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理论体系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 孙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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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和丰硕的成果。近年来，边疆研究再掀热潮，中国的边疆研究理论创新引起学界热切关注。当前，边疆学研究有何特色？如何深化边疆理论研究？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面向现实开展边疆研究
　　中国的边疆研究源远流长，自19世纪中叶至今出现过三次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渐趋形成且发展迅猛。
　　“从三次高潮来看，每一次都基于历史研究，关怀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国强告诉记者，边疆的稳定、发展、安全问题激发了学界对于边疆研究的关注。第三次高潮的兴起正值我国边疆面临诸多挑战的时期。近年来，无论是陆疆还是海疆，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都呈现出愈加复杂的形势，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如何通过对边疆历史的梳理，科学阐释国家疆域形成、发展规律，进而探索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规律，从而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支持，是边疆学研究者的共同使命。通过边疆学研究有效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推动边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边疆学发展的重要现实出发点。
　　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先行者马大正曾指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包括概念与范畴、学科性质和任务、体系和功能等等，应当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据李国强介绍，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正以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动员全体科研人员围绕中国边疆学的内涵、外延、任务、方向、目标等着力展开理论思考和探索。

边疆研究需具有中国视野
　　马大正说过，“边疆理论综合研究应成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或切入点。”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青年学者袁剑告诉记者，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边疆学传统，中国的边疆学也有自己的特色。近来，袁剑致力于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的译介工作，在他看来，拉铁摩尔的理论是基于在中国边疆地区长期的田野实践，其理论思考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不过，学者也提出，对一部分海外学者的边疆研究应当有批判性地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利向记者表示，日本有“清朝史”和“清代史”的分野，清朝史的研究者利用满文史料在内陆亚洲的框架下研究清朝史，他们认为满洲史、蒙古史、西藏史等可以是清朝史，但不是中国史。其研究视角存在去中国化的倾向，其理论和框架值得警惕。
　　研究、观察中国边疆就应当把握中国边疆地理和人文的特殊性。正如马大正所指出的那样，边疆研究需要具有中国视野，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栖息地，更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的关键点和连接平台。

阐释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
　　目前，关于边疆学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李国强告诉记者，“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建已经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具有不同专业学科背景的学者正从不同角度，如边疆政治学、边疆安全学等就边疆学理论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认为，目前边疆形成和发展的理论、边疆治理理论、边疆民族（族群）理论等也都是有待探讨的课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理论上阐述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
　　袁剑认为，“边疆”概念与一般具有群体指向的“民族”概念以及具有区位指向的“区域”概念不同，本身兼具群体和区位指向的特征，同时又与前二者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其内在生成逻辑，并在与“中心”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特定的结构关系。
　　在袁剑看来，了解这种结构关系，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边疆及边疆问题。未来的研究中，他将集中研究“边疆”概念多层级特征及其内在语境、“边疆”意象的社会生成逻辑、历史上各个大陆国家（包括历史时期的各大帝国）边疆话语及背后的理论脉络、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政权在“边疆”界定上的微妙关系等问题，希望能够初步形成对于边疆研究相关基础概念的分析框架，为边疆研究与边疆学的创新与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