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党中央为加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统一领导，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西北局以朱德、任弼时同志为核心，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保证了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师陕甘的胜利，为红军三大主力完成长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大西北，做出了贡献。这段艰难历程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草地竟夜谈
1936年刚进7月，红二、六军团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了！红二、六军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红二、四方面军原已商定的计划，红军总司令部作出了进军陕甘的部署：先以左、中、右三路纵队穿过草地，到松潘包座一线集结；尔后向甘南的岷州、洮州、西固（今舟曲）地区进攻，打开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通道。我当时是从炉霍率领慰问团到甘孜欢迎二方面军的，随左纵队的四军行动。
对四方面军来说，这是第三次过草地，而且路程最长，要走1个月，其艰难困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部队已经过几个月的休整，战斗情绪很高，由于二方面军的到来，更加坚定了北上的信心。整个部队情绪确如后来任弼时同志向党中央报告的那样：“政治军事工作都有极显著的进步与成绩”。然而令人焦虑的是，张国焘仍没有停止反党活动，他向二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游说，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进行挑拨离间，企图拉拢人同情他，在良好的统一、团结的氛围中制造混乱。
针对张国焘的行为，朱总司令在会见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时，让他们了解了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的事实真相及其过程，并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要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无疑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1年来，朱总司令为了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全军的团结，使南下红军重新北进抗日，正气凛然地、从容不迫地同张国焘进行周旋，费尽了心血。让任弼时同志留在总司令部，显然会更有力地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影响，大大加强党的领导。左纵队乃至整个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得知这一决定后，无不喜形于色，对前途充满希望。
我和任弼时同志相识于1926年。那时，他是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到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我在中山大学任学生支部局副书记。有一天，在共产国际大楼，领我去见他的苏联同志说：“这是你们的代表！”后来我们交谈过多次，结下了诚挚的友谊。1930年，我回国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他是长江局委员，开会常在一起。他严格要求自己，其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张国焘回国不久，提出要到军委看文件，任弼时同志说：“他看文件到中央组织部去，不要到军委来。”对于张国焘，他是知道底细的。1931年后，我从鄂豫皖到川陕，对张国焘在掌握政策上的过“左”和不搞党的建设，就积了一堆意见。同一方面军会合后，他和党中央搞不拢，好端端的四方面军由8万人被他弄得剩下不到一半……压在我心头的郁闷和痛楚日益沉重，恨不得立刻向弼时同志说个痛快。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任弼时同志主动找我谈话。他讲了二方面军7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也称赞四方面军的《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搞得不错。他对我很信任，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说一方面军“不辞而别”，这样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开门见山地问我：“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我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他很惊讶。我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闹到了那种地步。他仔细地听我说了我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毛儿盖会议后，我在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是陈昌浩同志，徐向前同志是总指挥。尽管张国焘对我们说过一些挑拨离间的话，但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并未深究，而且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同意的。所以王稼祥同志说：“看来你们和张国焘是有争论的。”但这段时间令人不安的是，陈昌浩同志非常傲气。我看到他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面前也是旁若无人，对党中央、一方面军说些令人十分难堪的话。我看不下去，表示了意见，陈就要我离开政治部，到包座前线部队进行战地工作。随后李卓然同志也去了。9月11日清晨，突然来了骑兵通信员，送来陈昌浩同志的“特急飞传”的信件。里边是张两指宽、4寸长的纸条，上面写着：傅钟、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真是霹雳盖顶，卓然和我都懵了！象被窒息了一样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相顾，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才想到：赶快走，回巴西！于是丢下带来的工作人员，我和卓然快马加鞭，往巴西飞跑。到达巴西已时过中午。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说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陈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你们搞好政治动员。在庙外草场上，我面对部队说不出话来，心慌意乱，只讲了讲行军注意事项，什么绑腿要打好呀，脚布要包好呀，防止“烂脚病”呀，要发扬阶级友爱呀，东一句西一句，言不由衷，匆匆结束。
第二天，黎明即起，在凄风苦雨中南下，人们的心象被浓厚的乌云紧紧包裹着，部队情绪和北上完全相反。走了10多天才知道，原来不是去通南巴！待到了板阳，10月初，张国焘、朱总司令从阿坝方向来到卓克基，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后改为三十二军）又会合在一起，七八万人，浩浩荡荡！但想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已远去北方，不免感到孤单和不安。徐向前同志说过，合而再分为兵家所忌。但张国焘是听不进这种意见的。有天晚上，他突然召集会议宣布成立“中央”，自任党的军委的“主席”，一下子就乱了！胡说的，乱喊的，混乱极了！张国焘闹独立，搞分裂，这算坏到了顶！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完我讲的过程，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了，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但这天晚上，弼时同志没有再说什么，只要我明天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有不少重要事情，但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3天，来电7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9月18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关于张国焘自立“中央”问题，弼时同志说已在李卓然同志那里了解过。我说，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陈昌浩同志也不晓得要干什么。经过10来年艰苦奋斗和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创造的红军，眼看分裂到这种地步，谁不痛心叹惜呢？所以不管当时一些同志胡说了什么，胡喊了什么，都是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所使然，党会理解的，历史会澄清的。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团结了所有同志。我把那次会上的记录给他看过，他明确指出：“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过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有一天，弼时同志当面告诉张国焘已和我谈过话。张国焘满脸不高兴又不好明讲，只是说，可以再多找几个同志谈谈。还指名可以找谁谈谈。弼时同志说，和傅钟同志还没有谈完，以后再找别的同志。他清楚张国焘的用意，是要让听他的话的人来施加影响，混淆是非。弼时同志的明确答复，既是保护我，也击破了张国焘的圈套。
弼时同志继续和我谈的，是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问题。在那些天里，张国焘一直散布：他取消了“中央”，和中央那边是平等的协商关系。说是陕北那边改称西北局，这边是西南局，象上海局、北方局一样，都由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统一领导。对此，弼时同志只是静心听没有说过什么。这天晚上他向我了解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自立“中央”，已是我们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分裂危机，既然宣布取消了，为什么还不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我向他汇报了问题的由来和变化过程。
张国焘是1935年11月中旬南下红军打下芦山县城之后公开打出“中央”旗号的，党中央严厉批评了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指令他不得再自称“中央”。1936年元旦，毛泽东同志给朱德同志的新年贺电说，不仅已和上海局发生联系，也同国际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自然，对于张国焘，这也是个警告。不几天，张闻天给张国焘来电说：“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这算是直言相劝了！到1月下旬，中央电告“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要点时，从共产国际归来的林育英同志来电肯定党中央是正确的，也要张国焘取消自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同志等本来就反对他自立“中央”，这时也都劝他接受林育英的“通融”办法，目的是维护党的统一，早日结束分裂状态。但张国焘坚持反党立场，又耍诡计，一面表示愿谋党的统一，一面却提出这里是西南局，陕北（党中央）那边要改为西北局，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还是那个不承认党中央、反对党中央统一领导的主意。
弼时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5月20日中央有过电报谈了与张国焘的关系，“暂时采用协商方式”，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而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中央没有讲与他是平行的“局”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是党中央派出的，怎么能颠倒过来领导党中央呢？
弼时和我都会俄语，这有利于我们把心底深处的话，包括直接批驳张国焘的话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说出来。对于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他极为愤慨，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的这样严重。”他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党中央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他用俄语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说过，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的，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而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我们再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了！弼时同志这种坚定的鲜明的维护党的统一的态度，对我教育极为深刻。
经过几次和弼时同志的竟夜长谈，使我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了深刻认识，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澄清。按照弼时同志的见解，我和王建安、袁克夫等四方面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作过长谈。他们完全赞成弼时同志的意见，并积极主动地在部队中进行了团结一致和维护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这样，指战员的精神面貌显得生机勃勃，对二方面军同志的感情更加亲热。
求吉寺会议
7月27日，在阿木柯河（今牙磨河）畔，接到中央来电，批准建立中共西北局。西北局委员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傅钟、李卓然、曾传六、张琴秋、王维舟、董振堂、罗炳辉、何长工、黄火青等20位同志。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西北局只设组织部，确定由我任部长。我当时是没有军事职务的。这主要是弼时同志的意见。后来在西北局下达党务工作的文电中，在张、朱、任后面要签上傅。我提出不要署我的名字。弼时同志说：“要这样，为的是便于你在四方面军开展工作。”朱德同志是大力支持我的，凡属党务、党纪和高级干部的工作、学习调动、安排，他都交我负责办理。后来，还让刘少文同志担任了秘书长。西北局算是有了一个非常精干的日常工作机构。
中共西北局的组成，出乎张国焘的意料之外。这显然不是那种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和党中央平行的组织，而是归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的下属组织。广大指战员对成立西北局热烈拥护，并寄予厚望。西北局的使命和大多数委员的共同意志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组织原则，打破张国焘的个人专权，保证党中央方针的贯彻和北上会师部署的顺利实施。
7月末8月初，左纵队和中纵队、右纵队经过1500里的艰苦跋涉，走出草地，先后到达包座一线集结。西北局要在包座河西畔的求吉寺（也叫救济寺）开会。任弼时同志同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领导和高级干部多次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
在求吉寺会议上，朱德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好的党员应该拥护党中央路线，维护群众利益。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个人，不站在抗日斗争前线，将不会有他的立身之地。我们要把自己的历史任务担负起来，大家都要加紧学习。他还就西北局要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工作的问题说道：我们党讲民主，委员要是好党员，书记要是好党员，好委员；在西北局里，书记一样要服从多数委员形成的决议，这才有集中的统一的领导。大家都赞成并支持他的意见。这对张国焘搞个人专断是个有力的扼制。随后，徐向前同志也就应该按组织关系进行工作的问题发了言。他说：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家都清楚，优点是不说虚话，缺点是懂得少；过去我们对干部的批评多用个人的办法，没有建立工作的组织关系，因而养成了骄傲。以后应当转变个人的领导方式，多用组织力量去推动工作。为了加强部队基层党的建设，徐向前同志还提出，支部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平时工作的讨论，党的发展情形，政治部应当去进行检查。朱、徐同志的这些意见，过去也对张国焘说过，但没起什么作用，现在在西北局的会上正式提出来，对张国焘是个严正的批评，他不能不听下去。这样，有朱德、任弼时和徐向前等同志带头坚持正确原则，党内生活开始有了新鲜空气。
这时，任弼时同志想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真正从思想上以“十二月决议”为基础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但在对党中央的态度上，还有思想障碍要克服。张国焘不顾在遵义会议所处的紧迫的战争环境中，没有条件从政治上清算“左”倾错误路线这样一种重要情况，利用遵义会议决议没有指出以前的中央政治路线也有错误的问题，散布对党中央的不信任，在干部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等到四方面军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正好是和张国焘同行的。临到四方面军领导机关，张国焘耍了个手腕，他把刘伯承同志等放在一个军部里“休息”，自己先到四方面军领导机关给干部们讲了一通，使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东西在干部头脑中先入为主，待到刘伯承同志正式传达时，正确的东西就被“抵挡”住了。弼时同志要大家紧紧团结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他引导大家要把眼光放到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上来，他说：我们和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之后开会，中心还是讨论迎接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问题，对以前的问题，有冷静的、客观的自我批评，就不再提了。陈昌浩同志自此以后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所以他后来反对张国焘的西去主张，坚持北上方针，态度非常明确，不仅积极率领前锋部队夺得岷州一线，而且在9月上旬，率先提出了北出通渭、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南北夹击胡宗南西进部队的方案。
7月底、8月初的敌情是，蒋介石忙于对付两广事变，胡宗南部已经南调；同时蒋命令他的重庆行营在川、陕、甘、青部署一道防线，“凭借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线，采取攻势防御”，对我分途追击，多线堵截，阻我三大主力会合。党中央连续来电指示，“宜迅速北进”，“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我们已通知全苏区红军，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显然，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但在求吉寺会上讨论北进计划时，张国焘却对原拟的北进岷、洮、西的计划，只是在口头上说一说，而不做实际部署。相反，却提出要部队从齐哈玛过黄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这遭到了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原来，二方面军到甘孜之前，他曾派人探过去青海的路，因为根本无路可走，也走不出去，就没有再声张。现在看到部队已和党中央愈来愈近，就又提出这种计划来。朱总司令细心分析，判定事关全军的战略方向，不能走西去的路。任弼时同志也说，有三条理由不能西去。第一，两广事件的发生，说明国民党内部在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面前不同派别的矛盾尖锐了，对蒋介石的现行政策是个摇动；第二，我们和一方面军会合，突破张学良的“围剿”，陕甘宁三省会成为我们抗日前进的根据地，结束我们的流动；第三，红军主力配合全国人民抗日高潮有重要作用，若到黄河以西处于偏僻之地就不行了。会上的同志们对任弼时同志的精辟分析十分佩服。张国焘看势头不对就放弃了从齐哈玛过黄河的企图。
经过充分讨论，西北局通过了立即进行岷、洮、西战役的计划，8月5日下达部队，要求全军以迅雷行动，“先机夺取岷、洮、西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向进展”。命令以三十军、九军、五军为第一纵队，由徐向前、陈昌浩同志率领，5日当天从求吉寺出发；以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由王树声、詹才芳同志率领，7日自包座出动；第三纵队由二方面军组成，因尚在行进中，待到达包座后于12日出动。
在此期间，西北局还审议了岷、洮、西战役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指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热烈的战斗鼓动，使部队充分认识这个战役的重大意义，“打大胜仗，会合全国主力红军！”“严守政治纪律，争取西北广大抗日民众！”关于同一方面军会师的动员与准备工作，还强调指出，要以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来解决。“在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中，应特别注意学习与研究过去与一方面军会合中的经验教训，开展必要的自我批评，纠正过去的缺点，消除一切不满和误解现象”，“进一步发扬这次二、四方面军会合中高度的阶级友爱的热情。”由于西北局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对部队政治工作尤其是思想教育，抓得很紧。四方面军政治部还主动编写了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的通俗教材，加强了对各军政治工作的直接领导。同时，注意学习二方面军运动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使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在许多方面有了明显进步，在北进战斗中发挥了保证作用。
8月9日，前锋部队夺下天险腊子口，直逼岷州城下时，西北局随红军总司令部离开求吉寺向俄界前进。6万之众的两大主力红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挺进甘南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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