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连载）

　

　 这样一来，解放军经营新疆的任务就迅速提前了，可是中共当时对新疆的具体情况却是一无所知。从后来邓力群的回忆和“力群电台”发出的电报看，为了让中共力量尽早占领新疆，苏联的确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在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和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于8月14日秘密到达伊宁。这以前，驻伊宁的苏联顾问团已全部撤回国内了，苏联驻伊宁的领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邓力群一行，并安排他们和三区少数民族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这些领导人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邓力群完成任务。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关系”和邓“经常往来互相交换意见”。当时，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领导人中有主张接受中共主张的和平派，也有主张奉命坚决抵抗的反共主战派。虽然早在1949年4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就考虑要“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中共既不了解三区的具体情况，又和新疆当局没有任何接触。而倒是苏联方面在7月底8月初，通过与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的接触，了解到新疆当局有举行和平起义的意愿。8月中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对陶峙岳等人表态说：“中共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这确实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产生了重大作用。

　 8月26日兰州的解放，迫使新疆军政首脑最终下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经过与新疆当局的联系，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9月2日亲自去伊宁，并且连续两次会见邓力群。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立即设法开始谈判。叶谢也夫还几次建议邓力群尽快赶到迪化，直接同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由苏联方面负责从中介绍与安排，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经过与叶谢也夫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在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总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便通电宣布起义。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军队如果能够迅速进抵新疆，对于稳定西北局势，形成统一全国的局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兰州距乌鲁木齐差不多快2000公里远，而西北野战军缺少必要的交通工具，加之马上就要进入严寒的冬季，冰天雪地加上令人变色的风暴，会给部队行军造成极大的困难。尽管毛泽东答应说从华北、华东军区抽调3个汽车团共536辆汽车给西北野战军，但这还需要较长的时间，何况这批汽车即便全部集中起来，也还远远不够。所以，就只有寄希望于苏联的帮助了。

　 9月2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说，关于入新疆部队，除车运、步行外，正同苏方交涉，用30至50架飞机空运。经过商定，斯大林决定派运输机运送西北野战军指战员入疆，具体办法是：部队先向酒泉进发，抵达后即刻抓紧抢建飞机场，同时由中方出钱租用的苏联航空公司飞机45架飞往酒泉机场，实行空运。苏联派来的飞机是里-2型，这种活塞式运输机最大时速325公里，巡航时速240公里，最大航程2650公里，升限6400米，载重7.65吨，最大载客30人，非常实用。

　 第一批进疆部队是王震司令员所辖的第1兵团第2军和第6军，共7万余人。除车运和步行外，空运的是第6军军直机关和下属第17师（炮兵除外）。自1949年11月4日开始空运，共运1033架次，官兵12446人，武器装备125734吨。其中从酒泉运抵哈密2908人，从哈密运抵迪化9538人（即乘车抵达哈密的先头部队）。再加上从10月开始车运的部队，在年底前，西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已进抵新疆各主要城市。到1950年3月，后续步行部队全部进驻新疆，也就是说在半年内7万人全部入疆。这次空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只是中国结算时付给苏方的运费款额，沈志华做了许多努力，仍未查到。

　 在刘少奇访问期间，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日后证明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指导和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概而言之，就是从今以后，苏共负责欧洲地区的革命运动，中共则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运动。

　 斯大林作出的这一“革命分工”可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空话，它对毛泽东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制定党的路线与国家政策时产生了极为重大深远的影响。斯大林所谓的“亚洲各国共产党应由中国党来指导和帮助”，说透了，就是让中国党运用自己成功的经验，来推动亚洲其他各国共产党早日走上革命成功的道路。

　 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理事会的会议上，新中国的领导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他向亚洲各国提出了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的方针。他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以及日本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指出，不同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亚洲各国的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工人阶级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反而会被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傀儡的优势力量所粉碎。所以他号召亚洲国家的所有工会工作者都必须团结在工人党的周围，建立人民解放军或不遗余力地起来支持这些国家已有的人民解放军。

　 包括苏联代表团团长在内，各国理事对此一致表示异议，因为他们都已习惯了不要去刺激美国及其所在国政府。

　 然而，问题提到莫斯科之后，在斯大林的干预下，刘少奇的作法竟然得到了鼓励，其报告被苏共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及时的，建议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刘少奇的报告中有什么使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害怕呢？据苏联这时驻华临时代办解释称：“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决议轻描淡写，毫无分量，有意回避亚洲国家工人群众的最关键问题──同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问题。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其中包括路易·塞扬，看过刘少奇的草案后，对他声明说：“如果通过这一草案，那我们就得赶紧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不可能。号召印度支那、缅甸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自己就不可能再在巴黎、伦敦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城市里平安地住下去。”

　 很显然，斯大林改变了以往的做法，支持了中国党的观点。

　 紧接着，毛泽东又义无反顾地从斯大林手中接过了援越抗法这一副沉甸甸的担子，而且这副担子一挑就是几十年。

　 从那以后，东南亚各国包括印度、日本的共产党，组建起各种各样的武装游击队，走向山区和农村，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向着他们的国家政权打响了第一枪。中国不仅负责为他们提供武器与物资、经费，还利用昆明、重庆、南京、北京的多所军事院校，免费为他们培养各种各样的军事人才，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几年后，明智务实的邓小平才好不容易卸下了这副压得中国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重担。

　 而且，斯大林钦封的“亚洲革命负责人”的这顶红色高帽，还直接影响到了不久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和作为。

　 7月4日，在莫斯科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个请示报告。刘少奇采用和毛泽东在西柏坡与米高扬会谈时相同的策略，先借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之口，抱怨苏军继续占领旅顺和在日本投降后拆迁东北的工业设施，然后又说明中共如何纠正这种“错误”观念。外蒙古问题也再一次以同样暧昧的方式被提了出来。报告说中共如何教育国内群众认清蒙古人民是通过行使民族自决权取得独立的，并重复了斯大林关于唯有蒙古人才有权决定蒙古地位的观点。可是报告依然没有把外蒙古独立看成是不可改变的，而是表示：“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

　 中共代表希望斯大林能对这些说法的正确与否表明意见。 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关于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方案，供斯大林同志选择：可以推翻旧的中苏同盟条约，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和我们签订新的条约，也可以暂时维持旧的条约，但是苏联政府得公开发表一个声明。报告表示：“新中国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报告还更清楚地解释了“一边倒”的含义：“关于联共布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发生争论，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

　 斯大林赞同中方报告所重复的他自己的说法。他还告诉刘少奇等人，对苏联政府来说，外蒙古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有什么改变，必须由中国和蒙古的同志们直接讨论。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斯大笔对报告的反应简单明了，拿笔在天头上批了一行字：“此事等毛泽东来了再说。”

　 斯大林的意思很明白，报告中涉及的许多重大事情，他必须亲自和毛泽东谈后才能做出决断。

　 刘少奇在莫斯科其它一切都办得很顺利，唯独苏联人闭口不和他提签订新条约的事。

　 其实，刘少奇起草这个报告的目的，就是一种政治试探，逼斯大林亮出底牌。

　 12日，刘少奇将斯大林的答复电告毛泽东。

　 14日毛回电：“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消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如果把中苏关系看成一部连续剧，刘少奇出使莫斯科是继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之后，中苏之间党对党外交的非同寻常的第二幕。刘少奇等人在同斯大林的交往中显得小心有加，尊崇备至。这不但是因为斯大林在中共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因为中共急于打消斯大林对自己的猜疑。中方报告一方面反映了中共对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明确尊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中国领导对苏联外交意图的曲折试探。刘少奇对前者做的有些过头。在了解到中方报告中关于中共服从莫斯科的内容后，毛泽东立即致电刘少奇，要他删除报告中“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这一段文字。

　　 10、撩开毛泽东访苏的神秘面纱

　　──毛泽东激动得眼泪蓦然滚落，他说出的第一句话颇有点游子归家的情调：“斯大林同志，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说到这里，毛泽东眼圈发潮，蓦然哽咽起来。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毛泽东就积极策划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事。

　 那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领导人到莫斯科，就犹如伊斯兰信徒到麦加朝觐一般，斯大林就是君临于一切领导人头上的精神领袖。

　 新中国成立短短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便匆匆启程了，而且在莫斯科一呆就是两个半月。

　 过去俄国学者的说法是毛泽东这次到莫斯科是借给斯大林祝寿，实际上治头痛病。

　 师哲回忆说：“主要是中苏双方事先没有沟通好，斯大林不清楚毛泽东到莫斯科干什么，所以造成了一些误会。直到后来才明白，毛泽东主要是为条约而来的。”

　 中共领导人对处理1945年的中苏条约的态度也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早年都走过一段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道路。促使他们决心“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宣布放弃沙皇统治时期在中国侵占的土地和攫取的一切特权。对于他们来说，“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其首要的表现就是在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毛泽东曾当面向米高扬说过“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但此一时彼一时，他心底从来没有放弃过收回外蒙古的念头，早在1936年接受斯诺采访时他就说过，“外蒙古必将回归到一个新中国”。而此时毛泽东认为时机到了，因为他相信，1945年的莫斯科外交仅仅完成了一个苏联和旧中国之间的条约。一旦新中国诞生，这个条约就会变成昨日黄花。这种对苏联盟友的热切期望既支持了中共领导对于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也造成了胜利到来时中共领袖们对苏联的极大失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时至1949年，中共完成了从一个从事革命运动的政党到国家执政者的龙门一跃，而恰于此时，苏联政策却阻止中共和外蒙古的“兄弟”关系向国家统一转变。结果，外蒙古从一个沟通中国革命和苏联的纽带，一变而为引起欧亚大陆上两个红色巨人民族情感碰撞的第一粒火星。 

　 1994年，沈志华掌握了关于中苏同盟条约谈判整个过程的大部分俄国档案文件。有了这批档案，事实就清楚了。毛泽东既不是去莫斯科治病，更不是因为双方没有沟通好而与斯大林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

　 没有误会，毛泽东第一次和斯大林会谈便单刀直入，端出主题。斯大林则居高临下，滴水不漏。弄得毛泽东一气之下，才称病闭门谢客。国家初创，百废待举，作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他在莫斯科的国宾馆里讬病呆了两个多月。

　 更不存在双方沟通不好的问题，11月10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当罗申问及毛泽东的访苏目的时，周恩来明确回答：“除想与斯大林建立个人的友好接触之外，将与斯大林当面商讨中苏两国的签约问题。”

　 可见毛泽东访苏的主要目的有二：一、与苏联结成同盟，向世界昭示中国的“一边倒”；二、以新的中苏条约的形式，赋予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及法律保障。

　 再者，毛泽东赴莫斯科之前，并非全是由幕僚进行沟通，他还直接给斯大林打了三封电报，明确告诉斯大林：“我来莫斯科，主要就是为了和贵国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而且特别希望斯大林能给予明确的答复。可是，斯大林偏偏就不给他任何答复。当时斯大林至尊至圣高高在上，毛泽东也不好屡次坚持自己的意见，到发第三封电报时，他就巧妙地拐了个弯儿，貌似谦恭地说：“你看我是否需要带周恩来同志一起来莫斯科？如果你要是觉得可以和我们签订一个新条约的话，周恩来就跟我一起来？”

　 斯大林装聋卖傻，仍然不作任何答复。

　 毛泽东虽急，却也无奈，1949年12月6日，带上个秘书陈伯达，料理他生活的叶子龙，负责警卫的汪东兴，加上个翻译师哲就出发了。此外，他还带了满满一火车礼物，因为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大寿，他总不能空着一双手就上斯大林的门。

　 2004年外交部档案馆解密部分档案时，沈志华复印了档号为109－00003－02、题为“我国祝贺斯大林70寿辰（贺信、礼品单）”的28页档案。寿礼规格之高，在我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分别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三家一起给斯大林送寿礼。中共中中央的礼品有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景泰蓝茶具、烧瓷寿盘，以及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宝塔、龙船、翡翠球、八仙人、女英雄等共10种22件（套、对、帧、座），外加祁门红茶、上等绿茶和龙井茶。政府的礼品除大元帅陶瓷盘10个和每套99件的景德镇五彩瓷具两套外，还有“中国农民所献蔬菜果品”──山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大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桔等。中央军委的礼品是大元帅丝绣像1帧和大元帅陶瓷像1对。

　 沈志华还从俄国档案馆拿到了当时斯大林回赠给毛泽东的礼品清单。全是金手表、金项链，金烟盒等贵重物品，还有一辆防弹小轿车。

　 万里迢迢祝寿，还特意带上蔬菜水果，正应了中国人“礼轻人意重”这句古话。当然，这恐怕也是毛泽东不拘小节的独特个性，与中国文人的浪漫气质使然。

　 发生在高岗身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足以印证笔者的推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991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对前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前苏联铁道部部长、斯大林的特使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进行了采访。

　 科瓦廖夫回忆说：“1949年12月，我陪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当时中国的报纸上说毛去苏联是为斯大林祝寿）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就明白了未预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关于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毛泽东的画像，毛当时很生气。当我们回到专列上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个人为斯大林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节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巳经挂在了他的专列上了。毛泽东愤怒地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岗家去，另一半拉到林彪家去。我代表全中国人民，巳经给斯大林带去了礼物。请你转告这些同志，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12月16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斯大林给他的礼遇规格看似隆重，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领导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核心领导班子的成员都到车站迎接他。但让毛泽东隐隐不快的是，斯大林本人并没有出现在欢迎的官员中。而他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斯大林曾亲自到火车站，欢送前来与他谈判苏日中立条约的日本外相松冈洋佑。

　 但是，毛的不快很快便不翼而飞，苏联人使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天晚上8时， 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克里姆林宫集体会见了毛泽东。

　 一见面，斯大林不等工作人员介绍，走上前亲切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注目端详了好一阵子，激动地说道：“毛同志，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斯大林分明巳经忘记了他当初对罗斯福所说的，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普加乔夫式的人物的评价，对眼前的毛赞不绝口：“伟大，真是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儿子。我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心中的那一点儿不快倏然而飞，激动得眼泪蓦然滚落，他说出的第一句话颇有点游子归家的情调：“斯大林同志，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说到这里，毛泽东眼圈发潮，竟然哽咽起来。

　 毛的悲情来自于当初他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时，被斯大林理解为毛是借此排除他最信任的王明，故尔苏共对毛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所致。

　 斯大林当然明白毛泽东话里的意思，他亲切地在毛泽东的肩膀上拍了拍，一脸肃穆地说：“毛泽东就是毛泽东，胜利者就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全世界的真理！”一席话说得苏共领导们哈哈大笑，毛泽东也怨气尽消，破涕为笑了。

　 领导人聚会或是合影的时候，站在突出位置的斯大林，总不会忘记让毛泽东站在他旁边，其它各国的领导人，全都知趣地站到后边。而且开会的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讲话都一律用俄语，只有毛泽东说中国湖南话。

　 但是好景不长，一提到中苏条约，斯大林马上就和客人翻脸了。

　 在接下来的第一次会谈中，毛泽东说他这次来莫斯科，是想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回去。

　 中国几十年的舆论无不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即是中苏友好条约。所以认为毛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幽默”、“高超的外交技巧”。

　 稍事寒暄，毛泽东又说：“斯大林同志，你认为爆发下一次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和平时期还能够维持多久？”

　 斯大林说：“我看五年，十年不打仗，都是有可能的。只要你不打，我不打，这仗就打不起来。”

　 毛泽东又说：“斯大林同志，我来之前，中共中央作了一个决定。我们一致认为，应当废除贵国1945年与蒋介石反动政权签订的那个中苏同盟条约，和我们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

　 单刀直入，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种谈判手段。因为从米高扬到西柏坡，刘少奇去苏联，他这次赴莫斯科之前发给斯大林的三封电报，老是在试探，可斯大林就是不亮底牌，所以他始终搞不明白斯大林究竟是什么态度。这次干脆一上来就把最重要的问题摆到桌面上，让斯大林无法回避。

　 可斯大林更加厉害，没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大手猛地一挥，沉下脸说道：“毛同志，我明确地告诉你，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刚刚开了一次会议，也作了一个决定。政治局委员们一致认为，我们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必须维持！”

　 沈志华从谈话记录上看，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第一次谈话还不到十分钟就陷入了僵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后仅两小时，苏联就来电承认并致祝贺。看着斯大林及时而友好的电文，毛泽东高兴得哈哈大笑。随即，斯大林又公开声称中共的胜利将重新塑造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苏联人的这种态度，给毛泽东此次出访增加了极大的信心。

　 在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之前，中共对莫斯科在外蒙问题上的态度显然存有某种幻想。中共领导没有天真到以为乔巴山等外蒙领导会自愿放弃独立，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认为外蒙问题纯粹是蒙古民族的自决权问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共一直主张外蒙加入革命的中华联邦，这也是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话时希望得到莫斯科支持的目标。然而，斯大林的态度不但使中共无法收回在国民党手中丢掉的外蒙，也使中共失去了恢复中国“大一统”的机会。毛泽东没有和苏联人就外蒙问题进行一场马克思主义的争辩，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对苏方关于唯有蒙古人才有权决定外蒙地位的观点心悦诚服。所以巳经自认为今非昔比的毛泽东，首次访问莫斯科的目的，除了谈废旧约订新约的问题，其中也包括谈谈外蒙古问题。可没想到和斯大林刚一见面，他就是这副武断得不容商量的态度，不能不让毛大感意外！

　 当头挨了一闷棍的毛接下来的谈话全都是离题万里，不着边际的兜圈子。

　 如果说中苏国家利益冲突的导火索已在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时被外蒙问题的火星点燃，斯大林在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对旧条约问题的强硬态度，则使导火索继续燃烧。尽管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都没有再提及外蒙，这个问题显然在斯大林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向毛泽东强调1945年条约的每一条都要保留，这当然包括了旧条约对外蒙独立的有关规定。为了防止毛泽东以中国革命胜利为由提出对旧条约的修改，斯大林搬出了超级大国在雅尔塔的协定作为挡箭牌。一时间，国与国之间冷酷的权益算计，成为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过程中的基调。

　 斯大林显然也不愿意把气氛搞得过份紧张，和缓下语气对明显不快的毛泽东说道：“我们决定继续维持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是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借此提出其它问题，诸如萨哈林和库叶岛。但是，鉴于贵我两党的特殊友谊，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的条约。比如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你们的建议，我们可以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

　 绕了半天圈子的毛泽东马上又回到了他最为关心的主题上，但走的仍然是曲线，他说：“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来，你看合试不合试？”

　 斯大林的脑子转得也够快的，马上回答：“你让他来干什么？我没事情需要找他谈，如果他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的话，你就让他来吧。”

　 斯大林一句话，又把话题给闷了回来。

　 毛泽东没有料到斯大林会搬出英、美国家作为限定中苏关系的借口，这对他剌激太强烈了，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斯大林：“对不起，斯大林同志，在考虑中苏条约问题时，中共从来没有把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态度包括在内。我们的人民认为，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以后，它与苏联订立的条约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斯大林承认人民的意愿应当得到尊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问题是，通过米高扬、刘少奇的党际外交，苏联领导同样认为中共不肯轻易放弃把蒙古人民共和国重新并入中国的计划。在这方面，北京在1949年的外交步骤似乎证实了莫斯科的担忧。这一年的10月3日，苏联成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在接下来的4天里，另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并提出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除了蒙古政府以外，其它国家都在发出建交邀请的当天收到了周恩来肯定的答复。唯有乔巴山是在难堪地等待了10天之后才接到中国政府答复的。在这个时期，北京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必然都在莫斯科的严密注视之下，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尤其如此。北京对乔巴山的肯定的答复在莫斯科看来是一个好迹象，可是北京表现出来的犹豫也足以使莫斯科对北京的诚意表示怀疑。

　 斯大林并没有消极等待、观望北京的动态，而是未雨绸缪，采取步骤使乌兰巴托做好应对北京的准备。1949年8、9月间，乔巴山赴莫斯科就医。他的另一个目的是向斯大林探询他对当时蒙古领导层中有关外蒙入盟苏联的争论的意见。乔巴山在9月底会见了斯大林，发现斯大林关心的是中蒙而不是苏蒙关系。斯大林告诉乔巴山，最近毛泽东和苏方交换了意见，表示赞同内、外蒙统一。乔巴山表示，虽然中共尚未直接向蒙古提出这个问题，内、外蒙合并是应该的，只是统一的方式应当是内蒙古加入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此斯大林讲了下面一番话：“这么说你是主张独立，而不仅是在中国国内保持自治权利的问题了？我也这样看。你们自己必须对这件事做出决定。但是也没有必要马上决定统一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你们需要有一个不会引起和中国争端的妙策。毛泽东和他的政府现在正忙于攻占广东和完全解放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还没有时间考虑国内的民族问题，在这方面他们也没有经验。但是，在占领广东之后，他们也许会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点，你们也应注意。如果你们向毛泽东建议内蒙统一于外蒙，他多半会反对。他有自己的问题。蒋介石掌权时，把国家搞得七零八碎，甚至让外蒙古独立。毛泽东则不然，他要把被国民党肢解的国家统一起来。因此，毛泽东更难允许内蒙古统一于另一个国家。在十月革命以后，芬兰和波兰这样的民族从俄国分离，变成独立国家。这只有高度崇尚共产主义无疆界的列宁才能做到。你要明白，毛泽东绝对不是列宁，他才不会这样做。”

　 对乔巴山提出的外蒙加入苏联的问题，斯大林回答说：“蒙古共和国没有必要变成苏联的一部分。我们支持内、外蒙统一，希望它成为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既不在俄国，也不在中国的管辖之下。”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弄得不欢而散，回到宾馆后，气得他坐卧不安。

　 《师哲回忆录》与尤金大使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均几次谈到毛泽东第一次去莫斯科时受到了冷遇，弄得心情很不痛快。其实真正的冷遇，正是在这次涉及到有关中苏条约的谈话以后才开始的。 

11、西方媒体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毛泽东大事没谈成，心里窝着一团火，哪儿也不愿去。他还对前来看望他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大发了一通脾气，声色俱厉地说道：“我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到莫斯科只有三大任务，就是吃饭、睡觉、拉屎！”

　 12月21日，斯大林的寿辰在热热闹闹中过去了，各国领导人也都陆续打道回府了，只剩下毛泽东仍呆在国宾馆里不走。

　 本来，苏联方面精心为他安排了很多活动，参观集体农庄大型企业，看芭蕾舞看电影，去列宁格勒参观冬宫。可是毛泽东大事没谈成，心里窝着一团火，哪儿也不愿去。

　 20日这天，毛泽东还对前来看望他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大发了一通脾气，声色俱厉地说道：“我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到莫斯科只有三大任务，就是吃饭、睡觉、拉屎！”

　 当然，发脾气也是一种政治手段，挨了骂的莫洛托夫当然会马上把情况报告给斯大林。

　 斯大林让莫洛托夫给毛泽东捎来口信：22日再接着谈。

　 20日晚上，毛泽东给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了份电报，心情明显有所好转，说：“22日我就要和斯大林谈到实质性问题了，估计会有所突破。”

　 结果22日谈了上午整整半天，斯大林老是在日本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上绕来绕去，就是不提明明知道毛泽东最为关心的中苏条约问题。

　 毛泽东回到国宾馆后马上对外宣布，他又病了，头疼。三名苏联医学专家马上奉命赶到国宾馆给毛治病，可检查来检查去，专家也搞不清楚毛的病根在哪里？

　 从22日到30日，整整8天里毛泽东没有出过国宾馆大门一步，外界很快就猜测到中苏之间闹不愉快了。舆论沸沸扬扬，特别是英国报纸，说毛泽东因为和斯大林发生了争执，巳经被软禁了。因为这种手段是斯大林对付不听他招呼的东欧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常用的手段──岂止软禁，关押、秘密处死也是屡见不鲜──如今用到毛泽东头上，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其实，毛泽东既不拂袖而去，又拒绝参加主人安排的一切活动，而且还犯头疼，弄得斯大林也很紧张，再三让莫洛托夫前去动员他参加个活动，公开露露面，报纸上一发消息一登照片，所有的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可任凭莫洛托夫说得口干舌躁，毛就是头疼，疼得来什么活动也不能参加，也不能露面。

　 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回忆录里说：“到30日这天我们内部开了个会，因为老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就建议毛主席还是露个面。毛主席也不愿把事态弄得更糟糕，说：‘露面，你让我怎么露？’我说，‘你发表一个对记者的谈话，报纸一登，电台一播，西方记者制造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说明你没被软禁嘛。’毛主席采纳了我的意见，让我马上去安排接见记者的事。”

　 沈志华说，迄今为止，中国或是俄国的档案馆里，都没有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塔斯社记者的原始档案。这份对记者的谈话稿究竟是由谁起草的，也不知道。王稼祥的回忆录里也没有谈到这个事儿。

　 只有毛泽东本人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讲话稿是斯大林起草好以后，由莫洛托夫转交给他，他照本宣科对塔斯社记者念的。回国后，毛对他的同志们说：“1950年元旦这天傍晚，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稿，斯大林突然改变观点了。这个谈话稿是他亲笔起草的，他给我当秘书。”

　 但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苏共二十大巳经召开，是在批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给斯大林加的一条罪名，以此证明斯大林曾经对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他。

　 沈志华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保持怀疑。因为从毛对记者的讲话稿内容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比如，塔斯社记者问：“毛泽东同志，你这次到莫斯科，除了给斯大林同志祝寿，还准备做些什么事？”

　 毛直截了当地回答：“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条约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而在此之前，所有人都以为他就是专程前来为斯大林祝寿的。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第一次把这个重要的事情给挑明了。而问题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新条约恰恰是斯大林最忌讳的事，他怎么可能在自己起草的讲稿里把它写进去？

　 记者又问：“哪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莫斯科？”

　 毛说：“那就要看这个条约签订的情况怎么样了。”

　 言外之意，你要不和我签这新条约，我就不走──站在斯大林的角度，以这样的口气，为毛泽东起草这样一份讲话稿，可能吗？

　 沈志华推断，这份讲话稿是毛本人起草的，但是送斯大林看过并征得了他的同意。

　 斯大林同意，是因为他开始转弯了。

　 2月1日，塔斯社广播了毛泽东接见该社记者的谈话。《真理报》同日也全文刊登了。

　 第二天，斯大林就派莫洛托夫来找毛泽东。斯大林终于决定发表这样一个讲话，正是因为他巳经决定对固执得出乎他想像的毛泽东作出让步。

　 为什么让步？直接的原因是，美国人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当然，这绝非杜鲁门的本意。

　 1月26日，美、韩两国政府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如果金日成向南朝鲜发起进攻，依据这一条约，美国必然会出兵帮助南朝鲜。而这一情况的变化，直接涉及到斯大林对不久必将爆发的朝鲜战争的通盘考虑，美国人介入进来，他马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时刻，他绝对不可能和拥有一支能征善战，全世界最庞大陆军部队的中国人彻底闹僵。

　 但，在斯大林眼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比这更重要的是自从他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让后，他明显地感觉到苏联还没有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公开对抗。正是由于在欧洲，包括在中亚，受到美国的压力太大了，他才会想到要另找途径来分散和削弱美国的力量。他过去在亚洲采取缓和政策，不惹麻烦，是因为他看不出有谁在亚洲能够帮助他，担心出现两面作战的危险。而中国革命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成功，如果能够答应毛泽东结盟的要求，新中国就能够帮助他在亚洲牵制美国的力量，以减轻他在欧洲和中亚的压力。这样，苏联的东方战线就有了安全保障，而且具有在亚洲向美国挑战的力量。

　 他之所以此前主动让中共来承担指导和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此后又积极帮助中国恢复经济和建设工业，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太大了，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它的胜利毫无疑问对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不小的威胁。其次，中国的榜样作用太诱人了，美国连中国这样一个极具战略价值，曾经给予大量援助，并被视为盟友的国家都不敢去干预，它又怎么会有胆量轻易地去干预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呢？如果亚洲相当多数的国家都能像中国那样揭竿而起，美国还有余力来对付苏联吗？中苏两国一旦正式结盟，那么，就会马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整个力量对比，斯大林在远东问题上就再也用不着保持一贯小心谨慎的低调态度。甚至连巳经师行途中，准备登上日本北海道的苏联红军，在麦克阿瑟的厉声恫吓下，也不得不掉头返回，让斯大林大丢了脸面。这样的奇耻大辱，令斯大林永生难忘！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会在远东由此从守势转入了攻势，斯大林是不会让苏联来冒这种风险的。但是，他相信可以通过中国并由中国出面去做一些让美国人头疼的事情，比如推动亚洲各国的革命，让中国出面去英美势力和他们的代言人控制的东南亚地区放风点火，制造混乱，这不就能有效地帮助苏联来牵制美国吗？

　 显然，斯大林要想借助中国的力量，他就必须要与毛泽东订立盟约。如果拘泥于雅尔塔协定，就无法把中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盟友。事实上，同遵守那个本来就已经被中国革命的胜利捅得千疮百孔的雅尔塔协定相比，与毛泽东签订新约显然对苏联更加有益。因为从美苏在欧洲的争斗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战在亚洲的漫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苏联在亚洲将只能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而只要想借助中国的力量来迁制美国，那就绝对不能太受雅尔塔协定的束缚。精明过人的斯大林，又怎么会让毛泽东挟恨而归，乃至心生疑忌，而不设法把毛变成能够在关键时刻为自己两肋插刀的盟友呢？

　 斯大林的亚洲政策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逐渐地趋向激进，他从这一年开始，对自己过去支持国民党而冷落了共产党的做法进行自我批评和检讨，并逐步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力度，虽然这种支持碍于雅尔塔协定约束显得小心翼翼，害怕惹恼美英两国，因而不敢公开张扬，甚至支持得有些偷偷摸摸，却巳可以看出来斯大林对中共态度的明显转变。斯大林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即1949年12月16日，对毛泽东解释为什么苏联不好与中国另订新约的理由时，对他的苦衷就巳经讲得十分明白了。只是到1950年毛泽东访苏并与之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后，斯大林才彻底完成了方针性的转变，即，决定在整个亚洲推动攻势防御的路线。与此同时，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由否定到肯定并成为主要的策划人的态度巨变，也正是这一方针转变的具体表现。

　 如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一样，一直处在重要转折关头的斯大林一旦把问题想通了，他的意见就会立即变成苏共中央的政策与方针。

　 1950年1月1日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次日上午去拜见毛泽东，通知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与新中国另订新约了，让雅尔塔协定见鬼去吧！

 12、斯大林被迫作出重大让步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说到底就是一种博弈，既要据理力争也必须审时度世适度妥协，尤其是弱国与强国之间的谈判，只要能达到自己最主要的目的，那就不能不在其它方面作出牺牲。

　 第二天，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询问关于签订新条约的意见。

　 毛泽东虽然巳经预感斯大林态度有变，但还是不很放心，说了签订新条约的好处，但也谨慎地提出另外两个不签的做法，还说：“如果斯大林同志采纳后者的话，周恩来就不用来了。”

　 莫洛托夫立即说：“我们认为周恩来可以来。”

　 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问：“是否以新约代替旧约？”

　 莫洛托夫肯定地说：“是的，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最新意见。”

　 当天夜里，毛泽东兴奋地把这些情况电告代他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叫他马上让周恩来作好来莫斯科谈判的准备。并且说，给他5天的时间准备，加上10天的路程，20日之前，一定要赶到莫斯科。 

　 新条约有望，毛泽东头也不疼了，精神也好了，乘周恩来赴莫斯科前的这一段空闲，便兴致勃勃地到苏联各地参观游览去了。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和刚从列宁格勒返回的毛泽东再次会面时，对条约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对日战争是旧条约的核心，在战胜日本以后，这个条约也就过时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态度变化不放心，谨慎地以斯大林本人早些时候的观点提醒他，条约的更动将会与雅尔塔协定相抵触时，斯大林说：“确实如此，可是让它见鬼去吧！我们一旦决定改变条约，就要做得彻底。这确实会给我们带来某些不便，美韩协定签订以后，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或者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你们觉得哪种方案更合适，我们就采纳哪一种方案。” 

　 就在周恩来在准备谈判事宜和率领庞大的谈判班子乘火车赶赴莫斯科的这段时间里，苏联也成立了一个条约起草委员会，为即将和周恩来进行的谈判，苏联方面准备了13份文件，有的文件翻来覆去地改了好几稿。等到周恩来风尘仆仆赶到莫斯科，苏联人把所有谈判需要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可是，中国共产党那时刚刚夺取政权，对外交方面尚无经验，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过条约，甚到连条约与协定、协议等外交措辞上的细微区别都还不太明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有一段话很有问题，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中方起草的，苏联方面未作改动就通过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里也是这么写的。

　 沈志华认为这不是事实。他的根据是他掌握的这次中苏谈判过程中双方来来往往的所有文件。这批文件表明，1950年1月5日到6日，苏联方面起草的条约第一稿，一直到22日呈报给斯大林的送审稿，前前后后一共七易其稿。而这个时候，周恩来还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

　 中国官方的史书上为什么会这样写？沈志华查到了根据。那是因为毛泽东在1月25日给刘少奇打了一个电报，电报原件上说：“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已送交苏方，他们未作改动，就这样通过了。”

　 这样，就存在两种可能，第一，毛泽东告诉刘少奇的不是实话；第二，他说的仅仅是整个过程的最后一段。

　 过程是这样的，23日，苏联方面把起草好并经斯大林同意的条约文本交给了中国方面。中国方面改动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把第二段和第三段合并为一段；第二个，苏联文本上是“所有”，中国方面建议后改为“所有权”，增加了1个字。

　 24日，米高扬和周恩来在会谈当中，还有一段话专门讲到了对条约的修改问题。

　 米高扬说：“既然你们对这个条约没有实质性的修改，是不是条约就这样了？”

　 周恩来说：“好，就这样吧。”

　 当然，中国方面把苏联人起草的文本拿过来改了两个地方，然后苏联人拿回去后就没有再改。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说的，“苏联没有改动，就这样通过了”，很有可能指的就是这最后一段的事。

　 沈志华在1997年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希望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能拿出足以证明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是中国方面起草的更加有力的证据。

　 什么才是更加有力的证据？那就只能是谈判的原始文本。既然条约是中方起草的，那么原始文本一定是中文而不是俄文，一定会存在中央档案馆里。有关方面拿不出来，沈志华却掌握了有关这次中苏谈判的所有俄国档案的原始文本。

　 沈志华还指出，这个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严格地说起来仅仅是一份条约的序言，讲的全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而真正的实质性部分是附在条约之后的几个协定，而正是在这些新起草的协定中，斯大林试图为苏联保留最大利益。也恰恰是这些协定，导致中苏谈判双方又一次陷入了激烈的争执。

　 苏联人摆上桌面的这个协定，基本上保留了1945年和蒋介石政权签订的旧条约的内容，除了答应等对日和约签订以后把旅顺港归还中国，其它的一切照旧。

　 中国方面当然不会同意，而且针锋相对，抛开苏联人搞的协定，自己重新搞了一个。规定，旅顺港待对日和约签订以后或最迟于1952年归还中国。中国方面加了一个时间，你不能老不和日本签约，就老赖着不还我们，所以加了个时间上的限制。中长铁路和大连行政权立刻归还中国。

　 26日，中国把这个自己拟订的草案摆上桌面以后。苏联人马上表示反对，提出要对中方草案进行修改。

　 沈志华拿到了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后的文本，对中国方面的主张，斯大林几乎全划上了红叉叉。打了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和惊叹号。这足以表明斯大林的愤怒。

　 但奇怪的是，仅仅过了两天，苏联方面退回来的这个文本，几乎就和中国方面起草的差不多。仅仅就是把立即归还中长铁路和大连行政权，也一并推迟到待对日和约签订以后，或最迟于1952年归还给中国。

　 沈志华认为，现在尚无法看到26日到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针对中国方面提出的草案是怎么讨论的档案资料，但是结果是非常清楚的，苏联人在两天之内再次作出了重大让步。

　 为什么会这样？

　 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对外蒙古问题作出了重大让步，才换来了斯大林投桃报李。

　

　 28日，周恩来去见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还要找你谈个问题。”

　 斯大林说：“谈什么都可以，你谈吧。”

　 周说：“我想和你谈谈外蒙古问题。”

　 同样为周恩来当翻译的师哲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斯大林一听，脸都白了，严肃地说：‘你们不是巳经答应不提外蒙古问题了吗？怎么还提？’”

　 周说：“我们准备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我现在拿来了我们巳经起草好的宣言，请你看看。”

　 斯大林看完宣言，立即明白了周恩来的用意何在。宣言说：“鉴于外蒙古巳于1949年1月举行了全民公投，外蒙古独立是人民的意愿，所以我们承认其独立的现实。”

　 接下来周恩来谈到，中方提出的最迟于1952年归还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行政权的协定草案，也应同这个声明一样，作为中苏新条约的附件列入。

　 如此一来，中国方面的意思就非常明白了：你同意我们提出的协定条款，我们就承认外蒙古独立；你要不同意，那么对不起，我们就没有必要发表这个宣言。

　 中国方面把承认外蒙古立与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的己方要求挂起钩来，以此促使斯大林作出重大让步。

　 会谈记录表明，苏联方面经研究后，于1月28日同意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条件。

　 这就和过去学者们认为是中国方面吃了大亏，毛泽东受了委屈，完全不一样了。毛本人后来也喜欢这么讲，给党内同志的印像就是他忍辱负重，才争取到了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他受过斯大林一段时间的冷遇这不假，但是，他这一趟去莫斯科，完全达到甚至远远超过了出发前预期的目的，中苏谈判关键时刻的两次重大让步，都是斯大林作出的。

　 当然，中国方面也不得巳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但当时外蒙古的具体情况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不过是一张空白支票而巳，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巳经失去了任何意义，既有蒋介石政权签约在先，又有外蒙古全民公投在后，再加上苏联人实际上固若金汤深入骨髓般的严密控制，以新中国的力量和影响要想拿回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倘若不立足于现实，而靠理想色彩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办事，那就非把什么事情都搞砸了不可。

　 但是呆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不干了。即便巳经沦落到这样的地步，蒋介石仍然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毛泽东无非是个伪政权，你斯大林跟毛泽东签的字不算数。既然你苏联人单方面撕毁了1945年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双边合约所涉及的一切内容均巳自行废止，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宣布收回外蒙古主权，但收回所谓主权，不过是将地图改了回来。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蒋介石政权从那以后一直坚持，外蒙古仍属于中国的领土。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说到底就是一种博弈，既要据理力争也必须审时度世适度妥协，尤其是弱国与强国之间的谈判，只要能达到自己最主要的目的那就不能不在其它方面作出牺牲。当时贫弱的新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从强大的苏联手中收回东北的主权。从中国的战略利益考虑，外蒙古与东北远不能同日而语。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毛泽东只好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作“武器”，甚至在莫斯科上演了一场装病撒气的好戏，用尽了一切手段，再由周恩来出面经过艰苦谈判，终于成功地迫使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同盟者，苏联向新中国转让了巨额财产，归还了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拥有的一切权利，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新中国成功收回东北主权，无异于虎口拔牙。早在沙皇时期，俄国就有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就曾染指中国的东北。斯大林的对华政策的两大战略考虑中，除了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独立出去，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外，另一条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而两者均已迫使旧中国以条约的形式予以确认。可以做个比较，至今为止，北方四岛（千岛群岛）问题成为了插在日本人心窝上的一把尖刀，收回几乎无望，这更显得当初达到上述目标之不易。而承认外蒙古独立，也是中国政府在现实政治的条件下，不得不咽下的一枚苦果。鱼和熊掌兼得岂不更好？但，那只能是梦中才有的好事情！

　 斯大林之所以两次对中国作出了重大让步，自然是有原因的。当时的苏联就国际局势而言，他手里只捏着中国这一张牌可打，就是他必须和中国结成牢固的同盟，才能确保苏联东线的安全。

　

　 斯大林说：“谈什么都可以，你谈吧。”

　 周说：“我想和你谈谈外蒙古问题。”

　 同样为周恩来当翻译的师哲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斯大林一听，脸都白了，严肃地说：‘你们不是巳经答应不提外蒙古问题了吗？怎么还提？’”

　 周说：“我们准备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我现在拿来了我们巳经起草好的宣言，请你看看。”

　 斯大林看完宣言，立即明白了周恩来的用意何在。宣言说：“鉴于外蒙古巳于1949年1月举行了全民公投，外蒙古独立是人民的意愿，所以我们承认其独立的现实。”

　 接下来周恩来谈到，中方提出的最迟于1952年归还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行政权的协定草案，也应同这个声明一样，作为中苏新条约的附件列入。

　 如此一来，中国方面的意思就非常明白了：你同意我们提出的协定条款，我们就承认外蒙古独立；你要不同意，那么对不起，我们就没有必要发表这个宣言。

　 中国方面把承认外蒙古立与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的己方要求挂起钩来，以此促使斯大林作出重大让步。

　 会谈记录表明，苏联方面经研究后，于1月28日同意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条件。

　 这就和过去学者们认为是中国方面吃了大亏，毛泽东受了委屈，完全不一样了。毛本人后来也喜欢这么讲，给党内同志的印像就是他忍辱负重，才争取到了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他受过斯大林一段时间的冷遇这不假，但是，他这一趟去莫斯科，完全达到甚至远远超过了出发前预期的目的，中苏谈判关键时刻的两次重大让步，都是斯大林作出的。

　 当然，中国方面也不得巳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但当时外蒙古的具体情况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不过是一张空白支票而巳，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巳经失去了任何意义，既有蒋介石政权签约在先，又有外蒙古全民公投在后，再加上苏联人实际上固若金汤深入骨髓般的严密控制，以新中国的力量和影响要想拿回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倘若不立足于现实，而靠理想色彩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办事，那就非把什么事情都搞砸了不可。

　 但是呆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不干了。即便巳经沦落到这样的地步，蒋介石仍然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毛泽东无非是个伪政权，你斯大林跟毛泽东签的字不算数。既然你苏联人单方面撕毁了1945年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双边合约所涉及的一切内容均巳自行废止，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宣布收回外蒙古主权，但收回所谓主权，不过是将地图改了回来。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蒋介石政权从那以后一直坚持，外蒙古仍属于中国的领土。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说到底就是一种博弈，既要据理力争也必须审时度世适度妥协，尤其是弱国与强国之间的谈判，只要能达到自己最主要的目的那就不能不在其它方面作出牺牲。当时贫弱的新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从强大的苏联手中收回东北的主权。从中国的战略利益考虑，外蒙古与东北远不能同日而语。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毛泽东只好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作“武器”，甚至在莫斯科上演了一场装病撒气的好戏，用尽了一切手段，再由周恩来出面经过艰苦谈判，终于成功地迫使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同盟者，苏联向新中国转让了巨额财产，归还了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拥有的一切权利，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新中国成功收回东北主权，无异于虎口拔牙。早在沙皇时期，俄国就有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就曾染指中国的东北。斯大林的对华政策的两大战略考虑中，除了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独立出去，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外，另一条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而两者均已迫使旧中国以条约的形式予以确认。可以做个比较，至今为止，北方四岛（千岛群岛）问题成为了插在日本人心窝上的一把尖刀，收回几乎无望，这更显得当初达到上述目标之不易。而承认外蒙古独立，也是中国政府在现实政治的条件下，不得不咽下的一枚苦果。鱼和熊掌兼得岂不更好？但，那只能是梦中才有的好事情！

　 斯大林之所以两次对中国作出了重大让步，自然是有原因的。当时的苏联就国际局势而言，他手里只捏着中国这一张牌可打，就是他必须和中国结成牢固的同盟，才能确保苏联东线的安全。

　

而重要的是，中国是否能真正愿意成为他手中的一张牌，他并没有充分的把握。因为，科瓦廖夫于1949年12月24日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明确认为中共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倾向。他们始终对英、美两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幻想，为了不激怒英、美，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等国工会参加亚澳国家工会会议。周恩来反对向英美势力较大的上海天津两大城市派出苏联专家。这份报告的情况是高岗向科瓦廖夫反映的。

　 时间再往前移，1949年11月17日，李克农曾向罗申大使提到，美国有一个有意策划分化中苏关系，促使中共响应铁托集团的重大阴谋。而且正在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

　 凡此种种，不可能不对斯大林产生影响，他极不愿意看到中国亲近西方国家，并渴望中国成为苏联集团中最重要的一员。但鉴于桀傲不驯的铁托的背离，明显具有雄才大略可是又让他难以捉摸的毛泽东是东方铁托的可能性较大，斯大林不能不存有顾虑。对于中共要求帮助解放台湾他一再拒绝，惟恐毛泽东一旦完全统一中国后会再无后顾之忧，也就不再有求于苏联人。但是，现实又清楚地提醒他，苏联和中国结成的军事政治同盟，实际上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形成的。对于苏联来说，这项条约具有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保障了苏联7500公里的边界处于安全和友好状态，也保证苏联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拥有一个最为可靠的同盟者。而现在，他认识到要让毛泽东死心塌地加入到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自己就不能不在重大问题上对毛作出一些让步。

　 而苏联1942──1952年驻华高级外交官、毛泽东访苏的亲历者A.M.列多夫斯基在回忆录中称：“斯大林之所以改变保持1945年条约继续有效的立场，不是因为对日战争已经结束，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斯大林不便透露的原因。”

　 斯大林在下决心与毛泽东签订新条约的同时，巳经下决心让金日成对南朝鲜动手。这当然不能透半点风声给毛泽东，于是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中苏条约敲定后，斯大林马上就给金日成的战争行动开绿灯。他期待着金日成能速战速决，在美国介入前解决问题。他一再说美国还没有准备好，甚至认为要20年才能准备好。万一美国介入，那就要用中国的力量顶上去，这也就是不得不同中国签订新条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毛泽东手里则捏着三张牌可出，他既可以选择和苏联结盟，也可以选择和美国结盟，还可以走中间道路。当然，当时毛泽东本人怎么想的并不清楚，这只不过是历史学者们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的一种客观分析后得出的判断。所以斯大林最终向毛泽东作出让步，只能是一种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