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治水谜团之政治解读（连载更新中）

大禹治水谜团政治解读10

洪水故事之一

中国的洪水故事──似是而非海浸新说

近年来出现了“海浸新说”,或日：大禹治理的水患，其实就是海浸。

根据一是当时的所发的洪水，其实是海浸。

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形成了海水的倒灌。也许是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到陆地上来。这是世界性的，所以许多民族都有被洪水所淹的传说。距今4000年前那里的海平面比现今的海平面要高出2──4米，由于海平面的变化也就造成了海水的倒灌，发生了大面积的海浸。当时的所发洪水，并不是滔滔的长江和黄河之水泛滥成灾。

根据二是大禹所治之水，其实是整修田间地头的水利工程。

洪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这和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

根据三是只有在海水倒灌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横流”与“逆行”的现象。

《孟子．滕文公》中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中华大地上的江河，大都是发源于西部，滚滚东流。不论水大水小，都不会是“横流”与“逆行”，只有在发生海浸时，海水才会由东向西倒灌，才会出现“横流”与“逆行”的现象。这种情形有如眼下，倘若任由温室效应继续下去，海平面就会上升，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海浸，有大片低海拔地区就会被淹没。

但海水假说，并不能回应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中华文明，并不是海洋性文明。

海水倒灌假说，尽管时下很流行，但流行却未必正确，正如流行感冒一样，因为倘若只要稍作理性分析，就会发现此说是根本就站不脚的无稽之谈。

事实上，一者，海平面的升降是一个渐进过程，倘若没有一个与天一样大的地质变故灾害，绝不会一下子就造成大规模的海浸。

退一步讲，在一个相对渐进抬高过程中，即便海平面有10米左右的升降，也不会对人类造成太大影响。即便有些影响，也不会造成生存危机。

二者当时的华夏文明以及后来的夏王朝，并不是逐海岸线生活的海洋性民族，没有必要在与海边与海浸死较劲。

直到今天的中华文明依然也不是那种海洋文明。地下考古已经证明，夏王朝的中心并不在沿海，而是典型的陆地文明。海浸对于西方的领土狭小的低地小国来说，是无奈的。而对于中华文明的大国发展模式来说，此说就根本解释不了最核心，也最基本的特征──地域广袤的大陆性国土特征。

在一片当时和今天同样广袤的土地上，不会迁徙嘛。非要和海浸斤斤计较于一日短长。

此说明显受到了西方文化解读诺亚方舟的影响。在西方有一种观点，将诺亚的那次大洪水，就解释为海水的倒灌。

在大禹治水中，借用西方的解读，也许就有点媚外了，倘若学术也媚外的话，也许就要失去原本的自我了。将大禹治水也与国际解读接轨，没啥大意思。

三者，倘若真就发生了海浸，那也是无法治理的，即便硬要治理，经济意义也不大。

在一片海浸后的田地中，尽管可以致力于沟渠排水泄涝，可即便是排干了，那也是一片盐碱化的土地，能长出庄稼嘛！

难道大禹时代就要发展滩涂，养点水产品嘛？倘若不是的话，甭说有什么生存意义，连最起码的经济意义也看不到。

而且浸到如此程度，在一片盐碱滩中，且不说无法成长出华夏文明，又怎去延续生命，就只靠吃在滩涂中养的鱼吗！

难道大禹率领的先人们傻啊，有同等的投入，早就远离了水患，难道就不会向内地迁移吗！

干嘛，非要守着海边那一亩三分地，来个全民族总动员，喊得山响，累个贼死，又弄出人命官司，与海浸死较劲。投入与产出在当时，那是根本不能成正比的账。而对此的最合理地解释，也只能是禹与先民闲来无事，只是要和海水斗斗气，玩儿。用“许三多”的话来说──有意义吗！

四者，即便是发生倒灌，也只能发生在沿海近岸，不可能涉及到中原一带。

倘若是海浸的话，也就解释不了，鲧禹治水传说，为什么会在全中华大地几乎都有发生，而且治水展开核心竟然发生在中华第二阶梯的黄土高原。倘若当时连黄土高原也都浸到的话，也绝不会不留下一点点的痕迹。

五者，倘若将先贤们的语义修辞，迁强为科学的界定的话，也许就闹了一个学术上的大笑话

“横流”与“逆行”，还可以理解为一种语义上修辞方式，有如今天俗语常说的“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

是先贤记在记述洪水严重性时，在语义上的加重与强调，这是一种比语法修辞（格），还要精湛，在语义上，在思想上的修辞方式。倘若将修辞也当作严格科学定义来牵强，来附会，也就要闹“海浸”级的大笑话了。

六者，说禹治水乃是一种致力于沟渠的兴修水利工程。

此说建立建立在目前还没有发现在禹时期大规模治水工程遗迹根据之上。

没有发现，并不等于就不可能不存在。作为传说，我们不能排除其中有夸大的成份。但倘若将治水理解为一种疏浚方式顺其自然地通畅河流水工作业方式。在青铜时代，先贤们的治水工程，也只能大抵如此。

关键是对于治水方式的理解，倘若认识建立在疏浚的基础之上，也许鲧与禹的治水吊诡，也就迎刃而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水畅其流了，也就不再成为大众之痛。

这里就有对于疏浚的理解问题，倘若顺水势做水流方向上的调整，从而导流入海的话，那也是完全现实的。传说中的开凿三门峡与长江三峡，也只是传说，是神话中的神化成份，也许那就是后人在看到三峡地理大势后的想像加工与神化再造。

非要寻找到就如今天某峡一样的浩大水工工程。找不到，才是正常，因为先贤，还不至于那么愚笨，也那般野蛮。即便有那个能力，也绝不会傻到非要用大坝，去制造生态与社会的灾难。

七者，大量的史籍典章记叙的事实都是洪水。

史籍典章在记述中，说的是洪水，还是将水理解为洪水为上，因先贤并未说海。尽管，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史书上的话，还是说得通的。不信史书的话，在信史时代，我们还能信什么呢！

倘若是海水倒灌的话，相信那么多的史书，不会仅仅只是为了行文简捷，就硬要省略去“海”字，而不顾及行文事实的准确性。至少要像相信自己的智力一样，去相信先贤的智力与书写水平。

海浸说太西方，移植到大禹治水，不通，不通！

需要疏，也需要导。

大禹治水谜团政治解读11

洪水故事之二

中国的洪水故事──第四季冰川为害说

　　关于大禹治理的洪水，还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或日：这场持续的洪水，来源于第四季冰川的持续为害，导致鲧禹当时的水文条件，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由于水量太大，超出了原有的河床接纳能力，一下子就漫过了原有的河床，从而最终形成大水患。

但问题一是在发生时间跨度太离谱。

第四季冰川，目前公认的说法，认为发生在距今在一万至一万五千年前。

以此计的话，倘若到鲧禹时代，还能持续为害，也就形成一次时间跨度，至少也要长达六千年的深重危害。

无论怎样，一次洪水，好像也不可能有持续那么长时间。从洪水的发生时间上看，讲不通。

退一步说，倘若冰川危害能延续六千年的话，在如此残酷的生存条件下，刚刚见到曙光的最初人类，无论如何也撑不过如斯漫长时光。

甭说那时的古人，连今人也无法最后生存下去。一活就是六千年，天天只见大大小小的水，却见不到太阳，在如斯危机与困苦之中，人类早就蜕化成了鱼，而绝不会再是人以及人类本身。

同时，在历史上究竟发生未发生过第四季冰川，也在争鸣探讨中，还不能做最后的准确定论。

二是冰川为害不可能那么持续二十多年之久。

退一步讲，即便有一次冰川为害期，但冰川在经历了一个炎热的夏天蒸发后，也将大部溶化。即便第四季冰川相当顽固，来个三五个夏天，怎么也能溶化干净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持续发上二十多年之久的大洪水。

非要二十多年才能溶化干净的话，那得要有一个庄子《逍遥游》笔下的大木一样，天一样大地一样大的偌大大冰川才行，可又上哪能找到那么大的冰川呢！

三是冰川为害的话，是既治理不了，也无需治理

冰川条件下的洪水，也无需治理。冰川总是要溶化，能溶了，也就化了，即使为害，也只是危害到最初溶化的那一年。再说多点，也就是几年功夫。如此，也就不需要去治理。

同时，倘若真是冰川为害的话，也无法治理，由冰川所带来的陆地上的新水系，还未最终定型，大地上的江河连走向都无法确定的条件下，即便想治理，也无从下手。在这种一切从头再来的情况下，即便想治理，又怎么治理呢！

四是误读了逆流与横流。

有了冰川的溶化，认为可以对应并解释当时在华夏大地上发生的江河逆流与横流。实质上却是与海浸说一样，是对先贤记载的大大误读。

所谓逆流者，实际上是先贤们运用的修辞方式，一种高于语法修辞的语义修辞方式。

倘若在语言学中建立这样的意识，也就不难理解先贤的记述了。在逻范畴中，有哪种情况下会产生水的逆流呢？自然也就只能是在洪水发生的条件下，水才会溢出原本的河道逆流或横渡流，洪水是逆流发生的唯一条件。由此，先贤在记述时，不说洪水，而说逆流，只说那种唯一的状态，仅用一个名词──逆流，状那种极端的形态，也就起到了突出与强调了洪水的可怕。这就是一种在语义上的修辞，尽管现今的语言学并没有研究到这儿，但又为太多的写作所运用，并不高精深。

由此联想现今“文以载道”式的语文教育，真是不好说，让那么多人，在一个不该叫真的地方死叫真。还有人提倡教育复古，重蹈读死书与死读书的复辙，的的确确就更误人子弟了。

扯回来，继续说治水。倘若非要一概而论，与逆流与横流对号入座的话，不仅误读了古文，连现代文也都误读了，研究方向也就彻底南辕北辙了。

五是此水非彼水。

在讨论大禹所治理的洪水时，还是把人类的那次开天辟地的大洪水，与大禹所治理的那次洪水分开讨论为好。

倘若混淆了二者，也就可能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大禹所治理的洪水，只是一种极端天气下的水文特殊情况，尽管个中原因还有待地下考古证实，但一定不会是与人类一起来到世间，那场与生俱来的洪水。

倘若没有太大的天象变故，倘若没有没有人为的气候因素之影响，如对森林的摧毁，对生态的严重破坏，古之气候应与今天的气候条件相差不太大。那个冰川也就不会造成如斯大的危害。

与带有母体生理特点，与文化发生特点的开天辟地洪水，完全是两码事。冰川说可以解释最初的洪水──开天辟地中的那场大洪水传说，但对应到大禹所治之水，也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可以断言地说，在尧舜鲧禹时期发生的那场大洪水，应该不是“冰川”惹得祸。

大禹治水谜团政治解读12

洪水故事之三

中国洪水故事──小疏沟洫说＋治水人物置换说＋治共水说＋生态破坏说



近年又有新说出现，来解析大禹所治理的洪水。

其一是小疏沟洫说：

在传统的疏导论基础之上，既承继传统说法，又辟新径的还有“小疏沟洫说”。
周谷城老先生在《中国通史》认为，当时水患多发生在接近河流的平原地区，因土地肥沃，古人便逐渐向近水的平原地区发展。为了利用水利，求得生活的安全和生产的便利，与水患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大禹治水的传说，正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只是谋求安全的栖息之所，并不是大规模地疏浚河道。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是不可能从事这种浩大工程的，但以泥土筑堤防水，则有可能。所谓治水，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大抵如此而已。

此说有一定道理，但道理也只是一定，而不是一般。

禹治水大致可分为三大方面：

一为对大江大河的治理，主要是通淤和分流，为大疏，即疏浚河道。

二为小流域的治理，即支川无数，可以理解为小疏理，即对小流域进行整治。

三为沟洫的整缮修治，可以理解为综合整治。

这里就有对于疏浚的理解问题，倘若顺水势做水流方向上的调整，无论小疏，还是大疏，抑或是整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水畅其流，从而最终导流入海，这也是完全现实的。

就治水来看，在大疏中有小疏，在小疏中也有大疏，那也是疏导河流的尽然。二者之间充满着辩证关系。山有脉，水有系，小河沟又何尝不是水系中的一支涓涓细流呢！治水倘若是综合治理的话，就绝不能有如今天的只治大江大河，而不管小流域治理。

在大江上憋一个老大的老大的大坝，丰碑是矗起来了，可最终也憋死了生态，也会憋出社会的灾难。见大不见小的后果，那就只能大的小的都治不好。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疏导论”。因后详述，不赘。

《论语》记载:“禹尽力乎沟恤。”《风俗通义·山泽》引《周礼》云:“沟者，沟也，广四尺，深四尺”，“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故谓之恤。”

修沟治洫，才见大禹之大处，即采取综合整治的治水理念。

道理很简单，即便大江大河整治好了，小沟渠不能水畅其流的话，也不能进行农业生产，同样也是灾情，照样不得温饱。

以往的对大禹治水研究，恰恰就忽略了对小沟渠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就缺少全面系统的论证指导，自然是只见了树木，而不见了森林。由研究方法论之误，而误入研究的误区，形成了太多的逻辑悖论。

不仅要整治，保养沟洫也需经常化，若一曝十寒，时隔几年不整修，则沟满洫饱，即便没有大江大河的洪水这害，水旱灾害也会接踵而至。其情形有如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度就忽略了沟渠的整修，，在农村就出现了“路越走越窄，渠越流越满”的怪现象，自然灾害当然也就要光临。忽视水利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后果，就是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要增加投入，补上历史欠账。

由此观之，周谷城先生的“小疏论”，对则，对矣，可就只是说了一个方面，有失偏颇。

其二是治水人物置换说：

或日：从伏羲女蜗就开始的治理洪水，到禹只是一个治水人物的集中转换而已，实际上，还是上古之时的洪水故事延续。

将发生于上古的洪水，与大禹的治水联系起来的话，在时间上就根本说不太通。

现今考古，已发现了在1万年前的经人工栽培稻谷，由此证明中国古人类在一万年前，就开始进入了春种夏收的农业文明。农业与农业文明由此就开始诞生。

而伏羲与女蜗，却还是农业发明前的氏族社会首领，这样粗略算起来，从女娲的治水再至鲧时代的治水，至少要经历了六千年之久。

不算不知道，一算不得了。一块场洪水发了六千年，那还叫人活不活啊！

洪水还是那场洪水，不过治理的人与物，有了发生的时空转化，尽管现今还无法证实大禹时期的洪水，最终究竟是何种洪水，不过那也一定不是始自女娲的那场水。在大禹与鲧身上，尽管有后人的神话附丽色彩，但更多的则是历史。

女娲还是一个母系社会的氏族首领，而至鲧与禹时期，则已完全过渡到父系社会了。

女娲作为一个始祖神，一露面也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开创新世纪的神，那种神力，当然是与生俱来的，当然也应该是一个全能选手了，既可以补天，也可以修地，更遑论洪水了。

可鲧与大禹则不是，他们还只是一个人，只是由于功绩太大，而逐渐被神化的人。

二者之间，仅就神话发生学意义上讲，虽然共同生长在中华文明同一棵大树上，文化母题虽为同一系统，却是一棵大树上的两枝树杈，不可能移花接木混为一谈。

其三是治共水说：

徐旭生认为，在《禹贡》、《国语》、《水经注》等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共工”、“共县”与“洚水”等，实际指的是位于今河南辉县境内的一条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

此地正当黄河转折地方的北岸，黄河在此处还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黄河历代水患几乎全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

大禹在历史上所治理的河流正是这条叫“共水”的小河。而“洪水”原为专用名字，指“共水为患”，后来才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名词。

《说文解字·水部》解洪为：“洪，洚水也。”洚水，即共水。

据考古发掘证明，辉县孟庄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址处，就保存有大洪水的遗迹。

孟庄龙山城毁于一次洪水，证据是西墙的中段有一大的缺口。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

辉县大洪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而又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正处是4000年前的舜禹时期。

黄河在此时间改道，在豫东折而北向。辉县是北流黄河水患之重，大禹治水也自当从共工故地开始。这段的治水基本就是泄洪，沿黄河北上，决通九河进行分流。所以《史记·河渠书》等中所说“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实际上可能是指禹率治水大军决通九河进行分流，解决了共地的水患。

新砦期对应夏王朝建立时段约100余年间。新砦遗址，根据文献记载，该遗址应是夏代早期都城夏邑所在地，新砦期大冲沟以及基本同时发生的辉县大洪水，还让人们有理由推测：夏王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相关。

此说，也是一家之说，但也只能是最不易被接受的一种。

一是回答不了大禹治水传说的广泛性──为什么就在全国大范围内均有过发生。

传说尽管不是信史，但传说也是由历史之魂造就，也显现着历史之根。对共水的小小的一次治水，好像对民族，对后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文化效应。

面对全国大面积的禹迹，由此说出发，就只能是“伪遗迹”，倘若都能证伪的话，此说才能立足。但恐怕谁都不敢这个真。至少我不敢这样去亵渎历史。

二是在古章典籍中，也大都明确记录着当时的大洪水是一场全国，及至于全民族的大灾难。

一个小小的共水，即便发生了大洪水，好像也不能造成这样大的为害。让先贤们为之耗费笔墨去描述那场小小的灾难。而且先贤的记述也都明确无疑的指出那是一场确凿的大洪水。在有信史的情况下，谁又能去证伪这些记载呢！

三是用文字的本初之义来解释此后的衍生义，也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读。

此解也就如顾吉刚先生对“禹，虫也”的解读一样，进入了误读文字的误区。《说文解字》是在对“洪”的产生，即造字之初的本义进行释源，并不是说在大禹时期，还在使用这个最初的本义。

禹时期的文字尽管还不很成熟，但思想却一定是成熟的，在表述洪水之义时，也不再会仅仅只关注共水，那么一条小河。没有文字前，在舜与禹的思想中早已建立了洪水的概念，只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文字用以表述而已，而绝不会洪水概念出现在文字后。更何况还不一定就是这种情形。

思想一定在文字先，而不是在文字之后，

四是可以以文害义的话，笔者也立一个假说：

在历史上，禹征伐过共工氏。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联系那个被水冲毁的豁口──“孟庄龙山城遗址”毁于一次洪水，证据是西墙的中段有一大的缺口。”

那个被水冲塌的缺口，正是禹伐共工之战的杰作。

兵临城下的大禹军马，面对高城深垒，不愿意采用拚消耗的办法，去强攻共工城──“孟庄龙城”。大禹也就筑起高堤蓄起大水，就如当年黄帝当年战胜 尤所使用过的一样，放掉大堤中的大水，那滔天的巨浪首先冲毁了西城墙。

然后漫延到整个城里，一场大水也就将共工冲了个稀里哗啦。大禹由此就取得了绝对必性的胜利。

不知这样的理解可以否，因为史书，最低也没有说禹放，还是没放过这场水，尽管关于洪水为害的记述却历历在目。

但如此假说，也太容易了，一天就能立十个八个的，不是吗！

其四是生态破坏说：

除了上述假说可以不屑一顾外，生态破坏假说，反倒最为值得关注，因作为推论，而最为合理。

或日：上古农业对生态，主要是对森林草原的破坏，导致水资源缺乏贮存载体，从而造成洪水频仍不断。
　　古代北方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丰富，而今则温暖依旧，而湿润不再，沙漠化严重。古之水如今之水，植被保护好了，则清水长流，否则，则水旱无常。
　　上古之时虽人口不多，但正处从游牧向农业逐步转化之时，野兽尚众，为害农业生产。自神农发明农业生产这一天开始，为避野兽之害，便开始焚山，故神农氏又称烈山氏。

《管子·撰度》载:“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数，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帽，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兽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这后一段话意思是:崇尚虎豹之皮饰，使之成为贵族们的必备服饰，这样，贵族们就争着买虎豹之皮，人们便放肆去森林打死野兽以供贵族购买，这样贵族们花费钱财购买虎豹之皮，人民群众也都避免了野兽的侵害，这就是尧舜治国之法。所以说上古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优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古人不知烈山与洪水之因果关系，往往二者并存，恶性循环，以致出现“火难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撷民，鹜鸟攫老弱”的局面。

森林被销毁了，野兽之害固然得到抑制，而水早灾害也便相伴而来，人民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禹也就应运而生，成为领导人民平定水患的英雄了。
　　另一方面，上古农业需要开垦土地，亦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开挖土地之时，地上的瓦砾、石块、柴草之类，又随便乱扔，使得本无堤岸的天然河床一下子满起来，狭窄处便出现堵塞，日久天长，一下大雨便出现“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局面。这种表述似有些夸张，但洪水泛滥之现象恐怕不是假的。

《吕氏春秋·乐成》:“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则可以乐成功。”这与当今居宅区的人们乱扔什物堵塞了下水道，从而导致污水横流的现象何等相似!所以说，大禹主要是疏通。疏通被堵的天然河道(尤其是狭窄处)，又开一些排水沟渠，即《论语》所谓“禹尽力平沟恤”，而不是搬掉一座座高山。
　　因此，上古农业启始之时，为灭禽兽而必须焚山，因焚山而又必然导致洪水或大旱，再加上人们随意堵塞河道，故祸害濒仍。

此说建立在生态文明与社会生产文明的基础上，可以作为禹所治理的洪水一种合理的解释。在烈山中破坏了植被，在生产中破坏了河道，这样的蠢事，今天依然不少。农业社会就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河道争食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了人类的这种短视。

至少，在尧舜时期所发的洪水，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成因

大禹治水谜团政治解读13

洪水故事之四

中国洪水故事──沧海横流的可能性“地质突变假说”

对海浸说，可以不屑一顾，但王若柏先生提出的陨石雨撞击假说，反倒最值得关注，因为其可能性为最大，又能很好地解释当时为什么连续七年突发大洪水的自然现象。

假说认为：鲧与禹治水时期，华北平原受到过一次较大的陨石雨撞击。

这在神话传说中，先民们用共工的头触不周山进行了解说。《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但共工氏再厉害，那狮子摇头式的一撞，也不会有以兆计量的爆炸单位。那一撞，也绝不会是共工惹得祸，只能来自于天体外的来客，只不过后人，将账硬是算到了共工的头上。

一是由天体外来客造成的巨大撞击，造成了巨大空前的生态环境整体性大破坏，远不止仅仅只是黄河改道所引发的滔天洪水那般简单。

与撞击相联系，先是可怕的地震，接着带来了地质结构上的大变化，中国大地形成了现今的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式地理大格局，原本有顺畅走向的河流，一下子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改道以及由改道带来了可怕的洪水。

更可怕的则是接踵而至的降温。由于巨大的爆炸将尘埃抛向空中，甚至抛到同温层，阳光被遮蔽，大地表面气温迅速下降，已完全不适合刚刚穿上兽皮麻衣，但大多还赤身裸体的古人类。

二是陨石雨撞击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在华北文明出现了文化断层。
　　华北的龙山文化，苏北的梁楚文化，陨石撞击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撞击最猛烈的撞击点以北的红山文化，以及以部的齐家文化，均由于受到洪水或是降温的影响，无法在原地继续生存。

这时，在这种极端条件下，放眼中华大地，适合古人类生存的地方，也就只有中原地区了──黄河中下游的黄土高原。

这里地势较高，既不至于受到洪水影响，虽地处北方，但又不是很靠北，气温总体还算温和，在没有更为温暖的地方条件下，也相当适于人类生存。因此，各个文化被迫无奈地向这里迁徒集结。并在这里重建造家园，繁衍生息，从而创造出著名的中华──黄土文明。
　　王若柏先生还举例说，灾难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直到两千多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还依然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各诸侯国土地，华北平原这块原本肥沃的土地，竟然是一片空白，而在中原和华南地区，却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各诸侯国的名称。这说明，即便是在两千多年后，人们对于华北地区依然心有余悸，不敢，也不愿涉足那块曾经的重灾区。
　　三是古代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恰恰被证实发生在这一时期。
　　能量巨大的撞击，造成的是规模性的严重破坏，不仅改变了华北平原地理和生态环境，也使得黄河北流的河道，由此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河道的壅塞，入海口也被截断。

在此之后，河北平原开始洪水肆虐，黄河下游河道进入了极不稳定的时期。这就是女娲补天中描述的“水浩洋而不息”的场面，这种情况可能延续了数百年的时间。灾难才逐渐的平息了下来，残存的先民又开始重建家园，在与洪水进行的斗争中，生产力逐步得到了恢复。
　　古代传说的研究也证实了“大禹治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也就是“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的过程。可以说，在“大禹治水”努力下，黄河复归北流。

中华大地上随大陆结构改变，只不过同时改变了黄河与长江的原本走向，造成了河流的摆动飘移，入海时，又没有一个顺畅的入海口，由飘移而造成洪水四溢，漫过原本的河床，从而“浩洋而不息”，结果造成了洪水水患。
　　大禹治理的很可能是今天的洛阳、郑州、开封一带的黄河，他将原本从山东西侧改道南下的黄河转向北方，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北流顺下，东流高扬。”意思是说，黄河只有在华北地区北上入海，才能平稳流淌，而如果是向东流，虽然入海口近了，但必定会使黄河泛滥，大水不止。
　　大禹的做法恰恰符合了地质结构的走向，使得黄河水有了稳定的河道，狂躁了数百年的黄河，终于平静了下来。人们也得以有了稳定的生活环境，至此中华文明从中原再度兴起并延续至今。

此说如果得以证实，那么一切似乎都迎刃而解了，但此说的关键，就是能否在华北平原上找到撞击的陨石坑，以证实假说。

谢天谢地，还好，终于找开了网页

大禹治水谜团之政治解读14

后鲧前禹治水之一

后鲧前禹时代语焉不详的治水──过渡期的共工氏

4200年前，天地茫茫，宇宙洪荒。

在人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作为尧的助手舜，以鲧治水无功，将鲧擅自诛杀在羽山。

杀了鲧，就任由水患横行吗！水患就不治理了嘛！

显然水患不能不治的，无论洪水政治的版图有怎样变化，洪水最终还是要治理的，不过不再是由鲧部落主导，而是由另外的家族主导着洪水治理。

但在鲧后禹前这个过渡期，又由谁去治理洪水呢？

在语焉不详的史料中，在透露出的蛛丝马迹中可以看到，那个神秘的治水家族就是炎帝族系──水神共工。就治水而言，一个与鲧家族齐名，甚至于比鲧家族更善于治水的家族，在这时，昙花一现般登上了治水政治的历史舞台。

共工是在“三皇五帝”时代，频繁出现在史前神话传说的一个部落氏族。共工为天神，传说中的西北洪水之神。

在当时，也曾是一个相当强大部族。他们沿黄而居，以农业生产为主，也就经常受到黄河泛滥的威胁，以致最终竟然危及到了整个部落的生存。为了活下去，共工氏也就不能不率领整个部族与洪水抗争，也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是最早的治水英雄，所以才被被后世尊为水神。

共工为炎帝氏族子裔，有二部，分别司天，司地：红蛇部祝融，居钟山；黑蛇部共工，居不周山。

共工一族，一说是“以德名族”：是部落一族之名,也是部落酋长之领袖名,在上古还是官职名。

“甲骨文中的“共”字，其形好似两手搬一块方形物体，也许这就是共工氏部族在搬石壅防百川之会意。

共工一族，一说为地望之名：我国古代地名多有以族氏命名的规则，共工氏部族活动区域内的山川河流也因其族名而名曰共，后因共工氏部族迁徙，族迁名随。在黄河两岸皆有共山、共水古地名。

在今河南杞县一带，现今还流传着杞人忧天的源头──关于“女娲补天”的另一传说，其说谓：

共工、祝融，女娲、棺人为兄妹。共工与祝融因吃天鹅蛋，发生口角之争，共工撞不周山，天塌洪水泛滥，女娲乃有补天之举，此说似更为原始。　
　　《国语·鲁语上》载：共工氏之伯九有。伯九有也就是霸九州。说共工氏一度是九州的伯(霸)主，即中原部落联盟的一个首领。这反映了曾住在九个地方的炎帝一脉的九个氏族，共工氏在其中居于首要地位。徐旭生说共工氏居住地在今河南省辉县。郭沫若说：共工氏长期活动的地方是今河南西部的伊水和洛水流域。这个地方古代称为九州，可能来源于共工氏的九个氏。

共工氏是治水世家，共工氏与他的儿子后土，以致整个部族均很精通农事，也专注于农业生产中的水利建设。

共工氏所处之地有条“共水”河。而“洪水”原为专用名字，指“共水为患”，后来才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名词。

共工与儿子后土，父子一起率领部落民众平整土地，低洼处填高，高处铲平，认为洼地填高，可以扩大耕种面积，而将高地去平，则利于水利灌溉，对发展农业生产大有好处。

在平整土地的基础上兴修水利设施，筑堤蓄水，修堤开渠，用以灌溉土地，将水害化为水利。

同时在水害频仍之处，则修筑堤防，用土石堤丽来挡住洪水，保证居住安全。

关于他的传说，几乎全与水有关。

《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管子·揆度》：“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夫下。”

《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筑坝蓄水当然还另有妙用，出身于治水世家，但又不仅仅只是水神的共工，对水资源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与感悟，于筑坝修堤中，早就另有发现：

共工要以水为剑，争夺天下第一。

当时共工氏处于优势，善于筑坝蓄水，然后决堤淹敌，从而使洪水泛滥成灾。

在传说黄帝族为了战胜共工氏造成的水患，于是有女娲炼石补天──筑堤坝挡水，鲧偷息壤──用土堵水。这场漫长的斗争，使双方都损失惨重，直到禹疏水道，才彻底战胜水患。

共工氏战败后，共工氏中有部分后裔加入了黄帝部落，如四岳，尧舜便利用他们熟识水性，让他们参加治水。共工之从孙四岳，因佐禹治水有功，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这说明共工氏一族的历史功绩也很显著。

筑起水坝，不仅能够蓄水用于农田，也能够成为争夺领导权力的最为有效的武器。以水为战争的利器，就与今天的核威胁一样，成为下游方国，不得不时刻面对的威胁。

不服从我，也总要服从洪水吧！这已成为共工一脉最经常使用的政治语言。

利用水坝中的滔滔洪水，要挟下游的方国，便可能成为共工一族经常使用的战略与战术利器。在洪水利器下，战略上威慑，在战术上洪水利器实用，由此利用洪水，要挟于其他诸侯，扩张了自己辖区领土。在洪水政治最大化中得太多太多的实惠，共工氏族在洪水政治中成长，且慢慢壮大起来。

由此可以看出，共工氏家族业已是进入农业文明社会，且高度发达的部族社会。有了如此的洪水政治实力，基于领土扩张之础，自然共工氏要发一场政治的洪水，由此也就不能不与传统政治，由摩擦，到激化，再到敌对，产生出太多的矛盾、纠葛与纷争。

共工是炎帝族骨干，在族内，自伏羲、女娲之后，屡屡王霸于伏羲神农氏之间。

在炎黄联盟分裂后，黄帝族打败了炎帝族。在这个大背景下，共工就肩负着复兴炎帝氏族文化的使命，继续领导炎帝部落联盟，并与黄帝的继承者的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但可惜的是共工氏的政治洪水，却总是以失败无果而终，也许洪水政治中有强权，但总是基于洪水强权，也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只有“威”，而没有“恩”，一手老硬，而另一手却是老软。

由共工氏治水，形成了一个大禹与舜的治水与政治过渡期

相关古文献的记载表明，共工氏曾活动在河洛地区，以豫西和晋南之间的黄河两岸为中心区域。

共工族对农耕，对水利，很有些研究，发明了既治土，又治水的农业耕作方法。

而这种方法却不能得到黄帝系统的颛顼部的赞同。面对这种较为先进却的生产方式，颛顼却认为，由此，不仅要影响到他的权威，而且还要影响到整个部落的生存。此举，还关系到部落领导权的大问题，共工氏不能自作主张。

而反对的最好口实就是不宜动土，一个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观念。他以如此动土治水，会惹上天发怒为理由，反对共工氏实行他的计划。表面上是治土治水的方法与方式的争论，实际上是对部族领导权的争夺。最终爆发搏战。而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共工，却由于兵寡将少，而败北。

要说治水，共工氏虽相当专业，可论起洪水政治来，他却不如颛顼。因为早在战前，颛顼就煽动部落民众，叫他们不要相信共工氏。不少人就上了颛顼政治的当，认为共工氏一平整土地，真的会触怒鬼神，引来灾难，因此颛顼取得到民心。

共工氏得不到理解与支持，但他又坚信自己的治水方法正确，政治上也就坚决不妥协。为了坚持正确，他要用惊天一撞，去殉葬自己的治水路线之正确。

共工氏可以说是一条好汉，他永不言败，竟以牺牲自己，来救赎山河，堪称壮烈。英勇的行为也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人们奉他为水师 (司水利之神)，他的儿子后土平九土，大利农桑，也被人们奉为社神(即土地神)。后代的人们发誓时说“苍天在上，后土在下”，那个后土，其实说的就是他，由此可见人们的礼敬。

在鲧之后，可能就由共工氏部族，曾彻底降服于黄帝的后裔“四岳”，或者其它后裔，来暂时领导治水。但也只是暂时的过渡期。

启用共工一脉人物，表面上看是在用人用强，施展共工一族的治水才具，而且还是尧留下的老臣。而实则是舜的不得已，不能不用共工后裔。

在舜主政初期，政权基础不稳，对先朝老臣，既要防着用，又不能不用。而杀掉鲧后，对于黄帝系统鲧一脉人物，也得防范有加。用共工一脉，也是不得已之举。

而这种不稳定，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又相伴了舜主政时期之始终，尽管舜有着高超的政治技巧，但最后也逃被禹所架空。

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并不光明正大谋取“帝位”阴谋，抑或是阳谋者，夺取政权，有着暴发户一样的迅速崛起，由于手中的政治资源太少，羽翼未丰，却无法建立起自己的政治资源与人才资源，是暴发户的最大痛脚。舜当时，正经历着这样的伤与痛。正是因此，在此后，中国才有了封建王朝慢慢建立起的储君制度，为执政奠定一个政治的基础，最低也不至于手忙脚乱。

过渡是一个大前提，这当然源自于黄帝系统对炎帝系统共工家族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在屡败屡战的共工家族中，挑选出行家去治理洪水，但并得不到最为基本的信任，一旦有了更为可以信任的人选，也就自然要退出治水政治中。

因为这时的共工一族的归顺黄帝的，并不是全部。尚有残余部分游离于黄帝部落之外。这在禹在取得治理治水的领导权力后，随即对共工未能降服部分展开了战争，就可以得到证明。征伐与清洗，当然是为了保证治水的顺利进行，也是治水政治的必然发展结果。

使用共工一脉，既有对降臣的使用的政治技巧，那绝对是内外有别的使用，有着内虞，同时也有对于此时共工氏，还有大部未能降服的部落，存有着深深地外忧，为防止这种内外勾结，在不得不用中，也只能暂时用。

由于人才与政治资源的短缺，舜不能不且疑，且用，在疑中用，在用中，又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