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北朝鲜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关系

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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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初，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在北京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商谈。
　　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解密，一幅朝鲜战争中东方阵营内部结构的新图景正被越来越详细地勾画出来，它表明中苏朝内部也存在复杂的矛盾。不仅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同中苏同盟有直接关联，在停战问题上中国同其盟友之间的关系同样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签署停战协定也是中方与盟友博弈的结果，因为中国是作战的主要方，但苏联是盟主，北朝鲜又同苏联保持历史的密切的关系。这与美国形成对照，后者既是参战的主要方，又是盟主，处理同盟内部问题相对容易的多。总的看来，不论是决定出兵还是最终决定停战，与盟友的关系始终是支配中国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领导人的决定通常需要经过同盟国的复杂协调，才能转变为可以实施的政策。

1，中苏朝谈判体制的建立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曾经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与会者多数同意争取在三八线附近停战，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他们认为占领三八线以北就已经达到了出兵的目的，另外沿三八线停战“各方”也比较好接受。所谓“各方”除了对手美国，更重要的是盟友苏联和北朝鲜。这其实是一个中国领导人必须要在其中做出选择的结构，他们一旦确定基本达成战略目的，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就是对手和盟友了。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能因为已经达到中国的战略目的，就能够很容易的结束这场战争。同盟国关系的复杂程度为停战谈判开始前中国领导人同斯大林的一段磋商所证明。当时毛泽东甚至表示，中国并不愿意作为主要角色参与停战谈判。
　　1951年6月29日，金日成打电报给中国领导人，询问如果美方要求举行谈判，他当如何答复。此前一天，毛泽东刚收到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来的电报，其内容是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与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Kirk，Alan G）之间会谈的内容，其中涉及到一些有关停战谈判的具体安排。毛泽东当天即去电斯大林，提出“假如谈判真能举行的话”，很需要斯大林“密切地指导这次谈判”，他说这样做的必要性是“以免上敌人的当”。
　　6月30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发表与中朝举行停战谈判的战地声明。毛泽东接报后即打电报给斯大林，建议他“直接与金日成同志通讯，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同时将您的意见告知我们就行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向彭德怀、金日成转发了给斯大林的电报，主要是告诉金日成，谈判以朝方“代表为主”，并直接由斯大林指导，请金日成“有问题直接向他请示”；另希望金日成“考虑和准备”谈判内容和方法，中国则派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前去“在内部帮助”。
　　斯大林肯定认为兹事体大，当天及电复毛泽东予以拒绝。他说由莫斯科领导停战谈判“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苏联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而且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反之毛泽东“应该同他联系”。斯大林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即谈判将由中国领导并做出主要决定，苏联会提供一些建议。尤其重要的是斯大林明确表态不会直接与金日成来往。他心里一定清楚，过去背着毛泽东与金日成共同策划发动朝鲜战争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很消极的印象。斯大林就这样明确了三个盟友在决策结构和程序中的相互位置，即中国领导人将在停战谈判中居领导地位，而苏联则以盟国领袖的身份居间协调；金日成显然是一个配角，由此在中苏朝三国之间构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决策机制。

2，确定军事分界线
　　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全过程，“战争局部化”一直是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核心概念，这个战略概念最初是周恩来在10月3日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谈中提出的，当时使用的是“使朝鲜事件地方化”，中国参战的底线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1951年6月初，金日成曾经秘密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停战问题。6月13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谈判就是要实现以三八线为界停战。斯大林在回电表示，“现在停战是好事”。沿三八线实现停战成为中苏之间的共识，也是包括北朝鲜在内的联盟合作的重要基础。
　　停战谈判开始当天，朝方代表南日（Nam II）将军即提出了包括三项议程的方案。第一项是交战双方同时下达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的命令；第二是将三八线确定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军队沿三八线南北两侧各自后退10公里；第三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美方立即表示坚决反对上述中朝方案中的第三条，即各国尽快从朝鲜半岛撤军。美国在很多战略问题上同它的盟友存在矛盾或分歧，唯独在拒绝撤军的问题上得到盟国的一致支持。结果争论持续了16天之久。后中方谈判建议北京在目前议程上对撤军问题“不宜过分坚持”，可以先达成沿三八线停战，“第二步再谈撤兵”。23日，毛泽东回电同意了代表团的意见，他说“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以后再谈。
　　中、朝代表团经过研究，于7月25日提出一项包括5点内容的折中方案。7月26日双方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此后，从7月27日到11月27日，双方谈判聚焦于军事分界线问题，中朝代表团提出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实现停战。8月10日，李克农向毛泽东报告了当天谈判的情况。他说美军代表乔伊（Joy，Charles Turner）在发言中表示，美方可以调整其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提出“应当根据实际军事形势来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在给李克农的电报中提出了新的设想。他指示中朝代表团可以提出更为可行的建议，可以以三八线“定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基线”，并以这条基线为依据建立非军事区，双方军队可以根据地形的实际情况后撤，“不必一律向后各撤十公里”。
　　8月12日，李克农、邓华、解方和乔冠华等根据新的谈判情况电询北京说，“对三八线问题必须做出明确的决策”，美方的目的是按当前双方所处的战线停战，并愿意为此做出一些调整；而且中朝方面要迫使美方接受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必要做出决定：“为三八线斗争并准备谈判终止，还是避免谈判破裂，为停止军事行动进行斗争”。他们主张“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而不再为三八线进行斗争，以免导致会谈终止”。
　　8月13日，周恩来代毛泽东复电李克农等，要求他们认真研究美方在谈判中的立场，并要转告金日成也考虑上述情况，在谈判中应当把“三八线同当前战线结合起来，甚至把军事分界线同缓冲地带结合起来”，为提出“商定的折衷方案做伏笔”。中国领导人随后即与盟友展开沟通。8月17日，毛泽东打电报向金日成，通报了对军事分界线问题的新方针。中国领导人后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详细解释了军事分界线调整问题，他们同时也告诉斯大林，金日成6月初在北京会谈时“便有此意”，中国这次也是“得他同意后始行提出的”。
　　8月22日夜，美军机在开城的中立地区投掷炸弹，并扫射了中朝代表团的驻地。在此之前，即8月19日，联合国军已经发动夏季攻势。谈判因此中断。这中断期间，志愿军展开反击联合国军夏季攻势的作战，中国领导人同时也在分析和判断美国的真实意图。毛泽东本人仍然相信，美方有可能“在拖延中寻找转弯的办法，并在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求得妥协”。毛泽东曾将他的上述判断告诉斯大林，并请斯大林转告金日成，建议在谈判中提出邀请中立国家作为监察员的问题。
　　斯大林并不赞成毛泽东的判断，这给中国领导人造成困扰，至少拖延了他们的行动。斯大林认为“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而且一旦由金日成提出中立国作为监察员的建议，将使美国人认为中朝方面急于停战，这对中朝“没有益处”。斯大林的态度同他从苏联驻朝鲜大使馆获得的那些目的十分可疑的报告有关。根据这些报告的陈述和分析，这个时期中国与北朝鲜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焦点就是中国希望更早一些地结束战争，而北朝鲜领导人则担心会因此而被强加上对他们不利的停战条件。苏联使馆一秘佩图霍夫编写了一份报告，声称美国在战场上掌握着主动权，苏联、中国和北朝鲜的一些行动被美方认为是“软弱、被迫求和的表现”。现在北朝鲜方面担心，他们“会被强加上破坏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威信的停战条件”；中国则“拒绝进攻性战役”，“力图尽快结束战争并摆脱援助朝鲜的负担”。报告还描述了在北朝鲜存在所谓对苏联十分有利的情况，即北朝鲜领导人对中国“明显冷谈”，而对苏联的期盼则“越来越坚定而广泛”。苏联驻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代表处也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分析说，杜鲁门政府选择了“无限期拖延停战谈判的策略”。

　　9月10日，苏联驻北朝鲜使馆就中朝之间的分歧向克里姆林宫做了专门的报告。由于金日成本人同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份由后者本人起草的报告对了解当时的苏朝关系和苏方的看法很有参考价值。该报告认为，北朝鲜领导人的基本看法是他们已经无法完成国家统一，“不得不在最坏的条件下同意恢复战前的状态”，而金日成本人则将这种后果部分地归咎于中国，并抱怨第三次战役以后志愿军没有乘胜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只想在三八线停战。按照拉祖瓦耶夫的说法，北朝鲜因此“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根据这些报告可以推断，中国不仅要同美国进行艰苦的对抗，还需要同自己的盟友进行同样艰苦的协调，才能实施自己的政策。
　　联合国军于8月19日发动的夏季攻势并未达成目的便结束了，美国政府内部进一步加紧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华盛顿最终接受了李奇微的建议，决定先以双方当前的实际接触线为中心线、设立4公里宽的中立区，然后再进行调整。这个方案的基本内容同毛泽东8月11日的设想已经接近了。
　　美国在决定恢复谈判后，再次同苏联进行了接触。10月5日，柯克会见了维辛斯基（Vyshinskii，A.Ia。），口头转达美国政府的两点声明。第一点是美国政府认为停战谈判意义重大，其次是希望改善美苏关系。10月15日，维辛斯基召见美国使馆代办卡明克。他向后者宣读了苏联政府的口头答复，即军事分界线问题应该在谈判中而不是在战场上解决，苏联愿意做“一切现实的努力”来使谈判获得结果。在苏联做出积极回应和中朝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板门店以后，美国立即同意于10月25日恢复谈判。
　　此时中国领导人已经表现出希望尽快达成停战协议，苏联的外交协助尤显其重要，在外交上对苏联的倚重仍然是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的。毛泽东在18日给李克农的一份电报中说，“我应坚持促使迅速恢复会议活动这一目标”。10月22、23两日，李克农连续就谈判恢复后的原则问题报告北京，毛泽东均转达斯大林。
　　10月25日，在停战谈判恢复的当天，毛泽东在给李克农的指示中说，可以“主动建议双方不讨论旧方案，而提出双方可以探讨的分界新方案”。他认为经过努力，是有“可能达到根据把分界线划在当前战线地区的建议稍加修改而划定分界线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毛泽东在一天前已经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金日成，并于25日接获后者表示同意的电报。31日，毛泽东将金日成表示同意的信息转告斯大林。
　　恢复谈判后，美方不再坚持“海空补偿”，并于11月12日决定放弃对开城的要求，美方代表团随后向中朝提出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中国领导人因此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在增大。11月14日，毛泽东签发了给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告诉后者美方“对于接受休战条件的可能性已在增长”，“我们主张就地停战，在现时双方接触线上，建立军事分界线”，这也是得到金日成同意的。电报最后提到中国总预算的32%用于战争。
　　斯大林迟迟未答复毛泽东的电报。由于事关重大，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催促斯大林尽快表明态度，中朝代表团为等他的答复已经两次推迟了与美方的会晤。19日，斯大林在接到罗申电报的当天即答复同意中国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到这时为止还处于主导地位，中苏之间的高层关系尚属顺畅。
　　11月27日，中朝代表团与美方代表团终于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金日成当天给斯大林发了一封密电，说毛泽东告诉他如果“年内能达成停战协定”，中国军队“应返回中国进行改编”，那时一些苏联武器就可以转交给北朝鲜军队了。这个判断同苏联一些部门的估计有很大差别。按照苏联驻远东办事处的报告，美国在战俘、监察和政治问题上都不大可能会做出让步。斯大林的看法则处于摇摆之中，他在具体的谈判问题上通常会顺应毛泽东的建议，但也不时就美国严重缺乏早日结束战争的诚意提出一些警告。

3，坚持“谈谈打打”
　　谈判局势的变化在中苏朝之间引起发新一轮分歧，这次主要是在中朝之间。1952年5月，双方先后解决了停战监督和停战后限制军事设施等问题，最后剩下一个战俘问题却长期无法达成协议，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美空军作战范围不断扩大，6月间轰炸了鸭绿江南岸的水丰发电站以及长津等处的发电设备。
　　当时中国领导人面临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是国内的经济形势，另一个更棘手的是北朝鲜越来越希望尽快停战。1952年初，北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曾经告诉彭德怀，“朝鲜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不愿继续进行战争”。苏联方面的报告证明，北朝鲜军队中士气低落，官兵军事素养不高，装备训练不好等等，美空军的狂轰滥炸给北朝鲜的城市乡村造成严重的破坏。7月11日至12日夜，美空军对平壤进行大规模轰炸，造成6000多居民伤亡。13日，美方即在谈判中提出一项遣返83000中朝战俘的建议。其中北朝鲜战俘76000余人，志愿军战俘6400余人。李克农因此电询毛泽东、彭德怀和金日成等，该如何应对这个方案。14日，金日成也发给毛泽东一份电报，表示希望能早日停战。
　　15日，毛泽东否定了金日成的建议，在回电中说“在目前接受敌人这一挑拨引诱性的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并在敌人狂轰滥炸之后接受，显然对我极为不利”，接受美国方案“这就是一着错满盘输的道理”。为了鼓励金日成，他说后者可以“不再客气地提出目前朝鲜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将尽力而为，不够的话还可以请求苏联“予以帮助”。与此同时，他也电告斯大林，中方不接受美方这种带有“挑拨性”的方案，决不能在“敌之压力下屈服”。
　　金日成得知中方的决定后向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一方面表示同意后者15日的决定，另一方面强烈要求改变中朝军队所谓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提出志愿军空军的作战范围应该从鸭绿江一线向北一直延伸到平壤一线，并派军战机深入到敌人后方轰炸美军机场和军事设施，在地面发动局部进攻向美军施加压力。
　　17日，拉祖瓦耶夫转呈了金日成16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金日成在电报中对停战谈判的前景表示极度悲观，说中朝的消极防御使北朝鲜人力物力遭受极大的损失，电报列出四点建议，包括加强防空力量，对敌方发动地面进攻以减轻美空军对中朝后方的压力，以及“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他要求苏联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毛泽东也将此前金日成的电报和他的回电均转发斯大林，斯大林回电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决定，不过这并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直到8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中朝决策者才有机会同斯大林一起做出关键的决定。20日，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晤，其间专门讨论了朝鲜停战谈判。周恩来介绍了中国在战俘问题上的政策以及与北朝鲜的分歧所在，还有北朝鲜方面表现出“有些动摇”、“情绪不太稳定”。斯大林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决定，他说现在“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承诺向北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他也提到如果美国“作些让步”就可以继续谈判。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建议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到莫斯科与斯大林面谈，后者表示“乐于接见他们”。9月4日，斯大林、周恩来、彭德怀、金日成和朴宪永等举行了会谈。斯大林是这次会谈的主角，他全面落实了同周恩来会谈达成的共识，联盟的分歧终于在这次会谈中解决了。

4，斯大林之死与停战
　　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逝，苏联新领导人决定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特别是他们贯彻这个决定的决心显得尤为坚定不移，这对中国领导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月8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吊唁斯大林的活动。这期间，苏联领导人直接向周恩来通报了他们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周恩来则表示将向北京汇报苏联政策的这一新变化。苏联这时也向平壤派出特使，向金日成传达苏联已经决定尽快结束战争。金日成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告诉苏联代表“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而且希望“尽快实现”。他说北朝鲜每天都损失“非常大”，讨论战俘的数字“不十分明智”，所以苏联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北朝鲜会积极地准备恢复谈判。
　　3月19日，苏联新领导人决定分别向毛泽东和金日成发函说明苏联就战俘遣返问题做出的决议，同时也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了指令，说明中朝应如何恢复停战谈判的具体步骤，以及恢复谈判就是为了实现停战。两天后，苏联领导人与周恩来再次讨论停战谈判问题。他们实际上改变了联盟间原有的决策结构。
　　苏联政策变化的影响显而易见。3月22日，在连续接到周恩来两封电报后，毛泽东回电莫斯科，表示北京准备答复克拉克2月22日的建议。他说苏联的建议同去年8月周恩来访苏期间告斯大林的最低方案是一致的。不过，这次同意恢复谈判的目的是什么？到底应该和实际上可以走到哪一步？只是就解决伤病战俘遣返问题恢复谈判，还是追求更大的目标等等？还是需要等周恩来回到北京以后再决定。
　　3月26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他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苏联政策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很快开始着手制定恢复谈判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本人认为，苏联的建议并没有超出周恩来曾经告诉过斯大林的那条底线，关键就看美国人愿意走多远了。3月28日，中朝发表声明愿意恢复谈判，苏联随后宣布给予支持。
　　美国人也基本上是心力交瘁了，他们决定接受中朝的建议。谈判终于在4月26日恢复。5月7日，中朝提出8点新建议。28日，美驻苏大使波伦拜会莫洛托夫，介绍美方在谈判中提出的新6点建议。5天后，莫洛托夫花了三分钟会见波伦，告诉后者“可以满意地断定”停战谈判会顺利完成，能不能真正达成协议则不取决于苏联。波伦心领神会，表示希望谈判顺利结束。3天后，艾森豪威尔致函李承晚，告诉他别再抱着武力统一朝鲜的“梦想”，美国不会拖延战争。
　　6月8日，中朝与美方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7月27日，交战双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在停战协定签订之前，苏联领导人向中方表示完全赞成中方的立场和措施，相信他们的谈判战术“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停战协定签订后，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一个贺电。29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库茨涅佐夫，分析了朝鲜的军事形势、志愿军的战略地位和停战的大致得失，内容同彭德怀的分析相差不多。他告诉苏联大使，中国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同苏新领导人商量。的确，中国还有必要同苏联进一步讨论这场战争留下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