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烂公检法”钩沉

毛思寇  罗克刚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如果说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全面夺权”，发端于1967年砸烂中共上海市委的所谓“一月风暴”，则可言“砸烂公检法”祸起于相继发生在成都那起抄、砸、抢公安机关的“1.29”事件。从此，黑云铺天，狂风扫地，成都和全国各地一样，整个社会陷于大混乱状态，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是非黑白颠倒混淆，血雨腥风的武斗事件和骇人听闻的打、砸、烧、杀犯罪竟然被粉饰为造反有理的“革命行动”，而破坏国家专政职能、破坏社会治安的大乱，也成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大治”。

　　“1.29”震惊全国
　 1967年伊始，四川及成都的别有用心者，图谋与政治大流氓王洪文在上海煽起的“一月风暴”遥相呼应，以搞垮公检法为突破口进而篡党夺权，大量制造散布“成都市公安局购置了20万副手铐，要将全市造反派一网打尽”的谣言，向本已心理狂乱的某些造反派头目火上加油。
　 1月29日，少数刑事犯罪分子煽动蒙蔽四千多人，冲进成都文武路市公安局机关大院，切断电话线路，控制电话总机，破坏办公门窗，历时三小时的“造反”，抄走大批公安档案、公章、空白介绍信，以及逮捕证、拘留证、搜查证等法律文书和枪支子弹，绑架21名公安干警后呼啸而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震惊全国的“1.29”事件。
　 在公安机关已被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搞得全面瘫痪不能行使权力的情况下，成都军区应市公安局一个群众组织的请求，于次日凌晨派兵拘捕了混入其中的7名刑事犯罪分子，追回机密文书档案，解救出被囚禁的公安干警。当晚，“1.29”事件的策划者又煽动两万多人在市中心广场集会游行后，将市公安局团团围困，歇斯底里的嚎叫“冲击公安机关是革命造反行动”，并三次越过部队警戒线，窜进市公安局院内，再次抓走7名公安干警作为人质，胁迫部队放还日前拘捕的为首抢劫者。
　 由于“1.29”事件证据确凿，把抢劫罪行美化成“造反有理”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又于2月1日起在成都地区滥发传单，变换腔调反诬“党内走资派玩弄白虎堂阴谋，指使公安局设置陷阱，诱骗造反派上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借此制造更大混乱，使成都地区的局势一度失控。
　 在公安机关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已被横加“黑公安”的本文两作者，在广大干警支持下，毅然挺身而出，连夜奋笔疾书，草拟印制了《1.29事件真相》《与XXX造反总部的答辩》传单，在全市广泛散发，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混入“造反派”的少数社会渣滓，冲击公安机关，大搞打、砸、抢的罪行，驳斥流传甚广的“二十万副手铐”谣言和“白虎堂”的滥调。
　 1967年2月17日，叶剑英元帅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军委，向大乱四川、成都的某些头面人物，发出一封措词严厉的公开信，警告他们不得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稳定四川大局的成都军区领导机关，不得冲击维护社会治安的成都市公安局。
　 为贯彻中央军委“2.17”信件精神，本文两作者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奉成都军区司令部的直接命令，先后草拟《XXXX十大罪状》《XXXX是篡夺西南地区党政军大权的别动队》等20余件材料，揭露林彪、“四人帮”在四川、成都的爪牙篡党夺权、破坏法制、破坏治安的罪行。这些宣传品由成都军区印制数百万份，以公告和传单的形式张贴散发，不仅遍及成都和川西，部队还动用飞机投向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万县、宜宾地区，对稳定成都乃至全川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今天看来，这些传单公告具有两重性，它既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又打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烙印；既揭露了打、砸、抢破坏分子破坏社会治安的罪行，又殃及了一些参加“造反”的基本群众。

由于冲击公安机关的“12.9”事件，触发了造反派对军区大院的围堵，从而引发波及全国的“二月镇反”，无疑是对那场历史浩劫的对抗，但却株连了不少无辜者。“二月镇反”中被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的3848人，除了罪恶昭彰的打、砸、抢分子和乘机作案的刑事犯罪分子外，相当一部分是同围绕文化大革命从事各种活动的人一样，使被愚弄、挑逗而“发动”起来的普通百姓。那场“触及灵魂”的“革命”，把人性里卑下的、邪恶的、狂暴的沉积物都诱发出来。因此，这些人尽管有着不同程度的错误行径，但都是畸形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要将此类驳杂社会现象置于时空的大跨度仰览俯视，则有待历史的沉淀，任由后人评说。但就我们两个“公告”“传单”的主要“炮制者”而言，却可无愧于心地直面坦言：在国难当头时，恪尽了人民警察的天职，体现了坚持正义者的良知。
　 1967年3月，林彪、“四人帮”借机发难，污蔑、攻击中央军委的“2.17”信件是搞“二月逆流”，对抗文化大革命。由江青领衔，陈伯达、康生共同署名的一封名为关心在押造反派，实质是鼓吹蜀中大乱的电报，更在成都“四大监”内外煽起又一轮狂乱风暴。从此，几位力挽狂澜的老帅被打入冷宫，成都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被公开批斗、游街示众。广大公安干警更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有人在春熙路、文化宫等繁华地区贴出通告，勒令“黑公安登记自首”。我们两个“黑笔杆子”的“大名”，也赫然位列其中。
　 “1.29”，不仅是成都公安史上的一起特大事件，也是人们认识林彪、“四人帮”破坏法制、篡党夺权的一个例证。

　　武斗殃及将军魂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江青“文攻武卫”的蛊惑下，成都和全国城乡一样，武斗愈演愈烈，由拳脚相加发展到肉搏拼杀，由利刃铁棍升级为枪炮坦克；由强占据点发展到划疆割据，由派性争斗升级为烧杀抢掠……武斗的策划者、指挥者的兽行，令人发指；死伤百人的血腥场面，触目惊心。
　 枪弹横飞，血染街头。武斗甚嚣尘上的1967年至1968年初，成都共发生这类事件多少起，死伤多少人，已无从统计。至今只查到一份简约的片断资料：“1967年8月18日，市区发生武斗28起。”寥寥19字，令人不难想象，38年前的一天，有多少无辜者死伤，有多少家庭破碎，有多少市民陷入惊恐。
　 1967年5月4日，川棉一厂“造反派”围攻“保守派”，打死2人，打伤260多人，一幢楼房及大批布匹、毛毯等国家物资被付之一炬。
　 5月6日，在“摧毁保守组织”的蛊惑下，数万人从四面八围攻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的成都飞机制造厂（132厂）。该厂为了保卫军事机密，被迫动用民兵武装枪支216支，向围攻厂区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48人，打伤127人。
　 1968年2月17日起，成都两大派组织在市中心人民南路各自抢占楼房作为据点，调集武斗人员开展大规模枪战，历时近一月，共打死40人，伤102人，并放火烧毁成都市第一门诊部大楼，造成市内一片恐怖。
　 ……
　 杀红了眼的武斗策划者、指挥者，不仅残害无辜群众，甚至将枪口对准执行军事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连身经百战的将军也未能幸免。1968年1月22日晚，成都军区独立师师长杜灵、副师长李文，在视察部队防务后乘车路过提督街劳动人民文化宫时，遭到封锁路口的“造反派”武斗人员枪击，老红军杜灵当场牺牲，李文受重伤。次日，省革筹和成都军区领导人到军区总医院向杜灵遗体告别时，部分指战员和群众，当面质问和动手推搡了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四人帮”的干将、时任省革筹成员的张西挺。
　 本文对“文化大革命”中成都武斗事件的记述，只有短短数百言，这并非笔者惜墨如金，而是无完整资料可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公安机关被“彻底砸烂”的情况下，公安民警不能执行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资料记载的事实。武斗对生命财产的危害和对社会治安的破坏，引起世人的切齿痛恨。曾记得，当年笔者怀着人民警察的职业责任感，冒险“潜入”川棉一厂、132厂、人民南路等几处武斗现场，目睹历历惨状，思绪难平，乃套用初唐文坛天才王勃“落霞”“秋水”的名句，哼过一首打油诗：“枪弹与刀棍齐飞，血肉共衣裤一色……”以宣泄对武斗恶果的愤懑。（未完待续）

人神共愤“三个一”

林彪、“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倒行逆施，主要是围绕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政法战线的体制、方针、工作与传统，另搞一套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效力的专制，即假借群众专政践踏民主法制，否定监督机制异化政法职能，璀璨政法干警拼凑“人保”机构，蔑视科学技术愚昧胡乱蛮干。这一系列“砸烂公检法”的行径，在成都集中表现为“三个一”与“批四头”。

期望大治，反坠深渊。林彪、“四人帮”利用“1.29”事件引发的“二月镇反”，污蔑老帅们搞“二月逆流”，特别是1967年3月，江青领衔直接插手“四大监”的那封电报，更在全国、全川尤其是成都煽起了一场新的反党乱军黑色风暴。同年4月，以中央名义下达《处理四川问题的十条意见》，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一涂满极左色彩的所谓“红十条”，把大乱巴蜀大地的罪恶行径披上“中央英明决策”的外衣，从1967年4月起，成都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成天被揪斗、追击的公检法干警，不仅不能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连自身生命安全都毫无保证。面对如此逆境，热切盼望大治，孰知盼来的却是摧残政法干警的所谓“十二级红色台风”。

1967年12月4日，刚组成几天的支左军管会，便将在成都军区支持下参与“二月镇反”的局内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处、分局以上领导干部，以“坏头头”和“走资派”的罪名集中管训，迫令其分别交待“镇压革命群众”和“17年执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行。1968年4月16日，全市公安机关召开所谓“粉碎右倾翻案风誓师大会”，支左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公开表明支持“二月镇反”中受压的一派，压制持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会后，全局掀起所谓“揪小爬虫、变色龙”的高潮，给相当数量领导干部、普通民警横加“黑后台”“坏头头”和“黑打手”的罪名而恣意揪斗，并开门引进社会上的造反派参与，混杂其间的一些曾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的违法犯罪人员，则乘机对被揪斗的干警进行打击报复。据粗略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局70%的基层民警在社会遭到揪斗，186名干警被戴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县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押解游街，10余人被毒打致残，5人被迫害致死，而在此基础上开展“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所谓“三个一”，更把矛头指向全体民警。

一个集中营式的学习班。1969年1月10日，支左军管会将市、区两级公安机关80%以上的干警1836人，即终于洗脚两处大院举办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目的是“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和“加快砸烂公检法的步伐”。在“大检举、大揭发、大追查、大批斗”的口号下，所谓揭露公检法“黑幕”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全盘否定17年的公安工作，其间重大机密暴露无遗；将88名干警定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坏分子”，关进牢房式的“牛棚”实行专政。对其余干警则以“支工”的名义，大批逐出公安机关，同时招收缺乏警务基本常识的农村青年组成人保队伍，填鸭式灌输“砸烂公检法”的毒素后匆忙上阵，致使不少基层公安机构一度形同虚设。

一封煽动邪恶的公开信。1969年2月12日，《新成都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公安机关军管会致全市革命群众的公开信》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诬蔑公安机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更是“帝修反的情报站”，号召全市人民“关心、参与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内外结合，铁拳夹击，“彻底砸烂公检法”。为了造声势，当权者还强令一千多名“集中学习交代问题”的干警忍辱自贱，上街游行，违心呼喊“打倒黑公安”的口号，广大市民无不痛心疾首。

一个指红为黑的展览馆。1969年3月，在草堂公园内办了一个主题为《公检法要彻底革命》的展览，以认证物证曝光公安机关的“黑幕”。一张着全副国民党戎装、佩戴校官肩章的青年军官照片，作为“反动公检法”藏垢纳污、招降纳叛的铁证，被置于展厅中央。展品标签上写着：“国民党反动团长彭正邦，解放后混入革命阵营，人念念不忘昔日威风，长期暗藏这张狗相，变天复辟阴谋昭然若揭，狼子野心又何其毒也！”

这段文字所“揭露”的彭正邦，是解放后首批进入公安机关的地下尖兵，其人一身传奇，半世布衣，他1938年在成都加入共产党后，潜身国民党军队秘密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团结进步官兵，发展统一战线，后受党组织派遣，考入军校高教班，毕业后重返原部，于1944年担任中校团长。25年后出现在展板上的那张照片，就是彭正邦当年赠寄未婚妻的纪念物。不过，最使展览主办者讳莫如深的，是照片背面留影者的两行亲笔：“装束仅是人的外表，民族存亡、民众疾苦萦怀内心。”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后，蒋介石集团在四川大肆捕杀革命志士，彭的入党介绍人王侠夫等一批党的领导者相继被捕入狱，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出生入死，参与营救活动。1949年10月，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他返回邛崃故里，打入风雨飘摇的反动政权当上第三区区长后，开展瓦解敌军残部的斗争，积极迎接解放。是年12月20日，在于进驻邛崃毗邻的彭山县的解放军首长取得联系后，他只身闯入驻防邛崃第三区的敌军师部策动起义，以区长身份和师长耿某直接谈判时，他适时出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令和12军副军长肖永银将军的亲函，耿某当即宣布起义，并在彭正邦的带领下，亲率千名官兵，连夜开赴40里外的平落坝，接受解放军整编。一番晤对，半生情谊，36年后的1985年，已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某省政协副主席的率部起义者致函彭正邦，抒发对故人的怀念之后，深情地写道：“当年遇到你这位光明的引路人，这是天赐。我虽年逾七旬，也要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心竭力做出贡献，不辜负您对我的指引和期望。”

成都解放后，这个隐身敌营12年的共产党员，先后任职于公安机关的预审、劳改、治安部门。

在那指红为黑得动乱年代，彭正邦这位一身传奇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被“砸烂公检法”的主使者推上了“反动军官”的屈辱席。

当年在“砸烂公检法”中喧嚣一时的这“三个一”，是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砸者手中的另一“法宝”即“批四头”，更是愚昧至极，荒谬绝伦。所谓“四头”，即指勘查现场照相的“镜头”，追踪觅迹的警犬的“狗头”。痕迹检验指纹的“指头”，核证字迹鉴定的“笔头”。批四“头”就是将这些辅助破案的必要手段，通通诬为“唯技术论”而彻底否定，以致发生诛杀全部警犬供蓉城“砸剧”主演者烹而食之的惨剧。“批四头”的直接恶果，是使许多大案、要案或贻误破案良机，或迷失案侦方向、或缺乏有力物证而成为悬案、疑案。1970年10月16日10时40分，罪犯闯入中国人民银行东城根街储蓄所，用砖头砸死庞纪珍、肖君华两名女营业员，劫走1900多元储蓄款和肖君华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案件层层上报至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后，中午时分一批刑事勘查人员到达现场。此时，“公检法”已经被彻底砸烂，一批素有经验的干练刑警被排斥在公安机关之外，代之以对刑侦业务十分陌生的“新公安”，他们面对双尸横陈、血迹斑斑的现场只有恐怖和紧张，根本不知从何下手，更不知怎样勘查取证。加之老公安遭歧视，留用的老刑警不得入内，而指挥者们把进出现场当作显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反反复复地进进出出，以致现场采集的痕迹送回技术室比对时发现，脚迹全是指挥者的鞋印，指纹都是采集者自己的“痕迹”。现场勘查一无所获，指挥者无计可施，又大搞所谓“群众破案”。首先是利用遍布全市的有线广播反复公布案情，虚张声势地宣称“罪犯已经暴露出狐狸尾巴，逃不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缴械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然后把附近的一幢居民楼严密封锁，下令数十人家不得出门，成天集中学习，发动检举或提供线索，不允许病人就医、职工上班、买菜购物。此举引起满楼住户的愤慨。如此反复折腾，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以致这起“文化大革命”中影响最大，也是成都解放后第一起抢劫银行的大案，至今未能破获。

“砸烂公检法”是在党政机关全面瘫痪、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的“十年浩劫”大背景下发生的一出悲剧，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在劫难逃。当年参与其事的人们，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施行砸烂行为的一方，还是抵制砸烂行为的一方，或是游离于两者之间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愿望，几十年后的今天，无论从什么角度都完全没有必要再议其中具体人物的是是非非，但是，作为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过程，却有必要记录在案，作为一笔历史遗产留给警界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