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工程二十八年回顾与刍议

周光华教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他的造诣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第一次科学地证明了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在中国的存在。从“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就能揭示中国远古盆塞海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较同期其他地方，有更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表现，这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源。这里，中华民族的开山先王，在开创人类文明的搏斗中，已感悟和树立起“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原始意识形态。即使后来一些部落和王朝的“落后侵略了先进”而取代了前王朝，这种“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开创性的意识，仍然保存了下来。这说明真正产生过具有先进意义的意识形态文明，是不会消亡的，是能够传播的。这才是“中国主义”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并且以此“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中国主义”，推进世界大同。

周光华的《远古的华夏族》，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先进治国”论的思想，来研究远古华夏族的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揭开了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社会现象。例如，《远古的华夏族》中166页至190页，作者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地描述了炎帝蚩尤氏族的发展和先进性。作者由衷地写道：“研究认为，炎帝蚩尤氏在中国地域的东部，奠定华夏文明的物质地域基础。随着使用青铜兵器能力的提高，炎帝蚩尤氏的经济生活能力和军事治政能力同时得到增强壮大，古‘中冀’黄河北岸乃至今天的山东广大地域，成为当时炎帝蚩尤为代表的，华夏族发达经济文化治政中心地域，成为华夏民族兴旺发达的地域根基地，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这样从蚩尤、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是内部争夺领袖权的战争来看，就觉得这是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一种程序编码。周光华用蚩尤氏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回答了蚩尤为什么要同黄帝大战的这个社会进程的程序或编码问题──战争与改朝换代必然且自然地遵循的法律程序，周光华教授暗示，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存在着必然且自然的规律程序或法律编码。

毛主席就说得很直白：“枪杆子里出政权”。说明从远古到如今，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至少存在两形式。第一种是“发明创造出政权”，第二种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是一种科技武器，不同于远古黄帝以前的先王，用自然物简单加工制作出的原始工具，进行的这类“战争”，因为它的残酷性、死人的数量是有限的。从青铜器、铁器到“枪杆子”，这是人类社会用自己发明的科技原理，创造生产出的“高科技”工具武器。所以，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进行的这类战争，是更残酷的“内战”，是人类的“自残”。

这类更残酷的“内战”，是从蚩尤战黄帝划分时代的，它是人类社会“科技”出现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它深刻地说明了政权现象与科技现象的关系。但民主与独裁并不是对立的，例如那些缺乏强大的原始创新科技力量的国家，它们即便有了民主的政权，也是不强大的。所以科学和民主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才行！这就是21世纪里强调和谐社会，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以及它的先进意义和正确性。

战争与科技武装后的政权及政权人物，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的蚩尤，为什么会被黄帝打败？其实内战是很复杂的。对此，周光华教授作了一类“声东击西”的提示。《远古的华夏族》158页上说：“夏商周秦汉，虽然在西方立国，其源头却在东南，而处于上古时期的神农氏也正兴起于南方”。周光华是以古籍预言“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为依据，作的发挥。这个古籍预言，其实也适合当今联合国或欧盟这类现代国家模式，虽落脚或成熟于西方，但却源生于东方远古的中华盆塞海文明。

其原因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原始部落强调集体思维，就把破坏部落整体效应的个别爱“发明创造”的人物，看成是“叛逆者”。东、南、西、北、中的原始群落内的大量“叛逆者”、犯人，被放逐到四川盆地的盆塞海边，他们倒集成了一种“新人类”。这是一批重视“发明创造”，重视“新创见”实践的人。所以盘古王国不是从原始部落政权及其政权人物现象展开的，而具有原始超前的民主性、科学性。真所谓是“浑沌”初开，开天辟地，人类文明大爆炸。

“盘古王表”记述，这渊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迫使盘古王把类似动物世界的蜂王、蚁王到猴王、狮王模式的四方或五方邦族、邦国、部落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集合成一种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其政权现象的核心动力，是远古的市场交换、物品流通，长途交易、商品生产。

其“古联合国”或“古共同体”政权人物现象的选举办法，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发明创造”竞争国王。当然，这不是到1789年才出现的类似华盛顿“普选多票当总统”的模式，而是在原始群落内个体偏好的适当限制下，以多数规则应用于一个广泛的群体决策的和谐社会方法。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就是所谓的“汉族”，或“群体决策的不可能性的多数规则”。动物社会知道要有蜂王、蚁王、猴王、狮王，如果进化到高等动物的人类，不知道要有人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所谓“母系、父系”进化规则，以代替智力或体魄竞争称王的“多数规则”，其结果是如苏三出书，说中国人是以色列人，远古的文明仅是向东、向东、向东、向东。

其实，要说言必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学者，才类似“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至今还是“母系社会”。但以色列也不是仅选女性当“人王”。其次，人类社会一旦建立起了国家共同体的政权模式，就具有很大的传承性。而接近这种国家群体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不会因不是“国王”，就不具有传承性。相反，只要最终争夺到了这个“王位”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都是先接近这种国家共同体的，而后也就代表着这种国家共同体政权的传承性。

由此来看，远古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就是一只“不死鸟”。那么黄帝的“共同体”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大家也能猜到是从“西陵氏”来的。“盘古王表”记述，“西陵氏” 共有５代“国王”：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他们分别是在远古教育、地理、医药、天象、蚕丝方面的大创造或大发现家，争夺到了“王位”的。这是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城邦之美最后一个时期，由于他们掌握了这时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政权”，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也许如今天的跨国公司，敢于到外面去建厂。这也类似今天一些发达的国家，把工厂建在国外，而把研究所、实验室、大学、金融等清洁而高智力的场所，建在国内一样。

相对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顶尖优势文明，这些都是它的“后院”了。正是在“古联合国”内部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得处在有利地缘的北部黄帝邦族、东北部蚩尤邦族、东南部神农邦族，比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邦族进步更快、更大。《嫘祖研究》一书认为，掌权“古联合国”的嫘祖西陵部落，与炎黄部落以及蚩尤部落的接触，改变着当时战争的模式，并十分频繁地在这些落后地区激化着战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嫘祖发明养蚕治丝，类似高新科技，也联系类似黄金、货币经济、文化，而更加发达，强烈冲击着临近的部落。其主要是他们在与周围部落的交往中，将丝绸、舟船、养殖、编制、刀具等技术传入，改变了当地人的整个生活方式。

由于蚩尤部落与西陵部落接触，而发展出的铜制工具比炎黄部落的石斧功效高出数倍，又十分珍视与“古联合国”主干的物品交换，于是激发炎黄部落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村庄搬迁到新地方，力图取得与西陵贸易团体进行接触的好机会。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势力大的一伙人能得到比较充足的物品，所以那些控制着与西陵部落接触机会的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声望和地位均得到提高。因此，先前的炎黄部落，虽然也曾偷袭过西陵部落的定居点或其它村落，藉此获得所需物品和人才。但是比这更好的办法，还是移居到西陵部落贸易团体的前哨地点附近才好。北部的黄帝邦族捷足先登，因此不但控制着物品的交换交易，而且还得到通常是装备精良的西陵部落人的支持。

特别是嫘祖故里盐亭县传说，黄帝因为发明战车，原本是“古联合国”选的王储，并与嫘祖有婚约，是北部邦族抢劫了年少的王储和退位的歧伯后，金二伯和嫘祖都力图解决这一争端。后来“古联合国”的政权没有通过“竞选”，由嫘祖让给了黄帝。在这种情况下，远离西陵但也很先进的蚩尤部落，用战争的武力阻止“古联合国”政权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政权人物，压制自己的“竞选”，或粉碎对手妄想控制自己区域的企图，不失为一种法律程序或法律公正。然而据盐亭县传说，这本身却是嫘祖王的千古设计──因中华巴蜀盆塞海终将要干涸，远古的民主终将要被专制所代替，战争选在中原打有好处。

事实证明，直到清代，政权人物还在坚持“天下莫非王土”的“古联合国”观念。是近代科技粉碎了“古联合国”之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才部分恢复和重建了“联合国”。关于意识形态与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 ，《远古的华夏族》145页上说：“后世思想家，特别是地主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为完成……帝王治世理论，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周光华教授没有明说无产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也是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的，但暗示是不言而喻的。这涉及从古至今的意识形态规律和讲政治。

3、没有反面的白祸论就没有反面的黄祸论

历史上所谓黄祸论是指成形于19世纪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该理论宣扬黄种人对于白种人是威胁，白种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那么欧洲人曾炮制出黄祸论，中国人为何不以白祸论针锋相对？

28年探源工程，如果要解码“维京人”一边反面说“黄祸论”，又一边正面宣传“白祸论”，理顺当代世界两极或多极的争霸，落实毛主席说的宏图:“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就要说明没有反面的白祸论也就没有反面的黄祸论。

由于历史上蒙古曾经西征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甚嚣尘上。这主要指欧洲人炮制出的第三次“黄祸”，发生在13世纪蒙古第二次西征攻占布达佩斯后，前锋攻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达，主力渡过多瑙河，攻陷格兰城。随后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传来，统帅拔都因汗位继承问题撤军东归。这次蒙古西征在欧洲大地引起一片恐慌。而一般认为，“黄祸论”首先出现在沙俄，最早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宣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在1873年他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书中他认为：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于人口与移民：“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六亿人口，他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这种理论被炮制出后，西方的政客们在政治上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17世纪被文艺复兴等欧洲先进文明唤醒的俄罗斯人，从沙皇时代开始奋起直追。在大航海时代，面对西方风起云涌的文明大潮，为便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1703年在重重阻力之下他们把首都搬到最西边位于北纬60°的彼得堡，这是刚刚从瑞典人那里抢来的土地。

这里成为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最大极地城市，它也是俄罗斯水陆交通的一个核心。殖民时代的彼得大帝（1672-1725年）为这个超级大国，敏锐地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西化。他抓住了文明大趋势，所以俄罗斯在他的任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迅速成长为令人瞩目的大国。除了派遣学习使团，彼得甚至亲自装扮成普通船员，到西方学习先进文明，不难看出他的决心与雄心，真可谓卧薪尝胆。

彼得大帝先后在荷兰和英国等地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并聘请大批西欧知识分子到俄罗斯工作。回国后彼得积极开始一系列洋务运动，俄罗斯的工业基础是在彼得手下开始建立的，同时他还加强了中央集权，不惜处死皇太子以稳固政权。可以说，近代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无不源于彼得大帝时代。

民主，在俄罗斯没有地位。从18世纪初开始，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俄罗斯发动多次战争。1721年俄罗斯击败北方熊瑞典，惊醒整个欧洲，从此俄罗斯成为欧洲显著的一位成员。沙皇彼得大帝被俄罗斯元老院授予“全俄罗斯皇帝”的称号，副皇帝成为真皇帝，从此俄罗斯开始走上全新的扩张强国之路。大航海时代里任何一个缺乏港口的国家，或者远离大西洋的国家，都会是非常被动的，所以俄罗斯开始做一系列拼死挣扎，从南北两个方向寻找出海口，在波罗的海与北欧人战斗，南方则为了进入黑海与土耳其人结仇，最终无果，他们转而从东方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从陆地扩张殖民。

18世纪中后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罗斯达到鼎盛。19世纪国土面积最大时为2280万平方公里，至今俄罗斯也是世界上本土连续面积最大国家。俄罗斯本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自17世纪后突然膨胀为世界第一地理大国，尽管从文明角度俄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这里却突然产生了一系列璀璨的文明之光，比如在科学、艺术方面产生了大批的国际性代表，他们分别散布在音乐、舞蹈、文学、数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领域。从俄罗斯到苏联的发展成就可以发现，一个地区的文明发展与国土与人口数量之间可能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他们可以举国之力办大事──就文明发展而言，大国优于小国。而国家制度，比如专制还是民主，却并不一定影响其科学艺术的发展。俄罗斯与苏联的发展都已经给出答案，美国以及日不落的英国也都给出了答案。优势中包含劣势，劣势又可能转换为优势，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尽管处于欧洲的最不利地缘，但最终却活成了一个巨无霸。到近代，拼命学习西方的俄罗斯因为开放的心胸而开始占据文明上风。俄罗斯的近代扩张之路，实际上是欧洲殖民大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不过他们属于就近殖民，而非越海殖民。与其他欧洲国家到美洲殖民不同，俄罗斯走了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日本实际上也想学习俄罗斯的殖民扩张道路，不料殖民时代已经过去，反殖民运动高潮已经来到，所以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反倒成了战争罪人，其实它们的行为与之前的殖民侵略者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俄罗斯尽管占据了巨大的地理面积，但问题在于，他们所侵占的土地多数为冰原；另外，身处东欧，在工业革命之后，从传播序列看他们本身也已成为欧洲的落后国家，所以对于资源的开发利用严重不足。所以，最初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如同欧洲其他国家那样的经济利润，他们甚至还在1867年以720万美元将北极圈上的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利坚合众国，今天这块土地占美国20%国土面积。

殖民不是仅仅侵占掠夺就可以，而是一种特殊的“文明现象”──看维持的时间，蒙古帝国只维持了几十年，俄罗斯尽管维持了3百年但依然是欧洲最落后国家，英国却是工业革命的发起者，而且连续300年都是全球最先进发达国家。之所以阿拉斯加易手美国，有一个原因阿拉斯加相距当时的首都彼得堡1万多公里，军事上很不容易控制，有可能被英国抢夺。看来远距离殖民需要一定文明水平支撑。阿拉斯加的丢失就是俄罗斯的第一次小崩溃，苏联解体是不是他们的第二次大崩溃？起码是20世纪全球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的一个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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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祸论的另一种，指对西方白人和西方文化的一种恐惧和反抗的态度。一般来说，白祸论主要出现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当时西方国家大规模地侵略、殖民和剥削亚洲国家，造成了无数的苦难和灾难，同时也激起了亚洲国家的反抗和觉醒。无论是“黄祸论”还是“白祸论”，都是出自西方之口。比较白祸论和黄祸论的异同，白祸论和黄祸论都是一种基于种族、文化和政治敌对的一种对他者的偏见和歧视。2019年10月15日“知乎”网上，发有“真空管朋克2077”的一篇《白祸论和印度大起义（五）》的文章中说：尽管“白祸论”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有一个一致的共识，是1855年上海的《申报》的一篇文章，叫《白种洋人之患》使它这种意识形态得到大规模推广的机会。这篇文章引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文物和甲骨文中，声称调查其中资料显示在三千年前有一次冰河期导致各种游牧的白皮洋人南下，商朝曾和北方的蛮夷“鬼方”有一场大战。

在女英雄妇好将军的指挥下，粉碎了白种的雅利安洋人妄图征服中国的企图。而与黄河文明相邻的另一个文明“古印度文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白种的雅利安洋人在入侵古印度时，印度没有出现属于它的妇好，最终白种洋人征服了印度的黄种人，并发明了种姓制度，将黄种人世世代代变成了白种人的奴隶，一群低种姓人。

文章论证东西文明之争，实际上是延续了三千年的“东方王道”与“西方霸道”之间的宿命的对决。说西方所谓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都是建立在有作为足够劳动力的奴隶上的，而为了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奴隶，他们会把所有的技术都变得暴力化。

当我们把四大发明送给西方时，指路的指南针被他们用来寻找殖民地，放鞭炮的火药被他们用来屠杀原住民，写书法的纸被他们用来画军事地图，印刷术被他们用来推广圣经，洗脑人民。这篇文章的作者后来被记者查明，这篇文章是清朝咸丰年间经过宗社党的授意后写的──1856年资政院大选，宗社党毫无悬念的成为了执政党。

宗社党本想对四年前“维新起义”时的人进行清算，但被皇帝奕訢制止了，让青年党党魁李鸿章和保皇党党魁曾国藩入阁，李鸿章担任了协理大臣，曾国藩担任佐理事务大臣。以上内容，该文作者说是“本文纯属架空，切勿当真”。那么有个叫“路生”的，写的文章《历史上，欧洲人曾炮制出黄祸论，中国人为何不以白祸论针锋相对？》中说：如今“黄祸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已经是“一页风云散，变化了时空”，而我们还是要说，在过去圈块地，搞搞所谓的民族理论，也许还能有一定的市场，但在一切都讲共享与融合的当今社会，这么搞恐怕很快就会被孤立起来，行不通了。

该文提到王桐龄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说：王桐龄（1878-1953年），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清末考取秀才，后留学日本，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攻读史学而正式毕业的学人。1928年王桐龄教授所著《中国民族史》脱稿，他说中国为东方大国，境内为一大平原，人民眼光阔大，不褊浅，不妒嫉。其所产生汉族之风俗习惯，结婚自由，信教自由，殖产兴业自由，对于一切异民富于同情心，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切平等，无差别待遇……最终之目的在于平天下，无国界，无种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一切民族皆平等。王桐龄教授详细介绍历史上汉族与满、蒙古、回、藏、苗等族共同融入中原的事迹，借以阐明当前中国境内各族“皆为中国民族组成之主要分子”、“中华民族为汉、满、蒙古、回、藏、苗六族混合体”的重要史实。

【9、大语言模型探源三星堆文明中的失落之争】

最后再说一点28年探源工程，从人类文明起源大爆炸钟形图解码“三星堆造型奇特的人像青铜器等，何以有来源失落之争”？

我们说三星堆造型奇特的人像青铜器，不是沿自中原或埃及、中东，而是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自产的。中原或埃及、中东有这类相似的青铜器，反而是远古巴蜀盆塞海溃坝或者干涸发生，远古联合国的这类文明向它们扩散造成的。

这种研究方法，类似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研究院首任院长江晓原教授，与观察者网作者岑少宇教授交流他和穆蕴秋教授出版的新书《地外文明探索──从科学走向幻想》的心得──江晓原教授说：“晚清有不少中国人写过科幻作品，我们的新书是作为科学前沿在讨论的。这种情况和晚清作者自己明确是写科幻小说不一样的；科学与科幻的边界在哪里？特别现在什么脑科学、人工智能里头的很多前沿理论探讨，在未来可能又会被视作科幻，这个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与你脑子里有没有把这两个东西区隔开，没有必然关系”。

类似江晓原教授搞科学研究、科学探索的情况，我们搞人类远古文明语言、文字起源统一与分化的研究，心里明确是搞科学研究、科学探索，和大多数类似搞嫘祖文化研究的人，只把嫘祖传说作为基础、素材编历史是讲故事不一样的。看重《盘古王表年表》，看重三星堆青铜面具与盐亭发现的黄帝时代青铜像的科学对比鉴定，是追求搞清真实的中华民族历史。例如，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汉文字学专家何九盈教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首次披露绵阳市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六千年左右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为啥？

这里打造一系列的科学原理，论证广汉三星堆遗址周围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消亡的原因，原理类似有：英文←→中文；能懂←→不懂；整体←→还原；统一←→分开；打墨水←→后写字；学习←→实践，科学←→技术；设计←→制造；“水平分工”←→“垂直生产”；相长←→相消；先生←→先死……等问题。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尤其是青铜器，鸟或者似鸟的东西，占了大部分。也正因为看到青铜器中大量的鸟，反过来才有类似影视人类学者杨干才这种人，又把三星堆遗址跟阿卡人联系起来。

杨干才猜想：有些古蜀的先民可能是一个位于四川西北的青海、新疆地区的古老的游牧羌人的一支，为了生存迁徙南下，到达水草丰美的成都平原后定居了下来，但是后来在与其他部族发生战乱，被打败，所以毁掉了象征着他们财富和辉煌的成果，带领族人继续南迁，最终到了云南边镜。这里杨干才把青海、新疆的游牧羌人迁徙南下，定居成都平原就能创造辉煌的文明成果，也许想得过于简单。

拟设游牧羌人从青海、新疆迁徙南下到四川盆塞海是实，而且成为这里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多数规则”的核心部族也是实，但三星堆和金沙等遗址文化宝物昭示的转移，是“先生先死”的那个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多数规则”共同成果的传承。

如果以四川三台郪江镇为中心，到广汉三星堆的距离为半径画圆，那么圆弧西边圈线外靠近成都金沙遗址；圆弧东边圈线内靠近盐亭金孔区的嫘祖故里和临近的盘古故里──三星堆的文物与此地转移有关吗？传闻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时，郪国都城郪江镇主要从事远古联合国的青铜器等生产制造、发放销售、回收。

这部分先民早来往于郪国和阿拉伯地区──来来往往，“郪”同音于“妻”，与妻子回娘家的习俗相似，也许“郪国”得名，就源于郪王城住着的是大多数家庭是远古联合国上层的内亲，掌握着贵重交易品的制造、发放和远洋贸易。但在盆塞海遇自然灾害不断，并干涸后随着权力中心的转移，和在人类第二次分散向世界各地的迁徙转移时期，郪王城的大部分能工巧匠和生意人，成为指导指引一批一批的蜀人，并跟随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去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向导。

斗转星移，阿卡人的离开，是他们同族中主张与时俱进先迁出盆塞海的新多数杀了回来，打败了坚守原来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多数规则”中的少数的结果。从古到今，全球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存在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的斗争。如果以古史有记载的郪江古镇为“圆心”，把分若干不同半径之长所作“圆”包围的所在地区的文明，对比相同半径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为“圆心”作的“圆”所在地区的文明，判断谁在先？那么把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古青铜器等遗物，不看成全是当时三星堆用的祭祀器物或当地上层使用的东西，而是之前早期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遗物，被当时郪江先民等收购转移，先后集中在三星堆境内后才销毁或转移或被埋藏留在成都地区的，由此的计量历史学的本地性科学也能验证“先生先死”的。

如三星堆发现的金面罩、金面具出自哪里？以铜为例，考古学家发现以色列在7000年前有采铜矿坑──在铜石混合时代或者红铜时代，红铜是比较纯的铜，质地软，熔点高(1084.62°C)，不适合做切削工具，但做一般面具、面罩适合──《山海经》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形，这有一部分是远古联合国各地节庆、舞蹈风俗等带面具表演化了的人物、动物和植物，以后被传说演化成真人真事。

1、三星堆考古铜矿产地在巴蜀提示

四川是我国历史上产金较多的省区之一，全川180多个县，除少数几个以外,都产过金。不少河流，例如嘉陵江、涪江、白龙江、金沙江、岷江等，都因为产砂金丰旺而享盛名。今天发掘出的三星堆金面罩、金面具，其黄金是否和川内青川、平武、江油等地出产的黄金微量元素相同，一是可以用多元统计分析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作为一个判断标准。这里先说三星堆青铜面具铜矿，在巴蜀，三星堆考古之外为何还有大批类似的祭祀地址？

这需懂得回族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自然灾害仍频繁，加之远古联合国的权利中心转移到中原，那些没迁出盆塞海山寨城邦留在郪国和西陵盐亭等境内数百座古山寨顶上，类似小议事厅、观象台、祭祀神庙内的青铜等祭祀器物，以及山寨半山腰大围坪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内的青铜、玉器等用具，留下已失去原有意义和价值。

这时曾是铁杆的古郪国和远古联合国上层内亲的回族先民，不走，收拾残局就成了意料份中之事──收购转移、埋藏销毁曾掌握过从事贵重交易品的制造、发放和远洋贸易的古青铜器等遗物，他们是内行，也是寄托哀思。例如，在郪王国这片土地的西南边境，约50公里的资阳市黄鳝溪，1951年曾发现“中国新人化石”，考古学家命名为“资阳人”。人要是活动的，在距郪王城50公里的射洪柳树镇，也曾发现过古人类头骨化石。在郪王城北50公里的县城牛头山下，1971年修人民旅社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经过人工打磨过的石斧。在郪王国城北50公里的火烧沟，曾发现战国时的铜戈。

从古人类化石和古人类遗迹遗物看，郪王国是古人类活动的地方。再从古蜀国疆土看，《华阳国志》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由此可见蜀国领土，东南以江、潜、绵、洛为界。

2、三星堆青铜器冶炼需要矿料、数量在巴蜀

郪国境内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据记载郪王国产铜的地方很多，《元和郡县志》说：“飞乌县，本汉郪县地，哥郎等八山，并出铜矿”。“铜山县，本汉郪县地，有铜山，汉文帝赐邓通蜀铜山铸钱，此盖其余峰也。历代采铸。调露元年，因废监置铜山县”。在商周时期，郪人的祖先濮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如果以郪江镇为中心，到广汉三星堆的距离为半径画圆，那么圆弧西边圈线外靠近成都金沙遗址；圆弧东边圈线内靠近盐亭金孔区的嫘祖故里和临近的盘古故里──三星堆的文物与此地转移有关吗？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时铜山县都还有“一铜治”。再次是铁，铁在郪王时可能才开始采用，其境内蕴藏有铁。通泉县，有“三铁治”。东关县（后并入盐亭），有“一铁治”。以《山海经》载“有赤国郪氏，有双山”为据，参考《盘古王表年表》，那么从公元前6390--6210年“法天法地时期”的盘古王开始，到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夫张仪、都尉司马错伐蜀灭郪国，在建立蜀郡的约6000年中，这里以炼制“红铜”开始闻名的“赤国郪氏”这支回民先祖，有人说：“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数量就超过了一吨，为啥按照当时冶炼技术进行统计即便是在附近有矿石的地方，也需要几千吨”的这种能力。对这种怀疑分析远古巴蜀的能力，为啥还是足足有余呢？

一是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不是一齐在三星堆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生产的，而是古郪国的回回先民在古西陵国和郪国等境内众多已衰落的山寨城邦收集到三星堆的。如果不是同一地点，也不是同一时间生产的，就不需要大的铜矿场，也不需要大的青铜器生产作坊。

二是在盐亭不远的中江、北川、彭县等地都有铜矿。虽然现在看来开采价值不大，但古西陵国和郪国制造铜器时却正适合。《山海经》载“有赤国郪氏”，这是以炼制“红铜”闻名的“赤国郪氏”中的一支回民先祖，即古郪国的回回先民，是在古西陵国和郪国等境内众多衰落山寨城邦，收集到三星堆的。

虽然铜可能是人类最早冶炼的金属，是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判别指标；现在公认的世界四大古文明都拥有灿烂的青铜文化，但人类最先使用的金属应该是在自然界中能直接找到的。自然铜虽然储量比自然金，和自然银大很多，但是分布范围很局限，是富铜流体遇到大量还原物质时出现的，我国峨眉山，也只有少量自然铜产出。

3、三星堆青铜器冶炼需燃料、方法在巴蜀

据《嫘祖研究》一书中介绍，嫘祖养蚕和炼铜技术联在一起，首先是炼铜燃料“杠碳”的发现──在川北地区天生柞蚕的青杠树，木头很硬。把青杠树棒埋土作封闭的窑中经过燃烧炭化，就称为“杠炭”。

我们1956年曾在玉龙镇罐子沟完小上学，路过玉龙中峰寺一处青杠林山坡，就看见这种大规模燃烧炭化的方法，很惊讶。问其起源，这里有人把我们带到青杠林半坡一处裸露的石崖下，这里有一个被开挖像小屋大的石腔，崖层是片状叠加的。在叠缝之间不时露出的一小片小片的煤炭板块。我们后来明白，古西陵国的先民是受此得天独厚启发的发明，还使上古冶铜技术也发生了一场革命──“杠炭”比木炭是一种燃烧时间长并能产生较多热量的燃料，且不说添加那一小片小片的煤炭块一起燃。其次，这里很早就采用桐籽树把心挖空做成大口径的封箱，大大改善用嘴吹风的肺活量限制。

4、打造青铜面具等制造代工水平在巴蜀

今天在北川县，羌族群众跳“锅庄舞”，就还保持带怪状面具的习惯，可见一斑。其实历史上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的工匠，都能打造精美的金银首饰，特别是藏族地区的金银首饰工艺品，至今还是一项促进旅游的产业。掌握这些工艺制造，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期的上层圈子及后裔，与今天的少数民族，多少也有联系。

类似三星堆对青铜器的考古，铜同位素分析法是一种新兴的考古示踪法。尽管自然界铜同位素的变化较为复杂，且铜同位素地球化学还处于形成发展阶段，但铜同位素分析法在含铜器物的产地研究中，随着铜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的深入及分析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铜同位素分析法在考古研究中，深度学习，就能显示出较好的应用前景。

今天三星堆“祭祀坑”等，发掘出的青铜器出自哪里？是否也来自川内？这个问题也需要类似用多元统计分析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检测金面罩、金面具的办法，先查验三星堆出土每件的金属文物，再普查检测川内各县、市地方上曾报告发掘发现的、且至今还保存、能找到的远古金属文物──这里难度不在检测，而在普查的动员组织的认真细致负责。但这里一个还值得注意的是，类似青铜，是红铜与锡及铅、锌的合金，相对于红铜，青铜的熔点大幅度降低、易于熔融铸造。与红铜不同，青铜不仅需要冶炼铜，还需要冶炼锡、铅、锌等金属。目前公认青铜时代始于6000年前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其实是古郪国先民传到那里及以色列的。

5、铜同位素示踪法比较三星堆及古郪王国

如果说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后被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那么就可以用来验证青铜面具代工在巴蜀。因用铜同位素示踪法作初探，是可行的。

例如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应该把它们一件一件分门别类，单独采用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列出其矿料元素和成品制造时间。再对在盐亭、三台、中江、北川等县境内已知道的铜矿场，以及发掘收藏有的上古青铜器，也应分门别类，单独作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搞清楚矿料或青铜器成分，和成品制造时间，以便和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作对比，才算有争辩底气，才算科学。

而且发表这种考古论文后，要允许有这种能力的实验室作检验。因为青铜器的考证，其实有严格的报道──从考古发现的铜器，提取类似铜的同位素类型和含量，在对标查找巴蜀和全国、全世界发现铜矿地点的铜的同位素类型和含量。对上号的，就能说明青铜器出自哪里，以及制造的时段──如说三星堆造型奇特的人像青铜器，不是沿自中原或埃及、中东，而是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自产的。即中原或埃及、中东有这类相似的青铜器，反而是远古巴蜀盆塞海溃坝干涸发生，远古联合国的这类文明向它们扩散造成的。

6、巴蜀古郪王国为啥上古时代有回民？

郪王国在上古时代，当是万国中的一个。在商周时，当是千国中的一个。从郪王国这块土地最早的人类活动说起──在郪王国这块土地上，多处发现古生物化石，如在郪王城东2公里的鼓楼山上，有古代杉木化石，化石直径约半米。在郪王城东20公里的干坝王，1958年也曾发现恐龙骨化石，直径约二十公分。在郪王城西北七十公里的中江县城东，唐代人曾在玄武山，发现恐龙化石群。在郪王城北五十公里的印盒山挖绵纺厂基脚，在十多米深的羊肝石岩层中发现猛象齿化石。在郪王城东北50公里的双乐乡因修人民渠渡槽，在挖基脚时，在三米深处发现犀牛齿、骨化石。这些都说明在郪王国这片土地上，在远古时代，林木茂密，恐龙爬行，巨兽成群。

在郪王国这片土地上，除古代动物外，还有古人类活动的遗迹。在郪王国西南边境约五十公里的资阳县黄鳝溪，1951年曾发现“中国新人化石”，考古学家命名为“资阳人”。人要是活动的，在距郪王城50公里的射洪柳树镇，也曾发现过古人类头骨化石。在郪王城北50公里的县城牛头山下，1971年修人民旅社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经过人工打磨过的石斧。在郪王国城北五十公里的火烧沟，曾发现战国时的铜戈。从古人类化石和古人类遗迹遗物看，郪王国是古人类活动的地方。再从古蜀国疆土看，《华阳国志》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由此可见蜀国领土，东南以江、潜、绵、洛为界。刘琳教授注云：“江，岷江。潜水，一说西汉水，一说潜溪河。绵水，流经的绵远河。洛水，即什邡石亭江。今之中江、郪江以及涪江中游地区都不属蜀国土地，而是郪国领土”。

郪国境内有郪江贯通郪国西南部；五城水（亦名玄武江、中江）贯通西部，至北伍城（今三台）汇入涪江；梓潼水贯通郪国中部、东南部。这些河渡两岸都是大小不同的冲积平原。在渔猎时代，有充足的鱼类、鸟兽，足以养活郪国人民。在农牧时代，有充足的粮食和畜产品养活郪国人民。郪国境内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首先是盐。《华阳国志》说：“郪县有山原田，富国盐井”。富国，当是郪国的产盐丰富区，赵宋时，置“监”就是以《华阳国志》所说的富国命名。监在今三台县南90里，即今安居镇。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郪县有盐井26所；通泉有盐井13所，以赤车盐井为最著名。

盐亭县也因近盐井而得名。蓬溪县有盐井13所。现在再来看郪江古镇，位于四川三台县城南47公里处，南临郪江，东滨锦江，建于两江汇合处，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个有7000多年历史的老镇，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随之游牧的郪国和双山族的西陵国上层之间，即使曾经有过小摩擦也被淡忘。这时还有《资治通鉴》卷八十五载：很早以前，郪人先祖还有从云南迁徙来到巴国和蜀国之间的回民濮人，在郪江河边建立了郪王国。这时古郪国在巴国和蜀国之间的蜀国东南边。《三台县志》载：商周时期，郪国人的祖先濮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周武王伐商的公元前1066年，武王姬发载着文王木主去伐纣，二月底攻入朝歌城灭商。

濮人参加武王伐纣战争后得到封赏，势力和支系都有很大发展，大部分人留在今天的三台、中江县一带。在春秋战国时，这里也仍还是郪国的都城。但在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夫张仪、都尉司马错，奉秦惠王之旨从石牛道南下伐蜀，途中“顺便”灭了郪国。

秦以蜀国土地建立蜀郡，以成都为郡治，郪为蜀郡所辖之地，不再是一个独立王国。再到西汉高帝的公元前201年，又置郪县，以郪国首都为县城，以郪国的郪为县名。后西汉又析郪县，建立广汉县。到东汉，析广汉县地置德阳县（即今遂宁）。晋又析德阳县，置小溪、巴兴二县。到两魏，以小溪为方义；改巴兴为长江县（今蓬溪）。到三国时，蜀汉建兴的公元224年，又分广汉郡，建立东广汉郡；东广汉郡城治所，初设在郪县。后蜀汉时，又析郪县置北五城县、盐亭县，建立五城县（隋改玄武即今中江）；改原广汉为通泉。到西魏，析郪县地置射洪县（治今金华镇）。到晋朝开始的公元265年灭魏后，仍置郪县，县城也在今郪江镇。南北朝时，南朝刘宋时仍设郪县。到隋朝开皇的公元593年，改郪县为飞乌县，治所在郪江镇。后移县治于今中江县南飞乌镇。到元代时，古郪江镇还作过四川的省府。清雍正的公元1734年，郪江镇遂由中江县划归三台县。

把今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古青铜器等遗物，不看成全是当时当地用的祭祀器物或当地上层使用的东西，而定位于是在远古郪国境内回族先民收购转移，先后集中在三星堆境内。直到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夫张仪、都尉司马错伐蜀灭郪国建立蜀郡，以成都为郡治等各种社会、自然原因，才停止销毁、转移而被埋藏留在今广汉地区的。

如果懂得回族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自然灾害仍频繁，加之远古联合国的权利中心转移到中原，那些没迁出盆塞海山寨城邦留在郪国和西陵盐亭等境内数百座古山寨顶上，类似小议事厅、观象台、祭祀神庙内的青铜等祭祀器物，以及山寨半山腰大围坪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内的青铜、玉器等用具，留下已失去原有意义和价值；这时曾是铁杆的古郪国和远古联合国上层内亲的回族先民，不走，收拾残局就成了意料份中之事──收购转移、埋藏销毁曾掌握从事贵重交易品的制造、发放和远洋贸易的古青铜器等遗物，是内行也是寄托哀思。

7、王红旗推证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像传奇

更有启发的是，北京专家王红旗教授在2002年第1期《文史杂志》发表的文章说：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里，出土有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它们或两眼角向上翘，如同竖眼一般，或眼球向外突出极度夸张──对那直径13.5cm，凸出眼眶16.5cm。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cm，眼球中空的纵目青铜人像，他分析认为：有人解释为某种眼疾的病态再现，有人猜测是某种未知习俗的夸张等不对，而是远古蜀人关于望远镜的使用和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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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王红旗教授的道理是：这种用在眼睛上的测量仪器，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古代真的望远镜，已经被发掘出来却没有被认出来。《庄子•秋水篇》就记有“有管窥天”的说法。《淮南子•泰族训》称：“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射快”。冯立升教授在《中国古代测量学史》中指出，“金目”在汉代又称“深目”，并推测“金目”可能也是窥管一类的测望工具。它是一种有刻度的两节窥管，能够自由伸缩的用于测量距离远近和山峰高低的仪器，它的前身应当就是三星堆青铜面具上的纵目。事实上中国远古时代的测量仪器，可以追溯到伏羲、女娲手中持着的规和矩，如伏羲画卦可能也与方位的判断有关；所谓女娲用绳“造人”的绳，实际上也是一种长度测量尺。

四川阆中有伏羲母亲的传说和有关伏羲、女娲的汉砖画像发掘。川西雅安碧峰峡有女娲的传说。伏羲、女娲故乡有传说在甘肃天水。从甘肃天水到四川阆中、雅安的可行性，是在“立足山海时期”的公元前5070-4170年，属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他们都类似远古联合国秘书长的伏羲和女娲，也是盆塞海商船队伍的头人、大老板。航海商贸需要“望远镜”，有需要又有独天得厚的材料──川北平武等地有水晶矿石，浙江学者钟毓龙先生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认为，上古黄河曾因地震地裂从剑门关流入四川。

可以设想在形成盆塞海之前，随河流冲涮水晶矿石有大小鹅卵石类似水晶镜片，被伏羲和女娲的航海商队人员收购获得，有水晶镜片和竹管，做望远镜不难。2015年借参加北京炎黄研究会自然国学讨论会，我们采访过他。王红旗，1946年生，河北桑干河畔人。196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专业。改革开放后他不但与画家妻子孙慧芳，出版多部《山海经全集精绘》等书画外，他个人还出版了81部（其中专著66部，2000篇学术论文共分为15部）其他学科的专著。2015年他对我们所问的回答是：他从小听到家乡有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炎黄阪泉之战的传说。涿鹿和阪泉就在桑干河地区，他关注海洋变迁，认为东海曾上涨到过西边的太行山。

但1993年《嫘祖研究》出版，盐亭嫘祖故里传说黄河曾流入四川，有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书中《嫘祖年谱初编》定公元前3133年轩辕与蚩尤战于涿鹿；公元前3127年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他觉得靠谱，就联系盐亭籍川大蒙文通教授1962年发表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结论出《山海经》的《大荒经》、《海内经》诸篇均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而《山海经》里的烛龙，为司日月的纵目神，与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像是联系的，那么作为观测天象使用的窥管或类似工具，在三星堆时期已经出现是有可能的。他又举《庄子•秋水》篇中的“井底之蛙”、“以管窥天”及《淮南子•泰族训》“金目射准”为证。

成语“坐井观天、井底之蛙”──“蛙”也是凸出眼睛的，是否有看得远的愿意──如果远古巴蜀人挖水井，发现类似扁圆鹅卵石样子的水晶石，加之打井吸水用有长管竹筒，久而久之发明“以管窥天”类似今日的望远镜，是完全有可能的事。中华文明作为全世界唯一有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和跟其稳定的农耕文明，长期是有争论的──落下闳创制的《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优良历法；落下闳生活在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在同乡人谯隆及太史令司马迁的推荐下，被汉武帝召为待诏太史，主持《太初历》的制订工作。盐亭的远古传说讲，落下闳是约公元前3151年前远古联合国的嫘祖时代，衣落山一位“观天司”逃亡者金落下的后代。

该家族虽已改姓埋名130多代，但仍受祖先金二伯谋图射杀黄帝所累。因此他自己只有埋名乡里継承祖传，只做不说，将天文学、数学知识传给后代的份。

【10、结束语】

我们写《探源工程二十八年回顾与刍议》，解码“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最后我们想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教授讲的，要想加快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对整合加以重视：“一是自主生成力，二是自相耦合力，三是自发修复力，四是自由代谢力，五是自控平衡力，六是自我保护力，七是精神统控力”。这说得非常对。有人说，各种遗忘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链的形成，除了今天盆塞海已经干涸，遗迹荡然无存，其中还既有社会的因素、历史的因素，也有个体认知的局限等因素。

而且今天的学科呈现出明显的交叉特征，如自然学科之间的互相交叉，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科、技术科学的交叉，理工学科与人文历史的交叉等等。交叉带来新知，而要将新知变成新的科学认识，需要每一个参与实践的人，化身为科普工作者，同时也成为接受科普和科学教育的学习者和受益者。因此，探源工程最终收尾的科学教育，应该是一个广泛的、全员的事业，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应负责。

如果不是远古巴蜀盆塞海的干涸，我国中原、东北、东北亚的面貌，请问会是今天发展的那个样子吗？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放弃和转移了原先发达的人类文明，供中原、东北、东北亚等地后来文明发展的参考与再创新，就该被看不起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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