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长子陈昊苏：追随父亲的步履

周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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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长子陈昊苏
　　开篇的话：60年弹指一挥间，从贫穷到崛起，从纷乱到和谐，中国迈进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
　　为新中国的建国大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们，无疑为人们所铭记。从本期起，我们将通过开国元勋的后人们口述那些鲜活的身影，让开国元勋跃然于文字，以期重温历史和激荡现实。

作为陈毅元帅长子，他被父母寄予厚望。漫长的人生之路，他牢记父亲的教诲，追随着父亲的步履。
　　从2009年回望1949年乃至更早，他舒缓的语速里传递着时代变迁的跌宕起伏。他的记忆里，不只是有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传奇，还有着一个家族与一个国家的紧密相连，家国、命运、民族、外交交织其中。
　　作为陈毅元帅长子，他被父母寄予厚望。漫长的人生之路，他牢记陈毅的教诲，追随着父亲的步履。
　　作为一名诗人，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表诗作，但一直谦称“写得不好”。诗言志，诗交友，诗传情，在父母指导下写诗，到赵朴老（赵朴初）的深情点拨，他还在继续向前走。
　　他就是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中国民间外交的践行者。

陈昊苏
　　8月13日，北京台基厂大街1号，这个原意大利驻华使馆旧址树影斑驳，静谧怡人。下午2点20分，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一会客厅，刚刚午睡后的陈昊苏一身便装，比预约的采访时间早到了10分钟。我们的话题就从1949年的10月开始。

父亲的诗与开国大典，我的亲情与奔波的童年
　　1949年，陈昊苏7岁。
　　这年10月，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这历史性的一刻，而陈昊苏并没有随父亲一起来到北京，他在上海的华东保育院上学（今上海市立幼儿园和新华小学）。
　　“因为当时我们在上海，父亲到北京参加了这个庆典。父亲当时即兴写了一首诗《开国小言》。全诗以五言句式写成，共有八章，前三章是：天安门上望，城下人如海。举头红五星，共庆山河改。/天安门上望，京阙焕新彩。亿众大革命，流血三十载。/天安门上望，红旗翻作海。万岁涌潮来，军民真主宰……”
　　48岁的陈毅在“天安门上望”的时候，数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终于结束了，一同结束的还有陈昊苏奔波的童年。
　　母亲张茜带着陈昊苏和弟弟跟随着后方部队行军是陈昊苏记忆中经常出现的画面。尽管后方部队没有战斗部队那么危险，但是漫长的行军旅途也颇为艰苦。陈昊苏和弟弟太小，走不了远路。
　　1947年，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叔叔阿姨牵了一个毛驴，在毛驴身上架一个坨子，一边放一个大筐，我和弟弟丹淮就坐在筐子里。”那年，陈昊苏只有五岁，弟弟陈丹淮四岁。“丹淮当时不愿意进筐里去，一直大哭，后来在筐里哭得累了睡着了，醒来后就适应了，我们在筐里还互相学着部队指挥员‘打电话’。那场景就像是电影《摇篮》里描写的延安保育院的故事。有一次不知怎么驴子被惊着了，我们兄弟被摔到了地面，但我们都没有受伤，有惊无险。”回忆起那段四处奔走的童年时光，陈昊苏脸上露出的却是轻松的笑容。
　　是时，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陈毅带领华东野战军转战山东解放区。当时为了保证后方家属的安全，部队决定把一部分家属转移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去。“我们从烟台出发坐船到大连。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闯关东》描述的场景和我们的经历很相似。当时国民党海军控制了海峡，我们必须借助夜幕的掩护才能安全渡过，所有人上了船都必须躺在船舱里，不能随意走动。我的弟弟小鲁刚满一岁，只有他不顾命令在船舱里走来走去”。
　　对战火中迁徙的这一艰难岁月，看不出陈昊苏唏嘘感叹，相反，相濡以沫的亲情却传递了出来。
　　（以下为采访）
　　问：现在和弟弟妹妹见面还多吗？

陈昊苏：当然啦，我们在北京经常见面。我还写了诗：崛起神州欢庆日，红军后代忆真红。

父亲任上海市长，我从不提父亲是谁
陈昊苏说：“能为国家作一点贡献，是父亲培养教诲的结果。”
　　“1949年4月，我军胜利渡江，解放南京、杭州，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军乘胜追击，解放上海已是指日可待。难点在于尽量避免战争带来的破坏，让上海完整的回到人民的手中。当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叫：瓷器店里打耗子。搞得不好，耗子没抓到，反而会把瓷器打烂。我们的部队既要解放上海，同时更要防止国民党军撤退时对上海进行破坏。”
　　中国人民解放军极力将敌人调到外围阵地加以歼灭，以轻武器攻占城市，付出了重大代价。“我们解放上海的部队按照中央和总前委的要求给上海市人民拿出一个很好的见面礼，那就是人民军队最严格的群众纪律。近代史纪录了很多军队进入上海的往事，没有一个能做到像解放军这样纪律严明的。日本军的残暴就不用提了，国民党军在抗战后回到上海，号称‘五子登科’，房子、车子、银子、票子等等，没有不抢的，后来被形容为‘劫收’。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则用第一流的军纪争取到上海的民心，把上海引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解放后，陈毅担任了首任上海市长。陈昊苏在上海上学，从不说自己的父亲是谁，“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刚从战争时代走到和平年代，很多斗争仍然很复杂，怕特务搞破坏。”
　　首长的孩子在军营里很引人注目，容易滋长骄傲情绪。陈昊苏被送到地方的学校读书，“他要求我们不要说住在哪里，也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不让我们滋长骄气，不要有优越感。到了学校就和同学打成一片。”
　　问：听说你们兄妹小时候对外从不讲父亲的姓名？

陈昊苏：不仅是小时候，到现在我们也不喜欢对外人讲父亲的姓名和事情。父亲一直让我们低调一些，刚解放的时候，父亲就是大官了，上海市的市长，华东军区的司令员。同学都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当时同学们之间也不会问这个。

父亲奉调中央，我在北京上学
　　1954年9月，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调到中央工作，但仍有一段时间兼任上海市长。1955年春，陈昊苏也和家人一起来到北京上中学。
　　“上中学以后，父亲的姓名就没有必要保密了，但我们还是不愿意对外人说。学校的领导当然知道我的父亲是陈毅。1958年我在北京四中上学，学校还特别请我父亲来学校演讲。那天下午，我和同学们都在上自习课，听到通知就到操场上集合，我才知道是父亲来学校作报告了。那一次，父亲对我们这些中学生讲了一些关于人生选择的大道理，给我和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北京读书的这段时间是相对安定和闲适的，陈昊苏和弟弟像普通的孩子一样每天上学放学。
　　当时毛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召集会议，所以陈毅每天回家都很晚，睡的也晚。陈昊苏和弟弟们早上都不吵闹，吃完早餐就去上学，“中午在学校吃饭，晚上回家父亲又出去工作了。好几天不见面是常见的事。但当他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他会亲切地询问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作为陈毅的长子，陈昊苏被寄予厚望，学习是被极度重视的。1959年，陈昊苏高中毕业。
　　陈毅18岁赴法国勤工俭学，18岁的陈昊苏也想负笈西行。他在外语分院留苏预备学了一年俄语，准备去苏联留学，但1960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压缩中国去苏联留学生名额。“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我表态服从组织分配。当时对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不是特别清楚，父亲也没有明确说不希望我出国留学。他可能有所考虑但没有向我表示过，如果我去苏联留学，他作为外长，有些不太方便。”

　　陈昊苏终未成行。1972年，22岁的妹妹陈珊珊赴英国留学；2000年，19岁的儿子陈兴华赴欧洲留学。陈家三代的留学经历得以一脉相承。
　　问：您与父亲的交流也像普通家庭的父子一样吗？

陈昊苏：一样，也不一样。他在外面的应酬多，几乎每天晚上都不在家里吃饭，参加完各种活动后还要去中南海开会到很晚才回家。但当他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他会亲切地询问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父亲分管科技，要求孩子们“不搞空头政治”
　　留学未成的陈昊苏于1960年9月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
　　陈毅刚到中央工作时曾分管科技工作，当时，他有一句名言：我这个副总理是给科学家拿皮包的。
　　“我在家中是老大，第一个进大学。”陈昊苏在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建议他学习工科。
　　“我平时受父亲的影响，对文学、历史很感兴趣，学文科也是一种选择，但是父亲主张我学习工科。他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自己年轻时也是学工科，在成都甲种工业学校，读纺织科。后来，认识到旧中国政治腐败，无法保障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要投身于政治斗争，创建人民的国家，为发展扫清道路。到了我们这一代，父亲认为政治问题已解决，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最缺乏的就是科技人才，所以鼓励我去学科学技术。”
　　就这样，陈昊苏选择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航天部七机部工作。
　　遗憾的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打碎了陈昊苏的技术梦。1971年，陈昊苏所在七机部让他改行搞政治工作。“我征求父亲的意见，当时他已患重症，处在闲散的位置。他表示这个问题应由你自己决定。他说过去曾经认为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看来并不正确。政治上的动荡太频繁，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影响。只要你自己把握好，搞政治工作也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不搞空头政治”。
　　陈毅一贯的思想就是认为搞政治运动不是好办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造成很多后遗症。“‘文化大革命’前他在高等学校讲话强调‘又红又专’，反对不加分析地批判所谓‘白专道路’。这里面的道理是很深刻的，正确的政治应该支持技术和业务蓬勃发展，而阻碍技术和业务发展就谈不上是正确的政治。他希望我改行搞政治工作以后能记住这一条。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记住了并且也做到了。”
　　父亲的一席话，让陈昊苏走上了从政这条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直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问：能否谈一谈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是怎样影响你们的？

陈昊苏：“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在大学和中学读书，没有毕业。父亲鼓励我们积极参加运动，他特别提醒我们，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绝不允许做出格的事，不能搞什么打砸抢。但“文化大革命”本身就具有“极左”的倾向，父亲正是因为反对“极左”受到了冲击。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动摇，没有忘记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人民应该承担的责任。他也教育我们不要因为不幸的遭遇而动摇，不要怀疑我们党的事业的正义性。我觉得这就是他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当时我们比较年轻，政治上缺乏经验。他不愿意看到我们在这场运动中犯错误，但当我们受到冲击的时候，他又不愿意看到我们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后来我们能顺利走出劫难，要感谢党和人民扭转大局取得的成功，父亲的教诲对我们经受住考验也起了重要作用。

子承父业，民间外交的践行者
　　在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期间，曾陪同周总理多次出国访问。他倡导的“围棋外交”一直被传为美谈，为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而陈昊苏自从1990年进入对外友协以来，一直致力于民间外交。他并不特别介意被人称为“子承父业”。他说“：子承父业，也可以这样说，年轻一代接着老一代的工作去做。我们是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后来人。”
　　陈昊苏在诗歌创作上也受到父亲的影响。
　　当年陈毅转战南北，曾留下许多首诗词作品表现当时浴血奋斗的艰苦岁月和意气风发的战斗激情，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而陈昊苏在父亲的熏陶之下，对诗词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就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前一天，即8月12日，陈昊苏刚刚举行了新诗集《希望之路》的首发式。“做外交工作当然要到世界各地走走，用诗歌的形式把自己的观感记录下来。对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利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激情。我并不在意诗的水平怎样，重要的是以诗言志、以诗会友、以诗传情，讲出自己想讲的话。”
　　谈及父亲对自己最大的影响，陈昊苏说：“父亲说过，他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只是认定革命的目标以后就坚持不懈的奋斗。哪怕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全家都受到了冲击，他也一直对我们说不要动摇，不要忘记对人民应该承担的责任。”
　　“建国时我7岁，现在60年过去了67岁，一般来说到这个年龄就可以退休了，我还继续在岗工作，想为民间外交事业多做出一点贡献。当然不是永远做下去，到时候我会很愉快地把责任交给年轻的同志。我们对外友协就有很年轻的干部充满活力地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做中外友好工作。我感到很欣慰，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我们国家和友协未来发展的希望。”陈昊苏最后说。
　　问：据说把您引进诗歌殿堂的是大师级的人物赵朴初，能否谈谈您与赵朴初的交往？

陈昊苏：我写诗是受父母影响，赵朴老则是我的引路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开始发表诗作，赵朴老给了我很多鼓励。我的有些诗是经他修改过的，但他更多地是鼓励我树立信心，他说你应该多写，坚持用诗词的形式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思想，不要怕写得不好，要努力写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