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拥抱自由，方得真相与正义

近期有一种“良性现象”逐渐清晰，这就是：有关方面对“群体事件”和“突发事件”的信息管制有所松动。

反映这种变化，不便于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只有经过论者的观察、对比，方能发现此“新闻线索”、发掘其“新闻价值”。而作为论坛主持和时评作者，我正处于一个便于观察、评估信息通畅程度的位置，略加注意则会有所体会。

过去，网上所有涉及“群体事件”的信息，即使是一村、一厂范围内的小群体官民冲突或上访等信息，发现之后就立即动手封杀。监管人员对“封杀任务”看得很重，更有多项奖惩措施，所以网站时时戒备，对“恶性信息”基本做到了“严防死守”。而近几个月的信息监管力度和“封杀标准”则有明显不同，大家已经看到：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深圳数千群众“袭警事件”，重庆和海南三亚市的出租车罢运事件，杭州地铁工地塌陷事件……这些事件都属于“群体”和“突发”一类，但相关信息并未被全盘“捂住”，并且，媒体对其中几个事件的报道，还称得上“迅速”和“及时”。

分析一下变化从何时、何事开始很有必要。我看“瓮安事件”是一条“分界线”。其时，我在评论此事的网文中写下了这样的思考：“此难”之或许“兴邦”的因素，是这一颇具规模的群体事件，被允许进行有导向的报道和讨论……此信息有限度的透露，将会影响到今后“信息封锁标准”的执行，封堵信息的工作量也将有减少。这就是说，由于下层领悟到高层显现出来的某种精神，封锁标准不会向更严厉、更细致的方向偏移──高层对这么“敏感”的消息也有“大度”的表现，以后小于瓮安事件的群体事件信息如果公布出来，相关官员理应不该为此承担什么责任。

果然如此，事件进程完全符合逻辑，取消“信息禁区”的原动力的确来自上级批示。在中国目前的权力运行机制下，官场上涉及到“政治思想”和“宣传策略”的事情，即便发生一点小变化也得依赖“高端智慧”，或得了直接的“指示精神”，或者借助权威之手。在肯定变化具有某种“模糊良性”的同时，应该正视这种现实──它证实的依然是一个很老的基本问题：一个很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某些关乎国运民生的重要领域，并未被法治原则和阳光规则所覆盖。

现代社会的技术条件下，欲封锁事关群体的信息是徒劳的，即便一时的封堵“大见成效”，积怨、积弊也必将以更恶性的后果表现出来。从社会管制的角度分析“管理变化”，说有了一种“技术进步”不错，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思想和政治的进步。既然堵不住、封不死，那么干脆快速反应并“抢过话筒”，这样技术手段上是进步了，但如果说它具有实质的进步意义则不客观。

作为公器的“话筒”应该对着群体冲突的各方，既要为官方传声，也要接受和传播“不明真相群众”的声音。即便是那“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和个别犯罪嫌疑人，他们表达其用心、解释其疑点的声音也必须倾听。有关地方和主流媒体有了快速反应，并不意味着出现了真相和真理，而冲突各方和旁观者的阐述、证据、议论都能坦露于阳光之下，方能让我们接近真相，继而理性地视之处之。这里，表现的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之浅层的“实惠价值”。

权力的善意的“临时起意”，可带来不测之进步，而另一种类的临时起意也会带来不测之“滑坡”。当然，大众还是欢迎有助于政治开明、信息畅达的权力张扬，也乐意根据一点变化的迹象做出某些乐观的推测，毕竟，避免绝望和寻觅希望、寄托愿景，本是人的本能渴望。

变化的迹象似乎带来这样的启发：官场的“思想解放”其实极其简单，“顺应民意、还权于民”足矣；最重要的是高层的思想解放，上面只要解放一点点，就会影响下面一大片。真的，所谓“解放思想”的任务并不属于民间，因为民间对惯行的宣传与管理思想早就深恶痛绝。

任何重视公信力的机构和个人，欲求正果起码要做到不隐瞒、不歪曲“公共事件”的真相。强势的群体有强势而无公信，一个主要的原因即运用强势剥夺和压缩他人的话语权、抗议权。只要存在无可匹敌的强势，拥有者不运用它是不可能的，只有依法为强势“去势”，自由和平等、真相和公理方能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