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连载）

　 赫鲁晓夫看武力威胁不成马上又变换了策略，他满面笑容地说：“我们来这里不是要威胁你们，而是来帮助你们。苏联愿意立即提供2亿金卢布的贷款，在波兰人认为适当的时候使用。”他又表示支持哥穆尔卡等人进入政治局，但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也必须进入政治局。

　 这一要求被哥穆尔卡拒绝了。

　 哥穆尔卡说：“在波兰党新的领导问题未解决之前，我们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关于罗科索夫斯基，波兰人民一致认为，他是外国人控制波兰的象征。”

　 赫鲁晓夫忍无可忍，愤怒得拍着桌子大叫起来。

　 哥穆尔卡应对的策略是立即宣布会谈暂停。

　 哥穆尔卡后来告诉周恩来：“当时的气氛极为恶劣，极不友好，我方言谈举止平心静气但又坚定不移，苏方则咄咄逼人。我们不断得到报告说，苏军仍在继续向华沙进发，同时一些传闻开始扩散，说有数人被苏军坦克轧死，由此激起了波兰社会极度的亢奋情绪，与此同时苏军的战舰也开到我们的领海停泊。苏联同志却依然对我们要求停止施压的交涉不予理睬……”

　 当天夜里，苏联军队开始向华沙挺进。因为有些部队原本就驻扎在波兰境内，所以很快就兵临城下，把华沙包围起来了。

　 而在此之前，为数不多的波兰国防军部队巳经接到罗科索夫斯基的命令，向华沙移动，准备配合苏军对华沙实施包围。罗科索夫斯基向赫鲁晓夫表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他将随时听候莫斯科的吩咐。可是，他并不知道，接到命令的波兰国防军反响激烈，许多官兵拖枪逃跑了，他们不愿意帮助苏联人镇压自己的同胞。

　 事件平息后，罗科索夫斯基向波共政治局承认，他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保障华沙某些重要部门的安全”。

　 但作为波兰的国防部长，对于这项命令，他既未向波共政治局，也未向波兰政府报告，而是他自作主张的一种行为。他最终不得不与家人离开自己的祖国，赴苏联定居，其后相继担任过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大军区司令、国防部总监察长等职。1968年8月3日逝世，被葬于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

　 当华沙广大群众得知新政治局的名单和同苏联人会谈的消息后，群情激奋，工人、学生在谈判会场外面的广场和大街上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拥护哥穆尔卡的口号。华沙市基层的党和政府的机关、工厂和学校已经把民兵组织起来了，工人还派代表到军队中去争取军官和士兵，希望他们站到波兰人民一边，共同起来维护民族的独立。工人、学生、内卫部队以及不少国防军官兵都表示，坚决拥护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

　 这时，波兰内务部也不断报来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迫近的消息。双方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张，哥穆尔卡和新的政治局委员们紧急决定，如果苏联人要动武，那就出动内卫部队把苏共代表团全体成员抓起来作为人质。不过，哥穆尔卡一时无法判断苏联的举动是已经决心进行武装干涉，还是想以此施加压力，迫使波兰让步。在这种微妙时刻，任何莽撞的决定都只会引起更加复杂和危险的结果。

　 赫鲁晓夫也面临着两难选择，虽然苏联红军和波兰国防军巳经包围了华沙，但他同时也得到情报，波共绝对不会束手就擒，通往华沙的道路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如不使用武力，苏军将无法继续前进，更不可能进入市区。罗科索夫斯基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国防军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而且奉命向华沙前进的国防军官兵巳经纷纷反水，准备和苏军血战到底。华沙市民正在武装起来，准备通宵备战……

　 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撤退，或者战争。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们紧急商量后，最终决定不能让事态继续恶化。赫鲁晓夫再次拿起电话，命令朱可夫元帅，立即让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

　 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苏共也欢迎哥穆尔卡担任波共第一书记。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赫鲁晓夫最后只坚持一个条件：罗科索夫斯基必须进波共政治局。

　 哥穆尔卡指出，政治局候选人的新名单已经公诸于众，如果这个新名单在苏联人的压力之下作出临时变动，结果必然会对苏联的国际形像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会谈继续到19日深夜，赫鲁晓夫软硬兼施都未能奏效。他最终只得一改霸道的气势，以平和的语调表态说道：“什么人进政治局，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再坚持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我们就将被迫使用一切手段进行干涉。只要你们发表一个重申波苏友谊的公报，我保证命令苏联军队撤回基地。”

　 看到赫鲁晓夫态度明显软化，哥穆卡尔也不得不作出某些妥协，再三向赤鲁晓夫表明两个意思，一，我上台以后，绝对不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二，，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我们仍然毫不动摇的服从苏共的领导，我们这么做，只是希望能和你们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一种平等友好的关系。

　 哥穆尔卡还拿出巳经起草好的的波共中央全会的决议，向赫鲁晓夫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共中央巳经把自己的政治路线写进了决议里。“并努力使赫鲁晓夫同志深信我们之间继续开展合作和发展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不存在任何障碍。”

　 赫鲁晓夫终于借着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就势下了台阶，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双方发表了一个公报，郑重其事地强调了一番其实谁也不相信的革命友谊什么的。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全面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

　 波共八中全会使举国为之兴奋，人们对哥穆尔卡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波兰的社会危机过去了。

　 赫鲁晓夫唯一留下一个尾巴，苏共坚决不同意解除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国防部长的职务。

　 沈志华下了很大的功夫搜寻这次谈判的档案，最终发现，波兰人把原始记录保存下来了，苏联人一个字也没留下，全毁掉了。

　 上述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共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这一点从三天后赫鲁晓夫和刘少奇的谈话中也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印证。

　 新华社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也表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局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

　 由于苏联人毁掉了原始资料，所以多年以来在史学界就形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倒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赫鲁晓夫在紧急关头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波兰人一致认为，是因为毛泽东在关键时刻说了话。

　 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的说法是这样的：“1956年10月19日，尤金明确告诉中共，赫鲁晓夫去波兰谈判的时候同时派兵向华沙挺进，哥穆尔卡要是不接受苏联的意见，苏联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又说，“2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向苏联提出警告。晚7时，毛泽东接见尤金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发表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说得尤金一脑袋汗，于是赫鲁晓夫就没敢出兵。”

　 由于吴冷西当时列席了政治局会议，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广为流传。

　 沈志华以肯定的语气说：“据我的考证，吴冷西的回忆疑点颇多。首先，说中国收到了苏共中央关于出兵干涉波兰的通知，这与我看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及通知内容不符──内中根本没提出兵的事。其次，说尤金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问题，更与逻辑不符──尤金不可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而私自将军事调动的机密告诉中国人。如果毛泽东没有得到苏联出兵的准确消息，怎么可能指责苏联领导人呢？退一步讲，即使毛泽东在20日晚上（华沙时间20日中午）对尤金表示了中国反对出兵的意见，正如吴冷西自己分析的，这个消息对于20日凌晨苏联做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那时苏联代表团已经返回莫斯科。所以，上述回忆史料如果没有档案文献加以印证，是难以被接受的。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还不知道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赫鲁晓夫的确是给中国发了一封电报，这个电报全文我都找到了，里面同样没有一个字提出兵的事儿。他不可能提这事儿，因为这是他用来留后手的，准备要做的事儿，怎么会提前告诉中国呢？既然没告诉，中国怎么知道苏联要出兵呢？毛不知道，怎么会批评尤金呢？这一系列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苏联最终决定对华沙不使用武力，和中国，和毛泽东一点关系都没有。毛泽东会见尤金的时候翻译是师哲。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几个材料凑在一起，证明吴冷西错了。可是现在还有很多学者转引吴冷西的错误回忆。”

　 沈志华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他手中有几份证据。

　 第一份证据是，19日赫鲁晓夫出发去华沙之前，他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沈志华拿到了这个会议记录。上面确实有通知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我们要去处理。希望过几天你们大家来一起商量，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什么事大家一起来协商。同时呢，也发了个电报，这个电报根本就没讲苏联要出兵的事。所以，尤金大使去见毛泽东，无非就是向他们转交这份电报，包括尤金本人他也不可能知道朱可夫巳经做了包围华沙的军事布署，毛泽东就更不可能知道了。在毫不知道苏联人要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去阻止赫鲁晓夫出兵呢？

　 据沈志华推算，毛泽东应当是在21日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因为国外的媒体是在20日最先报道这事，从中国的内参上反映出来，最快巳经是21日了。而那个时候，苏联巳经撤兵，赫鲁晓夫等人早就回到莫斯科了。

　 沈志华的观点有他从俄国购买回来的档案支撑，所以，至今还无人能推翻他的说法。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通行的说法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不仅吴冷西的回忆有误，连1957年10月18日新华社编发的2236期《内部参考》也持同样的观点：“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

30、苏波冲突看毛泽东的大国谋略

　　与记者何平合影

　　──赫鲁晓夫心中的千斤石头落了地，立刻喜形于色，挺起胸脯，不无幽默地回过头来问胡乔木：“宣传家同志，你同意刚才说的政策吗？它可行吗？你支持我们吗？”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人的普遍反感是斯大林对东欧实施强硬政策的必然结果，欧洲自来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战略核心，所以对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巳经深入到了最基层，斯大林往这些国家派出了大量的顾问，充斥所有的国家机关和军队，在这些国家里，一切大事小事必须唯苏联顾问的马首是瞻。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民众敢怒而不敢言，胆敢反对者无论资历多老，地位多高，立即遭到严厉清洗。

　 苏共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以后，马上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议，决定立即邀请各个社会义国家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共同商量东欧问题。苏共对这次会议很重视，还派专机前来接中国代表团。

　 这时候，毛泽东巳经知道了苏联对波兰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对此他非常气愤。中国代表团启程之前，他特别叮嘱刘少奇：“你这次去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批判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必须纠正他们过去对待兄弟党的错误作法。”

　 在苏联人眼中，这样的情绪无疑等同于和领导中心闹“独立”。

　 23日一早，由刘少奇任团长，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为团员，师哲任翻译的中国代表团自北京起飞，于当日午后抵达莫斯科郊外的伏努科夫机场。机舱门刚一打开，他们就看到赫鲁晓夫已等候在那里。他亲自出马到机场迎接外宾是个例外，更奇怪的是在机场上又只有他一个苏共中央领导人。

　 刘少奇等人一下飞机，赫鲁晓夫只是和他们握了一下手，说苏共中央正在召开主席团会议。连一句寒暄的话都未来得及说，就把刘少奇拉到他的汽车上。师哲随刘少奇刚一上车，赫鲁晓夫立刻关上隔音玻璃板，开始和刘少奇“咬耳朵”。

　 沈志华从苏联档案中看到，赫鲁晓夫给刘少奇讲了这么一番话：“由于我们驻波兰使馆在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进行评价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造成了和波兰共产党的误会。现在我们自己认识到问题所在，巳经主动纠正了。”他还把罗科索夫斯基的问题告诉刘少奇，说，“我们现在巳经很难和波兰同志说话，中国共产党在东欧的威望很高，所以，希望你这次能够出面帮我们做做工作，不要让波兰人免掉罗科索夫斯基的国防部长，如果波兰人坚持这么做，我们会很没面子。”

　 这恐怕是赫鲁晓夫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如此严峻的考验，落入如此的窘境。他丢开了一切礼节，不顾客人的疲劳，就在车上无休止地对少奇讲情况，谈苦衷。

　 刘少奇满口答应赫鲁晓夫的要求：“你们知错就改，这样很好。社会主义大家庭，不论大国小国，地位就应该平等嘛。罗科索夫斯基的问题就由我们去和波兰人谈，我会要求他们也不要做得太过份，退后一步自然宽，最好是做到彼此都能体面下台。”

　 赫鲁晓夫陪着刘少奇一行来到下榻的别墅，顾不上让客人盥洗、饮茶、休息片刻，就催着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坐到一张圆桌旁，继续述说华沙事态的发展变化。

　 赫鲁晓夫介绍，他们在最初的时候怀疑波兰要走到美国方面去，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但苏共代表团到了华沙，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整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是受了驻华沙大使的误导，所以改变了方针，决定承认波兰的新领导。不过他说：“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是好讲话的，波兰同志对你们很信任，对你们很友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 

　

　 考虑到苏共处理波兰问题的方针，已与中共的态度大体一致，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

　 这一下，赫鲁晓夫心中的千斤石头落了地，立刻喜形于色，挺起胸脯，不无幽默地回过头来问胡乔木：“宣传家同志，你同意刚才说的政策吗？它可行吗？你支持我们吗？”

　 胡乔木说：“这还用问吗？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刚才的观点巳经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刘少奇趁赫鲁晓夫兴致蛮高，坦率地指出：“波兰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兄弟党指手划脚，硬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听从就施加压力，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平等的原则。”

　 一向听不进兄弟党意见的赫鲁晓夫此时却洗耳恭听，连连点头。最后，刘少奇提出去他们的主席团会议上讲讲话，赫鲁晓夫也满口答应。

　 赫鲁晓夫性子很急，不停地说话，直到服务员再三前来催促，他才起身请客人们去用餐。

　 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应邀到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
　  刘少奇做了长篇发言，超过了两个小时。会议记录非常简单，以至有些词句的确切含义沈志华还无法确定。对此，参加会议的师哲的回忆可以帮助解读档案文献：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中，刘少奇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的问题。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应多承担义务，做出好的榜样。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在内，而且帮助很大。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缺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请苏联同志郑重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习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有时也有协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当天就要通过决议，弄得对方没有时间考虑。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又不做集体商谈，只有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听，你们就要整人。在世界工联、世界妇联、世界青联、世界和平运动中，都有这种情况，特别是世界工联。刘少奇还批评说，你们随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外国的兄弟党，如1950年1月《关于日本形势》一文，批评日共。这种文章是不应该发表的，是不适当的。这回《真理报》批评波兰，也在波兰引起很大反感。何必这样呢？这种事情要很慎重，这种方式要改变。必须学会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协商、合作、协同动作。只想到自己，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做法，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极大的害处和恶果。刘少奇最后说，无论国际形势有怎样的变化，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保证会跟苏共站在一起。国际共运的中心只能是你们。陶里亚蒂曾提出多中心的说法，我们跟意大利同志谈过，不赞成这个多中心。中心只有苏联一家，别无分店，十月革命40年，第一个社会国家，经验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帝国主义最怕苏联，不怕中国，也不怕波兰。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讲清楚。两党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方向。如果我们两党的关系破裂了，帝国主义就要大加利用，大肆进攻。我们正是从这个大局出发，才在会议上举手同意你们的决议。苏共应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度量要大一点，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

　 刘少奇发言时，赫鲁晓夫低下头只顾听，所有的人也都注意地听着，有的还作笔记。只有福尔采娃听不下去，坐不住了，站起身来想退席以示抗议， 但刚站起来，就被赫鲁晓夫严厉的目光所制上──是啊，一直高高在上只知道对兄弟党发号施令的苏联人几时听到过如此尖锐的批评？

　 随后赫鲁晓夫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意见，说：“中国同志批评得对，两党关系的确不能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否则，时间久了一定会破裂的。”

　 刘少奇笑着说：“不会的，就是有再大的问题，我们也还是站在苏联一边的，因为这是决定世界形势的问题。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他的争论都是小问题。”

　 这样的表态非常得体，东欧国家自然会欢迎，苏联人虽然受到了批评，但刘少奇也顾及了他们的面子，也还能接受。

　 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

　 显然，通过波兰事件批评苏联，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波兰事件就算是比较圆满地得到了解决。

　 中苏会谈期间，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等人汇报情况。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央决定，这次只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多了，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还说，“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人家离得越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

　 邓小平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问得很仔细。他指示：“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要多做苏波双方的团结工作，凡是对一方讲的话，要准备让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一句也不要讲。别看他们现在吵得皮翻肉绽的，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

　 这表明，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有清醒认识，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存有戒心。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说，在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的会谈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党事务，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度量要大一点，中国党希望波兰与苏联搞好关系，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波苏关系。哥穆尔卡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刘少奇回国后汇报说，我们在苏波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分别与两党代表团谈了几次，贯彻中央调解、劝和的方针，是取得了成功的。后来苏波双方谈得比较好，苏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了。

　 尽管吴冷西提供的这条史料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巳成常识，沈志华却依然对这番记述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因为据他考证，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根本就没有到过莫斯科，两人根本就没有见过面，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

　 他认为，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波共确实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做工作。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怒不可遏，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做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不得不换成另外一种方式进行。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或华沙与波共直接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才决定亲自出面做波兰的工作。

　 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毛泽东在详细了解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表示担忧，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28日，波共政治局会议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其原因显然是对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

　 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

　 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

　 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

　 刘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

　 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刘少奇又提出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

　 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表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

　 在30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稿，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

　 事情做到这种地步，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31、三起三落的纳吉

　 ──20万人组成的悲愤的河流缓缓流淌，20万人的沉寂使空气变得象铅一样沉重。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是拉伊克夫人和纳吉。伊姆雷

　 匈牙利当时在台上的拉科西·马加什是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匈牙利因此也就成为最典型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拉科西采用了他的老师习惯用的最有效、最省力的手段来治理他的国家，用秘密警察国家保安局从肉体上肃清一切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迫农业集体化，把一个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原封不动的搬到了匈牙利。人民怨声载道，只是迫于政治恐怖才不敢进行反抗。

　 使拉科西闻名世界的是他制造了一个在东欧影响很大的案件──拉伊克案件。

　 拉伊克是前政治局委员、内政部长、外交部长、人民阵线主席。这位1909出生的文学院学生，早在30年代初期就从事着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40年代起，拉伊克就是匈牙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8年斯大林与南斯拉夫决裂，于1949年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并形成决议，攻击铁托复辟资本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这一事件在共产世界造成危机，使东欧各国内政发生急剧变化。
　　拉科西在苏联的授意下，利用这一事件在匈牙利掀起清洗铁托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镇压运动，拉伊克成为这次运动的受害人。　

　 1949年5月，时任政治局委员兼内务部长的拉伊克被指控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匈牙利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和特务”、犯有“阴谋武装暴动”、“阴谋策划暗杀共产党领袖”等罪名。这个案件中涉及到的国防部将军、警察部队军官还被安上企图暴动的罪名。

　 拉科西对拉伊克的逮捕，意味着匈牙利开始了专制和政治恐怖时代。1949年9月20日，拉伊克被判处死刑，10月被绞死。拉伊克一案牵扯到8个匈共高级干部，其中5人被判死刑。紧接着，全国展开了清查“铁托分子”、“拉伊克分子”的大规模清洗运动。每天都会有中央委员“外出旅行”，从此销声匿迹。军队中的许多高级军官一夜间便不知去向。单是内务部，接替拉伊克出任部长的卡达尔被逮捕，并秘密判处无期徒刑。继任的内务部长多尔·泽尔德不久也全家自杀，当局宣布他们是“法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被捕被杀者竟有20万人之多，匈牙利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秘密警察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法庭上，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好的口供：“我是美国特务，我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铁托的走狗，我准备搞政变，我要谋杀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1938年的苏联，人们也见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

　 拉伊克和他的追随者们被处死了，但是匈牙利党内谁也不敢说话。拉科西、格罗和法尔卡什·米哈依组成了“三驾马车”。他们狂热地提出要在5年之内把匈牙利变成一个“钢铁国家”。于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投资的90%用于发展重工业，全部工业投资的2/3用于发展采矿和冶金业，人民由此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竭力制造谎言掩盖事实欺骗人民。并且把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投入监狱。在这个时期，匈牙利建立了大量的“拘留所”，成千上万的对政府表示不满的人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便被长期囚禁关押。

　 拉科西民怨太烈，无法控制局势，连苏联人也觉得他做得实在太过份了，赫鲁晓夫就劝这位对苏联人忠心耿耿的傀儡主动退休，对他说，你自己退休面子上好看一点，如果不听招呼，我们就罢免你，拉科西只好乖乖地到苏联去长期疗养去了。但是苏联人选中的的秘密警察头子格罗无助于匈牙利问题的解决。如果1956年7月份苏联人不把格罗扶上台，而选择了纳吉或者是卡达尔这样得到绝大多数人民信任的改革派领袖的话，匈牙利事件发生不了，因为格罗长期担任拉科西的第一副手并主管匈牙利的秘密警察，他同样对过去的政治和经济错误负有责任。所以当那位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拉科西下台并因为害怕自己的罪恶受到人民清算，于第二天马上去莫斯科安度晚年时，格罗只是以一份拉科西因“患了高血压症，必须离职休养”的公报，就轻松地把拉科西过去对人民的欠债一笔勾销了。由于格罗和拉科西是穿开裆裤的角色，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要打电话向远在莫斯科的拉科西请示──通过拉科西，他可以掌握苏联人最明确的旨意──这样一来，改革派和老百姓的愿望丝毫没有实现，反而受到比以前更大的压制，矛盾也就越积越深。

　 群众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尤其是对新任国家领导人迟迟不给恐怖时代的受害者平反反应强烈。在许多重大冤案中，拉伊克冤案成为全国议论的中心。

　 格罗这个人既无能力，恩想还特别僵硬。7月份拉科西被苏联人逼下台以后，把他扶上了台，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管理这个国家，麻烦的事儿一来，他就嚷嚷着要休假。8月9月，他干脆跑到苏联休假去了，而且一呆两月，其实是去向拉科西讨主意。他这国家首脑在其位不谋其事，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直到23日上午才回国，国内问题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科瓦奇全权处理。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至危机步步逼近。

 

　 改革派以人民的名义要求匈共为拉伊克平反，为那个时代数十万受害者昭雪，并要求追究政治责任，他们甚至提出要直接责任者以命偿命的口号。

　 为了拉伊克案件的平反，由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2000人大会，声讨拉科西时代的罪恶，敦促格罗检讨并结束靠政治恐怖所维持的专制时代，为民主化进程拉开序幕。在这次大会上，拉伊克的遗孀、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律师尤莉奥·拉伊克揭露了她6年监狱生活的非人遭遇，以及拉伊克被处死前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她的演说使全国为之震动！
　　在这种愤怒情绪的迫使下，格罗立即将“铁托分子”释放出狱，并宣布正式为拉伊克平反，恢复名誉。但格罗不愿意为拉伊克举行国葬。他在政治局会上不耐烦地打断关于这项提议的发言，说不知道遗体埋葬在什么地方。
　　经过一个由受害者家属参加的小组的彻底寻找，终于在通向巴拉顿湖公路旁的一个小树林里发现了拉伊克的遗骸。
　　党内反对派和拉伊克的遗孀尤莉奥·拉伊克坚持要举行国葬，并要求允许群众参加。匈共中央作出妥协，决定于1956年10月6日隆重安葬拉伊克·拉斯洛和其他烈士的遗骨。
　　10月6日，匈牙利为拉伊克等4名原党的领导人举行国葬。布达佩斯有20万人排着长队静静地向饰有鲜花的4口棺材致哀。守灵者每隔5分钟换一次。当轮到政治局委员们守灵时，人们的注意力落到了这些人身上。
　　接着是送葬。20万人组成的悲愤的河流缓缓流淌，20万人的沉寂使空气变得象铅一样沉重。

　 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是拉伊克夫人和纳吉。

　 这一年刚满60岁的纳吉·伊姆雷仪表庄重，一副学者式的夹鼻眼镜赋予他一个教授、一个可以信赖的长者形象。无论从年龄和革命资历上他都确实是长者。纳吉出身于农民家庭，做过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布尔什维克， 开始为匈牙利摆脱旧王朝的统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斗争。为此，他曾被捕，并于1928年流亡到苏联避难，在苏联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吉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成为当时匈牙利抵抗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由于他出色的表现，1945年成为匈共政治局委员。随后，他先后担任过几个部的部长职务。1949年，因反对搞合作化运动而被撤销了职务。但是他公开承认了错误，因此在下一次的党代会上，又被重新选为政治局委员，从此卷入到了一场政治漩涡之中。1953年6月，斯大林逝世后3个月，苏共领导召集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兼匈牙利政府总理拉科西率领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访问。纳吉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次莫斯科之行，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

　 参加这次莫斯科之行的除拉科西外，还有匈牙利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匈牙利的头号代理人格罗，匈牙利国防部长法尔卡什等人。出乎意料的是，纳吉也在莫斯科开出的代表团名单之列。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苏联领导人有斯大林生前指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莫洛托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

　 会见时，马林科夫冷淡地问拉科西：“您在贵国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他竟然不认识这位匈牙利最高统治者似的。

　 会晤时的气氛极为紧张。 马林科夫冷淡地问候了匈牙利人后，严厉地对拉科西说：“你们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据我了解，在你们的工业中心切佩尔、欧兹德和迪欧什杰尔发生了骚乱。”

　 拉科西开始辩解，但米高扬打断他的话说：“您想用数字封住我们的嘴。我们也有这类的数字，不过和您的不一样。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您进行了极大的冒险。您没有一点点焦炭就建立了一座新型的钢铁工业城。您连劳动人民的吃饭问题都不能保证就疯狂地去建造代价高昂的地下铁道，被您强行集体化的农民们连种子都生产不出来。此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正在你的一座座集中营里受难。”

　 拉科西脸色苍白，的确如苏联人所说，这位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匈牙利执政党的第一书记，正把他的国家推向深渊。

　 赫鲁晓夫的批评更加尖锐，更加直截了当。他指责拉科西强迫命令组织合作社造成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指责他违反法制、以领导人的意见代替法律，在党内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赫鲁晓夫甚至指着这位匈牙利国家元首兼匈共第一书记的鼻子骂道：“你极大地损害了你的人民！你罪行累累！长此以往，你的人民将用粪叉把你赶出你的国家！”

　 贝利亚也插话说：“您究竟想做什么？想当犹太人的皇帝吗?”

　 马林科夫继续说下去：“拉科西同志，您是革命运动的老战士，您必须理解时局，您必须分权，把权力分配给在领导班子中精通事务的同志。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此时的拉科西面如土色，对苏联人的指责只有唯命是从。赫鲁晓夫建议他选一位能操持国家大事的人。经过长久的、令人窘迫的沉默后，马林科夫提示道：“您认为纳吉·伊姆雷怎么样？”

　 拉科西看了旁边的纳吉一眼，呐呐道：“纳吉·伊姆雷是个好同志，但是……”

　 然而，马林科夫没有容他把“但是”后面的否定性意见说出来，就毫不客气地接过话题：“那么说您不知道把权力分给谁了？我们自革命以来就了解纳吉·伊姆雷。当1918年匈牙利人民党还根本不存在的时候，他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了。他是共产党领导中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再说，他又是你们政治局委员。他农民出身，本人也当过农民，又是教授。我们信任纳吉·伊姆雷同志，他可以和您一起来改善你们国家的状况。”

　 随后纳吉发言说，他对苏联政治局的同志们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他简单地谈了一下新领导班子首要的任务：结束警察恐怖；为无辜者平反；合理的投资政策以及给农民更多的自由等。

　 莫洛托夫打断纳吉的话说：“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完全的自由！谁不赞成集体农庄，谁可以退出，这无关紧要。”

　 尽管保守派领导人拉科西受到苏共中央的严厉谴责，却仍然继续担任党的第一书记，这就为纳吉上台后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布置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匈党代表团走出会议室时，曾经不可一世的拉科西谦恭地让纳吉走在他的前面，并说：“您请，伊姆雷，现在您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了。”

　 就这样，纳吉被苏联人扶上了匈牙利政府总理的宝座，开始了他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涯。

　 纳吉担任总理后，和拉科西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开始了。纳吉一上台便实行改革，他决心要结束警察恐怖，为受害者平反；制定合理的投资政策；少建一些地铁、高炉，多给人民一些食品。拉科西却利用匈共第一书记的权力，继续主张要加强重工业生产，把匈牙利建设成一个“钢铁国家”。此外，在释放所关押的囚犯问题上，拉科西和纳吉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纳吉主张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无辜的在押犯，其中包括一些被无端指控为“ 间谍”的外国人，而拉科西则坚持认为这些人有罪，坚决不能放掉。由于争执不下，两位匈牙利领导人于1954年5月双双出访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拉科西再次受到了苏共领导人的严厉训斥和警告。

　 5 月底，匈牙利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纳吉的政策得到了大会的一致赞同。然而，1955年刚过，形势却开始发生变化。这年 1月，克里姆林宫内发生了政治斗争，被斯大林指定为接班人的马林科夫成为了这场权力角逐中的失败者。拉科西趁风而动，以纳吉是马林科夫的人为由，解除了纳吉的总理职务，纳吉表示反抗并要求到克里姆林宫去进行裁决。

　 1955年1月7日，拉科西和纳吉再次共同前往莫斯科。结果，克里姆林官那些把纳吉扶上台的人，一夜之间就翻了脸，通知纳吉说：苏共中央同意匈共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并撤销了他在苏联获得的一切学术头衔。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就像当年被任命一样。纳吉束手无策，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

　 1955年 4月，匈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全国宣布，伊雷姆·纳吉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并免除他的总理职务，由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继任总理。8个月后，纳吉又被开除了党籍。

　 纳吉在被免除总理职务和撤销他的学术头衔后，苏联和拉科西都要求他公开作自我批评，然后可以考虑给他出路。纳吉拒绝了许多政治家在逆境中通常采用的妥协态度，他重申：把无辜者从监狱里放出来，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改革措施没有错。这就在政治和人格两方面都使纳吉在人民心中挺立起来，成为了人民眼中的英雄和救星。
　　此时──1956年10月6日，在匈牙利人心目中，象征着新的希望的纳吉，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头衔的平民百姓。

　

　 摄影记者出于对纳吉的尊敬，给了他一个又一个的大特写。而此时的纳吉什么职务也没有，连党员的身份也被剥夺了。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很快就出现在官方的新闻纪录影片上，这个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全国各地很多人喊出了为纳吉平反，拥戴纳吉重新上台的口号。因为他们都以为官方的新闻纪录影片上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纳吉的大特写，是匈共中央的有意安排。

　 这也是共产国家发出政治重要信号时习惯采用的一种方式，老百姓从官方媒体上不太容易了解到国家大政方针人事任免的信息，所以被迫养成了透过现像看本质的本领。比如邓小平第三次出山之前，媒体上没有一个字的报道，他只是到工人体育场去看了一场足球比赛。可是，当全场的球迷一看到天安门事件后被打倒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立即就欢呼起来。谁都明白，邓小平重新上台了。而紧随而来的事实也恰恰映证了老百姓的观察是正确的。

　 同系共产党国家，匈牙利人自然也有理由以为纳吉出现在银幕上，必然预示着他重新出山了。

　 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仍称纳吉犯有错误，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

　 这时，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已经预感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还要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很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

　 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1956年7月，华约部队参谋长安东诺夫到达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随后，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定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代号为“波浪”。该计划包括一项特别指令，规定了在必要时苏联军队必须占领和守卫的目标，苏军与匈牙利国家保安机构及人民军的合作方案，以及可以利用的武器装备数量。随着局势发展，10月6日至19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多次举行秘密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21日拉先科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措施。由于10月中旬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送上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以利战备的问题。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于10月22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以便了解局势的变化情况。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也于23日赶到匈牙利。

　 而此时，匈牙利军队却显得犹豫不决。19日，国防部长巴塔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批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定的计划，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以至在布达佩斯发生武装暴乱当晚，很多军官不知是否应当执行镇压的命令。显然，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

　 就沈志华目前看到的档案和文献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

　 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在回忆录中说：“10月23日下午5时，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电话，要求准许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得到批准后，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待命。”

　 另据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回忆，同样在“下午5时，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说，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特别军是不能调动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拉先科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准备战斗的命令。”

　 可以说，在匈牙利正式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如何处理危机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好文！要慢慢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