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工程二十八年回顾与刍议

探源工程二十八年回顾与刍议

──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

田立广

摘要：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的大量相似的陶器、青铜器、金面罩、玉器等文物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的讲解，强调中华远古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繁荣、三星堆和中原文明的紧密联系，从时间、空间地域视角说明是属于满天星斗的远古文明，虽然正确。但总觉得还有许多历史之谜需要破解，特别是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吗？是的，探源工程从研究视角还需要进行主动性的补充。

关键词：三星堆、盆塞海、东亚人群、古基因组、王表年表

【0、引言】

2023年12月15日，2023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在上海大学开幕，会上古蜀祭祀遗存获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而在2023年12月8日，我们参加成都芒果金旅旅行公司绵阳营业部，组织一天时间去看德阳市内三星堆博物馆和看三国遗迹白马关庞统墓及秦蜀古道金牛道的旅游团，每人来回车费、中午吃饭及门票一共只要30元，38位年纪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感到很满意。

回来的第2天12月9日，看到观察者网发表的央视新闻客户端总台央视记者田云华，发表的《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一文，及其观察者网上该文的跟帖，联系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参观，更加深了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认识。

12月8日芒果金旅虽然每人只收30元的旅游费，三星堆博物馆不再收门票费，但每人要给带领参观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交30元的讲解费。讲解员确实也负责，讲解得很仔细。参观的三星堆博物馆，是2023年7月份才建成开馆的新馆，据同行的人说，比往年的旧馆建得很宏大，也很精致。开放参观的楼层只有三层，一楼和二楼展出的只是一些图片和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的陶器、青铜器、金面罩等文物，第三楼展出的只是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的玉器。虽然展品和图片很多，但像图片中介绍的大量象牙化石等文物，并没有展品，也没有到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实地去观看，所以也有一些遗憾。

这次看到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的大量相似的陶器、青铜器、金面罩、玉器等文物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的讲解，强调中华远古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繁荣、三星堆和中原文明的紧密联系，从时间、空间地域视角说明是属于满天星斗的远古文明，虽然正确。但总觉得还有许多历史之谜需要破解，特别是，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吗？是的，探源工程从研究视角还需要进行主动性的补充。

【1、龙芯初心感受失落的盆塞海洋文明】

1、龙与盆塞海洋文明联系的是啥

本来参观三星堆展览和看白马关金牛古道，读《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我们产生有对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的感受，后又接着读到2023年12月9日《中国科学报》记者脱畅，发表的《黄令仪：只为一颗跳动的“中国芯”》一文──我们的这种感受，似乎变成如果有一位中国科学家，第一次感受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你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情吗？

胡伟武教授被称为“龙芯之父”，黄令仪院士被称为“龙芯之母”；胡伟武教授没有这种感受，但记者脱畅写黄令仪院士有这种感受──1989年黄令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派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芯片展览会，成千上万的展位，无数的芯片产品，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却不见中国产品。之后一周的时间里，黄令仪再无看展的心情，一直在展位上寻找哪怕一件中国生产的芯片，却一无所获──回望一穷二白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团队还能够生产出自己的微型计算机，还能够在四方技术封锁下将人造卫星送上宇宙。而在如今，经济在发展，却找不到一块中国独立生产的高精芯片……当天的日记中，黄老沉痛不已地写下：“琳琅满目非国货，泪水涟涟……”。

胡伟武（1968-）教授没有这种感受，不奇怪。胡伟武教授1968年生于浙江永康，1991年被保送进入中科院计算所读研究生，师从我国计算机事业的重要创始人、中国第一个计算机三人小组成员夏培肃（1936-2014）院士。黄令仪（1936-2023）院士比他大32岁。

黄令仪院士1936年生于广西南宁，祖籍广西桂林全州县两河镇鲁水村。她原名为廖文蒂，后因种种原因，改名为黄令仪。

她家中共有九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三。她父亲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和首任馆长，她母亲是一名化学研究员。因侵华日军打破了国人平静的生活，尚在襁褓中的黄令仪在1937年抗战开始，就随父母过起了四处逃亡的日子。在她的整个少年时期，曾目睹过许多亲友、同胞在战火纷飞中流离失所，哀嚎求生。

但到2015年，我国发射了首枚搭载“龙芯2号”的北斗卫星，这时的黄令仪已经是科学院院士，并且拥有了多项荣誉。2020年，中国计算机学会给黄令仪颁发了“CCF夏培肃奖”。获奖理由是：“黄令仪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研发一线，参与了从分立器件、大规模集成电路，到通用龙芯CPU芯片的研发过程，为我国计算机核心器件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胡伟武教授说：“如果说我的导师夏培肃老师是我前进道路上的指路明灯，指引我秉承科学精神，科教报效国家。黄令仪老师就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一面镜子，时常提醒我，还有哪些懈怠的情绪需要克服？还有哪些私心杂念需要消除？还有哪些低级趣味需要摒弃？”

2001年12月，“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肃院士派人跟黄令仪通话，希望她可以帮助计算所的CPU做物理设计。2002年66岁的黄令仪，此时也接到“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肃院士的学生、国家863项目负责人胡伟武教授的电话，以及亲自拜访黄令仪，邀请她一起参与“龙芯”研发项目。黄令仪加入龙芯研发团队，成为项目负责人。

夏培肃院士1923年生于重庆市，原籍四川江津。1940年考入当时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电机系。大学毕业后，学校推荐她到交通大学重庆分校电信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47年夏培肃通过留学考试，顺利成为英国爱丁堡大学电机系的博士生，1950年获博士学位，1951年成为博士后。在爱丁堡大学期间，她研究非线性理论及其应用，提出了一种解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的图解法，并利用非线性理论研究电子线路的变参数振荡。1951年10月夏培肃夫妇应清华大学周培源的邀请回国，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研究员。1952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提出要在中国研制电子计算机，夏培肃积极响应，从此她的命运和我国计算机事业的联系，是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通用电子计算机设计者。

有人说：华为麒麟芯片，因为被它国制裁，台积电不为它代工，所以基本上就生产不出来了。而龙芯和华为走的不是一条路，华为商业性质更浓一些，买的ARM IP做的芯片。

龙芯的代码，可以考虑中文化。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教授表示，龙芯基于自主指令系统的基础软件生态基本建成，基于自主IP核CPU性能达到市场主流产品水平，基于自主工艺可以基本满足自主CPU生产要求。龙芯从指令集loongArch全盘是自己设计，自主控制的。生态也是loongArch自主可控的生态。生产也是面向中国自主可控的芯片制造。这套产业链体系，国外没法卡。

当然这个体系，也是非常庞大复杂，非常难。但是这种庞大复杂的生态体系，制造体系一旦成熟起来，会产生很多高端工作岗位，中国也就基本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LoongArch是龙芯公司设计的一种CPU指令集架构。LoongArch架构(指令集)，是龙芯中科自主研发的CPU指令集。CPU也叫做中央处理器，是一台计算机的运算核心和控制核心，是计算机内的电子电路，通过执行指定的基本算术、逻辑、控制和输入、输出操作来执行计算机程序的指令。

即CPU相当于电脑的心脏；代码中文化，写程序太费事。不过龙芯的各种技术资料确实是中文化的，官网上就有，确实有利于中国人学习。但怕被“新殖民”或“旧殖民”，你就干脆全盘否定，直接推翻洋人的发明，如交流电，电磁波，发动机，卫星，等着你重新发明一遍，在继续推动发展就不算被“新殖民”或“旧殖民”了吗？

华为自己说了，鸿蒙系统不对外；第二，OH系统并不成熟，且不兼容安卓。一个半导体产业，有助于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但只凭半导体产业，没办法让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即使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半导体产业，也没有那么大的推动力。要真正实现发展阶段的跨越，那需要全产业链升级，涉及方方面面，半导体只是其中之一。龙芯指令集只是对RISC-V的微调，基本就是抄的。是不是微调不要紧，关键是能否在法律上，承认为是自主知识产权。

如果法律上认可，对将来开发新产品，进行市场销售非常有利。鸿蒙理论上，也可以这样在龙芯上运行：指令集是在硬件上的，各种操作系统，都可以为硬件开发支持版本。但只是理论上的可行，现实涉及到巨大的成本，所以除了开源的linux会广泛提供支持外，其他操作系统，基本不会支持更多硬件的。如微软就和intel结盟，微软的操作系统为intel的硬件提供支持。

再说“龙芯”联系“龙”，龙与盆塞海洋有联系吗？如果四川盆地远古曾经有过从堰塞湖迈向盆塞海时期，虽然有传说龙生活在深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龙最有可能生活的地方──深海。但海洋深处都不可能生活着体型巨大的生物，别说是龙了，就连鱼类都很少见。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龙是海洋中的动物，什么东海龙王、西海龙王等，但龙是虚幻和失落的。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处，但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地看待，才能准确把握“龙”的象征意义。

中华民族的子孙，被称为“龙的传人”，有依据吗？从广汉市三星堆，到罗江县白马关金牛古道，再往北前不远的金牛古道上，最有失落说明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古迹的地方，就是绵阳市梓潼县内的大庙七曲山。《绵阳日报》2002年2月4日第3版发表的《龙牵凤绕梓潼山》一文介绍，似乎可解读“龙芯”初心感受与失落的盆塞海洋文明的联系之谜──古代图腾和传说的“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自古以来对于海洋都没有多少想法，更何况中国人历来对天空比较崇拜，中国帝王既是真龙，又是天子。在我国古人的描述中，龙是可以腾飞的。但龙没有翅膀，所以大家都认为龙是古人想象出来的；有些相信龙存在的人，认为龙可以适应任何地方压力……没有具体地址，这些都没有必要去深究。

《龙牵凤绕梓潼山》一文介绍的是，5000多年远古盆塞海洋干涸之前，梓潼县大庙七曲山地区，失落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的考古追溯──人失去了记忆，某些往事就记不得；但在另一些时候如遇相同的事，又会恢复。人类文明的失落也如此，从陕西到四川直到云南，堰塞湖地质有多处，这是由于历史上的地质灾变，发生山崩地陷产生的。如川北叠溪的海子，川南的邛海；云南的抚仙湖等。这些灾变跟四川远古盆塞海产生一样惊心动魄。我们检索张育、张亚子、张恶子等传说或神话，其中不管是他们率众抗敌而战死，还是地陷邛都或水打许州救父母，或五丁曳蛇崩山等，都可见绵阳上古海洋文明产生中的灾变与人祸的影子。

2、七曲山生龙凤魂

文昌文化是梓潼县人文景观中独具特色的奇葩，洞经音乐是文昌文化中最有感染力的艺术珍品。我们知道七千多年前至四千多年前，四川盆地由于有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两次地质灾变，而形成过盆塞海；灾难把盘古文明推进到了远古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阶段，由此绵阳城邦贸易与商业活跃。那时梓潼县成了一处“香格里拉”，真可称它“文明昌盛”。这里山上产有多种名贵木材、香料，特别是梓树，是海上贸易可造容数十人大舟的好材料。

再说林间飞翔的朱雀之毛，也为最高珍宝。由它而产生的羽毛镶嵌、羽绣工艺闻名四海。因为梓潼城邦人用类似鹦鹉、野雉、火鸡等朱雀的五彩羽毛，制成各种衣饰、摆设，可以作城邦国家盛典中的高级礼品和做旗帜。七曲山周围半山腰上的大围坪城邦，其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栉比鳞次。梓潼先民靠着海上的航行与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工商业与航海业的发达。海，造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海，使他们去超越陆上那有限的生存空间；海，诱惑他们去从事正当的海上贸易和海外探险。据传说，此时梓潼城邦的国王、城主和邦君，已被称为“文昌大帝”或“文昌帝君”，并且是后文昌帝君时代的美好追求和洞经音乐产生的基础──山上的竹筒可做笛子。

再说人类社会是一种复杂的适应系统，传说或神话是这个复杂适应系统粗粒化的结果。传说在夏朝崛起之前，四川盆塞海虽然因灾变已干涸，梓潼县山寨城邦已瓦解，但洪水还在中华大地上作乱。受尧与舜二帝之命治水，大禹来到梓潼县。明代董斯张的《广博物志》记载，夏禹治水在梓潼县陈放泥土，堆积成尼陈山，即今七曲山。

说七曲山是泥土堆成的不像，说它堆放过息壤倒有可能。因为息壤是一种火山灰，类似今天的水泥，罗马人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大量使用。这是由火山爆发时产生的高温高压，使火山灰经历了类似人造水泥那样的物理化学反应，它就有了水泥的性能，干凝后同现代的混凝土相差无几。附近江油窦团山的石头，就有类似这种原始的混凝土痕迹；大禹的父亲伯鲧隐居北川，可能对此有研究。

也许伯鲧和大禹他们父子，在南北走向的金牛道七曲山上堆放治水的息壤是很有可能的。龙凤文化的真传──因为从凤，能联系梓潼城邦文明用五彩羽毛制成的各种衣饰，广而推之是商品生产，以及商品经济需要的是多样性，体现的是多元化。那么龙，也能联系蛇、联系独木舟，再联系梓潼山寨城邦用梓树造船，推动海洋文明的对外开放与交流贸易，广而推之是市场经济，以及市场贸易需要的经合规则，体现的是全球化，它的典型模型就是当代的世贸组织或互联网，而不是政治上简单的一体化。其次民主也可以有多样性，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也应该得到尊重，但这也应以承认科学的统一价值为前提。

所以说与时俱进的龙文化和凤文化，今天代表的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和多元化，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科学和民主。也许有人问，绵阳大地海洋终究不见了，哪里还能激起对远古文明的热情？

这不对，因为类似大海的蓝天，和赛博空间，凭着绵阳南郊机场和绵阳宽带网开通的平台，正在向我们张开。要想把自己的时代看清楚，必须站得远些进行观察。七曲山水呼唤的龙凤起跑线，就是绵阳远古文明启迪中国科技城建设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2、建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理论之难对比郭光灿】

中国“龙芯”延伸“龙心”──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龙”意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也在民俗生活之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补史记·三皇本纪》中记载伏羲“蛇首人身，有圣德”。《拾遗记》描述伏羲出生时的样貌，就是后世传说中龙的形象。龙是以蛇为本体，又融合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是因为“当初那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龙--华夏文明的凝聚和积淀，龙--中华民族的象征，龙--中国文化的象征；龙，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就让我们掀开华夏文明史的帷幕，中国龙文化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龙在神话传说中是开天辟地的神，在原始社会是崇拜对象，象征超自然力量。在封建社会，龙是帝王的象征，代表皇权与威严。中国远古时代已经有了龙和崇拜龙，也说明炎帝、尧、黄帝、鲧、禹是龙的化身或龙的后人。

后来的帝王，也都以真龙自诩，称“龙颜”、“龙体”。帝王穿的是”龙袍”。中国古代将龙视作图腾，蕴含着人们与龙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这正说明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龙在中国是一种标志，象征着炎黄子孙对自己民族悠久历史的思念。

但从黄令仪院士只为一颗跳动的“中国芯”，说中国“龙芯”延伸“龙心”──说龙，以上众图腾合并与融化的思念想法并不难，难的是把中国“龙芯”延伸“龙心”，再延伸到感受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的理论，获得承认难。也许这正是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的表现例子之一。看一看2023年12月9日《中国科学报》记者赵广立，发表的《他为量子科研“化缘”18年，“板凳”焐热后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一文的报道，从郭光灿院士身上可知建树一个科学理论之难；当然这个啼笑皆非不是失落有文明的现象。

现年81岁的中科院院士郭光灿教授，即使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这20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先后投身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研究，也是学术圈内的“少数派”──那时不但是中国量子学科发展的“冰期”，而且中国量子学科也仍然徘徊在“以苏解马”追求类似实数解码超光速的困境──懂追求类似实数解码超光速量子的人实在太少了，申请研究经费经常碰壁；而每个铩羽而归的夜晚，郭光灿连个倾诉和商量的人都没有。但郭光灿觉得量子研究太重要了，尽管一连18年苦坐“冷板凳”，他也从没打过退堂鼓。

郭光灿院士说他迄今的人生，刚好可以分成两段，41岁前和41岁后──1983年在他41岁那年命运的开始转动：他参加了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量子光学会议。因为在1981年前他曾出国留学加拿大，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期间，和量子光学曾结过缘。即原本做激光器件研究的他，已经在思考摸索出一条理论研究的新路──但因“没钱搞实验”，倒让他想到用量子力学去研究光学。因为那时国内追求类似实数解码光速经典和半经典激光的理论，研究已经相对完备；尽管如此，他反倒对量子光学的好奇心更强。

郭光灿院士也类似黄令仪院士1989年，被派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芯片展览会的震动那样：他发现在国内不被认可的量子光学研究已经落后国外20年。1983年第五届国际量子光学会议，只有8个中国人参加。除郭光灿之外，还有当时正在罗切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邓质方、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进修的彭堃墀和谢常德夫妇，以及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物理系读博的吴令安等。

联想到国内量子光学研究的落后，大家分外感慨。两个月后，郭光灿成为8人中第一个回国的人。回到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大）的郭光灿，感到使命在肩，第二年1984年，他就想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的方式，扩大影响。但要办会，首先要有组织会议的资质，还要有钱、有人。那时他才只是一个副教授，但郭光灿教授在激光圈里，还是有人脉的。他听说中国光学学会激光专业委员会，要在安徽滁州开会。他找到激光专业委员会主任邓锡铭教授说：“我们想开一个量子光学会议，但没资质，能不能‘寄生’在你们的会议中间，开一个‘小会’？”

邓锡铭主任勉强同意：“会可以开，但我没有多余的经费给你”。郭光灿教授又找到时任中国科大教务长尹鸿钧教授。物理专业出身的尹鸿钧教授十分支持他，特批2000元会议费。会议总算可以开了，但邀请谁参会呢？当时国内几乎没人研究量子光学。郭光灿教授干脆广发“英雄帖”，还真吸引了一批人。在滁州开会那天，他数人数居然超过半百，郭光灿教授挺满意。从此自1984年起，这个会议就被延续下来。也是从1984年开始，他开始在研究生课程中，开设“量子光学”，并自己动手编撰教材。有了油印教材，他便开始抓住一切时机讲课、作报告，让“好不容易燃起的量子光学火苗不致熄灭”。

慢慢地，对他的量子光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这期间，1983年“罗切斯特约定”的其他人，也陆续回国。如彭堃墀、谢常德夫妇回国后，得到山西省的重视，在山西大学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量子光学实验平台，后来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量子光学重点实验室。吴令安回国后加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压缩态和量子密码的实验研究。

1988、1989年，郭光灿接连获得教授职称、成为博士生导师。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个已相对完善的基础学科，量子光学的理论研究已经不能满足郭光灿教授。他一次阅读文献，“量子信息”一词让他眼前一亮──量子信息，既可以类似实数，也可以类似虚数、复数──“量子信息”这是个国际学术界刚提出不久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并不多，是彻头彻尾的“模糊数学”冷门领域──这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领域，恐怕会对国家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值得“大搞”。

如量子密码、量子测量、量子通信，乃至量子计算机，都是量子信息的范畴。如果其他国家搞成了，中国没跟上，将会是灾难性的。郭光灿教授下定决心转攻量子信息学。可他和团队连“经典信息”都不清楚，谈何“量子信息”？他请来中国科大信息学院朱世康教授。

虽然朱世康教授比他低一级，跟他都是来自无线电电子学系的师弟，但让朱世康教授给他的团队开“信息论补习班”，从“0101”开始讲解编码等信息理论。郭光灿教授不仅也上课仔细听讲、认真做笔记，下课后还追着朱世康教授问东问西。因为实在没法儿一下子全搞懂，他就让朱世康教授给团队留下一本教材，团队每人研读一章，然后再集中讨论。这本教材整个团队“啃”了3个多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结合“量子”和“信息”，郭光灿教授团队很快找到题目“量子编码”。郭光灿教授把这个题目布置给了段路明教授──这是他在讲授本科光学课上发掘的苗子，收在自己课题组读研。段路明教授在2023年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开始“量子编码”，他感觉已经被前人做“到头儿”了──段路明教授有点士气不振。但郭光灿教授不这样看：类似基本粒子的环量子自旋编码，遍地是黄金。但“量子信息编码”与“基本粒子环量子自旋编码”不同，郭光灿教授团队当时所做的编码，其量子比特是独立的消相干。

目前郭光灿教授团队还真做出了名堂──他们搞的“集体消相干”，更省事：他们把不会消相干的特殊量子态，称为“无消相干子空间”。类似基本粒子自旋编码的“避错码”，只在需要的时候，再把会消相干的量子编码到这个态上，以避免出错，称之为“量子避错编码”。

郭光灿院士的“量子避错编码”，已成为世界上3种不同编码原理之一。早在1997年郭光灿和段路明教授，把这一成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RL）上，这是中国科学家最早在量子信息领域的显著成果。论文发表后，让一些“老外”很惊诧：中国人居然也能有这样的进展。一次郭光灿院士在研究组会上，分享最近的前沿动态时，介绍了“量子克隆”──一个量子信息，不能克隆出两个一模一样的量子信息，叫作量子不可克隆。克隆不成功也可以，一个克隆成两个，跟原来的相似程度叫保真度。保真度小于1，就不一样；保真度等于1，就完全一样。郭光灿和段路明教授提出的一个新的克隆原理是：克隆机成功克隆一个信息，留下来；不成功的丢掉，成功的最大效率是多少？算出来这个极限，被并命名为“段-郭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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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界限不可逾越，否则违背量子力学，被称为“段-郭界限不可逾越”──这是他们发表在PRL的第二篇高水平文章──“量子概率克隆”此时，使郭光灿院士在领域内已经小有名气。

尽管郭光灿教授团队在国际量子信息领域，逐渐崭露头角，但毕竟圈子太小、影响力有限；在国内，也很难引发关注和重视。这期间郭光灿研究组，还只是在理论层面“查漏补缺”，要做出更重要、更领先的成果，还得捡起实验研究这个法宝。但做实验要仪器、设备、耗材，说白了必须得有钱。当年郭光灿教授就是苦于缺钱，才转身做理论研究的，现在的他依旧是个“穷光蛋”。

但是这一次他知道，不能继续躺在理论研究的舒适区。而且明白转攻实验研究需要的经费，跟他做量子理论研究时四处“化缘”拿到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课题组那时能申请到的经费非常有限，无外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几万元，结题后还要隔一年才能再申请。

但郭光灿院士这次“找钱”，也还面临一个现实难题：量子相关研究过于超前，国内对“量子信息”的争议很大，很多人对诸如“薛定谔的猫”、“量子的迭加态纠缠态”等概念不理解，觉得“不靠谱”，甚至认为是“伪科学”。面对质疑，郭光灿院士嘴上忙着解释，心里也跟着着急：这个领域方兴未艾，眼见国外相关研究越来越红火，国内这样下去可不行。因此当1997年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计划──973计划被提出时，他立刻觉得机会来了。

郭光灿院士从入选的项目，不仅能拿到“大手笔”的资助，更代表着国家支持的方向──郭光灿院士说：“‘973’就是为量子信息这样前沿、重要的研究而设的！”他立即填表申报，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认真准备，一笔一画绘制着心中中国量子信息学大厦的草图。

然而连续3年，他乘兴而来、铩羽而归──第一年，申报表提交之后石沉大海。第二年、第三年，他获得了第一轮答辩的机会，但答辩场景他一个人背着厚厚的电脑去汇报，在台上讲半天，人家还是投来怀疑的眼光。如1998年的大年二十九，他应中科院院士郑厚植教授之约，从合肥赶赴北京开研讨会──从事低维量子结构物理研究的郑厚植院士，听说郭光灿院士在申报量子方面的“973”项目，想看看几队人马能不能“合兵一处”，提高申报成功率。

待到开完会要返回时，郭光灿院士才发现已经买不到回家的车票了。更惨的是，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回家过年了，饭都没的吃。那应该是郭光灿院士在为量子信息“化缘”经历中最狼狈的一次：春节期间的北京城，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鞭炮阵阵，但他听得最清楚的是肚子饿的“咕咕”声。但郭光灿院士投身科研时，就“无门无派”，此时更没导师指路、没师兄弟开解。难得的是，郭光灿院士回望所有这些经历，即便是三次折戟“973”，即便自己的研究被说成“伪科学”，也从没觉得委屈──人们对量子信息太过陌生，类似对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一样太过陌生。

他的学生、中国科大物理学院张永生教授说：其实郭光灿院士“从来没有‘赌’，而是一直相信，相信量子科学、相信国家”。在他心中，是一个“遇到困难比别人更坚持一些，遇到事情比别人更乐观一些”的人。连续申报“973”项目不中，郭光灿院士变得愈加主动：在科普杂志开设“量子信息讲座”专栏、给期刊投稿综述文章、抓住机会开讲座作报告。很快机遇来了，是两个。第一个是，1998年郭光灿院士有机会牵头组织一次有关量子信息科学的香山科学会议。

1993年由中科院和科技部共同发起创办的香山科学会议，是很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筹办之初，有人提醒郭光灿教授，会议要有影响力，得找一位大人物“镇场子”。郭光灿院士不认识什么大人物。思来想去，他给大名鼎鼎的钱学森院士写信，请他担任会议主席。

没想到，钱学森院士不仅读了来信，还很快给郭光灿教授回复：“我很同意您说的我国应统一组织全国力量攻克量子信息系统的技术问题……但我现在已行动不便，已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了”。

那时郭光灿教授不知道钱学森院士已离不开轮椅。后来他又去找两院院士王大珩教授。王大珩院士专于经典光学，但他触类旁通，马上意识到量子信息研究的意义，欣然同意参会。他说：“我们中国人必须在新的领域有自己的声音”。这话正落郭光灿教授的心窝。

郭光灿院士等到的第二个机会，是个“小道消息”说：1997年华裔物理学家朱棣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教授，作为嘉宾参加颁奖典礼。朱棣文在发言中提到，自己的相关成果能用于研制量子计算机。路甬祥听后记在心里，回国后打听：国内有谁在研究量子计算机？有人说：郭光灿。

郭光灿院士听说后，当即给路甬祥院长写信，说明研究量子计算机的重要性，提到了他发表在PRL上的两个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工作，最后开始“哭穷”：“希望中国科学院给我一些支持”。这封信引起了路甬祥院长的重视，他把这封信转给时任中科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局长桂文庄教授。桂文庄教授当晚就带人来到合肥就给郭光灿打电话，当时郭光灿正在香港讲学，接完电话，立刻买票返程。听了郭光灿院士详细的介绍，桂文庄教授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新兴领域，并在回京后作了汇报。没过多久，郭光灿院士真就“揭不开锅”了：他的两个基金项目都到期结题，按照当时的规则，要停一年才能申请新的基金。他给桂文庄局长写信“求援”。

桂文庄局长跟郭光灿院士推心置腹：“我现在最大的‘权力’，只能给你5万元的资助”。后来郭光灿院士才知道，这是极少以局长基金名义支出的一笔经费。5万元也好，但郭光灿院士“得寸进尺”：“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立个项目？”桂文庄局长考虑得更周全：“立个项目，做完就完了。”他建议郭光灿院士建立一个实验室，这样能有望得到长期的支持。于是1998年12月，郭光灿院士再一次给路甬祥院长写信，就“开展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研究”作了汇报。

在中国科学院的一系列支持下，郭光灿院士在中国科大筹建了量子信息实验室，现为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1999年桂文庄局长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举荐，破格让郭光灿院士的校级实验室，参加院重点实验室的评估考核──好的评估结果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经费。

量子信息实验室确实也居然获评信息领域第一名。这意味着，接下来的3年，实验室每年都能得到350万元的经费支持。私下里，郭光灿院士握住桂文庄局长的手说：“桂局长，我没给你丢人”。

“973”项目的申报也传来好消息，2000年郭光灿院士第四次申请，拿到了中国量子信息领域第一个“973”项目。这一年郭光灿院士58岁，已经在量子研究的冷板凳上坐了18年。当时的评审组组长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和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院士，他对郭光灿院士的答辩内容十分认可。这次答辩，评委对量子信息项目一致通过。在历次申请“973”项目的过程中，郭光灿院长都是“一个人在战斗”。

“973”项目有2500万元。拿到“巨款”后，郭光灿院士没去想怎么把自己的“地盘”做大，而是想着“要在国内把整个领域带起来”──郭光灿院士团队的人，不会被轻易挖走，因为郭光灿院士给学生创造了最适合他们发展的环境。其次他也有自己的办法：“快速地把本土的青年科研人才培养起来，让许多年轻人看到量子信息科研在国内蓬勃发展，在不同的方向冲锋陷阵特别有成就感；让它在中国后继有人，我完成了历史使命”。郭光灿院士的考虑，一要确保量子信息学布局合理，二要确保各个重要方向后继有人。基于这两条原则，他把国内“想做的、有可能做的”主要团队都聚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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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973”项目，8个课题，十几家单位，50多位研究人员，包含中国科大、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的物理所、半导体所、上海光学精密所、武汉物数所……已有的、正筹建的，他全都拉进了队伍。

5年后项目结题，成绩斐然。该项目不仅冒出一批研究成果，更在国内建立了若干量子信息科研阵地，尤其是培养了一批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科研队伍。该项目中的若干名课题组长和项目骨干后来都成为院士，其后成为“973”项目首席的也有十几人。这是中国量子信息实现由“从0到1”向“1到100”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很多人说郭光灿院士眼光很“毒”，“有钱”之后，他逐渐将重点放在培养学生上：“发掘一个培养一个，培养一个成一个”。不仅有成为院士的段路明，还有韩正甫、郑仕标、郭国平、周正威、张永生、史保森、李科、周宗权、孙方稳、黄运锋、董春华……很多能够独当一面的后起之秀，在成长中都得到了他不计回报的支持。他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从没苦过团队里的年轻人。郭光灿带研究团队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组内学生经他指导发表的论文，可以写上他的名字，以让外人知道这项研究来自哪个团队，但他从不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2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如此行事。

以上介绍“中国量子信息学”在中科大与中科大副校长潘建伟院士并肩的郭光灿院士这个分支，成功迈出国门的经历，是想说我国基础科学理论成功迈出国门，是很奇特的。那么“探源工程二十八年回顾与刍议”，探源工程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与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的理论，是类似应该严肃的考古学，也变成“量子信息学”一样顺势而为高深神秘吗？

【3、探源工程28年概论刍议】

探源工程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目的是围绕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研究员，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六讲作演讲时说：“由于缺乏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时期的文献记载……一百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艰苦工作，以丰富的考古发现向世人展示出考古学对于研究古代文明的巨大作用”。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

那么探源工程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进，如今我国的考古对研究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巨大作用已经显现了吗？因为这种压力，还有如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系程映虹教授曾说，解放后“把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的这种的情况，受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现代基因DNA考古发现“近十万年前从非洲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的冲击。

其次，如一部由复旦大学姚大力、钱文忠，南京大学武黎嵩等学者创作的中国史巨著《五万年中国简史》，其中姚大力教授在书中提出：我们的直系祖先不是北京猿人，而是一批在七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智人……这与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理论有关吗？

王巍主任讲：“一是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的？有多久的历史？二是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为引领的一体化趋势是如何形成的？三是中华文明为何会走出一条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道路？四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道路和机制有何特点？五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如何？”那王巍主任心中已有定论的：“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为引领的一体化趋势形成”，与现代基因DNA考古有冲突吗？

不冲突──通过古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能够从一撮骨粉、一捧泥土、一段人类遗骸中寻找到史前人类的痕迹，通过微量的DNA片段揭示群体遗传特征和人类演化特点，在我国了不得：使得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只巨轮，船上看似轰轰烈烈，其实船下的朝向，是鼓励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是被古尼人和丹人杂交西来说迈进。

提供中国分子人类学被古尼人和丹人杂交认知的完整蓝图，来自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帕博教授，他了解尼安德特人DNA的方法，首先从德国的尼安德特人那里获得了一块骨头碎片；后来，他使用了西伯利亚南部丹尼索瓦洞穴的一根指骨，和同事坚持研究调查尼安德特人和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现代人之间的关系。我国曾有报道帕博教授说：“遗传自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DNA4人类祖先基因的一部分现代人，能够减轻新冠病毒感染症状，或可抑制新冠病毒”──“西方优秀”了不得。当然人类统一的全球人种之间，是有“杂交”的。

如在第一孵抱期，智人统一后迁徙生存分为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不具有这种先进性的古尼人和古丹人等，都最后消亡了。时间是从第四大冰期的200万年前，到20年前大冰期转暖，人类从非洲走出。孵抱期地点在非洲大陆赤道附近。第一孵抱期主体是“黑人”，打造的“福流”特征为统一的全球人种和迁徙生存。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金力院士等科学家，先前通过分子生物学基因考古方法实验检查，发现出现在中国境内的古人类，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人化石在演化时间分布上具有连续性，空间分布上南北都存在。且不仅如此，中国的古人类在体质特征、文化遗物上，如发现的石器制作技术，也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体征，与第一孵抱期的“非洲起源”观点相合。

即今天全人类生活的世界，地球三极除有北极和南极外，还另有青藏高原第三极──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徐道一教授说：“我国西部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在近几百万年青藏高原不断地隆起，形成的特殊地质、地理、气象条件,对全球，尤其对中国大陆的地貌、气候、生物等变化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这对近万年来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也发生了重要影响──青藏高原剧烈抬升和特殊的地质构造条件，使其内部和周边地理环境具有独特性质：地形高差大，气候复杂多变，生物多样性显著，地震、火山、泥石流等灾害频繁发生，冰期、间冰期的温度反差大等。冰期这些都有利于原始人类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未来的出路，世界未来的出路，也许还寄托在青藏高原对人类/文明起源三大孵抱期的大历史统一认识上──黄河文明五千年是先进的，但它的文明源头在哪里？

德国马普所的古尼人、古丹人超过“非洲人”说，打出“西方优秀论”，培养了大批新秀，使“黄河文明优秀论”跟跑“西方优秀论”成为潮流。“资阳人”开端的青藏高原人类/文明起源统一认识，成为难题。因为“资阳人说”认为：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迁徙到中国，如果有一部分现代人走的是海路，就不需要10到15万年──仅用被古尼人和古丹人的杂交，挑战“非洲起源”说难于成立。由此也不难想象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又都是从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走出分离，而且也都打有它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

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远古巴蜀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即从200万年前开始，人类的大迁徙，就曾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即反之，渡盆塞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

以后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巴蜀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就类似档案记录。再分析远古大地震串形成巴蜀盆地内的堰塞湖到盆塞海，又由大地震引起的不同阶段的巴蜀盆塞海长江三峡的几次大的溃坝──溃坝会冲走大量的人和财物，活着留下失去亲人和东西的人群中，会有人组织一部分人商量一起到下游去寻找，最终会有人留在下游“积水区”生活，他们带去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并有所发展──称这种“积水文化”，会形成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像的两个古丝绸文明文化区，构成了长江与黄河流域古地貌和历史形成的不同。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对此已有更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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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尼人和古丹人来自哪里？现代欧洲人种来自古维京人，是“第二孵抱期”从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中最早走出，向最北面北海边的西欧迁移求生存的智人，而不是原先最早走出非洲的古尼安德特人。欧洲古人类尼安德特人是70万年前出现的。这说明即使它们从非洲走出，也是在20万年前，没有经过“第二孵抱期”的提升，因此到2万年前至3万年前消亡并不奇怪。即使16年万前出现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从“第二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走出，在“第二孵抱期”的时间也很短。更不说丹尼索瓦人携带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比例很大，更有可能是从欧洲迁徙走出的尼安德特人的后代，即也没有经过“第二孵抱期”的提升。

1、国家文物局发布探源工程最新成果说些啥？

读央视新闻客户端总台央视记者田云华2023年12月9日，发表的《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一文，其中田云华记者报道：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围绕辽宁建平牛河梁、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二十九处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项目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相比，对古国时代的认识更加深化。具体来说：

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并确认该遗址第一地点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出土各类泥塑的著名的“女神庙”就坐落在其中一座台基上，这座台基规模宏大，目前的残存高度4.6米以上。这一发现对了解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建筑关系和祭祀性质意义重大。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43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焦家遗址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这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

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的制度化表现，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之一。近三年来，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围绕水利系统展开。塘山以北的良渚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在更远的径山、德清等地也发现了水坝的迹象，C14年代都是距今5000年左右，和原有的11条水坝属于同一系统。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2022年，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转角浮雕，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性证据。陶寺遗址确认了一处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时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主殿总面积540余平方米，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

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3000年）。

2、探源工程28年前后各期有何区别？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实际是紧密相连，因此统称“探源工程28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浙江良渚、辽宁牛河梁、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夏鼐（1910-1985）院士发表《中国文明的起源》，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可以上溯至史前时代；及苏秉琦（1909-1997）教授提出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等，还涉及环境、经济、资源、信仰等方面，需要以考古学为基础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为此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研究”）启动预备性研究，并于2004年春正式启动。该项目共有20多个学科、数十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从工程预研究算起，到去年5月整整20年。

探源研究以各地距今5500-3500年间，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都邑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从中获取关键信息，分析当时的社会分化与权力强化，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

那夏商周断代工程从哪年开始的呢？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中国的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结题。

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主任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1996年启动，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但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他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

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但是中国历史还没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部分的确切纪年，中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现象。

关于夏代究竟存在，夏与商的交接是发生时间，二里头遗址是否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斟鄩，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夏商周被古人尊称为“三代”，其主要活动区域均在河洛一带，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无确切的纪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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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力求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要达到对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对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在测年科学技术方面，主要采用碳14测年方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计法。经过几年的努力，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出台。这个年表为中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为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清晰脉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2001年正式提出，该项目首先进行了为期三年（2001—2003年）的预研究。在预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夏季正式启动。

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众多古文化遗址中，选定了河南郑州大师姑遗址、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城邑为第一阶段重点发掘和研究的中心性遗址。

期间还通过对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湖北石家河遗址等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2023年12月9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认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8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相比，对古国时代的认识更加深化。

3、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是啥？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考古研究所所长、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教授都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是2002年至2016年，他直接担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执行专家组组长。

王巍教授1954年生于吉林长春，小学毕业时赶上“文革”，上了一年中学后就“初中毕业下乡插队”，两年农村插队后又到长春一家锅炉修造厂当工人。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王巍教授1987—1990年赴日本研修，1995－199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是中日双博士，拥有日本九州大学文学（人文）博士学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还先后被授予德国考古研究员通讯院士、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美洲考古研究院（美洲考古协会）荣誉外籍院士等。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中国考古学百年史》等巨著。

王巍教授入行整整四十年，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发展的全过程。他将四十年分成前后两段，前二十年是东亚考古和夏商周考古，他的田野考古生涯主要在这二十年中。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赴日本奈良留学三年，眼界大开，影响持续至今。在九州大学拿到第一个博士学位后，日本一个国立大学开出不菲的年薪请他留下当研究员，一年收入相当于他当时能在国内拿到的几十倍。

但他回到了中国，那时，一个世纪工程已经上马──夏商周断代工程联合历史、考古与部分自然学科，为上古三代确立年谱。王巍教授承担了西周有关的研究课题，他与专家们策划，通过自然学科与考古学的广泛融合，尝试以黄河、长江、西辽河三大中国史前文明发源地带为轴心，全面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图景。

这实际就是他心中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上世纪80年代的考古所，他的办公室在苏秉琦教授隔壁。苏秉琦教授用“满天星斗”这样一个形象比喻，概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项目。苏秉琦教授是做秦汉考古出身，后来才涉足史前考古。王巍教授觉得他能够以宏大视野将史前文明联系起来看，或许与对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把握有关。2011年王巍教授当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等。

王巍教授主张：“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时期非常重要的区域”──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区域。“海岱考古”是山东考古事业的一张名片，它伴随山东百年考古发掘的众多发现，中国考古学主要开创者之一苏秉琦教授，也称山东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三大支柱之一”。获2023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的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也曾为《海岱考古》期刊题词：“海岱蕴齐鲁 冠带系中华”。

有专家还称，王巍教授堪称四川甚至全国网友最熟悉的考古学家之一──在两年前的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作为专家咨询组组长的他，多次来到三星堆，不仅在专业上对考古人员进行指导，更是亮相央视多轮直播，从专业角度为公众揭示三星堆的重要价值。

在入选2023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的9个项目中，第一个就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古蜀荣光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在入选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重要考古研究成果的10个项目中，第一个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完成的“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

王巍教授讲：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应当时中国政府之邀，与中国地质人员袁复礼一道，在华北进行寻找矿藏和采集古生物化石的工作，他们先后发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并对仰韶遗址进行了发掘。仰韶遗址的发掘，是在中国进行的最初的科学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序幕。由此确认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因此把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掘，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实这是中华文明失落盆塞海洋文明认知产生的开始──自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对数十处遗址开展了考古工作，初步了解了各地史前文化的面貌，在黄河流域建立起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年代序列，培养了一批从事考古研究的专门人才，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学的发展做了准备。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其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工程提出通过考古遗存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观点；提出距今5000年前后，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提出从距今5500年开始，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一个交流互动圈，形成对龙的崇拜，出现以具有各地特色的某几类珍贵物品（多为精美玉器）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发现距今4500年前后，西亚地区发明的小麦、黄牛、绵羊和冶金术相继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并很快融入中华文化系统中，与此同时，华北地区发明的粟和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地区传播。

以上的分析和判断是实际的──也许正是中华文明失落盆塞海洋文明后，发生进入东亚（东北亚）大地各个区域的文明之间以及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的真实情况。

【4、东亚--东北亚是中华文明最早起源之争】

1、东亚--东北亚概念模糊之妙

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说：“中国重视全人类文明，这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在中国，没有汉族，就无所谓中国，更无所谓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国是一个古文明，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诞生的。到19世纪末，清王朝逐渐没落，为摆脱困境，中国才开始具备民族国家的某些特征。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即中华文明是有明确主体的，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是有创建者、继承者、发展者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无论怎么表述，中华文明的创建者，就是今天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其次，从中华文明的内容上看，这些文明的内容是围绕着一个族群的生存、发展而展开的。中华文明是有明确服务对象的。早先是华夏族群，现在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中华大家庭。

湖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白永瑞说：“东亚的地域想象，似乎是一个流动的概念。狭义上可指东北亚，广义上又掺杂着亚太、乃至世界因素。‘全球本土-东亚论述’一词，之所以如此强调东亚，是因为从文明论和形势论的维度来看，我们当下生活的时代仍然需要东亚这个地区性视野”。

说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人员一道在华北进行寻找矿藏和采集古生物化石的工作，并对仰韶遗址进行了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序幕；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是中华文明失落盆塞海洋文明认知产生的开始……如说通过古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通过微量的DNA片段揭示群体遗传特征和人类演化特点，与中华文明最早起源是东亚──主要是东北亚不冲突──因为船上看似轰轰烈烈，其实船下的朝向，是鼓励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是被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西来说迈进的。这些有根据吗？

需不需要用类似大语言模型智能聊天手机作初步的检测？

这种需要当然从时间和范围上，都难很快结束。而随手可见的报道说2008年之前，人们尚无法明确区分后来人的污染和当时人类的DNA，人类演化研究相对罕见。而基于帕博教授高通量技术的出现，也就是二代测序技术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技术补丁的开发，才使得古DNA在近20年里迅速发展，并为结合大型文库建设和机器自动化，以评估背景微生物的影响──国际国内通过一系列实验方案的评估和研究，发现采用帕博教授方案对于降低外源DNA污染影响是最有利──在过去几年里，成功地将新方法应用于考古遗存，采用帕博教授主导开发的古DNA捕获技术，成功获得了四万年前田园洞人的古基因组，发现田园洞人已呈现亚洲人的遗传特征。这是中国发表的第一例人类古基因组，也是迄今东亚最古老的早期现代人基因组。

该基因组，填补了东亚在地理和时间尺度上的巨大空白。此外基于东亚人群的大量研究，探明了不同古代东亚人群的遗传特点，首次发现了其与世界其他地区人群之间的遗传关系、相关人群的迁徙扩散模式以及环境适应性遗传变异情况，进而勾画出迄今最长时间尺度下东亚人群的动态遗传图谱，这无疑对于重构整个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该项研究业已绘制出东北亚人群此消彼长的复杂历史图景，以及早期农业人群的迁徙扩散图景。

现在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得天独厚的遗产，帕博教授的分子古生物学研究，还包括古蛋白、古微生物组、表型组等技术，日新月异的科技不断赋予古DNA新的活力，未来必将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深度结合，这是多学科交融的必然。近年来，我国帕博教授古DNA考古方法的发掘工作，与科学技术在考古学领域的全面介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硕果累累。可以说，没有古DNA等技术发掘就没有考古学，没有科技也没有考古学。

可见中华文明是失落盆塞海洋文明的文明认知的产生，不怪外国人，也不怪老一辈的一部分中国学者，因为到今天我们一部分的年轻学者也是主动在跟上。这影响到外国一些出版社，也主动在跟上。

但从2019年末到2023年末这四年时间，其中从2020年初到2022年底有三年时间，全球处在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暴发，空前的“隔离病毒”──“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封城、隔离、隔断、封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类群体”，在整个宇宙中和自然界，类似一块晶体。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的，晶体也如此。

所有的晶体中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晶体中形形色色的缺陷，影响中晶体的力学、热学、电学、光学等方面的性质。随着测量手段的不断改进，和对晶体缺陷研究的不断深入，晶体缺陷的类型、移动、组态分布及内在的热力学和动力学等方面的一些规律，将会逐步被揭示；晶体缺陷对材料的性质的影响规律，也必将被逐步探明。

理清“工艺—材料—功能”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获得更多具有优异功能的材料，必将极大地促进材料科学的发展。其次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类群体”，在整个宇宙中和自然界，类似水结构。

水孕育了生命，创造了文明。水结构的无穷奥秘，在科学史上，平凡水分子而非凡水结构受到史无前例的重视。液态水结构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水结构除了以四面体为主要的多面体外，还能形成稳定的三元环、四元环、五元环、六元环、七元环、八元环，其中四到八元环可以在冰晶体或非晶体中找到证据。水结构实验证实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其实验误差、理论基础、模型假设、时间标度和粒子大小各不相同，获得的实验结果往往分歧较大，甚至同一种实验方法不同的模型假设获得的结果也自相矛盾，似乎都不能全面阐述水结构问题。因此，正等待着更多的有志青年去探索。

2、中华文明探源120年（1903-2023）是啥？

2023年12月20日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夺去了很多同胞的生命。让人格外揪心和痛心。唯一值得庆幸的，我们救援非常及时。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民失去了房屋，但帐篷迅速搭建，一切有条不紊。

中华文明探源联系地震，我们想到2005年3月20日《绵阳晚报》第六版，发表《百年海啸话嫘祖──嫘祖发掘者的故事》一文中说：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河畔珠瑙沟人，1902年至1906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出国时，何拔儒带了他临摹家乡“盘古王表”石龟碑的碑帖。他虚心地向外国友人等请教。一次他随同弘文师范学院师生到三鹿实地考察，在一座山头，何拔儒指着大海，正讲解他的上古四川盆塞海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与海啸关系的地理动力学研究时，海啸又发生了，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出生在四川盐亭县的何拔儒馆员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

他说这种文明失落的证据，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巴蜀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是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留学又见海啸+地震，在大海的涛声中，何拔儒慢慢破解了“盘古王表”的秘密。而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中，有两位对他影响很大的朋友。一个是后来领导四川保路运动的张澜先生，一个是教过毛泽东的长沙第四师范学校校长陈润霖。

何拔儒那时常和他们讨论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问题。但张澜说：“观点愈现代愈接近科学，而科学要寄希望于民主，但民主是反封建的；这清庭不会答应，所以要革命！”

何拔儒很有兴趣地问：“革命起来，会不会破坏那些上古文明的遗存？”张澜笑了笑回答说：“革命也有婴儿期，做错事是难免的，这叫‘在劫者难逃’嘛！”张澜虽然比何拔儒小10岁，但当时，由孙中山、黄兴发起，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为基础的中国同盟会正在日本东京筹建，何拔儒还不知陈润霖和张澜介入反清斗争。

张澜因参加反清斗争被最先送回国，那时国内湘、鄂、川、粤等省正在酝酿反对清庭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斗争，1906年何拔儒被张澜召唤，回川内联络同志。蒙公甫是何拔儒在家乡的好友，他们同中秀才，同补禀生。何拔儒回国时，蒙公甫已是成都府学教授，通过他的人脉，何拔儒先在潼川中学任教习，１９０８年任成都川北中学校长，１９０９年调任四川师范大学学监。何拔儒向他的川内朋友们交流在日本的收获时，蒙公甫却认为：“蜀人来源于氐羌人”。

他就以蒙家为例：“蒙”古读“岷”，即盐亭县蒙氏也来源于岷山，而岷山是氐羌人古居的地方。何拔儒则说：“中华文明是多源一体，但也存在各个时期的顶尖优势”。他举例：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的大围坪和山寨地质地貌，说明５０００年前四川曾发生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而中华民族的开国先王盘古等，就是在同这个盆塞海的搏斗中，开创了更多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所以中华民族早形成于盘古开天地，氐羌人仅是蜀人的来源之一；而且在“盘古王表”中，约公元前５７７０至４０７０年，蜀山氏就有６代掌握这个优势，而做过中华上古时期的首领。为此何拔儒和很多朋友常争得面红耳赤，但在张澜等人的调停下，大家相约：多在各处办存古学校，多搞类似培养人才的基金会，让他们的后人去争论解决。

由此决策，在盐亭，王济钦、杜润之、范蜀林、吴家义、任望南、赵鸿儒等一批革新人士聚集在他们周围，而在基金会的资助下，蒙文通、袁诗尧、蒙思明、何希唐、范仲纯、袁焕章、岳鹏程、谢趣生、王剑清等一批后生，被送进存古学堂或到国外留学。

3、中华文明探源现实主义等文化之争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盐亭地区内外，这里兴起的“存古学堂”存的什么“古”？说白了，就是想存“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它的意义是啥？2009年5月5日曾兼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世界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的朗富宸先生，他专程从北京来到四川盐亭县探访天垣办事处盘古故里的故事，才加深了这种认识。

原来朗富宸先生曾在2008年5月13日积极筹备救灾事宜，5月17日亲赴四川地震前线，参加抗震救灾志愿者行列，在成都发起并组建“志愿者爱心通道”救灾物资绿色快速通道组织，前后从浙江和全国各地募集并运送1600多万元救灾物资。获得四川省红十字、四川省和成都市慈善总会多次表扬并颁发荣誉证书。这次经历他听说四川有嫘祖、盘古故里，大地震一年后他第一次到地震灾区天垣盘古故里进行考察。朗富宸先生与何开勇、王德伦、王德兴等十多位盘古故里的老人交谈，并走访圆胞山、袖头山、五面山等地方的盘古遗迹，对曾经是大地震形成四川盆塞海文明的盘古文明十分重视。

返程经过绵阳，他对我们说：中华文明万年史存在盘古文明和炎黄文明两段时期；从承认自然灾害和团结抗灾整体性来看，炎黄文明后承盘古文明。所以从天人合一看，中华文明中最辉煌、最完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段是盘古文明──约在一万年到五千年前，那时的多次大地震，造成巴蜀盆塞海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结合的盘古文明。类似任何成年人会忘记婴儿时期到四岁前的早期经历一样，盘古文明就类似连续中华文明的婴儿时期的早期经历一样。这种“失忆症”不是一种病，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得有这种“失忆症”──中国人也有“失忆症”──失去对约一万年到五千年前多次大地震，造成巴蜀盆塞海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结合的盘古文明的记忆。但在盐亭县天垣办事处盘古故里，一直还没有人忘记。所以难忘2008年5月12日5·12大地震，全国全世界今天是看到了类似的这种时空撕裂。

其实大地震这种时空撕裂产生的灾难，团结救灾，现实主义没有等文化，一定时间内总会躺平的。但中华文明探源，今天即使祖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也还存在“站出来”之争──东亚--东北亚是中华文明最早起源之争──即使国内不争，也存在国际之争。有人说这类似祖国宝岛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不能和平统一，就不能放弃“武统”。

【5、文明探源存古到时务学堂的联系与转变】

1、大语言模型探源中华远古文明

今天中华文明主流探源有两个相似点：一是最早考古遗址最先引导发掘的，是外国人。二是探源结果指向，中华文明最早起源地是要东亚--东北亚。如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介绍，北京周口店遗址最先引导发掘是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等，他们先后发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拉开了东亚--东北亚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序幕。

又如2023年11月新三星堆博物馆介绍，1927年或1929年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诚，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其中许多玉器多年来落入了私人收藏家的手中。最先引导发掘是1931年，华西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英国传教士董笃宜等人，对月亮湾进行了考察、拍照。1934年春，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和美籍教授葛维汉，率考古队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

到2020年10月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启动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3至8号坑考古发掘，已经出土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目前2023年11月16日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承办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以上中华文明探源最早用现代考古方法有外国人帮助的事例，是存在的，也没有什么错。但之前也有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在用现代考古方法进行中华文明探源的事例，也是存在的。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理论，可以把现代考古方法比作“人工智能（AI）”。2022年底人工智能GPT-3发展出“聊天机器人（ChatGPT）”，智慧涌现的“大语言模型”，类似一个划时代──大语言模型生成式多模态提供的高性能算力基础设施支持，是一类可以同时处理和整合多种感知数据（例如文本、图像、音频等）的AI架构，包含超40亿字大型混合语料数据等多项功能，类似“奇点”到来式的从未变得如此具有可能性。

但“大语言模型”既然能出自“人工智能（AI）”，也会出自“原动智能”──类似人类本身具有的“智能”──这是来自宇宙、自然、生物、生命进化自然产生的，类似一种智能“聊天手机”。大语言模型的“聊天机器人”，与大语言模型的“聊天手机”的不同，类似中华文明探源最早用现代考古方法有外国人帮助的事例，和之前也有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在用现代考古方法进行中华文明探源的事例的区别。

原因是“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工艺、材料、算力和制造，不是任何个人所能生产的。由此它必然带有生产它的国家、政权、单位被管制的印记，即使是超40亿字大型混合语料文本的生成式多模态，也不可能把对立的国家、政权、单位的所有印记，同时封装在同个一个ChatGPT中。当然不同生产印记的ChatGPT，可以不同。

这类似2023年12月30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全俄民意研究中心主席瓦列里·费罗多夫教授的《有“四个俄罗斯”，三个团结在普京周围》一文，说的“战争”效果的不同。如今天的“俄乌冲突”，费罗多夫教授说：“在前线战事中，俄罗斯的局势每天都在改善，乌克兰的局势则每况愈下……体现在经济领域中，我们在西方的严厉制裁和打压中适应了新的生活，找到了确保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法，经济总体情况也在改善。俄罗斯正在进行军事行动，但国家的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国家的发展也在继续，俄罗斯正在取得以前甚至不可能取得的成就，社会有了新的可持续性动力……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普京的支持率已经达到80%”。

又如2023年12月30日《北京日报》，发表的《果然，阿根廷做了这个重大决定》一文中说：“按照2023年轮值主席国南非的说法，今年有几十个国家排队申请加入金砖，最终，南非峰会千挑万选，六个国家加入，阿根廷是其中唯一的拉美国家。但现在，阿根廷变心了。原来积极申请加入金砖的，是阿根廷的费尔南德斯总统；但现在掌权的是米莱总统。米莱日前专门给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表态说，阿根廷现在作为正式成员加入时机并不“合适”。在俄乌冲突中，阿根廷也站在乌克兰一边……本来金砖国家将从5国扩展到11国。即原来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加上新入群的沙特、伊朗、阿联酋、埃塞、埃及和阿根廷”。

来自宇宙、自然、生物、生命进化自然产生的类似智能“聊天手机”的人类个体“原动智能”，类似一个正常人大脑中的“思维”，而被看作“外围脑思维”，个体之间可以不同，如阿根廷的费尔南德斯总统和现在掌权的米莱总统。社会间，每个正常人在决定即将说话或行动之前，都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都是这种“正确”的结果，我们称之为“原动智能”大语言模型。

由此说到中华文明探源最早用现代考古方法有外国人帮助的事例，与近代的“洋务运动”有关。当然，之前也有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在用现代考古方法进行中华文明探源的事例，也与近代的“存古学堂”有关。而洋务运动能联系“时务学堂”，从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也能联系“时务学堂”，以及他在湖北办的“存古学堂”和四川境内谢无量等的“存古学堂”。但四川盐亭境内近代办的“存古学堂”，与成都谢无量等的“存古学堂”，也还有些不同。这是类似指向中华文明最早起源地是要东亚--东北亚印记的ChatGPT，不容易正面搜索到的。

例如，目前“抖音”小助手，还在直播2022年7月4日就上网的视频《针对讲三星堆市的质疑说一点，嫘祖故里到底在哪里？盐亭真的是嫘嫘祖故里吗？》，视频人物类似2008年2月23日发给我们文章《“嫘祖故里”质疑》的杨剑横主任医师。由于原绵阳市中医院院长马诚伟主任医师，和杨剑横的父亲杨施民（老中医）及杨剑横都是很熟，我们和马诚伟院长也是熟人。因此发现大语言模型在人际间比与ChatGPT交流更丰富──杨施民及杨剑横和马诚伟都是盐亭本土乡下人，从事中医成才都有刻苦自学的成分。1963年出生的杨剑横曾师承李孔定教授，函授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走到中医主任医师，绵阳市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的作家地位不容易。他现就职于杭州方回春堂国医馆，还曾招聘到解放军163医院、诸暨市宁波海曙固生堂柳汀中医门诊部等工作过。在马诚伟院长家里，我们见到杨剑横和父亲杨施民是质疑盐亭是嫘祖故里的本地人，和他们很熟的马诚伟院长却是赞成盐亭是嫘祖故里的本地人。分析起来为啥？也难。

杨剑横主任医师给我们过的质疑文章的摘要是：我国的远古文化在尧以前都是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把《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言之“蜀”，指在河南一带或许合理些，此地符合黄帝活动范围的传说。定在山东也有道理，因为黄河在山东出海，但距盐亭“西陵”等远些。上古部落氏族时代的人们其活动行止，在短期内跨度范围不会有那么宽远。如果硬定在远隔万里重山的四川盐亭，恐怕就很值得商榷了。远古时期从黄河中下游地带，来到四川其道路何其艰难。到唐时的李白尚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感，何况远古时代那“黄鹤之飞尚不过，猿猱欲度愁攀缘”的艰难险峻，不知黄帝用的什么交通工具。所以笔者对四川盐亭县是“嫘祖故里”之说认为极不可靠。

说到杨剑横主任医师质疑家乡盐亭是嫘祖故里，就联想起退休后的盐亭县文教局长冯大图局长曾对我们说：“在北京工作的很多盐亭人，都不赞成盐亭是嫘嫘祖故里”。这也联想到1963年出生于四川盐亭，现任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的高翔院长。1989年他已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工作。1989年9月23日《四川日报》发表的《嫘祖是盐亭人吗？》后，一次到盐亭县文教局文教科联系工作，见到还是当副科长的冯大图和当科长的高天奖，由于大家人很熟悉，谈起嫘祖的历史，我们知道高天奖科长的儿子高翔院长，那时已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工作，就问高科长：“你儿子关注明清史研究的，你问过他赞同嫘祖是盐亭人吗？”高天奖科长说：他问过，儿子不赞同嫘祖是盐亭人。后来高天奖科长升任盐亭县文教的局长，冯大图继他之后，也升任盐亭县文教的局长。

2、盐亭出生的年青人为啥有不赞同盐亭是嫘祖故里

1977年出生盐亭九龙镇的陈龙，是绵阳市嫘祖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绵阳肾病医院执行董事、院长。陈龙会长2014年在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专著《盐亭闲话》，其中第七章“嫘祖篇”收入《盐亭嫘祖文化研究论辩》的文章，今天重读起来仍觉得像引经据典──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聊天机器人”──大语言模型是一个数据压缩和搜索模型，不是智能，更不是人，但是它为后续智能程序发展提供产业支持。如目前国内公开的大模型，文生图的时候，英文描述的效果远胜中文，显示数据标注还是有很大问题。

所以它与本人所见所闻及思考──原动智能“聊天手机大语言模型”，这两者的结合才好；也只有类似这两者的结合的“闲话”论辩，解读盐亭出生的年青人为啥有不赞同盐亭是嫘祖故里？才能咏感出有意义──聊天即对话，这类似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解放军少将罗援教授谈对2023年第十届香山论坛的印象中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对话，哪怕就是坐在一起吵架，吵架也是一种对话的方式，起码可以表明各自的态度和立场。现在世界局势……也只有中国可以让冲突各方坐在一起，比如这次参加论坛的俄乌双方、巴以双方”。

陈龙会长用《盐亭闲话》做书名，盐亭土话说的“闲话”，就含有“聊天”的意思。他自称笔名“九龙闲人”，实际是一位懂得生活的年轻大师。具体到论辩，他说：“闲人不是反嫘祖，更不是反对盐亭宣扬嫘祖文化”。闲人想问的是：“为什么嫘祖文化不是由县文化馆、县史办等文化部门或宣传部门承头，却由县科协第一次来发表文章说明”──县科协不去推动一个农业贫困县科普，却来推动了嫘祖文化，是否不务正业？盐亭籍散文作家陈和平说：仅从历史旁证的角度去研究嫘祖文化，是一个误区──上古史本来就是一团迷雾，更不说比这更久远年代的事情了。2010年春节前《盐亭论坛》网站上，一些盐亭后生发问：“嫘祖妈、嫘祖婆是假的，道理是大家连各家妈、各家的婆的历史都不知道，你怎能知道五千多年前嫘祖妈、嫘祖婆？”。

陈龙会长与此不同，讲的道理也更现实──他强调请区分嫘祖与嫘祖文化，到底嫘祖文化是科学还是文化？科学是在纷繁的万事万物中找出一条共同规律来，把复杂的事情整简单。文化就是将生活中喜欢的某件事情多样化讲究着，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闲人认为，越是着重强调求真，越会让人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的”。民俗文化，是不用求真的。她只是一种信仰，一种习惯，一种风俗，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