

享有国际声誉的遗传学大师尼·瓦维洛夫（Vavilov）向苏共中央上诉，斥责李森科排除异己、缺少文化以及对学术上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复。1935年瓦维洛夫被解除了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40年8月，瓦维洛夫及其助手们被陆续逮捕。瓦维洛夫被诬为“间谍”，被苏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临刑前，德军入侵，改为缓刑一年半。缓刑期未满，1943年，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瓦维洛夫被枪毙。一大批具有正义感的遗传学家成为“人民公敌”而深陷囹圄，整个苏联遗传学界万马齐喑，农业一片萧条，持续到赫卤晓夫的跨台。

1949年后巴氏理论在中国生物学界一枝独秀，也是和思想改造运动相适应的。这种恶状又在中国持续了20多年[可参考正卷第24节相关内容]。

1905到1908年，俄国爆发了一场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民主革命，俄国工人在一些城市组织了“苏维埃”。高尔基在190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母亲》，描绘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如何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这本小说成了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滥觞，因它提出了党文学的基本任务：为塑造“新人”服务。列宁不但向党的干部推荐这本书，而且于同年邀请高尔基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

1917年十月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在国家范围内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创造了条件。托洛茨基说：“他（指“新人”）将先控制他生理机制中的半意识，然后是下意识，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新陈代谢，接下来将在一定限度内使得这些机制完全服从理性和意志的操纵。甚至纯粹的生理生活也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

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类型。我们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1930年代有这麽一首诗：“我就是钢铁、太阳和混凝土／我就是纺织厂的梭子和发动机里的线圈／我就这样作为一个工人被孕育和诞生／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挥舞榔头／……熔化的钢水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变得更加高大／我的臂膀由钢铁铸就／坚强得举世无双。”如此醉心于把人变成钢铁，难怪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要给自己取个意为钢铁的名字：斯大林。

为了塑造“新人”，布尔什维克运用了各种手段。为了把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长完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小十月人”(5-10岁的儿童)、少先队和共青团；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大力宣传“苏维埃新人”的榜样和模范，其典型形像之一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书的题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形像地表现了革命对人性的改造。

“苏维埃新人”体现了共产主义“新人”的一些普遍特征，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因此“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20、30年代的苏维埃文化赞美的“新人”通常都没有个人的面貌，只有整体的品质，象钢铁一样坚强，像机器一样整齐而有效率。“苏维埃新人”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家所定义的“大众人”的产生。这个“大众人”既是19世纪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20世纪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结果。
人能不能百炼成钢，或者即使百炼成钢以后能不能变成一颗党拧在哪儿就在哪儿纹丝不动的螺丝钉，甚至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20世纪的历史已作了回答。斯大林的女儿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国，卡斯特罗的私生女1990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卡斯特罗的两个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国）。她们到了西方后都出了书，把父亲的老底兜了出来。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出的书题为《致友人的20封信》，在书中谴责了她父亲的专制，并对母亲的自杀提出了疑问。卡斯特罗女儿的书就叫《卡斯特罗的女儿》，把她父亲描绘得自私暴戾喜怒无常，还把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情书（当时她母亲是他人之妻）都公之于众。

中共曾坚决否定人性、人道、人权等等这些人类得之不易的成果。党自成立后，就一直批判“人性论”。他们用“阶级性”和“党性”来取代人性，强调“铁的纪律”、“党的独裁”、“每一个同志要牺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卫党的团结”（中共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决议》）。在毛统治的27年中，总是要不断地煽动人们去批“人性论”。

1939年8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强调党员必须加强党性修养，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说：“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象木料一样交给了党。党今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大厦时，你也可以变成栋梁；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你也得尝尝臭气……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讲条件的。”

刘少奇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常说的党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泽东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回到乡下去种田，做一个普通人。此时此刻，连刘少奇都忘了他只是“党的工具”，他无权对党提条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论”党性，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锏”之一。对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林彪说：“党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绩伟说：中共形成了一种“党性原则”，即“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

卢梭说：“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号施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的唯一美德”（《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中共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塑造新人”成了与建设新社会并行的目标。从苏联照搬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少先队和共青团等从“解放区”推展到了全国，苏联的“新人”典范和歌颂“新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也非常有影响，如伤残军人吴运铎和他的《把一生献给党》就被称为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60年代上半期，“共产主义新人”在各条“战线”涌现，其事迹充斥着报刊、电台、电影、文学读物，成了这一时期文化领域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和他的“1205英雄钻井队”是工业“战线”新人的典范。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是农业“战线”新人模范。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军队在60年代为全国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文化大革命”期间塑造新人的运动，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并不否认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

70年代“红色高棉”更是一夺取政权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图彻底废除城市(一同被废除的还有货币、家庭、婚姻、财产等等)。“红色高棉”是在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认为即使是毛也没有坚持他的革命路线，没有做到“七、八年再来一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彻底性上要超过中国。

在50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因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失去了人性，党性就堕落为血腥的兽性。斯大林说过，死一个人是生命，死一百万只是个数字。这话常被用来说明GC党人毫不看重生命价值。毛曾扬言，如果打核战，中国人准备死2/3！2005年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中共元老朱德的外孙、少将朱成虎对西方记者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干预的话，中国将使用核武器，摧毁美国的2百个城市，为此愿付出牺牲西安以东的代价。中国西安以东的人口有10亿，占中国全部人口近80%。这种要杀死美国人、毁灭台湾人、牺牲中国人的叫嚣，只能证明朱成虎这种党人是野蛮人，根本不是人！所以，兽性共产的“革命”必然是破坏的、毁灭的。

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在全世界到处碰壁呢？最主要的是马克思看错了人性。有人说：“共产主义是一个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还有人说：“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完人，免不了会犯错误。”这种说法完全错误。共产主义制度的领导人即使是圣贤，这个制度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所根基的是错误的人性理论，它仇视能够最大限度发展个体才能、提高人权水准的自由制度。

4．制度对人性的利用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都具有普遍人性。能够区别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的恶，还是放纵人性的恶？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1770年，J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了澳洲，随即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当地的土著居民人数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这种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起初，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条件极差，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The Neptune)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37%。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损失巨大，而且引起社会强烈的谴责。

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学家已从基因复制的过程证明了这一点)。从利己出发，人可以做出善事──历史进步正是利己心推动的；也可以做出恶事──罪恶都来自利己。人性需用制度引导，而不能靠说教改变。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死亡率的下降寄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　　

假如由政府进行干预，政府以法律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官员到船上监督实施这些规定。但政府的干预不是万能的。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是一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 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官员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润；一种是坚决执法，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受威胁。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里，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鼠们更胆大妄为了。

当时既没乞求船主们发善心，也没派什么官员，而是找到一种简单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至于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无关紧要，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这时船主就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航行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1793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一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422个犯人中，只有一个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及其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哈耶克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这种偏好正是此人之为此人的规定，容不得其他人来“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实际上使人变成了非人也的奴隶。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野兽还要坏。如果只有人为人、人帮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天使还要好。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只能靠一套把利己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