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

胡绩伟
　　欧远方同志晚年，开始分出很大精力，从事关于安徽文化历史的研究，侧重于对安徽省历史名人的研究。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他对安庆人陈独秀的研究。他写的《陈独秀之死》和《历史无情也有情》的两篇文章，有理有据，有情有义，读了不仅令人心服口服，而且催人泪下，激人拍案而起。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80年后的今天，陈独秀的大冤案，终于有人敢于站出来伸张正义，实在难得。据远方同志文章的介绍，站在最前线的是"军内著名的儒将肖克将军，他第一个站出来要求重新正面研究陈独秀"，而且还"提纲挈领的提出研究的诸方面，都非常中肯。"在改革开放以后，对多年来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汉奸、叛徒、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已经先后推倒，可是扣在他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罪名，一直得不到澄清。据远方同志介绍，199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铁证如山的材料，就已经为陈独秀这个党内第一大冤案在实际上翻了案。远方同志这次到北京参加会议以后，也到我家来介绍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我们对陈独秀的问题议论了很多，还从陈独秀谈到张闻天，我向他介绍了我不久前才了解到的遵义会议时期的一些情况。我们共同的认识是：我们的党史从开头起就应该改写。
　　对于陈独秀的详细情况，我还是以后看到远方同志写的文章才了解到的。这篇文章表明：
　　远方同志仍然鲜明地表现出他作为一个调查研究专业人员的本色。他说："要处理七十多年的中国第一大冤案，还历史本来面目，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事实根据，是不可能的。
　　"据他介绍，在这次会上特别提到，在1999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六大本，"给中国的党史研究特别是对陈独秀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历史档案资料，使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会上，根据这些档案提出了最关键的统计数字：在1923到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1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莫斯科的指令和特派代表的指示，敢于进行反对和抵制的，最坚决的人就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国际提出"党内合作"的妥协投
　　降方针的，他一直主张"党外合作"，保持中共独立自主的地位。令人奇怪的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无论在理论上、路线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受到莫斯科的严密控制，这怎么能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把失败的责任竟然完全推在陈独秀身上，给他加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呢？
　　据远方同志介绍，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为陈独秀冤案的彻底平反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十分可靠的历史资料。正如安庆同乡、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八十多岁的叶尚志在结论发言中所说："公平地说，陈独秀从根本上是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等重大政策的，但他直截了当，申明持反对立场在先，又限于共产国际一再坚持和组织纪律的约束，不得不执行，但在保留不赞同意见之后，这都符合他一生难得做到的屈意违心，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性行为。"
　　至于这次会上的其他发言，以及《华夏纵横》上的其他文章，也都证据确凿，有理有据，难道还不应该尽快为中国人民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创始人和五届中央的总书记彻底平反昭雪吗！
　　然而，事实上竟然拖了70多年，中央至今还未作出正确的决定。这里面很值得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深思的，我认为就是远方同志在《陈独秀之死》一文中所说的掷地铿锵有声的断语："党的历史上，在处理一些'犯有错误'的领导人物，常用'非常'手段，对陈独秀处理开了恶劣的先例。"远方同志为什么对"犯有错误"四个字加上引号呢？就是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错误，所谓犯了错误，是莫须有的，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妄加的罪名。为什么对非常两字也加上引号呢？就是无法无天！所谓"八七紧急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违背了召开中央全会的起码规定，会议只开了一天，草草了事，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连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毛泽东都有不同意见。而且又不让本人参加，剥夺了本人的申辩权，所以通过的决议案是不合法的，是违背党章的。
　　什么是"非常"，就是超乎常规，悖乎常理，违乎常情！远方同志最为意味深长的话是最后一句："对陈独秀的处理开了恶劣的先例！"回想我们党80年的历史中的无数事实，不正是这样吗？这个恶劣的先例，还在我党历史上，为了大树特树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不惜一手打击压制，一手抬高吹捧，那些制造冤案的人是这样，那些吹捧逢迎的刀笔手也是这样！至于被吹捧的领袖人物自己，是不是也在有意放纵这种压人抬已的勾当，那就更值得刮目相看了！（《深深的思念》，原载《欧远方纪念集》）

　　作者焦国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63年生，河南杞县人，河南大学文学学士、古代汉语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曾在《中国文化报》任记者、编辑。他是有影响的报刊言论作家、杂文家，近年发表言论和杂文百万言。他出版的着作有：《奉献与义务的边际》、《文化名流的报刊生涯》、《新闻之外的敏感》、《独立的悲伤》、《你根本吓不住人家》等。近年发表言论和杂文上百万言，中国许多大型网站都能搜索到他的作品。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亦且颜面扫地。因而我们必须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

一：中宣部怎么了？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汉化。许多人都看过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现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诸葛和小琴他妈三仙姑。在这两位大神眼里，今天“不宜栽种”，明天“不宜出行”，后天不宜娶媳妇，大后天不宜嫁闺女。中宣部整治新闻媒体不正与此德行类同吗？今天不许再提蒋彦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后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说媒体是“社会公器”，诸如此类。试问中宣部这些禁令都是怎么得来的？依据是什么？比刘修德和三仙姑的“结论”科学多少？他们的“不许”，毫无根据，绝对想当然，绝对人治，绝对与人类基本文明准则背道而驰，与巫婆神汉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属于同一个级别。
　　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权威程度罗马教会化。如今中宣部实在太正确了，正确得跟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一样，势焰熏天，莫予毒也，炙手可热，谁碰到它都要被它烧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笔下永州之野产的那种异蛇一样，触草木，草木尽死，咬了人，没治。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正确得像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部长神圣得像红衣大主教，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厉害得像永州的异蛇。新闻媒体监督这个监督那个，谁敢监督宣传部？“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传部永远正确吗？现在政府各部，无论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总还有个法，可是中宣部发号施令根本没有章法，混同于巫婆神汉顺口胡扯，悖逆最起码的人类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却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中国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阳照射不到的惟一的黑暗王国。中宣部是人民共和国最后一只黑箱，我们不能答应它平安而威力四射地存在。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入”。中宣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历史上的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化大革命、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哈尔滨的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这一切已经令所有媒介和学术中人忍无可忍，令普通民众伤心欲绝。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宪法杀手。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权利，按道理说，中宣部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部，就应该是言论出版自由的扞卫者，而实际上它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最大侵害者，整个一个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的政府职能部门不去努力保障它，却是千方百计地折磨它，践踏它，这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扞卫宪法，就不能不讨伐中宣部。
　　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于行动上堕落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向国民党专制统治抗争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时期。有人将此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和一般言论文章择要辑为《历史的先声》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这些文章言必称民主，言必称言论自由，是当时中国最伟大，最能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见中宣部已经如何深重地沉沦为共产党原初理想的敌人。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决不可坐视中宣部再如此随心所欲地乱党祸国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冷战思维的衣钵传人。中宣部吹风，凡涉美国，必是敌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对外宣传和事关欧美新闻报道的指南。某出版社编辑报一个选题是《看美国人怎样治国》，总编辑一看题目，急了，问：“你什么意思？”总编辑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人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赞美的。中宣部训话会一贯讲究的就是这样的导向。美国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当你把它诬为臭狗屎的时候，实际上你已嗅着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进食。心地光明磊落一些吧，中宣部！恢复正常的嗅觉，把狗屎称为狗屎，把香饽饽称为香饽饽才是你的出路。否则必然身败名裂，自己将自己挂上历史的耻辱柱。实际上你已经声名狼籍太久，赶快悬崖勒马。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挠者，而不是贯彻者。媒介中人，特别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领旨”听训的媒体领导人称：你听中央领导讲话，中国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听训，中国简直是乌云翻滚，魔爪横伸，整个感觉中央精神的头号阳奉阴违者，头号克扣者，头号反对者，头号否定者，头号干扰阻挠者，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贪官污吏，不是海外民运分子，不是美帝国主义，不是法轮功，不是六四死难家属，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中央宣传部。此时你禁不住产生今夕何夕的感觉，中宣部究竟是谁的中宣部，它究竟是听谁的，今日域中，是光明的天下，还是黑暗的天下。笔者写此文，正值2004年两会，这本应是媒体最活跃，中国人政治生活最自由的时期，可是你看媒体被中宣部收拾得个个“清心寡欲”，家家跟素食者似的，会上谈的一些重大问题，修宪、拆迁之类，都不许媒体自由言说，实在是与中央的中心工作对着干。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病。日前与某杂志社一位朋友通电话，无意间谈到他们最近一期杂志刊载的一组关于信访的文章。恰好我也看了这篇文章，他说：“这组文章影响不小，连中宣部都打来电话了，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信访问题最大的一篇报道。”我立即回应道：“远远不够！应该做一期专号。你们这一期做的是什么呀？简直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访旅游，把信访者的苦难当风景看，隔靴搔痒，太轻飘飘了。应该照着督促和帮助政府彻底解决信访问题的方向去做，脚踏实地而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尽媒介之力，坚决挖掉导致信访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各级毒瘤。前不久在网上我发表一篇《给温总理的一封信》，提请并奉劝他们这一届政府，要拿三分之一的精力，解决人民群体幸福感指数过低的问题。富裕固然重要，可是富裕而不幸福，人文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有背政府初衷，是国家的硬伤。上访就是这样一块硬伤，是老百姓幸福感的头号杀手。我相信温总理能够看到那封信。信访的存在是我们不可饶恕的罪恶，居然听任它存在几十年，实在太罪过！良心大大地坏了！”。
　　听我此番话，这位朋友接着说：“中宣部的电话不是来鼓励的，而是来责备的。说这样报道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心中顿时无名火起：“这种混蛋！简直是弱智！上访者个个都是炸弹又能怎样？对于十三亿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极少数，怎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何况上访者十之八九都是蔫人，真正的暴烈之士根本不会去上访。长期听任上访的存在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原因，宣传部的此类责备又是导致上访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如果媒体自由跟进，而不是像这样被各界宣传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锁，上访现象早他妈八百年就绝迹了！”。
　　形诸文字还客气了一些的，在电话里我跟泼妇和泼皮一样破口大骂，没有一点风度和修养。我简直是出离愤怒了！报道上访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不报道才会积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面对一个个悲惨的上访故事，你们居然能无动于衷，竟责备媒体报道太过，实在是太铁石心肠！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冷血，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怎么能不误我苍生，误我中华！
　　非典期间，在卫生部举行的那次究竟该如何公开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讨会上，有卫生部的官员担心和盘托出真相会引起恐慌，我当即怒不可遏：“在座的不是都知道真相了吗？大家不都好好的没有一个寻死上。
　　吊投井跳楼吗？别以为我们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现在就可以通知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立即向国人公开疫情真相。”卫生部领导真是“从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开了疫情，就是4月20日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张文康部长公开的那个来中国旅游很安全那个“真相”我插这个曲是什么意思是？是想说明，有些政府官员要比普通人懒惰得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们大脑根本没有科学缜密思维的影子，完全是跟着愚昧的感觉走，跟着愚昧的想当然下结论，做决策，下命令。口口声声为社会效益计，为国家稳定计，本质上是“误国误民，实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护恶棍和腐败分子。年前各新闻媒体都传达了中宣部吹胡子瞪眼睛转达的二十五个“不准”，其中一个“不准”是不准各家新闻媒体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的消息。为什么不准报道？说是这影响了宣传系统的形象。这个理由太邪恶！宣传部没有免于被监督的特权。不许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试问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代表了“双规分子”的利益！这一“不准”，让新闻记者扼腕痛惜，让腐败分子暗暗称快，这不是一个以宣传“三个代表”为业的机构可以说出口的话。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请问一切正义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杀无数新闻报道，每一个报道里都是小民被欺；封杀一个报道就是纵容继续欺压小民，做恶人的帮凶。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吃里扒外。新闻媒体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孙子一样灰头土脸。你管他就应该保护它，可是记者屡屡被打，从来没见中宣部站出来为记者说话，给记者撑腰。修理记者的办法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可到记者需要你为他们鸣冤撑腰讨公道的时候，你乌龟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个！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表面上的精神贵族，实际上的金钱奴隶，铜臭十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对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随意叫“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许多时候实际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寻租，是受恶人之托，忠恶人之事，拿党和国家赋予的媒介管理权为腐败分子减祸消灾，谋取私利。据一些大型网站和著名报刊的从业者介绍，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传为名，指令媒体免费给一些文化商品做广告。媒体该收的广告费免去了，可是广告主的广告费没有免，哪去了？进了“叫停”者的腰包。另据可靠消息，宁波普陀区曾拿八十万请中宣部摆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天津一个卫生事件的当事人也曾拿出几十万元贿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杀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看起来是封杀一个报道，实际上就是庇护一群或一个恶棍，是延续一个灾难，是出卖党和政府的形象以换取非法利益。最近，中宣部下令封死宝马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有没有接受事主的黑钱？我们不能不提出质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嫉妒贤德，谁冒头就封杀谁，谁的正义感突出就“活埋”谁。现在中国不能有畅销书，哪本书畅销接着必有中宣部跑步“灭火”。理由冠冕堂皇，内心阴暗无比。封杀一本有创意的。
　　走红新书，就是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摁下去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或学者或报纸，就是摧灭中国社会的正气。当下中国社会，之所以精神创造力枯萎，道德沦丧，正义泯灭，邪恶势力猖獗，正气弱如游丝，中宣部要负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责。中宣部败坏了中国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民工欠薪多年，为什么直到温总理时代才真正着手解决？宣传部一向不许媒体报道，欠薪问题进入不了国人的视野，怎么可能解决？上访为什么几十年不绝，有的祖孙几代上访，前仆后继，为什么？宣传部为无数的罪恶捂着盖子。计划生育有多少惨绝的事，都因为得不到媒体的报道而屡屡重演恶人不怕见官，就怕见报，新闻媒体本来可以为中国人民做一万件好事，解决一万件灾难，只因宣传部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和霸道武断的工作方式，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绝，宣传部系统整个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延续者和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媒体老总们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的戕杀者。每次听中宣部训话归来，受训的媒体领导都大倒苦水，说坐在中宣部的会议室里简直是时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说辞实在太违背时代潮流。看上去他们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没有半点损伤，实际他们内心被大大挫伤，他们的是非感、正义感和文明感被中宣部的训话彻底地损伤了。是非感的伤害是世间最大的伤害，正义感的被蹂躏是最残暴的蹂躏。

　　上策，撤消各级宣传部。美国有宣传部吗？英国有吗？欧洲有吗？都没有。谁有宣传部？纳粹德国有宣传部，而且曾涌现出一位著名的部长，就是戈培尔博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条谎言的发明者。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有宣传部，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宣传朱毛的队伍是“共匪”。宣传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知客观为何物，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殊不知宣传部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罪恶，就是灾难，就是政党和政府自绝于人民之举。中国政府如果说在国际社会上形象不理想，应该首追中宣部的责任。它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传部工作法》，一切照章法来，不得再采用三仙姑式的巫婆神汉工作法。允许其依照现有工作模式运行，但是必须设置监督环节，以节制宣传部的工作，不得再正确得如同罗马教会。具体办法有四个：办法一，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项目，为中宣部的功罪盘点，看看宣传部系统在过去的历史时期里都立过哪些功，犯过那些罪，哪些宣传部长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哪些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功臣画进凌烟阁，罪人刻上耻辱柱。可以倒着清盘，从现任刘云山、吉炳轩开始，依次丁关根、王忍之、徐惟诚等，顺着往上捋
　　办法二，建立宣传部工作日志制度。宣传部必须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杀令，明天举了哪些黄牌，必须笔笔记录在案，昭昭在册，以备查询，以备监督，以备日后责任追究，以备日后历史的论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种企图逃避责任追究和历史审查，以电话下“禁令”，不留文字痕迹的鬼魅做法必须坚决禁止。一件坏事，新闻媒体正准备暴光，宣传部的电话便斜刺杀来，高喊“刀下留人，不许报道！”研究者对此类情况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冕堂皇的“稳定压倒一切”之外，还要细心考察这背后还有没有权钱交易？要追问凭什么你自告奋勇替坏人坏事捂盖消灾？鲁迅先生说：“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们有理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宣传部的这种“叫停”电话。一个‘叫停’电话，拿坏人多少贿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我从实招来！
　　办法三，建立宣传部工作事故追惩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责任追究制度，宣传部工作如果发生失误，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应该有事故追究制度。一句话，意识形态的超级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白放过。当年的中宣部发动的许多反这反那的活动，现在看都是笑谈，视为丑事，为什么不见有人为那些丑事、蠢事负责？
　　办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体随时将中宣部下达的各种“不许”指令刊登在报刊上，或者发布上网。中宣部也有这样做的法定义务，让全国人民都来评价宣传部下达的这些禁令哪些属于正确的，是功德，哪些是罪恶，是反文明，是伤天害理。各媒体老总，听了中宣部的训话之后，凡觉得有违背起码的文明社会常识的指令，都应该自觉将其发布上网。丑恶言行最惧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也是被媒体老总们听完不当、不正确、甚至反动的训话之后“秘而不宣”惯出来的。据一些老总讲，中宣部训话根本不讲理性，不循文明常识，也不讲什么媒体责任，有时甚至迹近流氓无赖滚刀肉的腔调，充溢在训话中的是酣畅淋漓的颟顸气和管人欲。中国新闻媒介体系如此庞大，而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实在太少，祸根就是整个宣传部系统使出全幅力量，专以拖新闻监督的后退，拉历史的倒车为职责。实在令人痛心！实在令人愤怒！
　　三、中宣部挟王明、康生、张春桥极左历史的余威才这么凶顽，它的极左根子从未被清算这些年新闻圈常用这个句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报道夭折了。”什么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就是宣传部从中横加干涉。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报道，实际上是说虽然是公认的荒谬、愚昧甚至反动，可是也不能不听它的。这等于认可了宣传部拥有了颠倒黑白、强奸公意、指鹿为马、不按常理出牌、践踏文明常识的特权。众所周知的荒谬，而威力却如此之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不可向迩”，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正面抗争哪怕半句话，实在是中国道德人格的耻辱！新闻圈里的人都说：中宣部的权威只隔一层窗户纸，只是大家不愿捅破就是了。为什么不愿捅？是不敢捅。为什么不敢捅？因为它太凶顽，它不讲理，更不讲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恶棍较真儿。他加害了你，你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诉状。这样的现实助长了宣传部的行不由径，致使其肆无忌惮地祭起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各种邪术法宝来。整个宣传部系统是中国新闻业正头顶上的一块乌云，是新闻记者的噩梦，它蔑视文明社会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韪。它是党和政府民意基础的最大淘蚀者，是党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流失者，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凶顽？第一，这是极左历史留给它的历史遗产。从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时代以迄于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责权。它做到哪儿哪儿是边，即便事后证明宣传错了，鼓动歪了，“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的地位却一成不变，什么责都不用负，一不用反省，二不用忏悔，三不用问责。“反右”期间，“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后来中宣部搞的反这反那期间，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都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事后没有谁向它“反攻倒算”追究其过失。政治路线变了，人事变了，中宣部作为一个机构的红和毒却一直没变。中宣部从来没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没有变，它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从未被触动，它的极左性、悖逆性从来没变。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那样清算中宣部在过去历史时期的一切罪错！第二，这是继承前此意识形态衣钵的体现，固守着与时代相背的国际冷战思维。中国媒体说美国至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战思维的烈女节妇。第三，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看成是一小撮人的禁脔，各种在它看来不顺耳的发音器官都是没有发声资格的。须知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体炎黄子孙的托身之地、庇护之所，任何异类，你是民运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罢，都是这片国土的合法继承人，都有平等地在这片我们祖先共同开发的老娘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言说的权利。我即便是不爱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有在这片热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监的权利，因为这也是我的祖产。你中宣部部长的曾高祖在这片热土上耕耘过，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的曾高祖也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爷爷们的孙子是平等的，是应该坐在一张圆桌边共商国事的。可是中宣部是不许你这么看，这么说，这么商量的。四、我敢喊出“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毛主席教导给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新闻圈早已在私下自由的场合称中宣部是当下中国的“反动派”了。虽然“反动派”这个词有泛政治化倾向，有“历史问题”，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诸中宣部的种种行径，除了这个词，别的词真的很难表达。中宣部的反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不背不盖赤裸裸的反动，是不折不扣的反动。
　　第二个理由，这是我的宪法权利。共和国里不应该有老虎的屁股，共和国里不应该有任何免于诘问的圣物，共和国里也不允许有欧洲中世纪红衣大主教那样的圣人。
　　第三个理由，我比中宣部高明和文明。从上到下各级宣传部系统的工作，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嚣着走向结薄冰的深湖，又好比街头恶棍行横，却没人喝令断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的。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利于任何人。他们自认为“守土有责”，是忠心耿耿为党和政府“看家护院”。在我看来，他们是陷党和政府于不义。他们出台的每一个“不许”，都经不起推敲，都是愚昧的“结晶”，都误党和政府的事业报道上访会“影响稳定”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究竟会不会影响？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会怎么影响？他们调查过吗？他们研究过吗？他们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没有一点科学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懒惰！全是冷血！
　　第四个理由，他们对人类文明常识的践踏令我忍无可忍。他们不许媒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的字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可以用，十六大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矛盾”！这是对60万中国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这种反对起码的新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径，充分说明他们不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卫士，不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执行者，而是愚昧落后文化的代表者，代表着人类腐朽没落的文化堕落沉沦倒行逆施的方向。
　　第五个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着中宣部这个机构就这么自我毁灭，更不忍心听任你们继续毁灭中国尚存的一息精气神。我必须像佛教大师那样对你们加以“当头棒喝”：“休得无礼！不许走那条路！”
　　第六个理由，别的部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评”，凭什么中宣部就不能被“说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铁道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长，都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责问。特别是铁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样受到国人的围攻，说春运涨价实在可耻，是“大发中华民族团圆财”。中宣部每一次发布“不许令”，新闻界都会经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心灵折磨，整体地灰心伤气，骂骂咧咧，痛不欲干新闻，然而却向来无人敢反问一句“你的‘不许’合适吗？你凭什么‘不许’？”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无穷，凭什么？凭什么宣传部就是猫，而新闻媒体就是老鼠？谁给中宣部这样被监督、被批评的豁免权？
　　第七个理由，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气发布二十五个不准时，新闻圈朋友聚会时总半真半假说“河南人都什么玩意儿！”一位级别挺高的新闻界朋友说：“春天他们这一届（中宣部领导）初上台时，加上正赶上非典，新闻宣传通气会上对媒体老总还客客气气。现在，牛得很，凶得很，一点不客气！眼空无物，去听精神的仿佛都是三孙子。”河南人抓意识形态让人不放心。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识形态过敏。1942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二十年后的1962年，河南饿死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上边未必是那样的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上边有上边的事，他不会觉察你看起来跟上面，实际上已经跟了魔鬼。于是你越跟越远，最后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杀手。我不相信中宣部发布的二十五个“不许”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拣选出来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让同志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于是中宣部把领导人的信任做到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程度。“防火防盗防河南人”，这令人痛心。我们不能听任全中国的舆论环境都发生河南化。
　　第八个理由，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梁启超把时务文体发展至极致，胡适把白话文张扬到极致，徐志摩把新诗发挥至极致，鲁迅把杂文发挥至极致，李敖、柏杨、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臻其极。他们的每一个极致都为汉语文和汉民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第九个理由，前辈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弥尔顿写了《论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骆宾王就写了《讨武照檄》，尼采说“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绪帝是“载恬小丑”，梁启超嘲骂袁世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五四先驱喊“打到孔家店！”张季鸾数说“蒋介石的人生观”，郭沫若叫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傅斯年写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倒“皇亲国戚”，前贤相望，史不绝书，我说句“这个样子的吉炳轩非走不可”，或喊一声“讨伐中宣部”，较之这些前辈，有什么大不了？实在小菜一碟。再者，新闻媒体上国外整天喊总统不称职，要下台，部长有劣迹，快滚蛋，我就不信中国人喊一句“讨伐中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该死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我想做一个好的知识者，我想做中国的弥尔顿，我想让这篇《讨伐中宣部》成为彪炳史册的历史文献，就像《论出版自由》一样，就像《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样。
　　第十个理由，为后辈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为后辈开辟幸福自由的源泉。“公民”“民主”都成为忌讳，这灾难太深重了吧？何时是尽头？鳞介羽毛尚知为子孙计，何况我圆颅方趾的人类？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文王谔谔以昌，纣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个理由，人不亲行亲。你是抓新闻工作的，我是研究新闻工作的，新闻工作的抓法也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我们本是一家，共同对同一个“东家”的兴衰负责，那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应以辐辏之势指向我们共同的轴心：父母之邦！炎黄之族！
　　第十二个理由，生态学的依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苍鹰更后。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中宣部如此绝对的权力为什么就没有监督？谁能保证它不腐败？它不以权牟利？中宣部后面也应该“黄雀”，没人敢追问他打一个“不许报道！”的电话背后是不是收受了别人的贿赂，这是生态学常识不能答应的。恐龙没有天敌，最后还是灭亡。大家彼此应该“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第十三个理由，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中宣部又出台新“不许”了，我就不恨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颐和园都很近，那里到处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树枝有一千万个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算了，不看这个世界了。这都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没什么法子让中宣部醒来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读研究生时一师兄常说：“司马迁写《史记》蛋砸三砖。”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让他写《史记》，成吗？我想遍宪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法，讨伐中宣部该不着死罪。既是“活罪”，就更没什么好怕。不就是蹲大狱吗？没准还捞个“秦城待遇”。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银行，有利息，不贬值。现在凡叫得上名字的老人物，有几个没蹲过秦城？甘地说监狱是大英帝国免费的旅馆，住着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国监狱与大英帝国的监狱在这一点上文明程度一样，也是全免费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太一样，枪毙一个“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属得拿五毛钱的子弹费，不然不得收尸）。不就是性生活悬空吗？练“在狱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不好吗？还能比上高中、上大学差？高中、大学时我就饿过肚子，没什么大不了。受过苦的人有担待。前几天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丁玲老伴儿陈明先生，说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么时候啊？正当物质匮乏。现在，全国人民都不挨饿，还能亏了秦城人？不就是可能挨点儿小打吗？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虫的假死。一打，假死了，谅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话说过来，打死也没什么，孙志刚不是就被打死了吗？不死哪能成圣啊？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想成圣贤不顾老婆孩子。这一点西方人更可取，想成圣贤就不成家，当年来中国传教的那些耶稣会教士就是这样，“不婚不宦”。如果让我自己“定罪”，我既不该死罪，也没有“活罪”，讨伐中宣部，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功劳反倒是大大的，大英雄一个，跟前面提到的诸位前人一样，足以名垂青史。
　　第十四个理由，我对苦难的敏感度比较高，对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较低。上访和民工欠薪二事，谁要说影响稳定，不能报道，我就特别痛恨。元旦那天，胡主席对全世界作个简短的“新年献词”，呼吁、祝愿世界和平。听了我很生气。呼吁、祝愿什么世界和平啊，呼吁拖欠的民工款全还了就行了！祝愿全中国的上访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复就足够了！就功德无量了！元旦那天夜里，我做个梦。我到颐和园游玩，一个人影都不见，一个大园子里就我一个游客。我疑疑惑惑、意意思思地走，就这么来到十七孔桥上。低头一看，桥拱最高处有一双鞋，鞋尖对着北边的石栏杆，放得特别整齐。人投水死了，剩下一双鞋，让人注意。这是我见这双鞋子的第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是发现这双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经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寻找没死的证据。末了我发现鞋里有一封信，是写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信的大意是，你们为什么不下死命令解决民工欠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壮士断腕下死力解决上访问题？今天我要死给你们看！明年再有欠薪，再有上访，我在阴间决不饶恕你们！瞧瞧，我已经在梦里“死谏”，以死抗议政府对上访和欠薪的麻木不仁了！

五、戳穿中宣部愚昧、冷血、贪贿的“稳定观”，确立科学的稳定观在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中宣部动辄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传媒，我们必须重新打量这个理由，培育起科学的发展观。据我思索，稳定有三种状态，一是常态稳定，一是不稳定状态，一是超稳定状态。超稳定状态就是死态，就是化石状态。中宣部现在搞的稳定就是超稳定状态，中国新闻媒体已经被它搞得化石般稳定。 ()

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报道的根源也有三个：一个是中宣部冷血愚昧，像报道上访、欠薪会影响稳定，报道计划生育的野蛮做法会影响国家形象，诸如此类，都是愚昧冷血造成的。如今关于欠薪的报道这么轰轰烈烈，不仅没有影响稳定，反倒国家因此稳定许多，政府因此亲和许多，这充分证明过去中宣部以“影响稳定”为由扼杀新闻监督的行为是多么的愚昧和大错特错。它大大推迟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在世界国家之林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抹了太多的黑。 ()

再一个根源是中宣部权力寻租，这边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以“影响稳定”的名义喝令焦点访谈或其他什么媒体不许报道。据可靠消息，没有中宣部摆不平、封不杀的媒体，只有新华社的内参除外。所以给中宣部送钱免灾的恶人都知道，如果是被新华社内参盯上了，上供中宣部也不好使。()

被中宣部指控为“影响稳定”，从而加以封杀，对此我们要厉声问一句：“影响了谁的稳定？”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吗？非也！影响了腐败分子的稳定！影响了宝马案肇事者的稳定！影响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稳定！针对中宣部号称的“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不能不问一声：“谁的稳定压倒一切？”从中宣部叫“停”的一个个报道里我们看到，是腐败分子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邪恶势力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欺压良善弱小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有钱给中宣部上供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克扣民工工资的工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逼迫苦难的人民群众千里万里走上上访路者的稳定压倒一切！ ()

第三个根源是确实可能影响稳定，于是喊“停”。对此我们还要问一问：到底影响的是哪一种稳定？是常态的稳定，还是超稳定？如果影响常态稳定，是该喊“停”。如果影响的是超稳定，那是应该影响影响的，再不影响影响就死屁了，万马齐喑。什么是常态稳定，什么是超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必须有个科学的指标，而决不能允许像过去那样，跟着冷血、愚昧、贪贿者的感觉走！中宣部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管理，远远比三百年前的英帝国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还要落后。对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

已经是数字化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数字化。已经是透明的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透明。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见“中宣部”的招牌；拨北京的114查号台，你查不到中宣部的电话；网上搜索“中宣部”，你得到的是空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闭目塞听，以不变应万变，悖逆时代而存在的“机关”！中宣部是地下党，还是黑社会组织？它为什么胆敢这么无视公众对中宣部的知情权？中宣部早已不是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看门人，而蜕变为有着独立经济利益的险要“机关”。它拥有对全国庞大的新闻业说一不二的“叫停” 特权，它安享着“说你影响稳定你就影响稳定”的鉴定垄断权和由此带来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利益。已经是听证的时代，中宣部每发一号，施一令，也必须建立在严格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保守的，历来以极左闻名的，冷战思维孑遗的，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接受过多少黑钱，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曾迫使多少弱者和受害者在媒体上失声的中宣部，该彻底清算了！谁左谁当宣传部长的恐怖时代该终结了！

亚洲周刊林强 ( 公开批判中宣部后，焦国标仍如常在北大教学，但校方已找他“恳谈”，要求他“顾全大 局”，有人建议他出国进修暂避风头。他已做好心理准备，若丢了教职就回河南老家种庄 稼。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博士《讨伐中宣部》一文在网上广为流传，引起一 片惊叹之声。其振聋发聩的壮举，被誉为知识份子社会良知的表现。自从该文在网上广为 流传之后，替焦国标捏一把冷汗的大有人在，他泰然处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他说已做好心理准备，丢了教职，还可以回到河南老家务农。他自嘲的说：“现在不是 取消农业税了吗？乡下日子该好过些了。”他在上大学和念研究所时，农忙的月份都回到 村子里干活，自信自己那双翻书本、摇笔杆、打电脑键盘的手，还能种庄稼。 (

初春的北大，表面上一切很平静。未名湖畔的杨柳发出了新芽，校园多处的花树也都绽开 。焦国标照样上课，去图书馆看书，整理即将要出版的两个文集。一是《良知龙骧》，是 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另一文集，暂定名为《乡土回望》收集了他早在三农成为热门话题之 前，就陆续发表了大量有关农民疾苦，待遇不公的杂文。他认为中国农民在村子里受地方 干部的欺负，进城务工，又遭到拖欠薪资，上访又投诉无门，到处委屈而没有代言人。企 图掀起一个话语革命，建立一个广大农民的“第三话语中心”（前两个指的是五七年的右 派与文化大革命时的老干部）。 (

然而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波涛暗涌，学校势必不能不闻不问，教育与党务领导人召他去 “恳谈”，和他研究如何将这件事平静解决，要“顾全大局”，不要造成风波，否则弄到 中宣部非得介入来处理的地步就麻烦了。有校方人士建议，出国考察进修不失为避风头之 策。焦国标自称没有受到太多的压力。 (

焦国标生于一九六三年，是河南杞县人。他本人彬彬有礼，皮肤黝黑，戴着一副银丝眼镜 ，讲话不急不徐，略有河南口音。他已出版的文集和在在网上的杂文独树一职，在去年美 国向伊拉克开战时，他是挺美派，受到不少人攻击。

不信胡锦涛管那么细

去年十二月当他的河南老乡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一口气叫出二十五个不准报的时候，他就 火大了。尤其在这一届主管意识型态的新领导去年一年中，由刚上台时在非典时期略改以 往捂盖子的作风，过后故态复萌，气氛是越来越不对劲，口径越来越小。他认为胡锦涛不 会管得那么细，中宣部这个二十五个“不许”是官迷心窍，过分揣摩上面意旨的结果。导 致不许报道社会上许多突出的问题，民工讨不到工资，上访者讨不到公道，而媒体噤声， 是他无法容忍的。 (

《讨伐中宣部》写了四个月，焦国标认为中国改革文明，具体落实要从部门做起。收敛中 宣部所作所为，精神世界的口径可开大一点，必能释放出更多创造力，造福国人。

焦氏誓欲将“讨伐中宣部”一文与弥尔敦(John Milton)的“言论出版自由论”同列经典 。作为讲授传媒理论的专家，他的对弥尔敦抗议英国十七世纪出版前审查制度的理解，参 照中国中宣部发号施令，扼杀新闻出版自由，环境背景有可比之处。他要打倒中宣部的“ 冷血智弱”，终极的用意是释放社会良知，关注弱势群体，替他们说话，为他们争取做人 的尊严，言论自由是显示真理的手段，这也与弥尔敦把良心的自由放在最高的地位一致。

弥尔敦捍卫言论出版自由，是本着他清教徒的信念，认为上帝旨意必能在人世间由公理战 胜邪恶的斗争中体现出来，所以他主张给与所有的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劣质理论摆在优 质见解之旁，高下自能见出。任何被压抑的异端邪说，不会因压制而消失，反而在转入地 下之后，会继续发酵滋生，若是公开明辨，可能早已被人唾弃淘汰。弥尔敦对十八世纪美 国宪法言论自由有深远的的影响。他的那篇文章，细密严谨的思路，崇高的宗教情操，优 美的文字，几百年后还是有很大的说服力。

如果焦国标把弥尔敦的理论本土化，在新领导鼓励从事各学科理论建设的引导下用传播学 的语言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他可能顺利的晋升正教授，在学院的位子坐的更稳一些。但 是他选择了一项向中宣部开战的方式，英勇誓师，孤注一掷的“讨伐”，争取到了大众的 注意力，可是誓为“中国的弥尔敦”这一条却被多半的读者忽略掉了。

他这种选择明智吗？如果他选择了纯学术一途，有朝一日，中国报禁开放，言论自由，有 人再写新闻史论文时，何尝不会推崇焦国标的远见，尊其为“中国的弥尔敦”？

但是焦国标等不及了。言论对他而说是必需起作用，要有立即社会反应的。他渴望中国目 前能摆脱自我设限的桎梏，鄙视时下一般文人的软骨，自称在精神上师承章太炎、梁启超 、鲁迅与胡适，坚持自己的看法，立志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同时他认为中 宣部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中宣部的权威来自非理性的传统力量，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纸老虎 ，不值得畏惧。

《讨伐中宣部》列举了中宣部患了十四种大病，愚昧、枉法、冷血智弱、权钱交易、为无 数的罪恶捂盖子、蹂躏传媒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中宣部如果不撤销，至少该绳之以法， 要有监督的环节。　

中宣部的稳定压倒一切论是焦文迎头痛击的对象，中国人怕乱、怕动汤，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十 年浩劫，只要能稳定下来，什么都愿意承受。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转变；当年极左时 代，唯恐天下不乱，现在同一个中宣部又深怕有一点风吹草动，社会必得像一潭死水才好 。昔日享有政治上的免责权，至今如此。“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地位却一成不变。　　(

当今的中宣部高高在上，巩固权力的力量早已远离了当初意识形态的权威，而是腐败的权 钱结合。宣传系统上下以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转换为寻租的工具。权愈大，钱就愈多。 钱愈多，也就愈能巩固权力。新的堡垒就是建筑在种种利益的交换之上，多少新闻被封杀 是为了庇护有钱有势的腐败份子！这种系统必然是封闭的，只有在暗箱操作下，才能避开 对它行动合法性的质疑。保密的方式包括连中宣部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不能显示于公众。

他引用新闻圈里经常和中宣部打交道的人说：中宣部的权威只隔了一层窗户纸，只是大家 不愿捅破就是了。这回被他一捅，中宣部的权威很难再回到原先装神弄鬼神秘不可测的地 位，其他的人胆子也就大了。中国文化养成了很多的犬儒与乡愿，然而文化基因中，类似 章太炎之辈的也大有人在。他认为文明史的创造者是要能吃硬的，而且胃是能锻练出来的 。《讨伐中宣部》的全文在大陆网上已经绝迹，但是网友交流的论坛上，仍有零星的讨论。 一年前此时非典期间对资讯开放的呼吁现已沉寂，然而焦国标会不会唤醒这个诉求？尤其 老一辈不乏有开明的支持者，如何防止老中青的串连，显然是中宣部费脑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