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秦人与巴蜀文明的关系

八神 · 发表于: 2015-6-23 11:56:00

源自：南都学坛(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 0 1 5 年 5 月

　　在早期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时文献资料的缺乏，许多民族的早期历史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如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有时可指特定的人物，有时又可指代一个部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秦先祖时代的人物虽可当成个人来看待，但更重要的是应将之看成一个部族来展开探索。目前，秦人由西向东的活动轨迹已逐渐明朗，“秦人源出东夷，又是西迁之后在天水地区兴起的”［1］这一看法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秦西迁之后或在其西迁途中其文明是否曾向其他地区产生过辐射，早期秦人除迁到西部有没有散居于他地，巴蜀地区的异质文明是否受到早期秦人的影响，这些问题原本都不甚清楚。近些年，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巴蜀文明发展的早期，其文明要素受到了甘青地区古文明的影响，本文拟在诸位先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笔者认为，巴蜀早期文明中的发展应该与早期秦人中的蜚廉一族有关。
　　一、巴蜀早期文明中的外来因素
　　巴蜀古文明中，曾存在比羌人在此更早定居的“戈人”，又称“葛人”“戈人”“戈基人”“纵目人”等。其形象在羌人传说中不仅“纵目”，还“有尾”［2］。《华阳国志·蜀志》曾描述说，“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以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可见由于以石棺石椁为墓的这类人与古蜀土著居民不同，当地百姓才称之为“纵目人”。显然，这支部族的文明不属于典型巴蜀文明①。考古发掘发现的成都南郊先秦墓葬，报告整理者认为这一墓地的葬俗风格“在四川地区的先秦墓葬中是罕见的”［3］1 －28。墓葬风格的罕见性似乎说明，这应该是从他地区入川的移民墓。林向认为，川西南地区的以“炉霍卡莎湖墓群”为代表的石棺葬文明“代表一种畜牧狩猎型的经济文明类型，与氐族似有不同”，暗示了这一文明的外来性质［4］38 －40。2010年版的《考古学年鉴》对川西地区年代较早的石棺葬──炉霍县晏尔龙石棺葬墓地作了如下概述：“墓葬出土器物与北方青铜文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从而证实了早在春秋时期川西高原便存在着一条民族通道。”［5］384 －385近年来，成都平原发现了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城址，发掘报告的整理者发现“所有这些城址的文化堆积较薄，城址的年代跨度不长，其中的兴废原因值得探讨”［6］63 －87。笔者认为，这些城址年代跨度不长的原因，应是受到了外来文明冲击的结果，很可能此地曾遭受过外族入侵，原住民遭到杀戮，城市变为一片废墟后弃城，这恰说明此地曾经出现过文明衰退。种种迹象表明，巴蜀文明发展的早期，曾遭受过外族文明的侵扰。
　　巴蜀文明中外来因素的源头可能有多种，民俗学和考古学证据表明，甘青地区即为源头之一，在学人讨论中，人们对石棺葬问题的诸多考论似乎都指向了该地区。石硕认为：“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原本是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中分化出来的一个人群系统，他们大约是在距今 6000年前后逐步南迁，开始进入到藏彝走廊地区。”［7］1 －32谢崇安通过对川西南、川西和藏乐地区的出土器物进行比较后曾发现，四川西南有一种不太发达的双耳罐，这种不太发达的双耳罐应该是甘青地区的民族不断渗透的结果［8］。另一学者谢辉亦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墓最早可能是源于甘青地区”［9］。考古专家还发现在甘肃东部广泛分布着一种不同于以前陕甘青地区考古发现的一种新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中有毛家坪遗址 B 组，典型器类中的双小耳罐和双大耳罐，和巴蜀石棺葬中发现的双耳罐亦极为相似［10］，似亦可说明巴蜀先民与甘青地区的渊源。
　　由上可见，巴蜀地区的石棺葬族属问题虽然有过多种不同的论见，但巴蜀地区出现的异质文明其源头应在甘青地区则是学人们的共识。只是由于史料缺乏的缘故，迄今为止，巴蜀古文明创造者的身份依然不太明朗。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戈基”“纵目”之称和“石棺葬”俗的进一步解释。解开这一问题的线索，可从甘青地区的早期秦人活动中尝试寻找。
　　二、早期秦人的起源与西部活动是寻找巴蜀异质文明源头的关键证据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增多，人们在讨论秦人起源时，更加注重非子受封附庸于秦的早期秦人。尤其是秦先祖蜚廉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人们发现，早在非子以前秦人就在西部活动，“商代的戈方国（今陕西径阳），在武王封公子高于毕后，遂成为毕国属民，成王还将嬴姓遗民安置在毕国境内，使其与皋陶后裔戈族民一起，在毕公的监督下为王室服役，这样一来，在今咸阳至长安县一带，便分布着不少嬴姓遗民”［11］。可见，今天关中地区的嬴姓遗民，其先民是历史上的毕国属民，周成王时将嬴姓遗民安置在毕国。梁奇认为，秦祖“蜚廉”族的图腾是鸟，最早可追溯到东方的夷人领袖伯益，“嬴秦为夷人的一支，其祖为大费（柏翳），即伯益，是古代东夷人的一个首领，春秋时期发展壮大。伯益能‘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国语·郑语》韦《注》称之为‘虞官’，即专门管理山林打猎之事。伯益子大廉是鸟俗氏，大廉玄孙有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中衍之后叫蜚廉（亦作飞廉），以‘善走’事殷纠。飞廉善走，疑出善飞之传说，实在也是鸟图腾的神话。少昊以鸟为图腾，嬴秦出于少昊，亦以玄鸟为图腾”［12］。顾颉刚先生也曾指出，秦是从东方迁到西部的，活跃在西部陕甘地区秦人的这一支，正是从东方被驱走的飞廉一族［13］148 －169。秦人于何时西迁，这
　　是早期秦人发展史上的关键性问题。王洪军据清华简《系年》说，周初平定叛乱后，曾将“商奄之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在鲁国，另一部分含蜚廉的后代被迁到了今陕甘一带［14］，他认为，秦人应该是在周初西迁。但有学者认为，秦人的西迁可能还更早。如谷玉梅认为，秦人西迁在秦先祖大费时代就已开始，夏桀时大费因为被杀而西迁［15］; 徐日辉亦认为秦人在西部的活动时间，早在非子以前就已存在，2001年他在研究中引用礼县大堡子墓发掘报告时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它完全可以证明秦人很早就已经来到甘肃天水一带活动了。其年代要早于非子百余年”［16］。人类学的研究也为秦人西迁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据。周婧峰等人通过对甘青地区出土的战国秦墓中的人骨与当地他墓和中原墓葬进行比对分析，得出结论说：“在青铜器时代，中国北部地区存在着三个不同的人群。黄河中游地区以东亚蒙古人种居多; 华北北部、辽西地区分布着据有北方蒙古人群和东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的人群; 黄河上游的青甘地区分布着接近北方蒙古人种及其与东亚蒙古人种混合的人群。零口秦组与甘青地区各比较组差异明显，说明他们之间关系疏远，可能没有很深的渊源; 相反，零口村秦组位于黄河中游地区，且与殷墟中小墓靡巨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这说明零口村秦组的居民可能来自东方，也暗示秦人亦可能源于东方，这个结论与‘东来说’相符。”［17］由于秦人起源问题长期存在东来说与西来说之争，莫衷一是，黄留珠先生则采取诸说调和的说法，认为秦文化实际有两个源头，认为秦文化“源于东而兴于西”，“所谓‘源于东’者，是讲秦人、秦文化的原始发祥地在东方; 而‘兴于西’者，是说秦人、秦文化的复兴之地在西方。易言之，就是说秦文化有两个‘源’：一曰‘始发之源’，一曰‘复兴之源’。依据通例，始发源与复兴源是不同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然而由于秦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东而西的迁居过程，在迁居之后，深受西方戎人文明的影响，乃至被戎化，这样其复兴就不是以原有文明为基础，而是在‘戎化’这一全新的起点上开始的。这种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复兴，使秦文化成为一个特殊的变例──即它在西方的复兴具有某种始发或曰再次起源的性质。唯其如此，所以才出现了东来说与西来说长期互相对峙的局面”［18］。黄先生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西迁的早期秦人应该在相当长时期内戎化了。如徐中舒先生之言，周与白狄最初同族，秦在西迁以后，与西部戎人杂处，被称“戎狄”亦不奇怪［19］70。可见无论秦人来自何方，秦人在西方的活动则很早，这已成为学人的共识。早期秦人在西部的活动为我们寻找巴蜀异质文明的源头提供了新的契机。
　　三、早期秦人是巴蜀文明外来因素的渊源
　　（一）秦人南迁的可能性
　　早期秦人中的一支有可能会迁到巴蜀吗? 或是早期秦人曾到过巴蜀地区吗? 已有学者曾对此做过推测，何崝在《柏灌考》一文中认为，古蜀国的国王柏灌氏，其统治长达数百年，“此柏灌氏当是秦先公派往镇守占蜀地区的秦人的一支氏族，其首领号称柏灌”［20］。虽然作者在文中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但此说给人以启发意义，有一点笔者表示赞同，即古蜀文明受到来自关中一带的早期秦人文明的影响是可能存在的。早期秦人是西部甘青地区活动着的一支重要的部族，无论是主动经略还是在周王朝的逼迫下向南逃亡，秦人都存在着进一步南迁的可能性。
　　追溯早期文明发展中的古代战争，殷周之际，最激烈的战争不是武王伐商，而是其后的周公东征。秦人是否早自大费时代就已西迁虽还有待商榷，但周公东征后，将秦先人嬴姓部族迁往西部，这已由清华简《系年》的发现而得到充分证明［21］。史载，东征结束后奄君曾被迁往蒲姑（薄姑）［22］983，而奄君与早期秦人皆为同姓之族［23］221。其后，商奄之民再次被迁到西部。有学者在形容这次迁徙时说：“最坚决的薄姑受到灭国、毁社、迁君、徙民的最残酷的镇压，把薄姑国君和其遗民搬到关中，便于直接管辖; 然后，奄国只迁君、灭国而不毁社──迁其君于薄姑，分散其遗民以归伯禽辖。”［24］83 －84可想而知，这支反抗最为激烈的嬴姓部族在迁往西部的过程中始终都会在不断反抗，虽然有大部分人最终被强制迁至西土，但应该有部分嬴姓部族的民众顺利逃亡。逃往何处? 东方是周人天下，已不可归，不是在流亡过程中就地安营扎寨，就是等到达迁徙之地后再逃往邻近地区，《华阳国志》说巴蜀“与秦同分”，部分早期秦人通过甘南通道入川的可能性较大。秦人的南迁可以从蜚廉族的武装部族的性质及石棺葬得到进一步证明。
　　（二）蜚廉作为武装部族与“戈基”的关系
　　蜚廉一族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夏代。文献资料中关于蜚廉的记载并不多，从时间上说，最早提及蜚廉的现存文献是《墨子》，《墨子·耕柱》云：“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但为大多数学者引用的则是《史记》中关于蜚廉的记述：“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夏代何以会有蜚廉的事迹，结合前人的研究，可知蜚廉一族在夏代就已是一个邦国集团。蜚廉为夏后氏采金，这“是一种纳贡的方式”［25］。何光岳亦据《墨子》等资料说：“是夏商各有一蜚廉，疑即蜚廉乃国名，其酋长相承皆称蜚廉。”［26］此说极是。不仅蜚廉是附属之邦，而且蜚廉子恶来亦应是从蜚廉族分化出的殷之附邦──“亚”，因为“恶来”就是“亚来”，“恶来”是“亚来”之误，“亚”是商代晚期殷墟卜辞中比较常见的武官名称，且在商代晚期官职系统中具有较高的等级［27］。甲骨文中有“丁丑卜，其祝，王入（纳）于多亚”［28］342的记载，说明商代的“亚”不仅指官名，也指臣服于商王族的其他部族的人民，他们必须向商王纳贡。吴镇烽曾详细分析了商周金文中出现的人名称谓规律，得出结论说：“商周金文人名一般是由姓、氏（包括国名）、名、字、行第、官、爵、表示身份的称谓或尊隆字等成分组成。”［29］465故“亚来”即以官加名的方式称呼，符合金文中人名的称谓规律。
　　蜚廉族采金之事折射出秦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着尚武传统的部族，不论《墨子》所说的蜚廉，还是《史记》《孟子》中记述的蜚廉，其部族都与征战相关，蜚廉更是以战士的形象出现在文献记载之中，《史记》说蜚廉被派去为商纣王镇守北方，显然是以武装部族的身份出现在所派驻地区的。秦人的这一传统与秦人金属冶炼技术有关。
　　考古证据表明，秦人制造青铜器的技术历史久远，已相当成熟。从事科技考古的学者贾腊江、赵从苍等通过对礼县西山遗址、陇县边家庄、凤翔地区早期秦青铜兵器的金相学分析，得出结论说“早期秦人已经熟练掌握了制作青铜兵器的技术”［30］。可见秦人制造青铜器并不是从西周开始，应该在更早的阶段就已掌握青铜器冶铸技术，而且熟知获得原材料的地点和途径。目前秦墓出土的器物中，兵器也一直是大宗。秦人的这种尚武传统可从延续至春秋的资料中得到证明，据杨惠福、侯红伟统计：“秦子诸器中兵器为大宗。”［31］笔者认为，秦人有此尚武传统，蜚廉部族曾为夏商两代统治者开疆拓土，作为一武装部族，其部分族人逃往今巴蜀地区，随身携带的“戈戟”等战斗用冷兵器，应该成为这部分入蜀之溃败部族的显著特征，秦人曾被称“戍秦人”，而“戍”之本义，是“戈人荷戈，所以戍也”［32］。“戈戟”与“戈基”读音相同，羌人无文字，“戈基”一词乃后人依口述记录，这可能就是“戈基人”称号的由来。早期秦人初逃至蜀地，为防止被追杀，不排除他们不称嬴姓自称“戈基”的可能。直至清代巴蜀之地还存在少数民族，被称为“戈鸡”或“姑基”，即是明证。《咸丰×年夷兵保路界限》残碑载有“戈鸡一支夷兵”之句［33］208，“夷族以先祖的名字为姓，通称‘因名为姓’。例如东加的先祖名戈鸡，即称戈鸡东 an（音）; 级三的先祖名罗洪，即称罗洪级三。凡同一个先祖的子孙，即合为一个家族”［34］562。“戈基”一作“姑基”，清光绪年间，“夷酋……姑基、曲哈、散达等均各释械来营求抚”［35］。可见，其先祖就称“戈鸡（基）”，后世则以此为姓，世代相传。为什么此少数民族的名称在历史文献中竟然无记载? 大概是因为这一衍生的部族居于深山，长期与世隔绝的缘故。可见，在文明发展早期，由于语言不通，当地土著对于这些外来者最初只能根据其最显著的特征来称呼，熟练掌握冶金技术并且携带大量冷兵器的蜚廉族被称为“戈基”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三）蜚廉族图腾与蜀中蚕丛氏图腾的关系
　　从蜚廉部族的图腾演化轨迹看，蜚廉氏或蜚廉部族可能正是蜀中蚕丛氏的祖先部族。如前所说，蜚廉与其说是人名，更应该是自夏以来就存在的一个部族。关于这一部族的图腾，许多学者都从上古东夷族的先祖少暤氏始推，认为东方嬴姓图腾是“鸟”，进一步说是“玄鸟”，如前梁奇所说。笔者认为蜚廉族虽出自嬴姓，其图腾未必是鸟，而是一种“善飞”之物──“蜚（飞、非）”。有学者认为，早期秦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以“非”为族号的阶段，秦先祖中的人名有非、蜚、废、费等字，读音可通，只是“至非子以地为氏改氏为秦”［36］，从夏商两代都出现“蜚廉”的事迹来看，“蜚”在历史上的时间跨度更长，可见“蜚”应当是秦的图腾。同样，据吴镇烽研究，金文中人们有以虫取名的，如江叔、陆 ; 有以鱼命名的如伯鱼父［29］468。由此可认为“蜚廉”之名亦可能与“虫”有关，“蜚廉虫。神农、黄帝云：治妇人寒热”［37］307。当代的解释是：“蜚蠊：为蜚蠊科昆虫东方蜚蠊等的全称。又名蟑螂。”［38］409疑“蜚廉”之本义即以此虫而取名。殷末由于蜚廉在所谓道义之士的眼中曾有助纣为虐的经历，故“蜚”又被附会成一种能带来灾难的神兽，《山海经·东山经·太山》：“有兽焉; 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郭璞注：“言体含灾气也。”又指蝗虫，清朝臧琳《经义杂记》：“‘《左传》庄廿九年，蜚。’《汉志》云：‘刘歆云：“负螽也，性不食谷，食谷为灾，介虫之孽。”可取以补注《左传》。’”公羊何注：“蜚者，臭恶之虫也。”至汉代，在神仙方术的泛滥中，蜚廉则被附会成传说中的善飞之神兽，“蜚廉，兽名，长毛有翼。敦圄，似虎而小”［39］《淑真训。无论蜚廉被附会成什么形象，其共同特征都是“善飞”。《方言笺疏》曾详解“飞”字含义说：《广雅》曰，“飞蟅，飞蠊也”。《本草》谓之“蜚”。蠊“陶注：形似麝虫，轻小能飞。《广雅》又云：飞廉，木禾也。《本草》云：‘一名轻飞。’陶注亦云：‘飞廉茎轻。’按：飞廉本风师之名，而纣臣亦名飞廉。凡此之类其义互通矣”［40］。这正与司马迁所说的“蜚廉善走”相合。因蜚廉虫体态“形似蚕蛾”（语自《本草》），则蜀中突然冒出的“蚕从氏”似乎有了合理的解释，这一蜀王似与蜚廉部族的后人有关。《山海经》所说的此兽“一目而蛇尾”，描绘的是灾神的凶恶形象，则可能与“纵目”相关，也与羌人传说中的“戈基人”“纵目”“有尾”相合，其“纵目”“有尾”皆为据图腾形成特定穿戴之形象。《后汉书·南蛮传》曾载有关于巴人传说中的“盐神”之事，“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事虽属巴人传说中之神话，但“化为虫”“诸虫群飞”之景象延续了十多天，可能正是虫图腾之民族与当地土著发生大战在神话中的映象。晋皇甫谧说：“西羌以唐景兴，鲜卑以桑鳖强，林邑以神录王，庸蜀以流尸帝，盐神婴来而虫飞纵目……凡此奇事盖以千计，五经所不载，周孔所不说，可皆复云无是物乎?”［41］这里所说的盐神化为虫之事，疑即蜚廉部族的另一部分人进入巴地，被当地土著杀掉的故事。
　　如上所述，“戈基人”墓，亦即石棺葬俗也就不难理解了，遍查文献，明确记载以石棺为葬的古代部族，最早的便是司马迁《史记·秦本纪》所载蜚廉之事的记述，“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尽管司马迁的这一记述与孟子说法不同，也不同于清华简系年，但司马迁的记述当有所本，不会是凭空杜撰，说石棺为“帝”所赐是神话，但“赐尔石棺以华氏”，即明言蜚廉的这一支以石棺为本族葬俗，因此在甘青地区和巴蜀地区的部分早期石棺葬可能都与早期秦人相关。关中地区早期秦人墓所见石棺葬并不多，“从陇山以西地区与秦有关的三大聚落群墓葬来看，毛家坪遗址中西首葬比例最高，全部为西首葬。其次是牛头河流域。西汉水上游一带的墓主头向则较为复杂。但从墓葬特点来看，西首葬式嬴秦族上层最普遍的葬式，可以作为秦早期文化一个重要特质”［42］22。1981年在陕西省安康地区发现的白马石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有石棺墓 2 座，编号为M24、M25。M24 由于破坏严重，仅残存两壁及棺底石棺板，故无法分析，但 M25 可辨认出墓为正东西向，时代属新石器时代至商周［43］772 －774。虽然报告没有指出此处石棺墓地的族属，然“东西向”的葬俗与上文秦人文化特质正相符合。此外，石棺葬在今看来似乎很简单，而在古代要以石棺为葬，并非易事。虽属就地取材，但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制作石棺实非易事，若非部族习俗，不一定非得要用石棺埋葬，用木、砖制作葬穴要简单得多，此点我们从先秦时代偶有对石棺葬的记述可知，“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44］，结合早期秦人在使用青铜方面的能力来看，完全有能力开凿石材费力费时地制作石棺椁。“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了玉门火烧沟墓地。该墓地共清理 312 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铜器，有斧、镢、镰、凿、匕首、矛、链、锥、针等，计 200 余件。墓葬绝大多数为偏洞室墓，少数为竖穴土坑墓。从不同墓葬随葬器物和殉牲的多寡来看，墓葬的等级差别也非常明显。该墓地的发掘使得学界认识到，四坝文明是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而且大量的铜器的发现说明这支文化已经步入青铜时代。”［45］8因此，早期石棺葬的物质基础应该与金属器具的出现有关，早期秦人熟练的青铜冶铸技术也为这一部族以石棺为葬俗奠定了基础。可见，巴蜀早期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秦人存在南迁的可能，巴蜀古文明中“戈基”一族可能正是蜚廉族这一武装部族南迁后在语音方面的遗迹，蜚廉族与蚕丛氏在图腾上的相似性则可说明二者原本是出自同源，而秦人精湛的冶铜技术，则为巴蜀古文明中的石棺葬俗提供了佐证。由此可知，早期秦人对巴蜀早期文明的影响是存在的。

⊙　作者简介
　　徐俊祥（1965～），男，江苏省东台市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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