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 刘奔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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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而历史规律学说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正是由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才揭开了覆盖在社会有机体之上的神秘帷幕，提供给人们看待历史发展的崭新科学的历史观。关于历史规律，学界似乎已经阐述很多，然而长期以来却有这样一个理论误区，即认为后人(如斯大林)总结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说”是各民族必然要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将历史规律与其实现方式等同起来，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民族的发展道路混为一谈。这是一种简单化、公式化的思维方式，结果对各民族的发展战略的选择造成了不良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作一分析，希望对澄清理论、指导实践有所裨益。
　　一、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及其在思维上的理论抽象性
　　对于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有明确的总结，历史规律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 (P776)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规律作了更精确、完整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后来，马克思又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个人独立性—个性的自由发展三大阶段，这个理论反映了各民族的发展的普遍规律性。
　　历史规律是马克思通过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现实蓝本得出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2] (P23)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马克思总结出了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辩证运动这个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既然历史规律是思维抽象的结果，是一种历史理论，那么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只能依靠人们的思维，人们不可能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现实中直接看到历史规律的存在。
　　二、历史规律实现方式的具体性和多样性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总结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是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历史规律只有通过各民族的发展现实才能得到展现，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对于思维抽象出来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曾说：“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3] (P74)他认为，抽象的历史规律一旦同人的物质活动相分离，就会变成同义反复的、无生命的、空洞的、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规定，这是为他所坚决反对的。
　　实际上，历史规律就生成并起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之中，历史规律不是游离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之外的规律，而是根植于实践之中。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必然、稳定的联系就构成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正是由于历史规律的物质载体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才使得历史规律具有了不同于自然规律的独特性质，也才使得历史规律的实现呈现出复杂多样性的具体表征。唯有以实践为基点才能正确理解历史规律的抽象性与实现方式的具体性，也才能把历史过程既看作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又看作历史主体的能动过程。恰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3] (P73)
　　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实践与历史规律的内在共生性的相互关联，往往会陷入某种理论的偏执之中。一种是把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相混淆，从根本上取消或贬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导致机械历史决定论、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宿命论、预成论，此种观点运用到实践中就是将历史规律看作是某种神秘力量设计的像电脑程序那样的适用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具体而又僵死的历史演进阶段和模式；另一种是片面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将历史规律笼统地理解为精神规律或理性规律，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历史发展决不像一条僵死的直线，而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各民族历史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什么是历史规律？历史规律是一种客观联系，是一系列环节构成的链条：是客观历史环境造成的客观条件—活动主体要实现的目的—实现目的的手段—活动的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其中，目的的确立是一种价值选择，它是作为历史规律客观链条的必要环节。历史规律恰恰是通过各民族的多样性发展模式展现出来，是通过各民族的能动性的创造性历史实践活动实现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形成的多样性的发展模式是历史规律的载体，规律寓于多样性之中，是从多样性中抽象出来的客观本质的必然联系。如此理解历史规律与民族多样性发展模式的关系，既能避免对历史规律的教条化理解，认为各民族必然按照五阶段的历史模式发展；又能辩证地看待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发展模式的特殊性是规律普遍性的表现，普遍性以特殊性为载体。特殊性绝对不是外在于普遍性的特殊性，不是普遍规律的特例、补充，特殊性内在于普遍性之中。厘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现实中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民族发展模式。
　　综观人类发展史，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是严格按照所谓五阶段说一步步发展的，如美利坚合众国没有经历封建社会阶段，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我们中国没有经过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更进一步说，即使同样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也有自己不同的模式。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都各自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有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某些宗教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模式。
　　关于社会主义多样化模式的思想，列宁早就指出不同国家应根据自己本国国情，走各民族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观点。他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 (P64-65)
　　三、历史规律的世界历史性和各民族的发展道路
　　历史规律是对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客观本质必然关系的理论抽象和总结，传统教科书主张社会发展五阶段说，认为每个民族发展都必须逐次经历其每一个阶段，从而把五阶段说变成机械的历史演进图式，这是对马克思历史规律学说的极大误解。但是每个民族不必然经历每个发展阶段是以整个人类社会必须经历每个发展阶段为前提的，换言之，各民族跨越式的发展以世界历史为基本前提。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在马克思看来，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被自然形成的地域所限制，不可能形成各民族相互交往的局面。“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 (P86)由于普遍交往的发展，各民族在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取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 (P88)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进一步描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全球紧密联系的世界历史新画面：“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世界联系，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又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他说：“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显然，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充当了“世界历史”的先驱，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和东方各民族传统的生存方式。相对于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资本主义是它们不可避免的前途。“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 (P100)“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3] (P768)这里，马克思从“世界历史”角度看待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征服、瓦解，从历时态上强调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晚年，马克思通过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发现了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他愈来愈重视各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模式问题，并考虑落后国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肯定成果，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开始从共时态上强调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可见，在晚年，马克思从“世界历史”这样一个宏观角度完善了历史规律学说，“世界历史”的崛起使人类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是世界历史重构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并使历史规律的实现方式具有了多样性特征。在前“世界历史”的格局下，个体与类及个体之间的交往还局限在各民族及狭隘的地域之内，尚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实现。“世界历史”的形成使人类的交往获得了充分的实现，人的类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具有了在这个人类范围内得以普遍表达的可能性。“世界历史”出现之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呈现为自发的演进过程和没有外来干预的自然的存在状态，在孤立的、分散的地点上发生的各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中断了人类历史的规律性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这种普遍的、线性的表征。在世界历史格局下，一切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被纳入到一个整体系统中，从而消解了各自在孤立状态下的独立发展，确立起一种超越时间的、非线性的空间结构，亦即空间关系的时间化。这种由世界历史实现的时空转换格局，大大拓宽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可供选择的空间，使人类发展实现从单线进化论模式向多元复线进化模式的转变成为可能。总之，世界历史的出现为各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
　　以俄国社会发展模式为例。因为俄国社会与其他民族国家一样，最后也要走向世界历史，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统一性，然而由于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质及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它可以采取不同的道路进入世界历史，这种特殊性质、历史情境必然使俄国社会进入世界历史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或者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绕道而行，具有必然性。然而就俄国社会来说，如何经历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是亲自经历，还是通过吸收它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来经历，又是可以选择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同样无法逃脱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必须在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生产力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否则将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也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力对于各民族发展的前提作用，他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 (P39)可以说，中国从本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自己的方式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道路充分说明了历史规律的普遍性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的关系，说明了历史规律的抽象性与其实现方式具体性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注意把握社会规律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关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理解之所以陷入简单化、公式化，重要原因之一是预成论的观点作祟。这种预成论认为，社会历史规律就像预先为电脑设计的程序，人就像电脑一样亦步亦趋地按照这程序走。这就是现代的蒲鲁东。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蒲鲁东先生把社会人格化；他使社会变成作为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决不是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因为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与组成社会的人毫无关系”。这些规律是不变规律、永恒规律，“先于人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6] (P128、149)实际上，社会历史规律决不是先于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预先存在的神秘之物，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是由于偶然的事物无数次重复而形成的稳定性联系。如同简单的、偶然的商品交换转变为必然的商品交换关系。商品交换的历史必然性是在人的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而这种必然性的实现也和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选择密切相关，因而各民族的历史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然而，民族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不会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2)不能把唯物史观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把社会历史规律混同于各民族的发展道路，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把唯物史观当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唯物史观注重各民族发展的历史环境，这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所不顾及的。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 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7] (P131)因此，遵循唯物史观，就要在详细掌握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做仔细的比较研究，决不能像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8] (P692)然后将其当成公式套到各民族的历史上去。
　　(3)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注意研究各民族间的相互作用。例如中国，没有经历典型的资本主义形态，但却产生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因为，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中国作为国际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在世界历史中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产生了工人阶级──共产党的社会阶级基础。这就造成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中国实现的独特方式。离开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互动关系，就无法理解这种发展道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各民族的不同发展道路也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总之，历史规律作为一种科学抽象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进程，综合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但是历史上一定时代、一定地区、一定民族的社会形态的具体演进模式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具有特殊性，是历史规律的现实载体，历史规律正是通过各民族具体多样的发展模式展现出来的。历史规律是思维抽象的结果，将这种思维抽象公式化，简单地用来指导各国历史发展实践必然造成教条化、机械化恶果。

§　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作者简介
　　刘奔(1942～2007)，日本长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史观、价值论和文化问题；任洁(1977～)，山东临清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