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为：《1958年刘伯承淡出军界：与彭德怀误会太深？》
发生在1958年的这场颇有声势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最终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和以他为头面人物，包括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一批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而降下帷幕。
1950年7月，被毛泽东赞为“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万户候，共产党人楷模”的刘伯承，辞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来到石头城创办南京军事学院。6年多的呕心沥血，一所“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由刘伯承打造得颇具规模。在“全盘苏化”的历史条件下，南京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许多苏联军事人员任教官，连课程设置和教学训练都按照苏联的一套。反教条主义之风一刮，南京军事学院就不平静了。有人写信到国防部、中央军委，反映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太紧张，“三堂会审”式的考试太严格，有3名中将衔的学员因为读书嘴都念歪了。有的信点了刘伯承的名，说他用“修正主义”的一套摧残战功卓著的年轻将领，军校中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南京军事学院的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国防部长彭德怀与毛泽东作了长谈，在取得了毛的同意后，于1957年2月亲自率领包括二名大将、三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学院调研。作为当年工作组成员之一，中将张震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了调研的情形。他与贾若愚为一个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调查，对学院的严格课业制度得出了这样的看法：教学抓得紧，学习上有压力是正常的，有压力才有动力，这与教条主义挨不上边。他们与三个念歪了嘴的中将学员之一肖文玖作了交谈，肖说他在读课本时把嘴念歪，是学习上不得法，与教条主义没有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材，对每个学员都很好，不存在领导方法的问题。
然而，国防部工作组最后得出的结论，与张震、贾若愚的看法大相径庭。由彭德怀签字的结论报告，是这样写的：“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从学院方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显然，彭德怀对军事学院教学的评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一报告在中央军委由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参加了。萧克不同意报告的结论，认为把南京军事学院冠以“教条主义大本营”不合适。然而，萧克的意见不但没有起到一点拨正效果，还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此时的训练总监部，在彭德怀眼里已是问题成堆，已经传出了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彭德怀在一个公开场合曾一锤定音地说到过：“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训练总监部。”
萧克在获知这些情况后，对彭德怀这样表态很不赞同，联系到彭对南京军事学院的不恰当论估，就写了一封信与彭德怀交换意见。不料这封信成了他“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国防部了，挑到彭总头上了”。
这时，刘伯承正在北戴河养病，但他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三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观点鲜明地表示要重视反教条主义的思想检查。数月之后，刘伯承致信彭德怀和毛泽东，诚恳请求辞去南京军事学院的职务。不久，中央军委批准他的辞职，任命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上将任政委。
刘伯承主动揽过，引咎自责的壮举，没能阻止反教条主义的深入发展。1958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军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反教条主义，会议点了刘伯承、肖克、粟裕等人的名字。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扩大到师一级。6月20日，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另有列席代表438人的大会正式开始，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中心讲话，提出反教条主义“是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给“教条主义者”扣上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如果说彭德怀在会议上吹响了反教条主义的号角，那么，刚在八届五中全会进入决策中枢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则以扣人心弦的讲话掀起了斗争的高潮。他神情颇为激动地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而只列为参考资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者一听就明白，这是指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是不点名的点名。
6月23日，正值会议的紧张阶段，毛泽东到会，在越发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作了表态性讲话。毛泽东的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自己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我们自己的嘛，另外参考人家的。”
对于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接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语气略有加重：“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作为最高统帅，毛泽东这番话的份量非同小可。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言是有所指的。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于草地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将一些军、师干部送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时任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的余天云也在其中。余聪敏倔强，指挥打仗果敢决断，20岁便当了军长，深得张国焘的器重。但由于文化修养浅薄，阅历有限，加之性情刚烈，惯于争强好胜，对于全新的军事知识接受不了，倘若谦虚好学也就没事，偏在战术问题上与班级教官争吵，一直争执到刘伯承那儿，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谩骂，还公然拔枪相胁。基于余天云严重违纪，学校将他关了短期禁闭。不料余天云思想上想不开，认为自己这个红四方面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军长折了面子，羞愤难当，竟在一次行军时跳崖自杀。对于余天云的死，连张国焘也认为余心地如此脆弱，心理素质如此差劲，这种轻率举动是不可迁怪别人的，也就没有为难刘伯承。
相隔了20多年之后，彭德怀提出这桩旧事，显然对刘伯承非常不利，难怪毛泽东也不禁附和着说：“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哟。”
毛泽东、彭德怀的讲话，无疑使会议进一步升温，斗争愈演愈烈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这时候，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接到军委指示，赶回北京参加会议。由于头天晚上思考问题彻夜未眠，在火车上又没有合眼，到北京一检查，已是青光眼的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此时的刘伯承，对眼前的处境十分明了。他心里非常清楚，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也为了一批被划线的同志少受牵连和少受处分，自己只有作出违心的检讨，才能与北京保持一致，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展。
7月10日，66岁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事实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把所谓的“另一条军事路线”的罪责一肩扛了下来，把自己钉在了“教条主义”的铁板上。整个检查中，刘伯承语调低沉，中途多次哽咽着几不成句。
然而，那时的党的生活已不完全正常，刘伯承想保护一批同志的良好愿望被无情的事实所击碎。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并逐步走向高潮。除了刘伯承和南京军事学院，还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这时，被点名的人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接受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被关押起来。很快地，这位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被定为大右派，开除军籍解押新疆劳动改造。
发生在1958年的这场颇有声势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最终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和以他为头面人物，包括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一批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而降下帷幕。仅仅相隔一年多，彭德怀在庐山那场与反教条主义如出一辙的政治斗争中，饱受折磨，承受了远比刘伯承悲惨的磨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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