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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盛世种下的乱世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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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 d, Y, d2 X! K+ g4 B( p8 ~# S! @! Y6 v http://www.pho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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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http://www.phoer.net 3 y- I7 M/ v  s) m3 L+ c: _  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1943年出生于山西。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商学院。现任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导语:当一代强人过去之后,治世就会逐渐转为乱世。在盛世时人民并没有享受到多少好处,但在乱世时人民却要付出实实在在惨痛的代价。正是乾隆盛世种下了以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灾难的种子。  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盛世”的解释是“兴盛的时代”。这个解释如同说“强敌”是“强大的敌人”,“高楼”是“高大的楼”一样,等于没有解释。  张宏杰先生在《饥饿的盛世》中的解释是:“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第279页)我认为也不确切,哪个时代没有腐败?现在没有?没有外敌,也不一定是盛世,中国历史上没有外敌的时代多了,但有几个盛世?社会治安良好的确是“盛世”的一个表现,但要看靠什么来实现。靠民主与法治实现的良好社会秩序是好的,但用专制高压,靠白色或者其他什么色的恐怖实现的良好社会秩序能叫盛世吗?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也不准确,“吃饱饭”恐怕是最低标准,仅仅能吃饱饭算什么盛世?何况任何时代有极少数人由于各种原因而吃不饱也是正常的。看来“盛世”一词我们经常挂在嘴上,但真正要下一个定义还真不容易。  什么是真正的盛世?我以为作为“盛世”起码要有两个标准。一是经济上实现了国强民富。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强大,人民起码能实现小康的生活水平。二是用法律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靠民主与法治维持社会秩序良好。按这样的标准,中国历史上有过盛世吗?  中国人从秦王朝建立直至清朝灭亡都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这种体制从本质上都不可能有任何盛世。先从经济上说,这种体制不可能使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我们经常爱炫耀十八世纪之前,中国GDP全球第一,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云云,但我一直怀疑这是否表明我们经济最强,考虑到我国人口也最多,如果按人均来算,恐怕就难以称第一了。  专制体制的目的在于维护一人或一家的统治,因此,经济上就有两个特点,一是由国家控制经济中最重要的、最赚钱的行业,这就是中国在春秋时齐国开始并在西汉后就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来的盐铁专卖制度。小农经济时代,国家能直接控制的经济部门还不多,盐铁就是仅有的了。国家直接控制的部门与政府一样效率低下,如何有助于经济发展?二是对私人商业活动的抑制,从秦到清,民间商业一直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有成为参天大树,正在于这些“萌芽”还没有长起来就被铲掉了。而且,即使实现了“国强”,也始终是“民穷”的。统治者可以把财富用于盖宫殿、个人挥霍,也不会用于改善百姓的生活。至于军事实力,中国历来是连处于游牧的少数民族也打不过,更别说侵略别国了。所谓“盛世”的文治武功,无非都是传说而已。  从法治上说,中国历代都有法律,但有法律不等于就有法治。  哈耶克就说过,有法律并不等于有法治。纳粹德国时,德国也有法律,但却是一个没有法治的专制国家。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制定的,目的在于保护平民的人权,限制国家对人权的侵犯。专制体制下的法律是按统治者的意志制定的,目的在于限制人权。法律无非是为了给专制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在这种法律之下,人民丧失了基本的人权,当然也谈不上人权,更没有什么民主与法治。一个人民失去了人权、统治者为所欲为的时代能是盛世吗?  那么是不是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世界上就没有盛世呢?外国的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谈不上“盛世”了,再往前的希腊、罗马被称为人们向往的盛世,经济、科学、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军事上也十分强大,但按现代的标准很难称为“盛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中,根据传统的说法,能称上盛世的也就是西汉“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即使再加上东汉的“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这些小盛世,甚至把分裂时代十六国苻坚南侵前的时期、南北朝刘宋文帝时代、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统治的阶段都算上,也不过四百年而已(第279页)。在漫长的专制时代,能勉强称上“盛世”的不过四百年,仅接近百分之二十,而其他百分之八十的时代是“乱世”。即使按专制时代“盛世”的标准看,“盛世”也是例外,而“乱世”是常规。金观涛先生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称为低水平停滞时期确实有道理。毛主席在著名的“窑洞对”中也总结了中国封建社会(即专制社会中)乱治交替的“周期率”,这个“周期率”不打破,哪能有中国盛世的出现?  在这些历史学家公认的盛世,情况又如何呢?中国最长的“盛世”是清代的康雍乾盛世。“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乱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止,持续也不到100年。即使从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过130多年。”(第279页)这个“盛世”的情况如何呢?张宏杰先生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作了颇有启发意义的介绍。  先来看经济。“据统计,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过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刚刚建国的美国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国际贸易不仅是东亚以内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其财政储备通常为“3000万到4000万两”白银,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超过7000万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达到最高的8000万两(第132-133页)。这个统计数字恐怕只有财政储备一项有历史记载,其他的都是估算,到底可信度有多大,只能存疑。即使这些数字真实,也别忘了,当时中国人口有三亿左右。  即使中国的经济强大是真实的,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吗?  作者在“序”中引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以马嘎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访华团在中国所看到的人们的生活状况,说明中国人当时“都如此消瘦”。原来想象中的中国黄金遍地,但“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第1-2页)。别忘了,这是“世界第一”的中国。  学者洪振快先生在《中国康乾盛世还不如英国中世纪》中说明了,“1500年左右的英国,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每天可以获得8便士的工资,食物的支出是3便士。因此只要他们愿意劳动,他们就可以过上不算特别宽裕但还是无衣食之忧的日子。”而“清代雇工工值3/4,甚至4/5以上用于饮食”(洪振快:《官心民意》,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11月)。这就是盛世时中国人的生活,乱世呢?  GDP最高,财政实力雄厚,这么多钱干什么了呢?专制体制是为一人、一家服务的体制,这些钱无疑都是用于统治者自己的挥霍享受了。乾隆七下江南之奢华是人人皆知的。再从两件事就可以看出这些钱干了什么。一是乾隆以孝著称,他每次为太后过生日都大操大办,绝不心疼钱。乾隆六年(1741年),太后五十大寿,仅在从圆明园回返中,组织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瞻仰跪接”就赏赐这些跪接之人“白银十万两,绸缎七万多匹”(第27页)。二是当马嘎尔尼率领的英国代表团到中国时,尽管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乾隆自己也不满意,但赏赐的礼物之丰厚(礼单见第365-367页)连我们今天也感到惊讶。这些钱不都在支撑世界第一的GDP中吗?  至于军事力量的强大,也要作具体分析。在满清入关时,军事是强大的,康熙借此余威平定了周围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今天中国领土的轮廓。但到乾隆时代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中,尽管最后赢了,但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连平定国内少数民族的动乱都如此费力,强大在哪里?如果说清王朝因为大,所以相对于国内少数民族和周边的小国(朝鲜越南之类),尚可说强大,但在世界范围内就难说了。当时中国没有和西方国家打过仗,无法评价强弱。但从军事实力来说,清王朝恐怕是不如西方的。当西方各国已经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变时,中国仍然在用冷兵器;当西方各国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中国却让葡萄牙占了澳门。中国充其量是军队多,至于强则说不上。英国之所以敢发动鸦 片战争,而且打赢了,就是早已看出清王朝是纸老虎。  至于国际地位与声望,我觉得一般人也都夸大了。当时西方国家颇有一些人对中国相当推崇,如法国启蒙学派的伏尔泰、重农学派的魁奈等人。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如何了不得,这是他们不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判断是根据马可·波罗的书和一些传教士的片言只语作出的,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黑格尔、斯密对中国的停滞和落后就有精辟的见解。中国人从盲目的狂妄出发,只介绍西方人如何推崇中国,而不讲他们的真知灼见,其实是一种误导。当年世界还不是一个地球村,那些无知的推崇又有什么用?  所谓盛世一定是天下太平,社会秩序良好,安定团结。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理想状态。理想的就不是现实的,也正因为不能成为现实,才能成为理想。中外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理想的天下太平状态吗?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必然引起或大或小的冲突。人民与政府之间永远是一对矛盾体,不一致是常态。人群中永远有少数不正常的人,这些人数量不多,但闹起事来能量不少。一个社会是否盛世,不在于有没有冲突,而在于如何解决这些冲突,使之不引起大的社会动乱。社会基本稳定,没有大动荡都可以称太平盛世。现代社会和历史上都有这样的“太平盛世”,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用民主和法治的方法来实现,这种盛世就是可持续的,用专制和独裁的方法来实现,就要付出人权丧失的代价,而且在短暂的太平之后会引起更大的动乱。  乾隆时代的确可以说实现了天下太平,但这种天下太平是如何实现的呢?专政体制下,有法律而无法治,人民不受动乱苦,但无人权。我们来看乾隆时代的天下太平是如何实现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只有最高统治集团稳定,天下才能太平,最高统治集团中一定有一个或称皇帝,或称总统的核心。这个人的能力与品质是最高统治集团稳定的核心。乾隆时代的天下太平就在于有乾隆皇帝这样一个既有绝对权威,又有能力的人。中央集权制度下,最高权威首先在于遗传,只有一代皇帝的亲儿子才有可能当下一代皇帝。但一代皇帝往往有多个儿子,选哪一个就成为关键。乾隆时代的幸运就在于具有绝对权威的康熙大帝慧眼识英雄隔代选择了乾隆作为雍正之后的皇帝。这种选择有偶然性,把天下太平寄托于这种偶然性就是使盛世变得不是常态而是非常态的原因。历史上上一代皇帝所选的接班人还是以无能力无道德者为多,所以盛世并不常见。只有现代社会用选举制代替了指定制,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然,乾隆皇帝也不负康熙的愿望,稳定了高层统治集团。他首先纠正了父亲雍正皇帝的一些“极左”做法,比如为那些被父亲残酷打击、无情迫害的叔叔平反,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地位和待遇,同时也为一些受过打击的高层官员平了反。这些怀柔的做法,无疑清除了对手的敌对情绪。这是软的一手。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仅仅有软的一手是远远不够的,总是软就会没有权威,自己的意志得不到贯彻,所以,乾隆皇帝在靠软的一手获得上层统治集团的敬佩之后,又拿出了硬的一手,以孝贤皇后去世为契机掀起“乾隆十三年风暴”。他打击的重点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重臣的张廷玉,张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大臣,拳头打在了张的身上就震慑了其他的大臣。谁有张这样的地位与声望?连张都受到皇帝的打击,谁敢不听话?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了一个高效、廉政的官僚队伍。  从许多诗文和一些事情来看,乾隆是爱民的,但前提是民要老老实实当顺民。不仅要在行动上当顺民,而且在思想上也要当顺民,连“腹诽”也不许有。应该说经过了康熙和雍正两代残酷的文字狱,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被镇压下去,而且当年并没有现在如此发达的媒体,禁锢思想已经实现,但乾隆仍然继续实行文字狱,对编字典这样的无关政治的事情都要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对疯子的胡言乱语也要打击。看来文人只有歌功颂德的义务,没有批评甚至“腹诽”的权利。乾隆的“爱民”应该是爱“甘当奴隶的顺民”。这种人民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天下太平,对统治者当然是绝对好了,正如平静的湖水正好载舟。但这能成为我们所追求的太平盛世吗?  乾隆盛世下靠集权的确可以实现一时的天下太平,靠集中国力也可实现GDP第一或真实或虚幻的国强。但一个国强民穷、缺乏人权的社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盛世”的。在靠暴力实现的天下太平下,各种矛盾被掩盖或被暂时压抑住了。当一代强人过去之后,治世就会自动变为乱世。在盛世时人民并没有享受到多少好处,但在乱世时人民却要付出实实在在惨痛的代价。正是乾隆盛世种下了以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灾难的种子。  在专制制度下,时代的兴衰往往系于一个人的身上。乾隆盛世成也乾隆,败也乾隆。从一个人来看,有年轻气盛时,有中年鼎盛时,也有年老衰落时,这个规律对皇帝也不例外。专制下的兴衰取决于一个人,这个人精神和身体上的衰老决定了“盛世”必然成为历史。当这个人的盛世过去后,他在盛世时种下的各种灾难的种子就要发芽、开花成为参天大树,他当时压抑的各种矛盾会在更高程度上爆发。这时乱世就要来临了。  任何专制政权的垮台都在于官员腐败成风。但腐败是专制的必然产物。专制下的腐败也是时高时低的。当皇帝反腐坚决时,官员的腐败会有所收敛,但当皇帝对腐败纵容时,腐败就会迅速爆发。乾隆早中期,对反腐颇为坚决,但晚年却宽容腐败了,所以出现了和珅这样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和不少集团腐败案件。无官不贪成为乾隆后期官场的一大特征。要命的不仅是官员贪,皇帝也贪。乾隆晚年贪腐之大,历史上记载颇多,这就更加剧了官员的贪腐之风。当这个制度下的贪污成为不可救药的癌症时,不仅盛世不再,而且又到了改朝换代的周期了。  乾隆时代以盛世自居,这就形成了整个高层统治集团和社会上文人、百姓的盲目自满之风,在国内无视整个社会的各种矛盾和人民的苦难,一味歌功颂德。在国际上则是无视世界的进步和巨大变化,关起门来称王称霸,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华夷之辨膨胀到了极点。  上帝让谁灭亡,先让谁疯狂。当乾隆皇帝以这种盛世之帝的态度拒绝了英国人邀请中国进入世界潮流之中时,中国在近代史上所经受的各种苦难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近代史上的两次灾难,鸦 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尽管是在乾隆皇帝去世几十年后发生的,但种子却是乾隆盛世时种下的。自乾隆之后,嘉庆、道光、咸丰一代不如一代,清朝的灭亡就已经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根本体制不变,什么戊戌变法、洋务运动、末期的宪政只是在不改变专制下的小改小革,不足以挽回失败的命运。由盛到衰成为专制制度下历史的必然规律,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无论有过多强大的盛,动乱和衰亡是不可避免的。  任何社会都有治有乱,现代民主社会是长治短乱,而且社会有调节能力,可以实现大体上的盛世。专制社会则为短治长乱,而且没有解决乱的机制,小乱经常会变为给社会带来灾难的长乱、大乱,这就是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称赞历史上盛世的人心中的模式仍然是旧制度那套思维,只有远离封建专制才有真正的盛世。2 j7 ~8 O5 i$ g3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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