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年业缘关系中的“人情与面子”研究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 宋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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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在业缘关系中，存在着纵向的差序格局，农村青年职工位于最底层的边缘位置。他们在处理纵向的业缘关系时，会根据职业的两个不同阶段，针对上层管理者的交往法则做出人际关系的判断，并回应以相应的交往法则。第一阶段的关系判断是混合性关系，要实行“回报法则”；第二阶段的关系判断是工具性关系，要实行“斗争法则”。　　关键词：农村青年 业缘关系 差序格局 回报法则 斗争法则
　　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农业、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农民单一职业与身份的改变──换句话说，是在原有的农村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业缘关系，即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由职业或行业的活动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包括上下级之间的纵向关系和平级之间的横向关系。
　　费孝通先生讲过：“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1]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业缘是工业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再到业缘的结合，不仅是农村青年人际关系的拓展，也是农村社会性质及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转变。
　　一、问题的缘起
　　在传统的农村生活和农村社会关系中，不存在职业的划分，大家共同的身份都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形成的关系是按照家族、辈分等划分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平面化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也就是著名的“同心圆理论”，即以自我为中心，以亲属关系为主、按照亲疏远近形成的一个网络，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讲求的是关系和交情[2]。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即使有权力划分，那也是一种“长老统治”，是一种由于经验积累而形成的教化性的权力，并不形成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上下等级关系[3]。
　　但是，随着农民进入城市化、工业化的环境以及农村自身工业化的发展，这种自我中心、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处理模式可能面临困境。现代工厂、企业的结构类似于韦伯所讲的科层制，是一种围绕权力关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形成了以金字塔顶端为核心的等级制的纵向人际关系，而进入其中工作的农村青年一般处于这个结构的最底层。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引发了人际关系的变化，人际交往的方式、规则也随之发生改变。
　　在同心圆结构中，根据社会关系的远近不同，有三套交往法则在规范着人们的交往行为[4]，表现为三种关系：(1)情感性的关系。是一种基于亲情而产生的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处于同心圆的核心层。这种社会关系适用“需求法则”，即与对方交往不计成本、不顾得失，完全是一种按需分配，如父母对子女的抚养。(2)工具性的关系。是一种为达成自身目标而与陌生人之间建立的短暂而不稳定的社会关系，处于同心圆的最外层。这种社会关系适用“公平法则”，即双方都会以一定的比较水准来衡量。“自己可以从对方获得多少报酬？为了获得这些报酬，自己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报酬减去代价后的结果是否与对方获得的结果不相上下？”(3)混合性的关系。是指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像亲情关系那样深厚，是一种包含血缘、邻里、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的熟人关系，处于同心圆的中间层。这种社会关系适用“人情法则”，即交往双方不仅预期将来他们可能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而且他们还会预期其共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也可能了解到他们交往的情形，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判。
　　基于上述的三种社会关系及相应的交往法则，黄光国建立了一个“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用以解释中国人的权力关系与人际关系。其中，人情法则是个体在稳定的、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个体会根据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平时“礼尚往来”的交往频率、以前是否有恩于自己等情感关系，选择与对方的相处方式、资源分配及提供帮助方式等[5]。后来，黄光国又将这一模型与传统儒家伦理结合起来，用于解释华人企业的组织文化与人际关系[6]。本文重点考察农村青年职工在业缘关系中，如何处理和应对这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重点调查农村青年在业缘关系中所形成的上下级纵向关系与交往法则、同事之间的横向关系及交往法则等方面情况。
　　调查地为山东省荣成市，这是一个县级市，面积不大(1,392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66.7万。因为地处山东半岛的最东端，海岸线较长，距日本、韩国比较近，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2010年，全市共完成财政总收入700,192万元，比上年增长32.46％[7]。荣成市综合经济实力连续十多年名列全国百强县前列(2011年全国百强县排行第十)，山东省首位。
　　荣成目前的发展状况类似于费孝通先生当年考察的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在荣成，大量存在着“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方式，即利用当地经济发展吸引和吸收农村青年，这是当地青年就业的最主要途径(在本次调查中，02、03、04号被访者属于此类)；但在荣成同样也存在着“离土又离乡”的两类群体：一类是到荣成打工的外地农村青年(05号被访者)，一类是到大城市打工(06号被访者)、或去日本、韩国劳务输出(01号被访者)的荣成籍青年。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这个比例都不大。还有一点，在荣成这个新发展的县级市，大多数企业是以家族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形式存在的，这些企业的内部结构虽然也是金字塔结构，但又不是完全的科层制。郑伯埙在研究中指出，这种形式的雇主会因与职工关系的亲疏、忠诚和才能的不同，对职工采取“差异管理”，形同于不同的劳动体制[8]。7位被访者的基本资料见下表。
　　三、访谈结果分析
　　从访谈结果看，在业缘的横向关系──同事关系方面，农村青年职工主要是按照传统“同心圆结构”进行的差序划分而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子”，圈子划分的主要标准是“年龄”、“性格”、“爱好”等自然属性，而不是在公司中的派系、关系、地位等社会属性。当然，后者也与他们关系不大。横向关系中的人际排斥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是个人对他人的排斥，而不是“圈子”对“圈子”的排斥。值得强调的是，人际排斥问题在农村青年的业缘关系中并不严重。对横向关系，本文不再赘述。
　　在业缘的纵向关系方面，存在着以顶层为核心、纵向的差序格局，农村青年在其间处于底层位置。在访谈中发现，农村青年普遍认为，目前企业中的人事关系是以关系为导向的，在企业中存在着纵向的差序格局，升迁比较快的人要么是与核心层领导具有血缘关系，要么就是有政界、商界大领导关系做后台。“在公司，年龄不是问题，最年轻的副总才38岁；能力也不是问题，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分管副总，是辽宁某个省厅级干部的关系，还有些在中央部委也有关系的。”(03号被访者)事实上，很多学者都提出过“差序格局”应该是一个立体多维的结构，如阎云翔认为，“差序”实际是由“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和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共同构成的[9]。马戎则建立起一个立体的“差序格局”结构，以社会空间中平行的距离为第一、二个维度，以社会分层的距离为第三个维度[10]。张江华赞同他们观点，认为这样的一个立体模型拓展和清晰化了费孝通的思想，生动地体现出“差序格局”中人与人之间复杂和变动的相互关系[1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纵向的差序格局根本就涉及不到大多数农村青年职工，他们位于整个金字塔结构中的最底层。
　　从农村青年的底层视角来看，业缘中的纵向关系是一种与上层管理者之间的“人情回报──权利斗争──面子妥协”的斗争关系。纵向关系的斗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求职与入职初期和职业稳定期。
　　(一)求职与入职初期的“人情与回报”阶段
　　在工作机会和职业选择方面，农村青年主要是依赖社会关系网络完成的，特别是在择业机会上，基本都是依靠其社会关系网实现的。除了01号被访者Hy是属于劳务输出、06号被访者(在北京)在智联招聘网上找到的工作之外，其他几位被访者都是通过家里或老乡的关系找到工作的。而且据他们称，企业里的人都是托了关系才进来的，几乎没有自己找工作来的，除非是大学生，“当然了还得是以前的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也得找关系。”(02号被访者)。这一点也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证明，如李培林认为流动民工在职业变动和社会流动的迁移中表现出了对亲缘、地缘关系的依赖[12]，周玲对湖北省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通过熟人介绍取得工作的占调查总人数的86.7％，而没有通过熟人介绍的只占13.3％[13]。在荣成这个县级市内，社会关系并不太复杂，也就是说，所有青年农民在找工作的时候，都能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找到一个“内部人”，对于这个“内部人”来说，因为这些农村青年所谋职业和职位大多无关紧要，而且技术要求不高，所以对他们来说，“卖个人情”也没什么坏处，因此会接受或推荐这些农村青年入职。
　　对于农村青年职工来说，这个“内部人”──“卖人情”给自己的人，除了之前要向其交付一定的委托费之外，一般会在工作中也采用“回报法则”，这也符合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文官制度的惯习。可是，对于初就业的大多数青年农民工来说，虽说对这个“内部人”心怀感激之情，但是也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报，那么他所能做的就只是“顺从和效忠”了──“听话、好好干活”。这也是传统差序格局人际关系原则的应用，将自己与他人结成一个社会圈子，并将圈子的利益等同于自身的利益，因此“顺从和效忠”是最好的回报方式。
　　(二)职业稳定期的“斗争与妥协”阶段
　　在工作了一段时间进入职业适应期之后，这些农村青年职工才发现一个现象：自己所顺从和效忠的对象根本就不在乎你“忠心”与否，也没有再进一步的“人情关照”，完全是一种公事公办的陌生人的关系和态度。这一发现使得他们也在转变双方的关系原则，与上层管理者形成了“权利斗争”的人际关系，要求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利。
　　1.不平等与斗争
　　走出了“顺从与效忠”的人际法则，农村青年职工就会采取斗争的方式来对抗企业中的不平等现象，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斗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比较严重的罢工或辞职(或罢工威胁、辞职威胁)，一般是以集体联合起来的方式，目标是涨工资或取消某种集体惩罚，“大家底下都商量好了，如果不涨工资的话，我们就联合起来罢工不干了。”(05、06号被访者)。当然，这种形式实际上用得比较少。另一种形式是平时的“反抗”。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提到了农民反抗的几种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谎言和暗中破坏等[14]，在接受访谈的农村青年职工中，他们几乎都提到了这种日常形式的反抗，如“老板都不在，你为什么要不停地干活呢？”(01号被访者)、“有时候上面人手不够，主任让我去帮忙，我才不去呢。我是电工，又不是搬箱子的工人”(03号被访者)，等等。这种斗争形式一般是个体方式，他们彼此之间对这种斗争方式心知肚明，但除非太过分，否则他们不置可否。
　　2.面子与妥协
　　农村青年职工的权利斗争不仅能直接争取到涨工资、取消惩罚等直接效果，还有助于改变与上层管理者人际关系的交往方式。一般经历了斗争阶段后，上层管理者也会改变策略，重新走“人情路线”，如请吃饭、喝酒，“(科长、主任等直接管理者)也和我们一起喝酒，请我们吃饭，要不，没人听他的。”(02、03号被访者)，或者通过福利的方式，“老板给的福利多，比如说家里孩子的衣服、家里的菜、肉、面，如果你表现好了，老板就给你送。”(05号被访者)面对上层管理者的“人情法则”，一般来说，农村青年职工也会“给面子”，暂时妥协，但不再有“回报”的心态。“人家(指上层管理者)都表示了，你说还能给脸不要脸啊？反正你也还是要在这里干下去的，所以面子上要过得去。”(04号被访者)
　　由于农村青年职工本身的能力、社会资本、价值等不高，一般来说企业管理者在差序格局系统中将他们忽略不计，但是因为他们的斗争与反抗，使得管理者也改变了策略，开始关照他们，并给予一些恩惠。他们的努力使得自己受到关注，但事实上仍然改变不了差序格局中的底层地位。很多研究也证实，农村青年可以通过社会资本找到工作，但并不一定能够获得更高工资收入的工作。
　　四、讨论：建立底层视角的“人情与面子”模型
　　黄光国所建立的“人情与面子”模型是从资源支配者──也就是雇主的角度出发的，劳资关系中的雇员一方被认为是请托者，请托者通过“有面子”与“做面子”向资源支配者请求资源分配。事实上，社会关系互动一定是双向的，雇主的资源分配结果会影响到雇员的行为选择，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种行为选择的法则是什么？行为选择的结果又是什么？这种行为选择的结果是否会影响雇主再次进行资源分配时的法则选择以及分配结果？这样就会构成一个连续的企业劳资双方互动的过程。对这些问题，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型中并没有回答，他只是期待地提出了“同样(指“人情与面子”，笔者注)的议题可以从雇员的立场去分析，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不同的关系”[15]。
　　根据以上的访谈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尝试着建立起底层视角的“人情与面子”模型，即在业缘关系中，存在着纵向的差序格局，农村青年职工位于最底层的边缘位置。他们在处理纵向的业缘关系时，会根据职业的两个不同阶段，针对上层管理者的交往法则做出人际关系的判断，并回应以相应的交往法则。
　　第一阶段是求职与入职初期，对上层管理者的关系判断是混合性关系，因此会针对管理者的“人情法则”交换以“回报法则”，即顺从和效忠管理者，并希望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和关照。
　　第二阶段是职业稳定期，对上层管理者的关系判断是工具性关系，因此会针对管理者的“公平法则”建立“斗争法则”，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提高自己的待遇等。虽然这种斗争法则会带来上层管理者策略的适当改变，而这种策略的改变也会带来青年农民工“给面子、妥协”的结果；但是在整个第二阶段中，斗争法则是一直持续的，是常态，妥协只是短暂的调整期。
　　底层视角的“人情与面子”模型是一种被动式的模型，即所有的人际关系判断和交往法则都是依据上层管理者的姿态和行为，是一种回应型的人际关系模型，套用斯科特的观点，这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

§　参考文献
　　[1][2][3]费孝通：《乡土中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1、29、72～74页。
　　[4][5][6][8][15]黄光国 胡先缙：《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2、241、252、254页。
　　[7]荣成市政府：《荣成市201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1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http://www.rongcheng.gov.cn/newsshow.asp?id=12231
　　[9]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0]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1]张江华：《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载《社会》，2010年第5期。
　　[12]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3]刘传江 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载《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14]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 张敏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