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知青访谈录（一）

稿件源自：成都日报　　
　

　　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1976-2006 知青沉浮录”，再次引发人们对知青的关注。

　　1968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而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在1976年10月的政治巨变后有了转机。那以后，知青开始陆续返城。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以及后来的大返城，使得这一代人的经历前所未有地复杂、曲折。那些有幸赶上77、78届大学末班车的知青们后来成为社会的中坚，在各个领域里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进程。无论是浮出水面的幸运者，还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在推进时代的进程。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一组关于知青的访谈，以表达对一代知青的敬意。35年前，一批成都青年远赴云南支边，我们以一位云南支边青年作为开篇。

　　采访手记（4月12日  成都）

　　我相信年轻时候那一段像野蛮人一样的打架生活，对夏富林后来成为律师影响深远。

　　完全无法想象，性情偏软的成都男人，做知青时打架很凶猛。在夏富林的描述中，那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打架是因为“弱肉强食”。“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犯罪感，中国第一部《刑法》1976年才公布，所以打架真的很无所谓。”不怕死是因为“那个时候单身，没有任何人需要你保护，也没哪个人保护你，而人只因为有利益需要保护时才怕死。”

　　当然，这些道理是夏富林做了律师后才深刻理解的，说这话时，他已经成了法制社会中的文明人，有自己很漂亮的办公室，所以，他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打架了。

　　法律成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武器，而维护他人的权益，则成了夏富林的日常工作。他帮不少知青打过官司，最重要的一件官司是在事隔30多年后，帮一位重庆支边知青获得了退休工资。1971年，那位知青因为工伤，手脚落下了残疾，回到城里后，生活陷入了困境。前年，知青们获知这个情况以后，联合起来帮助该知青向农场要求正当的权益，夏富林提供了法律支持，最后，重庆知青得到了每月几百元的生活补助。

　　如果是在30多年前，事情肯定不会这样解决。夏富林记得很清楚，某次批斗会时，因为一个知青喊口号时没有举手，当场就被五花大绑弄上台去，成为新的批斗对象。这让夏富林特别感慨，“人治的社会中，人没有丝毫的保障，随时都可能被他人践踏。”

从知青到律师，夏富林的经历，无意中成了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缩影。

　　1971年5月10日，17岁的夏富林踏上南去的列车，离开成都。他要去的地方叫云南瑞丽，一个据说是遍地菠萝、满树香蕉的地方，一个在理想中要建设成中国共青城的地方。那一天，成都有16000名和夏富林一样的年轻人，面朝云南离开故乡。他们在那一刻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都支边知青。

■故事

　　大喇叭里传来毛主席的号召

　　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的夏富林差点连初中都没念上。

　　“1966年，我小学毕业，正准备第二天去十九中参加升学考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其实，在那之前的半年，学校已经很混乱了，夏富林几乎没有好好地上一天课，但他没有想到，学校彻底停课那一天会来得如此突然。“我还在复习功课，哥哥从外面回来，告诉我十九中出了通知，升学考试取消了。”夏富林简直不敢相信，明明准考证都发下来了，为什么就不考了呢？

　　但事实就是那样，小学毕业的夏富林无学可上了，一天到晚没事干，就跟着中学里的红卫兵去造反，打架，练武功，一混就是3年。1969年，“有一天，大喇叭里传来了毛主席的号召，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快，夏富林的哥哥就下乡插队了，但夏富林却意外得到了上初中的机会。因为过去停滞在中学里的“老三届”一起下放农村，把学校空出来了，这才让1966年和1967年毕业的小学生在晃了几年后进入了初中。夏富林觉得自己算是幸运者，“当时有个规定，年满16岁的小学生就不能进中学了，这样我小学同学中有一大半没进去。他们的命运从那时起就很惨，连个初中文凭都没有，现在很多人生活得不好。”

　　1971年，初中毕业，夏富林面临一个选择：去农村插队还是去支边。老师很心痛这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说只要有一个上高中的名额，都会把他留下来。可没有名额，所有的人都必须下乡。与插队相比，夏富林更愿意去支边，“我哥哥已经在农村两年了，说生活很苦，一天的工分只有8分钱，而云南农场来做宣传工作的军代表把边疆说得很美，说得像我们小学学的一篇课文那样，棒打狍子瓢舀鱼。而且，当时有苏联年轻人去边疆建共青城的榜样，它对于我们有很大的激励作用，我们充满了激情。”

　　夏富林决定去支边，但他的第一次报名没有报上，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最后不知什么原因还是让他去了，“所以别人去支边都有一个红喜报，我连喜报都没有。”报上名后，夏富林得到了15元和一张蚊帐票，去买了蚊帐、草席，棉絮、箱子、高统雨靴，“妈妈把她的毛衣拆了，给我打了一件毛背心，在那个时候，有件毛背心都算是比较洋盘的了。”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出发了。在等待的日子里，“我们一大帮人傍晚的时候就去沙河边，唱歌，那时我们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孟加拉民歌：‘道路的尽头仿佛在向我招手，你将领我到什么地方。’一群人非常迷茫地吼着，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未来会怎么样。”

　　记忆深刻的打架时期

　　火车向南开了一天一夜后到达云南广通，在那里换乘军用卡车，然后还有5天的车程才会抵达目的地。没想到，车到中途，就发生了一场大斗殴，夏富林被打得血流满面。

　　“一个女同学在餐馆吃饭后包掉了，大家觉得是餐馆里几个当地年轻人干的。我和几个同学刚好从那里经过，十几个当地人围上来就是一顿暴打，我在根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被打得鼻血长流，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了血流多了会口渴。”当时，有整整一列火车的成都知青停留该地，愤怒马上被点燃，知青们组织了100人的“敢死队”，满县城地搜索那些年轻人，“最后，演变成见男的就打。”眼看斗殴升级，双方决定谈判，夏富林成了知青的首席谈判代表。可夏富林和另一个成都知青刚进门，就发现自己是要被关在里面，吓得拔腿就跑了。

　　最后，事件在军代表出面干涉后停息了，成都知青继续前进。夏富林那时并不知道，这仅仅是他知青打架生涯的开始。

　　两天后，夏富林到达瑞丽农场贺塞分场，住进了还散发着竹子清香的竹篱笆茅草房里，成为云南建设兵团三师十一团三营的一名新工人，月薪28元。当天晚上，夏富林伏在箱子上，就着煤油灯写下了第一封家书，他告诉父母：“虽然农场艰苦，但会在这里好好工作。”

　　工作就是挖种橡树的洞。荒山被挖成一层层的梯田，然后以间隔3.5米的距离挖洞，洞上面直径80厘米，深70厘米，下面直径60厘米。“开始我们去一天最多只能打一个洞，老工人就炫耀他们能打5个洞。但后来我们就可以打十多二十个洞了，四川知青确实能干。”

　　与此同时，令所有男知青记忆深刻的打架时期也开始了。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一场斗殴事件，“就像蛮荒世界一样，每个人都要凭着武力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一场场架打下来，成都知青打败了老工人，打败了上海知青，最后，把实力最强的昆明知青都打败时，就开始了内讧。

　　夏富林所在的连队男知青分成了两大派，他是其中一派的头儿。“有一天，我们5、6个人在路上，被对方几十个人堵住，他们一手拿棒，一手拿砖，也有拿长砍刀的。我身边的人都被打跑了，我被打到在泥坑里，一群人围着就开始了暴打。”那一次，夏富林完全昏迷了。连里一个女知青救了他，背着他走了3、4里路到营里卫生所时，两个人身上都浸满了血。

这一次打架像一根导火线，三四个月间，打架比比皆是。眼看着营里卫生所躺满了打架的伤员，营里终于出面了，把两大派的头儿弄去办“学习班”，夏富林也在其中。

　　就在那时，又发生了一场大的斗殴，一个漂亮聪明绰号“参谋长”的男知青被几棒打在后脊椎上，脑子出了问题，随知青大返城一两年后，死了。

　　恋爱时期来临

　　像瘟疫一样的打架时期终于过去了，恋爱时期来临。

　　似乎一夜醒来，所有的人开始谈恋爱。夏富林是连里第一个谈恋爱的人，他的恋人是河对面另一个连的女孩。其实他们是校友，夏富林看到女孩在河边洗衣服的样子，就喜欢上了她。一段时间交往下来，两个人正式耍朋友了。

　　“但是，那个时候耍朋友要遭，不但要被连长骂，还要被批斗。”恋爱只能悄悄进行。“一个星期天，我们两个人溜到一个山沟里，隔着两丈远，坐在石头上谈家长里短。”就这样从早上谈到下午，夏富林突然发现女朋友呆了，回头一看，连长来了，他上山砍柴。“我一想，遭了，回去肯定要被骂，于是就对她说，你回去就找连长，说是我想和你耍朋友，但你家里不让，你是来对我说不和我耍朋友的。”靠着这个谎言，夏富林侥幸混过去了。

　　但夏富林的恋情终于还是被捉了个现行。那一天是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也是夏富林的生日。夏富林没有出工，女朋友因病也没有出工，两个人外出回来后烧水洗脸洗脚，就在他们把脚同时放在盆里洗的时候，指导员看见了。“他眼睛都气绿了，跑到伙食团捡来两根柴，过来就把柴往地上一扔，大吼：‘你看，干柴见得火不？’”

　　幸亏夏富林在知青中是个强者，顶多也就是被骂一顿，如果是个弱者，那命运就很悲惨了。“有一个昆明女知青，未婚先孕，都8个月了，连长还非要她去割麦子。”夏富林看不过去，出面打抱不平，“连长很冒火，把枪都掏出来了，那一刻我也横了，把指导员的枪拿出来，两人对峙不下，最后还是指导员出面平息了事情。”

　　虽然恋爱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知青想结婚，理由很简单，如果结婚，他们就失去了两年一次的探亲假，而这个假期，是维系他们和成都的惟一希望了。“年龄大了实在熬不过去的知青才被迫结婚，他们很悲伤地做结婚家具，我后来没有看到谁结婚有他们那样惨的。一旦结婚，就意味着要像老工人那样一辈子呆下去了。”

　　夏富林没有结婚，他和女朋友一起等待着回到成都。“有了女朋友后，我就开始想我们的未来了，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爱的女人要一直那样苦下去，我想我一定要回成都。有时候，我做梦，我的兄弟姐妹都死了，我作为独子回到了成都，甚至，我心里都有些盼望父母出个什么意外，就能让我顶替工作了。”

艰难的回城之路

　　那个时候是1977年，夏富林在农场已经呆了6年。他开始读《资本论》，读了4、5遍后，夏富林相信在这里建设共青城的理想是一个泡沫，“它没有任何经济价值”。

　　而知青回城的风潮正在开始。197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北京、上海知青首先返城，然后是两次高考，又走了一些人，再就是，各种有关系的知青也走了，“人心一下就慌了。”留在农场的知青用各种方法表达回城的决心，卧轨、绝食、上北京，一片混乱，中央决定派调查组到云南。

　　那一天，夏富林作为知青代表，到团里开大会，“会上就宣布了121号文件，宣布两年之类解决知青问题，但农场的知青已经转为正式职工了，所以不在解决之列。那一瞬间，我们觉得自己是真正地、彻底地被抛弃了。一个女知青走上台去，跪下就哭了。”

　　夏富林和其他知青一起开始了表达回城意愿，“我们还成立了秘书组，把大家的心声记录下来，写成汇总材料。材料的中心就一个──我们要享受知青的平等待遇。”

最后，虽然没有任何政策，但农场不再勉强知青留下来了，知青找不找得到理由都可以离开。1979年1月，夏富林母亲提前退休，他终于回到了成都。

　　回到城里的夏富林进了工厂，工厂就在四川大学附近，看着那些胸前别着校徽的大学生，他羡慕得都有些仇恨。夏富林开始读书，从初中功课开始补习，然后是高中，1985年他考取了电大第一届法律专业，3年后，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公开的律师资格考试，获得了律师资格。

　　十几年律师生涯下来，夏富林成了业界著名的“铁嘴”，其代理的成都冶金高新技术工贸公司诉成都市工商局行政诉讼案，被最高人民法院收录为庭审方式改革的案例。

■对话

　　夏富林：

　　知青只是国家命运的一部分

　　记者（以下简称“记”）：对于知青那段生活，如果要在爱、恨、遗忘这3个词中做个选择，你会选哪个？

　　夏富林（以下简称“夏”）：一个都不选。我既不爱它，也不恨它，更不会遗忘。忘不了，它毕竟是我生命中最旺盛的8年。之所以现在还渴望回去看一看，不是看那里的老工人，也不是看亲手栽下的橡胶林，而是去感受我们曾经青春的气息，那是一种对自己的生命的情感。

　　记：真的没有恨？

　　夏：怎么去恨？恨的基础是什么？那是命运，是整个时代的选择，是一种必然。当时整个中国经济大滑坡，人全部堆在城里没有办法生活，只有到农村去，所以知青只是国家命运里的一部分。现在想来，那段生活也培养了我们在艰苦环境里的生存能力，强壮了我们的体魄，还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也有些恨，恨它未能让我好好读书，特别是后来我读研究生，外语怎么都过不了6级的时候，我真的很恨那段被荒废了的时光。

　　记：爱过那里吗？

　　夏：确实爱不起来，年轻时候受点苦其实没有什么，主要的痛苦是有相当长的时间，我看不到希望。这是一个青年最难忍受的。当一个人是被强迫的时候，我相信无论如何都不能产生爱的，虽然那里的山水真是很美，美得我现在对去山里玩都没有任何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