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不能以散户心态看待某一年的收益率下降

　　楼继伟，男，汉族，1950年12月生，浙江义乌人，1968年2月参加工作，197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系经济系统分析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经济学硕士。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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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财经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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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消息，2020年全球财富管理论坛首季峰会今日在京举办。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出席论坛并致辞。
　　谈到推动养老金投资的策略，楼继伟表示，在投资标的上应该分散投资降低风险，同时要对投资者进行风险偏好等进行分类。
　　其中第一支柱（政府养老金）的阶段性结余用于投资，是主权养老金的投资策略。由于基金的流入、流出是可以测定的，用于投资的部分主要是助力于全社会养老金整体代际补偿，投资策略是跨周期绝对回报，能够忍受短期波动，同时也要把投资风险，投资负债的风险收益特征不同的产品，甚至国别上去，降低风险集中度。
　　第二支柱（企业养老金）的投资人按各企业要求进行投资，由于不是全国范围的统筹共计，和整体代际补偿，投资可忍受的波动要小，就要相对保守。固收类的占比就要提高。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投资人按照预计的需求设计产品，要考虑个人投资者的个性化需要，针对参与者的风险偏好进行资产配置比例调整。
　　养老金投资可以跨越周期，从而能够获得更好的累计回报，但要与不同的投资结构相匹配，投资能力弱配置就简单化，在股票投资方面降低主动投资比例，加大被动比例，能力强则有所调整。
　　楼继伟表示，在成熟市场资产配置解释了投资收益90%以上的原因，我国市场相对不成熟，也解释了80%，要有定力。他认为，在周密调研的基础上，年度配置只在长期配置基础上做小幅偏离，不要相信熊牛转换等聒噪，而是坚持长期配置，建议监管部门将社保基金投资标准长期化。
　　他提到，境内股票市场为社保基金贡献了相当可观的收益。2001年～2018年以来，我国养老金年化收益率为7.8%，计入2019年收益将达到8%以上，2019年投资收益很可观，外界以某一年收益率偏低判断养老金收益情况是散户追涨杀跌的心态体现，社保基金是以获取长期回报为导向。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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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楼继伟：建议社保基金投资基准长期化，同时允许配置部分海外市场

　　主权养老金的久期可以跨越商业周期，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在选择投资基准和配置周期时关注长期目标，从而获得更好的累计回报。
　　1月11日，2020年全球财富管理论坛首季峰会今日在京举办。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出席并发表演讲。楼继伟指出，养老金的投资管理要从负债端和资产端两个方面入手。负债端的结构是决定性的，指导了资产端的策略。他建议，将社保基金投资基准长期化。
　　先从负债端看养老保险结构。根据1994年世界银行提出的养老金“三支柱”的概念，中国养老金可以划分为政府实施普遍保障的第一支柱，即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中央财政拨款形成的全国社会保障储备基金是第一支柱的重要补充；以职业群体缴费形成的第二支柱，在我国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以私人养老金储蓄投资形成的第三支柱，包括商业养老保险等。
　　基于目前的公开资料，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约5万亿余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约2.4万亿元，职业年金约8000亿元，企业年金约1.6万亿元，商业养老保险约1000亿元。国内各类型养老金的总规模超过10万亿元，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部分主要投资于国债和银行存款。
　　在三支柱体系下，首先确定三支柱在总替代率中的占比。假定总替代率70%是恰当的、社会可接受的，则第一支柱占比过高，第二、第三支柱发展的空间就较小。我国第一支柱替代率设计时为60%，第二、第三支柱发展的空间就很小。

对此，楼继伟进一步指出，近年第一支柱的替代率全国平均已不足50%，今后我国社会养老替代去还会下降一段时间，第二第三支柱发展空间会逐步加大。而导致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第一支柱替代率下降的趋势是持续性的，而维持替代率不下降的因素都需艰苦的结构性改革，见效不会太快。
　　在他看来，导致替代率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中国老龄化发展太快；第二，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率比较高，为8%+20%，企业负担过重，从去年开始分两步，分两年降到8%+16%，收入来源减少；第三，财政的社会保险补贴占比高，而财政政策正处于减税周期，没有多少余力再大幅度增加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上述收入端的减收因素，都会压低第一支柱的替代率。
　　与此同时，维持替代率不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五个。第一，缴费征管效率提升，目前征收效率不足80%。第二，引入更强更透明的机制，多缴多得，激励参保人的积极性。第三，全国统筹起步。2018年全国统筹从3%起步，每年提高0.5%，按此，今年应当达到4%，占企业缴费20%的四分之一，力度逐步增大。第四，发展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用于弥补改革初期社统缴费造成的收入缺口，目前先按10%的比例，今年会完成资本化转。第五，加强精算平衡，精算公式中人口的预期寿命，老龄化趋势，投资收益率等都是客观的，难以做出调整。而可调整的，如缴费标准、给付标准和领取养老金年龄的调整都很难。
　　楼继伟也分享了对于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未来发展的看法。在他看来，今后可能加大发展的是第二支柱。
　　第二支柱主要是企业年金，按照税收政策，企业提取的年金可按工资总额的5%在成本中列支，这是一个税优政策。目前，缺乏的是在年金投资阶段的税收优惠，建议考虑年金委托封闭的投资基金操作，用于再投资的投资收益给予免税。
　　而第三支柱暨税优型个人储蓄商业养老保险和目标日期年金，今后发展不会很快。主要是按我国税制，个人所得税的税优安排很难精准的执行，我国个人所得税基础扣除高，5000块，有六项专项扣分，目前正在推出三地试点：上海、福建、厦门。按1000块钱一个月给予税基扣除，中等收入阶层基本无感。加大扣除金额，则指向更高收入者。因此，今后更大可能加大发展的是第二支柱。

上述背景下，推动养老金投资策略就需要与负债结构相匹配。
　　如何把握负债端结构决定投资端结构？楼继伟指出，第一支柱的阶段性结余用于投资，是主权养老金的投资策略。第二支柱的投资人按各企业要求进行投资，由于不是全国范围的统筹共计和整体代际补偿，投资可忍受的波动要小，需要相对保守，即提高固收类占比。第三支柱的投资人按照预计的需求设计产品，由个人投资者进行购买，由于该类产品主要面向个人，要考虑个人投资者的个性化需要，设计不同的策略。
　　养老机构对基金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投资基准则是开展投资工作的指挥棒，也是机构投资人进行资产配置的出发点。如何设立一个合适的基准和合理的考核周期？
　　楼继伟指出，需要结合资金性质和偿付压力进行综合考量。整体上看，养老金的平均久期都长于市场中其他的资金，其中主权养老金的久期可以跨越商业周期，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在选择投资基准和配置周期时关注长期目标，从而获得更好的累计回报。
　　“我在全国社保基金工作时，做配置决策最纠结的是基准不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基准是年度绝对回报，这不是长期主权基金示意的基准。按此基准配置，需大幅度压缩股权类占比，以减少波动，也降低了收益。理事会自行承担风险，决定按5年滚动绝对回报做配置。”楼继伟说。
　　另外，他还建议按照风险分散的要求，应允许配置一部分海外市场。特别是反全球化浪潮之下，当前各市场之间的相关性下降，监管部门可以对海外投资封闭式管理收益只能汇回，这样可以保持资本项目的适当的管制。
　　“成熟市场资产配置解释了投资收益90%以上的原因。我国市场不成熟也解释了近80%，因此要有定力。”楼继伟认为，我国配置解释度低于成熟市场，说明还有择时、择股、择风格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不是留给配置大幅度偏移的，是留给投研团队和外部管理人的。在纪律约束之下，给予一定的自主调仓的空间，是可以得到超额回报的。这个过程也是使得我国市场机构化成熟化的过程。”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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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担任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主席兼理事长

　　1月8日，澎湃新闻获悉，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于今年1月1日正式担任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lobal Asset Management Forum，简称为GAMF）主席兼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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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总顾问吴晓灵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共同为楼继伟理事长颁发了聘书。图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官方微信号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是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背景下，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于2019年7月共同发起成立的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全球性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行业交流组织。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的设立宗旨，是为加强全球资产拥有者、资产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的沟通与交流，对中外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行业重点问题和重要政策开展研究，为行业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建议，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和政策的认识和理解，为全球资产管理机构之间增进信任、深化交流和促进业务合作贡献自身的独特价值。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全球财富管理论坛年会”，以公开会议的形式，邀请相关监管层、专家、学者、国内外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行业杰出代表等，共同就全年所发生的影响全球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行业的大事件，以及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市场、重要监管政策等主题进行沟通、交流和研讨。
　　1月11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将在北京举办2020年首季峰会。会议主题为“开放背景下的养老金投资体系建设”，届时邀请财政部、一行两会、全国社保基金以及中外金融机构负责人出席会议，就养老金三支柱改革、金融行业助力养老体系建设、年金的管理运营与国际经验、个人养老金融等话题进行交流。届时，楼继伟将首次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主席兼理事长身份出席会议致辞并做主题演讲。
　　2019年4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一职易人，58岁的财政部副部长刘伟接替68岁的楼继伟出任该职。2016年11月楼继伟卸任财政部长并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履新。

已经删除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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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楼继伟谈改革开放经验：坚持市场导向，重视对契约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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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 资料图
　　3月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在北京举行，在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分组会上，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并总结出了6个方面的经验：
　　第一，坚持市场导向，重视价格改革和对契约的保护。
　　第二，以开放促改革，实施有顺序的开放。中国以开放的姿态，开放的步伐在加快。
　　第三，选择了正确的改革顺序，从农村突破，拓展到轻工业，再到各个行业，市场逐步繁荣丰富，极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第四，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形成地方政府竞争格局，这种做法有利有弊。在开放的早中期形成了利大于弊的发展驱动格局。
　　第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好。重视政府管理市场向市场经济职能的转化，特别是1994年的配套改革。
　　第六，1988年严重通胀后，带来回归管制的倾向，1992年等小平南方谈话及时遏制了这个趋势。
　　楼继伟还分析了中国和苏联的转型出现截然相反结果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两国面临的条件不同。中国不是完全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中国在1956年初就确定了中国计划经济的改良，集权和分权结合，沿海和内地的关系等。因此，中国的体制不至于过度僵化。
　　第二，中国改革不受既得利益影响，改革使所有人受益，达到了帕累托改进。苏联却处处受阻，难以突破，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妥协。
　　第三，中国在“文革”后要重建经济体系。在当时的条件下，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对苏联式经济要调整的共识也达成，改革的任务是要进行重构。
　　第四，经过斯大林时期的整肃，中国和资本主义尾巴没有完全隔断过。
　　第五，邓小平的思想非常重要，认准市场不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苏联缺乏像邓小平这样的政治担当和远见。
　　第六，中共不僵化，保持开放的心态。

源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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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利财长卸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贺斌
　　本文首发于2016年11月21日总第781期《中国新闻周刊》
　　11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人士处确认，刚卸任财政部长的楼继伟将履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一职。五天前，北京市三里河的财政部机关礼堂，楼继伟和新任财政部长肖捷完成了职位的交接。
　　从2013年3月到2016年11月，在44个月时间里，楼继伟主导了新一轮的财税改革，建立了财税改革的整体框架，重塑了财政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和地位，更是在国际上舞台上屡屡发声。

挑起财税改革重任
　　2013年，上一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对于谁将接任财政部长舆论一度猜测。按照此前“惯例”，财政部长多是由国税总局局长接任。彼时，时任国税总局局长的肖捷一度成为舆论猜测的热门人选。
　　出乎媒体预料的是，2013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各部长名单，楼继伟成为了新一任财政部部长。
　　稍作分析后，舆论对于新任财政部长的人事任命没有感到过多的意外。早前楼继伟的履历与财政就有着深厚的渊源：清华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深造，从数量经济学专业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历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1998年到2007年，楼继伟任财政部副部长，随后，他先后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更令人关注的是，楼继伟曾经历了国家几项重大经济改革，如参与设计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牵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的“双价并轨”等。因此，对于彼时楼继伟履职财政部长，当时舆论预感到将和中共十八大提出的财税体制改革紧密相连。
　　此时，摆在楼继伟面前的是日趋严峻的财政收入形势：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1%，尚还保持在两位数增长，但比起上一年的12.8%已有明显下滑。全国财政预算赤字为1.2万亿元，赤字率为2.1%。“财政收入中低速增长与支出刚性增长矛盾加剧，加之支出结构固化僵化，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加速积聚，财政中长期可持续面临严峻挑战。”在楼继伟几个月后的一篇文章里，他对当时的财政形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楼继伟后来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将这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和1994年的财税改革进行比较，“1994年通货膨胀严重，如果不改革就过不下去，属于高度危机推进的改革。现在是我们未雨绸缪，主动改革，全社会的危机感并不是那么强烈。”
　　在他看来，这一轮财税改革难度更大，如果说1994年财税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框架，那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基础。在改革的同时，还要处理好降杠杆不失速、强力推进改革和维持社会稳定等权衡取舍。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全会提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一个月后，楼继伟在《人民日报》撰文，明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点和方向：在预算管理制度上，提出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政府性债务管理体系、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六大任务，而在税收制度方面，则以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环境保护费改税、增值税等税种为重点，同时，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也提出了细化。

“既要近忧，还要远虑”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被视为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突破口”和“重头戏”的财税改革正式启动。
　　短短两年半时间，一系列改革迅速推进：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方面，新《预算法》于2015年正式施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颁布实施，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主体框架基本搭建完成；预决算公开，中央本级支出细化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基本支出细化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分项目、分地区公开转移支付预算。财政对教育、科技等重点支出一般不再采取挂钩方式，而是统筹安排，优先予以重点保障等。
　　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营改增试点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增值税实现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全面实施，环境保护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改革也正在积极推进。
　　而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2016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中央与地方如何划分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的相关要求，并制定了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
　　在这一系列改革成果的背后，是一次又一次的攻坚，是不断的沟通和协调。楼继伟曾在一次演讲中对改革的难度如此分析：由于各种类型的企业并存，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各方面诉求增多，协调起来更难。而过去那种雪崩式的经济改革效应已经没有了，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另外，既得利益固化，凝聚改革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的难度也更大了。
　　将地方债写入预算法，从原来的禁止地方发债，到允许发债，这是新预算法一大突破和创新。但针对预算法要不要给地方债开个口子，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因此二审后搁置了一年，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发布后，财政部和人大反复讨论才达成了一致，具体体现在第35条，从发债主体、举债规模、发债方式、发债用途和控制债务机制五个方面限制。
　　当时的财政部条法司负责人曾在一次财政部内部培训中回忆了一个细节，在地方债写入新预算法后，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举债主体和使用主体不一致。举债主体只能是省级政府，但城市建设主要在市县，市县政府要发债，能不能发，怎么发？
　　一直到2014年7月31日前，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落实。于是，楼继伟亲自带队去和人大法工委谈，在那天上午，楼继伟主要谈了四个方面问题，市县政府发债问题，债务管理模式问题，专项债务问题，存量债务问题。经过一上午的沟通，双方终于在部分问题上达成共识。当天下午，条法司的工作人员就和人大法工委一起，按照上午的讨论结果，对部分条文进行修改。新预算法共有101条条文，大部分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反复讨论，最终达成一致。
　　2015年预算法正式实施，在经过全面摸底后，财政部建立了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实行限额管理。2015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从十个省市迅速推向全国省级政府，财政部先后下达3批共3.2万亿元的地方债置换额度，主要用于偿还当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本金，加上新增地方政府债券6000亿元，当年地方债额度合计3.8万亿元。
　　在楼继伟看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决不是体制机制的修修补补，更不是扬汤止沸，而是一场关系中国现代化事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我们必须坚定地、有时限地一项一项做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这样的要求，我们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有决心来推动的。”楼继伟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既要有近忧，更要注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远虑，以主动有为的姿态发挥好基础和重要支撑作用。”
　　根据《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如今离2016年结束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楼继伟如何看待自己这两年半的改革成果？
　　或许从最近楼继伟在一次论坛的书面讲话中可见一斑，“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税收制度改革进展明显”“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这或许就是楼继伟在本轮财税体制改革启动近三年之际，对当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的阶段性总结。
　　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同时，楼继伟还在财政部内部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机构改革。2014年9月，财政部一次性公布了大量司局长职位的调整，同时还对财政部的内部业务机构、职能进行了调整，总计涉及14个司局。其中新成立政策研究室、资产管理司、国际关系合作司、国际财金合作司四个司局。此外，预算司、税政司等核心司局的职能得到加强，分管权限也得到扩充。
　　就在11月9日，楼继伟卸任财政部长的前一天，财政部新成立了文化司，将教科文司改名科教司，并且税政司内的流转税处改名增值税处，所得税处改为企业所得税处和个人所得税处，这次调整，似乎更像是对税制改革阶段性成果和下一步改革重点和方向的彰示。

个性官员
　　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实践者，楼继伟身上并没有太多中国官员的谨慎和保守，相反，在很多场合，他都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一些犀利的言论屡屡引发巨大争议。
　　2015年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楼继伟面对记者提出“三公经费”问题，一句“胡扯”脱口而出，从此被贴上“傲慢”的标签。
　　一个多月后，在母校清华的演讲中，他提出“中国在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是五五开”，并从劳动生产率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加以阐述。
　　然而，这次演讲被解读为“中国即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被一部分媒体和网友大肆批判。而在他所给出的解决之道中，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就在于释放农业人口，提出“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而对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他提出“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
　　这一观点顿时引起一片哗然，一直以来，财政在人们眼中，必须得为民生买单，如今财政部长公开放言取消粮食补贴，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然而，在财政部内部，很多人都对这番言论深以为然。当时，一位分管粮食补贴政策的财政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楼部长说出了财政人的心声！”而记者在基层采访中也多次耳闻农业补贴的弊端和问题，大量的财政资金分散用于补贴，不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而对于农民来说，很多家庭拿到补贴只是大吃一顿，对改善生活状态并没有实质的帮助，“只是授之以鱼”！
　　“现在的一些补贴政策，完全是用民意绑架政府。大家都不敢提反对意见，其实应该算经济账，交给市场决定。”上述财政官员表示，一直以来，财政部都是被动买单，财政宏观经济管理者职能和地位被严重弱化，“我们财政就需要这样敢说话的部长！”
　　这种敢言，其实也是楼继伟一贯坚持的“让市场起作用”理念的诠释，也正因为如此，他也被冠以“市场派”名号。2015年4月，在当选为中国财政学会会长时，他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现代财政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职责范围。因此，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财政需要领域的事项，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领域，财政就不应介入，以免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而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财政就必须介入。而这种介入必须具有可持续性。
　　楼继伟的敢言不光在国内，在国际舞台上他也毫不示弱。2016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针对穆迪公司对中国主权债评级下调，他回应：“我们并不是特别care（在意）那个评级。”
　　他有资本自信，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担负起了大国的责任，在全球经济低增长的背景下，只占全球经济15%的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5%以上，中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动力源”和“稳定锚”。
　　随着中国逐渐参与到一些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中国财政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有话语权。
　　在G20杭州峰会之前，楼继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就像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我们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这几年做的事情，首先是是通过中国的这些影响，使它更加公平合理。”

社保基金改革待破局
　　对于楼继伟赴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成为第五任理事长，媒体没有太多意外，实际上，这些年来，除了财税改革，楼继伟也频频在社保领域改革发表见解。
　　2015年4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他就提到过要划拨国有资本，解决1997年以前没有缴纳养老保险造成的亏欠，把缴费率降下来，真正建立“多缴多得”的机制，其他几个比率相应调整，达到精算平衡。“各地方自己搞好后，国家才能统筹。”而在社保继承上，他提出“社保就是保险，不是储蓄，个人账户没有继承这一说，活到啥时候领到啥时候”。
　　而真正能集中体现楼继伟社保理念应该是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系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其中，楼继伟作为财政部长，撰文的题目是《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文中，他提出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要按照精算平衡的原则，对现有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评估，坚持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科学合理设定制度参数、待遇计发办法，促进社会保险基金自求平衡，实现制度长期稳定运行。
　　楼继伟还强调，必须注重责任分担，合理均衡各社会主体之间的责任，防止过分增加全体纳税人的负担。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个人的作用，形成强大合力，适度均衡责任分担。“市场机制能够提供的保障职能，政府不要越俎代庖；该由个人和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政府不要大包大揽”。楼继伟在文中指出，防止责任过度向政府集中，否则是让全体纳税人担责。
　　此外，楼继伟提出要防止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超出财政承受能力，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保障待遇水平，避免重蹈一些国家陷入“高福利陷阱”的覆辙。这一说法自然又引起一番争议。
　　在文中，楼继伟还披露了一系列社保领域下一步将进行或研究的改革任务，包括合理调整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改进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研究完善个人账户余额继承政策；扩大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研究实行参加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等。
　　如今，在养老保险等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启动的关键期，社保基金改革如何破局，对于曾掌管全国“钱袋子”的楼继伟履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舆论给予更多改革期待。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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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楼继伟调任后首次公开演讲：中国需坚持改革避免掉入陷阱

　　11月27日，在“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6”上，刚离任财政部部长、就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的楼继伟，发表首次公开演讲，议题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2017展望”。
　　楼继伟表示，G20为当前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2008、2009年G20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挽救眼前经济困境，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后来各方逐渐意识到，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债务高企，贸易和经济未得到改善，跟周期性因素和去杠杆过程有关，但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长期结构改革滞后，特别是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放缓、潜在增速下降等，成为制约经济复苏根本问题。
　　2010年G20开始提出结构性改革议题，但当时各国还是在应对短期问题。一直到2014年G20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通过了促进全面增长战略，其中包括了大量结构性改革策略。但这些策略比较分散、没有纪律约束，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我国当时的情况与国际类似。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楼继伟表示，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针对生产要素改革，因为需求侧是不存在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不要想着强刺激，而应该在结构性问题方面多花力气，需求方面是帮助供给侧改革的。
　　在这样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中国作为2016年G20主席国，在G20议程设计上，除了延续一些传统议题，如投资、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改革、国际税收等，明确将结构性改革作为财金渠道的主要议题，这得到了各方支持。
　　中国任主席国的2016年G20峰会，最终促进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48条指导意见，各成员国还通过了要对结构性改革展开评估，评估结果纳入问责报告。
　　楼继伟表示，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也是本年度财金领域最大亮点之一。由于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不一，政策考虑、改革重点不同，中国作为主席国秉持开放态度，照顾各方关切，努力促成共识达成。
　　G20平台上，各成员国针对本国展开的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大量经验分享和讨论。楼继伟在介绍中国改革进展时，提到了中国在推进的简政放权、解除管制、商事改革；推进价格改革，如打破僵化农产品价格体系；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如居住证制度改革、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等；财税改革，如推进预算公开、规范地方债管理、营改增等。
　　楼继伟还介绍了其他国家分享的改革经验和进展。比较突出的是印度，如印度推进世界上最复杂的增值税（VAT，value added tax）改革，还有推进土地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澳大利亚着力提高国内劳动力市场弹性。美国对国内养老金做了适当调整，奥巴马政府在后期试图推动国内投资增长，但由于两院皆失，改革难以推动。德国持续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等。西班牙改革也取得一定效果。法国国内做了些改革，但受到阻力较大。土耳其作为G20上任主席国，也推动了一些真正的结构性改革。
　　对于中国目前改革进展，楼继伟表示，我国改革硬骨头很多，如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曾经有很多既有利于短期又有利于长期的改革，现在这样的改革不多了，如“去杠杆”“去库存”等，都是一些短期承压、长期美好的改革事项。
　　楼继伟直言，三十多年前的巴山轮会议，当时的议题由外方专家设置，这区别于2016年G20由中国作为主席国来设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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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继伟尤其提到了科尔奈教授（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诺什·科尔奈）在会议上提到的一个简单坐标系（示意图如下），上下纵向指标，1和2分别代表政府直接管理和政府间接管理，因为不存在政府不管理的市场经济；左右横向指标，A和B分别代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在这个坐标体系中，1A处在第一象限；1B意味着政府行政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不存在；2B是政府间接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是改革的目标；2A是政府间接管理的计划经济。
　　所谓间接管理，就是政府进行总量管理和需求管理，如规则制定、监督职责、社会政策、在预算硬约束条件下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范等。楼继伟表示，2A是陷阱，低效又容易引发腐败。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做了很多解释，如科尔奈表示，1A很容易滑向2A，2A象限下，政府手伸太长，分配很多资源，规则多变且不透明，监管规则容易不公正，比较低效；1A到2B，这种路径的转轨过渡是最理想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30年过去了，中国现在处在什么象限？楼继伟表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整体效率是提高的，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在全球范围来说，成果是很客观的。楼继伟表示，中国现在并没有掉到2A象限，但中国也并没有达到2B。我们现在处在2A的边上，十八大之后系列决定出台，提出要坚持改革，又走到了2B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六中全会提出要从严治党，就是要斩断伸得太长的手。
　　楼继伟最后表示，要实现改革的既定目标就必须要坚持改革。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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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正部级新岗位，楼继伟有何特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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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资料图
　　11月7日刚卸任财政部长一职的楼继伟，已走上新的岗位。
　　24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官网显示，楼继伟已接替谢旭人，出任理事长。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楼继伟走马上任之际，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正要发生一件大事。
　　按照既定安排，近4万亿“养老金入市”，将于年底启动。眼下距离年底只剩1个多月。可见，如何保证“养命钱”安全？这将是楼继伟履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的重要任务。

前后任财政部长的另一交接地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此番楼继伟接替谢旭人出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是时隔3年多来，两人的第二次交接班。
　　2013年3月，谢旭人卸任财政部部长一职，同月履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当时，接替谢旭人出任财政部部长的，正是楼继伟。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包括谢旭人、楼继伟在内，近年来，已有四位卸任财长，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担任理事长。
　　2003年，项怀诚卸任财政部长不久，就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报到，担任的也是理事长一职。
　　在项怀诚之前，担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的是刘仲藜，刘仲藜在1992年至1998年间，也曾担任财政部部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华建敏、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李贵鲜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理事长戴相龙等还是现任的理事大会理事。
　　为何多位有财政部部长经历的官员，会转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呢？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官网公布的该机构职责，给出了答案。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是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独立法人机构。主要职责包括管理中央财政拨入的资金、减持或转持国有股所获资金、划入的股权资产及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制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经营策略并组织实施等。
　　由此可见，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是一个专业度很高的财经机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提到的“社会保障基金”，并不是“社会保险基金”。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官网专门解答了“社会保障基金”与“社会保险基金”的区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
　　另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与地方政府管理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是不同的基金，资金来源和运营管理不同，用途也存在区别。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

重要任务：近4万亿养老金入市
　　此前，为保障养老保险基金安全，养老金投资只限于存银行和买国债，收益率有限。《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2015年，中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分别为2.4%、2.9%、3.1%，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因此，近来年，养老金投资保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也作出了养老金入市的安排，并先后制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等规章。
　　去年8月，在国新办吹风会上，官方首次对外明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为养老金入市的委托机构。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自从官方有了养老金入市这一动议以来，一直有人担心，巨额养老金入市，怎样保障资金安全？一旦出现亏损怎么办？
　　为此，《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等规章，设置了多道“防火墙”，严格限定投资领域，权益类资产比重不超过30%等。
　　此番由楼继伟接替已69岁的谢旭人，出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不少业内人士对此评价说，由深谙市场之道的楼继伟接任理事长，吻合养老金市场化运营的大趋势。
　　不过，养老金投资运营是涉及数亿参保人员未来生计的大事，只要市场化运营，就势必面临一些风险。而且，养老金入市的目标不仅是保值，更要增值。怎样既保证“养命钱”安全，又能升值？这对深谙市场之道的楼继伟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考验。

“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
　　有媒体报道称，楼继伟的“梦想”之一，是全力抓好养老和医疗两大重点，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上述“梦想”，来自楼继伟去年12月在《人民日报》刊发的署名文章《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该篇文章是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十三五”规划的背景下刊发的。
　　在文中，楼继伟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没有体现精算平衡原则，基金财务可持续性较差，制度条块分割，碎片化问题突出。
　　他同时在文中提出了解题思路，“丰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来源渠道。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专业化投资运营。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上述解题思路，正是养老金入市的目标。
　　楼继伟还在文中强调，在社保制度改革过程中，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以保基本为优选目标，防止高福利倾向。要防止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超出财政承受能力，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保障待遇水平，避免重蹈一些国家陷入“高福利陷阱”的覆辙。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社会保障一直是楼继伟关注的一个领域。
　　2013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谈到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守住底线、突出重点”任务时，楼继伟表示，政府不能只要碰到民生问题都要去做，“底线是什么？财政能不能可持续？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我们会走向第三种模式，那是不归之路”；“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
　　两年后，在201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楼继伟表示，“社会保险要往后想50年，甚至更长时间。要调动当代人的积极性，强化个人责任，建立一个能够自身精算平衡的制度”。他强调，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

“契约先生”曾是朱镕基助手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深谙市场之道”是不少业内人士对楼继伟的评价。因为谈经济时经常把“契约”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他还有个绰号“契约先生”。
　　公开履历显示，楼继伟参过军、当过工人，1984年进入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任主任科员、副组长（副处级），4年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工作。
　　不过，在中国社科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楼继伟只干了5个月，就来到上海，1988年至1992年间曾任上海体改办副主任。
　　据报道，当年，楼继伟之所以离京来沪，是因为其在国办、中国社科院工作时的表现，获得了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朱镕基的赏识。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不久，就任命楼继伟为上海体改办副主任。
　　在上海干了四年，楼继伟回京任职，担任了三年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据报道，这期间，楼继伟参与设计了1994年的中国税制改革，还是当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牵头人，也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得力助手。
　　此后，楼继伟到地方任职，当了三年贵州省副省长。1998年回京后，他历任财政部副部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于2013年走上财政部部长岗位，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11任财长。
　　楼继伟担任财政部长的3年间，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启动，推行了预算改革、“营改增”、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等一系列新举措，楼继伟正是这一轮改革的主要推手之一。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有舆论评价，楼继伟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有形的财税改革框架”。

　　楼继伟三年财长路
　　任职三年八个月，楼继伟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不遗余力，但也有遗憾，正如他在《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序言所写：即使有些想法一时难以实现，但至少也要让后代人感到前人的思考与梦想。
　　2013年3月到2016年11月，一共三年零八个月，一千三百多天，这是财政部第十一任部长楼继伟掌管国家“钱袋子”的时间。
　　在这一千三百多天中，“财政”定位上升至“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抓手，楼继伟掌舵并基本确定了改革框架，推动了部分政策落地深化。
　　现年66岁的楼继伟，在财政部部长任上已是“超期服役”。按照规定，65岁为正部级退休年龄。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
　　跟他的前任谢旭人一样，楼继伟的下一站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三年前，楼继伟重回三里河，正值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换挡。财政收入也同时降速呈现新常态，减收增支矛盾突出，但财政体制仍停留在老常态中，前期因高增速而掩盖的矛盾开始逐渐暴露。
　　长期的财税研究及实践经验，让楼继伟形成一套完整的思路，交出了财税改革方案。预算管理改革一马当先，推进预算统筹、公开，调整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地方政府债，盘活存量结余资金；同时进行税制改革，完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推动消费税、资源税、环保税、个税等税制的立法或改革进程；除此，他也开始慢慢将改革推进至最难的部分──理顺各级政府间事权关系，完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制度建设。
　　回顾这一千三百多天，用楼继伟自己的话来说，“推动出台了一批有力度、有分量的改革成果，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但是改革中也出现不少反复，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度慢于预期，楼继伟在公开场合也曾对此表示“惭愧”。虽然离任财政部，但改革未尽之事，楼继伟仍会在新舞台上继续。
　　在外界来看，这位直率、随性的部长，虽然时而语出惊人，成为舆论焦点，但是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尽心尽力、毫不含糊。国研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曾负责评估财税体制改革成效，11月18日他在《财经》年会上表示，大家谈起财税改革都是有很多不同观点，但在打分的时候，大家对财税改革还是相当认可的，在十几项改革里排到前三名。

率性“改革派”
　　既有研究背景，又有实践经验，使楼继伟对财政、经济体制改革有一套看法。他十分健谈，公开场合常常脱稿演讲，也愿意敞开说。
　　楼继伟生于1950年12月，浙江义乌人，典型的学者型官员，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分析、财税、金融等。在他身上有两个标签：“改革派”、率性官员。
　　楼继伟1992年至1995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参与了1994年税制和分税制改革的全过程，有完整的财税改革和中国体制改革思路。1995年之后，楼继伟供职贵州省政府三年，这段经历带给他丰富的地方实践经验。他自己曾总结，这段经历使他“切身感受到1994年改革的成效，以及继续改革任务的艰巨”。1998年3月开始，楼继伟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长达九年，接触到中国财税领域的方方面面，其间推动了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建立和完善，建立了国库集中收付等基本制度。
　　2007年，楼继伟转任中投公司董事长，管理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但他对财税领域改革的思考并没有停止，2012年他发表《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与路径》一文，其中写道：财政一半是“财”，另一半是“政”，经过30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我们有了很好的基础。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到“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
　　2013年楼继伟再次回到三里河，主持财政部工作。正值中国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速降挡，前期刺激政策也积累了较多深层次矛盾，结构亟待调整。财政领域的沉疴旧疾也开始凸显，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同时支出越来越广，收支缺口显著；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不透明，暗藏巨大风险，同时因为寻租、预算管理不规范，大量财政沉淀资金趴在账上；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匹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导致体制效率低下，基层工作难落地。实际上，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楼继伟一直有所思考，其在出任财政部长前出版的专著《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传递出他对财政改革的思考。
　　楼继伟在官员中素以“敢言”著称，思维敏捷、率性耿直。因为既有研究背景，又有实践经验，在体改部门、财税领域深耕十几年，他对财政、经济体制改革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十分健谈，公开场合常常脱稿演讲。2013年3月末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楼继伟履新财政部部长后首度亮相，作为题为《包容性增长中的财税改革》的演讲，开场白里他坦言，“我讲话比较直率，今天换了官方身份，我试图做一些调整”。
　　然而直率的风格在其日后的部长生涯中并未改变，尤其是每年3月末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因为发言必有“金句”，楼继伟总是媒体记者们追逐的焦点。2015年，与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同台讨论亚投行成立后的规则设立问题时，他当面质疑中尾武彦的“最佳实践”论，“我不认可‘最佳实践’，谁是‘最佳实践’？我们会参考现在多边机构非常好的一些做法，但一些比较官僚主义的特别烦琐的做法，我们并不认为是最佳。”2016年，对于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展望至负面，楼回应称“并不care那个评级”，“不必一个一个去拜他们码头，中国的情况已摆在这里”。
　　实际上，楼继伟对改革的思考不仅限于财政领域，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曾先后在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对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有深入的思考。其间进入国务院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与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发表了多篇关于改革的论文，逐渐形成整体改革协调理论，对后续的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日后虽有部长身份，他仍经常在一些学术场合，谈论财政以外的话题。
　　也是因为“敢言”，楼继伟在公开场合发表的一些见解常常引发争议。
　　2015年4月，楼继伟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演讲，跳开财政从更宏观的角度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他直言，如果中国下大力气进行结构改革和调整，中期增速有可能达到6.5%～7%，同时，中国面临着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
　　他曾在多个场合抨击现行劳动合同法，引起舆论哗然。他认为现行劳动合同法下的用工制度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两三个百分点，使得中国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在今年“两会”上，他坦率表示，这些都是在学术场合，以学术的角度来讨论，“财政部是个宏观部门、综合部门，看到这些问题要指出来，因为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财政在支出和收入方面也都受到影响，我们需要做出矫正。”
　　在财政系统内部，楼继伟常讲，财政不应只算自己的小账目，而是要有所作为。同时他更强调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领域，财政就不应介入，以免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而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财政就必须介入”。楼曾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社保制度建设要避免“高福利陷阱”，反对政府大包大揽。

财税改革全面推进
　　财税改革路线图中，预算管理制度成效相对明显，税制改革进度快慢不一，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制度的改革刚刚起步，楼继伟也对此表示“很惭愧”。
　　2013年再回财政部后，楼继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塑造财政形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财政定位提升，使之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他在很多场合从法治和现代经济学视角分析中国的财政问题，让人对大国财政充满期待。
　　财税改革是此轮改革的核心领域。最终根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部署，财税体制改革围绕三大块进行：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按照改革的时间表，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预算管理制度成效相对明显，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总体框架已初步建立；税制改革涉及“六税一法”，进度不一，部分任务初步完成；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制度的改革，刚刚起步。总体来看财税体制改革进展慢于预期，今年“两会”答记者问上，楼继伟也对此表示“很惭愧”。一些领域的改革本来可以更有成效，但是在体制惯性和稳增长压力面前，出现反复，令人惋惜。
　　在预算制度改革方面，楼继伟积极推进预算公开，改进预算管理方式，希望引导预算从约束性向预期性转变，并搭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等一些制度框架。
　　最让市场关注的是其铁腕整治地方债，力度之大，超出想象。
　　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文）发布，地方政府债务新老划断，清理盘点，同时明确债务划分上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这一文件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以及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预算法，形成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存量债务锁定余额，采用债务置换的方式缓解还债压力；新增债务融资只能在限额管理下由省级政府发债。
　　但是新政之严，断了地方过去所依赖的融资之路，导致其在投资方面力度快速下滑，因此不少地方反对。不少地方政府借道PPP和形形色色的政府引导基金，希望解决问题。
　　税制改革方面涉及“六税一法”，包括增值税、资源税、消费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和个税，以及税收征管法修订。改革进度有快有慢，具体来看，营改增改革已经全面铺开，但是增值税的完善尚未结束，当前多档税率并存的情况，容易造成抵扣链条的扭曲，难以做到税收中性。按照楼继伟此前的部署，后续要开始进行增值税立法，在适当时机减并增值税税率。
　　资源税、消费税改革，以及环保税立法总体来说有所进展。今年7月1日，根据财税53号文，资源税改革开始全面推进，通过实施清费立税、从价计征改革，理顺资源税费关系。环保税立法缓慢推进，今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环保税法（草案）》。消费税改革包括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税率，调整征收环节，此前是小步慢走，亟待推出整体方案。
　　个税和房地产税改革方面，7月23日在成都举行的2016年“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楼继伟直言，很遗憾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尚未推出，“只要是真正的收入再分配，就会受到真正的阻碍，我们要义无反顾地去做”。
　　而政府间事权的调整、划分更不是一件简单事，楼继伟曾在《中国政府间关系财政关系再思考》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从我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来看，仅仅依靠修补性的调整已经不能解决目前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楼继伟看来，要强化中央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
　　2016年8月24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央地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终于迈出第一步。而不少分析人士表示，这涉及国家治理的基础，不是财政部一家说了算的，需要提高统筹的层次，各方面协同推进。

改革之难
　　楼继伟在推行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大刀阔斧，但是经济增速放缓之际，改革进度有时不得不受制于现实，不少领域的改革推进步伐受到影响。
　　楼继伟秉持“大财政”理念。为了让财政部与其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身份地位相符，上任以后楼继伟操刀了财政部内部一场大规模的机构职能和干部调整。
　　过去财政的职能被各方肢解，各个部委、各级地方政府都成为独立的“小财政”，带来诸多问题，一来管理不规范，难以形成合力；二来形成大量债务、沉淀资金以及寻租地带，最终仍需要财政“擦屁股”。楼继伟上台后竭力改变这种状态，强化财政抓手，因此希望财政扩权，在诸多改革领域能处于主导地位，最终也引来部委争权之议，最典型的体现在新预算法修订以及PPP模式的推动中。
　　历经十余年的持续博弈和讨论，新预算法的修订在2014年8月完成，2015年正式实施，虽然新法在全口径预算管理、预算公开、地方债发行等方面有较大进度，但是仍被学界诟病财政部门职权扩大，虚化了人大的监督职责。而为了配套新法落地，预算法实施条例修订也亟待推进，但因具体工作由财政部主导，是否会对财政部门授权过多，更是引来多方质疑。
　　为了推进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并且填补城镇化的融资缺口，楼继伟积极推广PPP模式，建项目库，加强立法。
　　楼继伟在推行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大刀阔斧，但是经济下行压力下，改革进度有时不得不受制于稳增长大局，不少领域的改革推进步伐受到影响。
　　按照楼继伟的财政改革思路，要稳定中国宏观税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其中重要一环是清理当前地方存在的大量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各地松紧尺度不一，出现税收洼地，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难以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还导致企业实际税负较低，但反映在数据上的名义税负高。
　　于是2014年11月底，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国发“62号文”下发，明确各省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于2015年3月底前向财政部报送本省（区、市）和本部门对税收等优惠政策的专项清理情况，由财政部汇总报国务院。
　　此前税收优惠政策是地方招商引资的主打牌，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下滑后，如此严厉的“一刀切”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给地方的投资形势带来巨大冲击。一个典型细节是，2015年“两会”上，西部某省省长称，很多投资项目由于涉及2014年出台的“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文件，到现在都无法落实，总额近万亿的项目被搁置了。国务院随后要求，立刻与财政部门对接，要正确理解清理税收等优惠政策这个文件。
　　到2015年5月11日，国务院发布25号文称，国家统一制定的税收等优惠政策，要逐项落实到位，此前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的专项清理工作，待今后另行部署后再进行。
　　任职三年八个月，楼继伟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不遗余力，但也有遗憾，正如他在《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序言所写：即使有些想法一时难以实现，但至少也要让后代人感到前人的思考与梦想。（来源：南方周末）

源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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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日消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网站显示，楼继伟已正式出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此前有媒体援引社保基金理事会内部人士消息称，“楼继伟目前正在走流程，而谢旭人理事长即将退休。”
　　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的履历来看，在此前四任理事长当中，除了戴相龙，其余三位都曾担任财政部部长。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是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独立法人机构。成立于2000年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
　　目前，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受托管理三部分基金，一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二是从2006年年底开始受托运营部分试点省份的“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三是地方委托资金，包括广东、山东部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资金。
　　除了广东和山东之外，更多的省份将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为其养老基金提供投资管理服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曾在11月初透露，年内将组织首批委托省份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订合同。
　　楼继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就社会保障发表言论，其中，2015年12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布的《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文，系统阐述了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看法。楼继伟在文中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以保基本为优选目标，防止高福利倾向。楼继伟在文中指出：“要防止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超出财政承受能力，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保障待遇水平，避免重蹈一些国家陷入“高福利陷阱”的覆辙。”
　　同时，楼继伟表示，在宏观上，要根据人口、经济等因素合理确定并及时调整社会保险政策特别是待遇计发办法，确保基金中长期收支平衡；微观上，要使参保者的缴费与收益密切挂钩，实现激励相容，调动其参保缴费的积极性。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资料图片  d2LV-fxyawmm3214955.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6-11-24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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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履历
　　楼继伟，男，汉族，1950年12月生，籍贯浙江义乌，出生地北京，1968年2月参加工作，197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系经济系统分析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经济学硕士。
　　1968年2月～1973年2月 南海舰队4009部队战士
　　1973年2月～1978年2月 首都钢铁公司总计控室、北京自动化技术研究所工人
　　1978年2月～1982年2月 清华大学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系计算机程序系统专业学习
　　1982年2月～1984年12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系经济系统分析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4年12月～1986年6月 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主任科员
　　1986年6月～1988年8月 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副组长（其间：1986年3月～1986年9月借调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领导小组工作，任办公室成员和财税组负责人之一）
　　1988年8月～1988年9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成本价格室主任
　　1988年9月～1989年2月 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干部
　　1989年2月～1992年1月 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1992年1月～1995年9月 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
　　1995年9月～1998年3月 贵州省副省长
　　1998年 3月～2007年2月 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07年2月～2007年9月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兼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备组组长（正部长级）
　　2007年9月～2013年3月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兼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正部长级）
　　2013年3月～2016年11月 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
　　2016年11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
　　第十六届中央纪委委员，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