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贪13年后官场流变：个别享收贿10万底线待遇

　　腐败大案后，官场难免受到冲击。13年来，冲击却在官场内外分裂──对官场本身的冲击越来越快被控制、消弭；对社会的影响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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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贪13年后官场流变

13年，“肃贪”后的官场流变

⊙记者：徐浩程

　　对于罗荫国，茂名三缄其口。
　　“不会有人愿意谈。”广东省茂名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邓汉波明确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即便在此前广东省“两会”上，时任茂名市委书记邓海光被媒体问及此事时，也就简短几句了事。
　　这是茂名腐败大案后的一个碎片。2011年2月，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刑拘，引发当地官场震动。
　　自本世纪初沈阳“慕马案”后，郴州、开封、阜阳、楚雄……13年间，一把手引发的腐败大案在不同地方上演，引来各方围观、评说甚至猎奇。
　　但喧哗退潮，剩下的官场呢？

官场内外，冲击分裂
　　腐败大案后，冲击在所难免。
　　官场首当其冲。只不过13年来，影响被越来越快地控制、消弭。
　　本世纪初的阜阳“王肖案”，“影响了阜阳官场五六年之久。”4月，安徽一名官员向记者回忆称。
　　那几年，由于没有明确的“说法”，阜阳涉案官员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不知道第二天是坐在现在位置上，还是被叫到某个地方去谈话。
　　“未受牵连者，因为‘人事冻结’，大部分原地踏步，仕途渺茫。情绪不好，工作没有积极性，得过且过。”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7年。
　　茂名就快多了。
　　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科长朱国瑜告诉记者，2011年4月10日，广东省纪委规定的“最后通牒”时间一过，整个茂名官场松了一口气。
　　数名官员告诉记者，这次行贿金额在一定范围内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理，这个“一定范围”达6位数。
　　更早前，黑龙江省绥化市通报原市委书记马德被“两规”时，要求涉案干部主动交代，5万元以下免予刑事处罚，个别干部据说也享受10万元底线待遇。
　　官场稳定容易，社会撕裂的鸿沟，不仅很难弥合，还有扩大的趋势。
　　2009年，郴州因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案发3年后，该市一社居委摸底辖区经营户政治身份时，一些人虽然是共产党员，却仍不愿意承认。李、曾给他们带来的愤怒难以平息，他们对政府缺乏信任。
　　此外，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让腐败大案同时带来的还有发展思路大调整。
　　“慕马案”后，沈阳城市规划大变，此前的重中之重──浑南大开发降为“四大空间”之一。“金廊银带”“森林城市”等成为当时沈阳的工作重点。

推翻重来，全盘“纠错”
　　腐败大案后，冲击最大者是推翻重来式的“纠错”，全盘否定，无论好坏。
　　有些错需要纠。
　　例如王怀忠给阜阳留下的“遗产”──华而不实的“农民别墅群”、透支发展潜力的阜阳机场等。
　　但有些也确实“倒掉脏水泼了孩子”。
　　2009年，原深圳市长许宗衡被中央纪委带走后，其主导的行政三分综合改革也被大幅度缩小，几乎成为弃子。
　　这种“翻盘”在经济领域更为明显。
　　李大伦主政郴州期间，以“悠悠万事、工程为大”为主导思想，以一系列大工程拉开城市框架。
　　而其落马后，这些工程没人提起，在官方资料里，也查不到相关的说法。新一届郴州政府已经将城市发展的重心转向承接产业转移。
　　在观察人士看来，这多少有点“壮士断腕”的意味，“承接产业转移，毕竟是仰仗珠三角鼻息的发展方式，难以真正带动城市发展。”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新官不理旧账”。观察人士认为，更深的因素还在于，贪官推行的改革、工程、思路有着深深的“个人烙印”，以至于继续推行下去，多会被看作是贪官“借尸还魂”。
　　结果是，虽然明知承受不起“天翻地覆”的调整，但推翻重来、“另起炉灶”的“纠错”最常见，让冲击范围扩大。
　　就此，相关专家提醒记者：“要注意我国腐败的复杂性。”

冲击变了，坎没有少
　　腐败大案后，官场必须重建。冲击变了，重建路上要过的坎并没少。
　　阵痛是第一道坎。
　　一道坎，一道难。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仪仍清楚记得，2010年6月他以广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兼任岳池县委书记，经历岳池阵痛的情形。当时，岳池县委书记、县长先后被“两规”，众多官员牵连其中，“留下烂摊子一个”。
　　在余仪看来，阵痛坎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协助办案与重振旗鼓的关系”，“捂盖子不行，处理过头也不行”。
　　但这个度的把握，往往要上一级的支持与定调。
　　2004年前后，黑龙江先后发生原省长田凤山腐败案、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腐败案、马德卖官案，官场动荡，中央确定的原则即为“既要惩治腐败又要维护社会稳定，既要坚决打击少数严重腐败分子，又要争取教育挽救大多数”。
　　稳定是第二道坎。
　　人事稳定当然首当其冲，但更重要的是稳定人心。如果人心不稳，就会出现“原来给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的怪现状。这表面上是胆子变小，不敢也不愿干事，实则是拦在官场重建路上的稳定坎。
　　对外则有形象坎。
　　马德“落马”后，绥化官场一度人人自危。这种情绪甚至波及外地。绥化官员到哈尔滨或北京办事，当地官员必然将门敞开，以求避嫌。
　　形象坎迈不好，就很容易陷入“妖魔化”的泥潭，一如阜阳。“2001年，很多阜阳当地的朋友劝我，要是干正经生意，先别来这里，太乱了！”一名商人回忆说，当时和他一样到阜阳投资的人还有很多，但都被吓了回去。
　　跌在形象坎上，在发展坎上也会走得艰难。
　　1998年到2001年，阜阳GDP连续4年负增长。过去严重透支，现在干部信心不足、外商观望，增幅趋缓、后劲不足的问题就明显暴露出来。
　　最终要过的是生态坎，既有官场生态，也有社会风气。
　　楚雄腐败大案前，从2008年开始，形成了一个以原云南楚雄州州长杨红卫为核心、副州长吕琳麟主导的“政商圈子”，把控了楚雄土地交易和房地产开发。
　　这些畸形官场生态在所有腐败大案中均存在。而畸形官场生态还会影响社会风气，两者之间相互“推波助澜”，形成生长腐败的土壤。
　　如何迈过去，是重建最后一道坎，也是最难、最重要的一道坎。

大乱之后，如何大治？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这是古人朴素的总结。那腐败大案后呢？
　　13年来，“案后”之治，多为经济发展，而非制度创新。经济是否保持增速，成了判定是否走出阴影的重要指标。
　　2003年，《人民日报》称“沈阳创造了一个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典型范例”，依据即是“慕马案”后2年，沈阳GDP分别增长10.1%、13.1%。
　　上级政府也愿意在经济上，给予这些地方倾斜。例如，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支持下，茂名建设的滨海新区。
　　在反腐中突出抓发展，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如果反腐败引发经济发展停滞，那么潜在的含义就是腐败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所以，如《人民日报》所言，挖出了“巨蠹”，该地的未来如何，“似乎已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兴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诠释着我党的反腐败斗争。”
　　但剖析反思上，各地的“亮点”就少得多。
　　“慕马案”后，沈阳第十次党代会议题是反思。然而，所有反思仅集中在一点上：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弃之脑后，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私欲恶性膨胀。对更深一点的避而不谈。
　　避免“扩大化”，把原因归结为个人而避谈一地官场生态、一地风气，终究未治病根，难免“覆辙”之忧。
　　纵观这13年，毖后官场在反腐制度建设上有不少创新，但并没有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观察人士认为，这既是执行力不足所致，也是由于缺少大环境的支持。
　　2011年，茂名GDP增长10.8%，超过广东全省平均增速；2012年，茂名经济排名上升一位。这似乎证明茂名反腐成功。
　　不过8年前，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在总结黑龙江系列案件时称，“发现问题没有及时严肃处理，积累起来，‘小洞不补，大洞尺五’”。
　　见到余仪时，他正坐在会议宾馆的写字台前，西装随性丢在床上，但灰色的衬衣袖扣没有解开，一丝不苟。
　　他自谦退居二线，可以回顾一些东西，希望于党、于历史有点价值。他是岳池的“救火队长”，现任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余仪说，“国土、财政、住建局长集体落马，县委书记被判无期徒刑、县长死缓……惨痛的教训，使岳池官场的震后重建，‘人’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重建岳池：残局走成活棋

⊙记者：曾晖

　　初到岳池，一片安宁，3年前“官场大地震”的痕迹已难寻觅。“彻底走出来了”──这是许多人面对记者，不约而同的第一句。

稳定策略
　　在岳池县国土局长、住建局长相继被“两规”后，2010年6月8日早晨，县委书记漆小林被叫到广安市委，几分钟后，他被四川省纪委专案组采取了强制措施。
　　顾县镇党委书记范秀骑阴差阳错地成了最后一个与漆通电话的人。“学校那天出了起安全事故，我给漆小林打电话，他接了，却说了通奇怪的话。”
　　漆的声音略显低沉，“你是个能干的人，以后好好干。”范秀骑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后来再拨电话，却已经接不通了。
　　其实，纳闷的不只有范秀骑。在广安，有人目击到这幕，同样不明就里，不敢妄议。
　　余仪告诉记者，漆小林在当地做事低调，颇具人缘，没人会料到他有问题，况且，干部协助调查也不一定就“出事”了。
　　直到当天晚上8点，他接紧急通知参加市委常委会，才知道出了“大事”。
　　这天的常委会上，宣布了关于漆小林涉嫌严重违纪的消息。同时，会议决定由余仪赶赴岳池临时主持工作。
　　市领导心里有数，此时的岳池亟需一个能镇得住干部、稳得住局面的领导。余仪时任广安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20年扎根广安，熟悉地方情况，无疑是合适人选。坊间也在期待，敢说真话、肯干事的余仪会否刮起一阵强劲的旋风？
　　可到了岳池，余仪却“两眼一抹黑”，哪些干部有问题，哪些人能放心用，他心里没底。当时整个案件在极为隐秘的过程中进行，外界不清楚状况，他掌握的信息极为有限，只靠上级传达。
　　不到10天，县长杨光彦被专案组带走，这让当地官场更加诡秘不安。不知道“一把手”的结果，也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公开场合，干部们缄默不语，县领导成了敏感词。
　　但沉闷只是表象，背后却暗流涌动：官场中求自保，到处活动的大有人在。是时候，得让人心落定。

“收拾”人心
　　6月18日，岳池县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广安市委组织部领导首先宣读了人事决定，明确余仪兼任县委书记，原县委副书记汤才勇任副县长，主持政府工作。
　　时任市纪委书记姜怡第二个讲话，她通报案情，特意加上一句“岳池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台下屏息凝听，期待着“政策”。
　　“除对极少数严重违纪违法的要坚决依法惩处外，对其他涉嫌违纪的同志，只要能主动说明问题，我们都会根据情节轻重区别对待，给予从宽、从轻处理。”姜怡话音刚落，礼堂里爆发出一阵如释重负的掌声。
　　会后，岳池县纪委设立了专门账户，让干部主动上缴不法所得。时任广安市纪委常委、现任县纪委书记刘永明透露，当时共有数十人上缴金额达400余万元。
　　刘永明介绍：“我们把省纪委列的名单与主动认错的干部进行比对，发现基本吻合。对于他们，本着宽严相济的原则，写了检讨与承诺书后大都没有继续深究。”
　　暂时稳住了干部，接下来需要“收拾”，也更敏感的，则是民心。余仪这样解释“收拾”的含义：“‘收’，是把涣散的收拢来，‘拾’，是把丢掉的拾回去。”
　　余仪住进人武部的招待所。这是幢80年代初的老楼，前后都是马路市场，房间里的陈设是旧的，连床板都是坏的。
　　当地领导过意不去，要更换家具。余连忙叮嘱，在特殊时期，一举一动外界都看在眼里，“不要帮了倒忙。”
　　余仪的判断是明智的。“漆、杨”案发，使岳池的干部形象遭到了极大破坏，遗留下的大量问题，造成群访事件一时间集中爆发。
　　有一回，上百群众围在人武部楼前，正巧被路过的汤才勇碰见，他赶紧解围：“大家跟我一起去信访局，保证给你们答复。”
　　然而有人冲他大吼：“我们才不跟你走，你们都是一伙儿的，贪官！”
　　其时，岳池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身边的一大堆豆腐渣工程，一些道路修好没两天就烂掉，有人编起了顺口溜：“车儿跳，岳池到。”
　　漆、杨任上，大量市政工程被随意划拨，只要批张条子，“好处费”就揣进腰包。二人还达成了默契，对彼此“生意”心照不宣，最为典型的就是仪北路：漆的人承包3个标段，杨的人包揽另外3个标段，各修各的，都有赚头。结果施工方处处偷工减料，工程迟迟修不好，终因两人的倒台成了烂尾路。
　　另一方面，民生问题被忽视。岳池城内有130多条街巷，可却只有几条大道安有路灯，每到天黑，盗抢案件频发，居民苦不堪言。
　　乱象丛生，县委提出“从群众最怨的问题改起，从群众最盼的事情做起。”余仪说，“谋事在人，无事生非，干部们有事可做，就不会去想入非非、心神不宁了。”
　　党政领导带头上阵督办，烂尾的迎宾大道重又开工，白天外地供应的商用混凝土到不了位，就等到晚上加班干。街巷人行道也都逐一整修，还布设路灯，架起天网，治理脏乱，新铺街道，整饬水务……群众看在眼里，社会舆论渐次转良。

“残阵”换血
　　当时，岳池四大班子中，原县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县长同时涉案，政协主席又因病去世，“四顾”无首，如此“残阵”实属罕见。岳池走向何方，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至关重要。
　　在上级的支持下，“尽可能起用县里干部”的方针确定了下来。当年9月，岳池县“两会”召开，四大班子“重组”。汤才勇正式接掌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副书记、副县长及各部门领导，也都基本由现有干部升任，此举看作是组织上的信任与实质性鼓励，令岳池干部再受感动。
　　“不过，党政机关里，毕竟还有不少漆、杨一手提拔的干部，他们间关系错综复杂。”余仪说，怎么使用这些人，也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既要防止“带病提拔”，又要杜绝“因噎废食”，对每一个与案情相关的干部都必须加以甄别。刘永明回忆当时的情形：“整理卷宗，查阅案情，常常熬完通宵，天亮洗把脸后再继续。”
　　与此同时，新班子利用县级机构改革和乡镇班子换届的契机，将各部门班子进行轮岗交流，原“高危”部门负责人多被调至其他单位，部分改过自新的干部轻装上阵，一批年轻骨干也被委以重任。
　　“漆、杨”案后空缺的财政局长与住建局长，由两名女干部吴焱、高利秋接替。县里考察了几乎所有中层干部，反复酝酿后选定她俩，最大的考虑是“干练”与“放心”，而外界对其评价也正是“不贪不占，雷厉风行”。
　　汤才勇说，过去的岳池，多项工作在广安“吆鸭子”，一些人不思进取，“麻将桌上批文件，茶房里面谈事情”。因此，此次换届，正是成了荡涤官场沉疴的契机。
　　这一年的乡镇班子换届，县里就采取了一套新办法：县委常委各自带队包片考察，形成报告，把全体乡镇干部的情况部晒到常委会上公议。
　　同其他人一样，顾县镇的范秀骑也被前来考察的县领导打了预防针：“这次用人，要看实绩和口碑，组织上门找你们了解情况，不允许再到处找关系。”
　　而在高利秋的住建局里，同样喊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许多新进大学生凭借真才实学成了业务能手，三个碌碌无为的老股长则被免为一般办事员，“处理有凭有据，大家无不心服口服……”
　　继任岳池县委书记李永平很是感慨，正是实干用人的思路，为岳池发展打好了基础。

慎权变局
　　“买花西舍喜成婚，持酒东邻贺生子。谁言农家不入时？小姑画得城中眉。”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繁荣的“岳池农家”。岳池自古都是商贸重镇，素以“银城”驰名。但漆、杨主事期间，却疏于“经营”，经济发展难以为继，“银城”变得名不副实。
　　新的岳池县领导班子，提出“以发展促稳定”，规划了以医药、电子等为主导的产业蓝图。纸上谈兵不难，可真要恢复元气又谈何容易？
　　当时的局面，部分企业涉案，有的“外出”暂避风头，生怕政府“秋后算账”；有的则从前任捞到不合法规的特殊照顾，四处公关希望实惠能够延续；当然还有更多的投资者驻足不前，他们对岳池前景缺乏信心。
　　漆、杨曾划拨一块无偿用地给当地一纳税大户，助其建造职工宿舍，但有人想钻空子，变更土地性质与权属从而渔利。漆、杨落马，县政府商量如何合法兑现协议，却“惹毛”了企业家，话不投机便以撤资相要挟。
　　不止被企业为难，连一些省市机关单位，岳池干部也成了最不受待见的人群。有县领导到省厅争取政策支持，却被三番五次地冷眼接待，刚一报出家门，对方就冷冷搭腔，“我一会儿有事，把材料先搁这儿吧。”
　　招商引资困难重重。县委书记李永平坦率地说：“岳池没有优势，只能靠干部的个人魅力。”而这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勤能补拙”──干部不气馁，不厌烦，把工作做到细致，让各界为其执着所打动，顾虑与偏见也逐渐打消。终于，大批项目与政策纷至沓来……
　　岳池县规划中的城东新区二号桥附近一宗两百亩来的土地，2010年的起拍价早已超过每亩250万元，最终却在县领导的授意下仅以每亩124万元的单价成交，“漆、杨”案正是由此爆发。
　　漆、杨之后，县里重新治理土地，公开竞标，盘活市场。很短时间，一块位置更偏的地皮，就拍至每亩445万元。尔后，岳池地价节节攀升，规划容积率更低，却更加精贵。
　　从土地新政上尝到甜头，岳池开始将更多公共项目纳入公开交易。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近落成，未来，从商用混凝土站到市政设施，都将在场内进行联网竞标。
　　记者采访中明显感到，“漆、杨”案对岳池干部的一个影响，就是“慎权”。
　　所有县级领导“约法三章”，不在私底下参与任何工程招投标，也不过问财政审批。
　　范秀骑作为“过来人”感触颇深：“以前，乡镇里的土地收购往往采用土办法，损害了群众利益，干部到县上要资金也是走后门拼关系，漆、杨对此从来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现在这些东西统统行不通了。”
　　有开发商找高利秋，希望给予通融，遭到拒绝后，又借助关系托高层“说情”，高一时间压力巨大。可县领导了解实情后坚决支持依法办事，还主动帮她把话挡了回去。
　　高利秋说，“有时候自己会想，要是在过去，估计我只能辞职了。毕竟顶头上司交代的差事难以拒绝，但若执行就会犯事……”
　　与很多地方不同，岳池的县委政府机关大院，面向公众敞开，前来办事的人络绎不绝，都可随便进出。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偶遇不少群众，“正常”与“活力”是他们评价当下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对于经历了“腐败冲击”的地方而言，最大的功绩莫过于人心思定、秩序回归。
　　采访最后，记者问余仪，如何评价他在岳池的两年工作？
　　“无怨无悔。”
　　“有没有什么遗憾？”
　　“遗憾多多。”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不逢其时。”
　　见不到一把手，罗案举报人柯万才比较焦虑，“原来那些官员还在，谁知道他们怎么向上汇报”。

“毖后”茂名

⊙记者：徐浩程 发自广东茂名

　　9日晚上，《廉政瞭望》记者见到从广东省信访局赶回来的商人柯万才。谈到记者找不到南香城小区，甚至房屋中介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时，柯万才沉默了好久，说：“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2009年，由于他举报南香城小区土地问题，导致原茂名市副市长杨光亮被“两规”，牵连出一大批干部，直至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杨、罗虽已宣判，但南香城小区土地问题仍未处理。
　　见面前几个小时，在装修一新的茂名市委办公楼，市纪委办公室人员只愿向记者提供领导审定的材料，对一切问题都小心翼翼，称“要获得领导认可才能回答”。
　　再往前十几个小时，茂名日报社社长廖述毅，向记者慷慨总结这两年的成绩，“今年2月，（市委书记）邓海光升任副省长，说明广东省委对茂名工作的肯定。”一年多前，廖通过公选从无锡来到茂名。
　　这就是茂名，“毖后”茂名。
　　2011年2月，罗荫国被刑拘，引发官场动荡。5个月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称，茂名“惩前”已基本结束，“毖后”刚刚开始。

免予刑事处罪的政策线
　　柯万才不清楚为什么他的上访一拖再拖，但他认为可能与免予刑事处罪的政策线有关。
　　“在处理（罗案）时，（行贿）一定金额以下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柯万才反问记者，怎么就不查查他们行贿的钱是怎么来的呢？
　　记者向多位人士核证政策线一事，均以“不知道”或者回避应对。茂名市外事侨务局外联科科长、茂名市友协秘书长、有“维权公务员”之称的朱国瑜称“有此事”。
　　整个茂名，303名官员牵涉罗案，只有61人被立案查处，其中20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余生”的242名官员在2010年4月10日之后都“松了口气”──这一天是广东省纪委给茂名“有问题”官员规定的主动交待大限。
　　此前，“人心惶惶啊！茂名当时两样东西卖得最火：安眠药、二手手机”。安眠药用来入睡，二手手机用来打探消息，“原来的手机不方便用嘛”。
　　此后，茂名一度冷清的夜茶又开始热闹起来。
　　柯万才起初并不认为这是坏事。因为罗案之后一度时期，他的事情成为“敏感话题，没有官员愿意接待我”。
　　等官场稳定后，“我去部门，大家也都客客气气的了”，这是柯万才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在罗荫国时期，他曾因为上访被关押10个月。
　　“但就是不解决问题”。柯万才认为，在被客气接待之后，又在各部门之间被“踢来踢去”。
　　他这才意识到“旧江湖”依然存在。
　　对于那242名官员，茂名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轮岗、公选等，但“能上不能下”的干部制度，让茂名官场无法淘汰他们，实现“清淤”。
　　朱国瑜与柯万才甚至分别告诉记者，两年来，部分官员已经得到了提拔、重用。
　　柯万才决定找市委书记直接反应情况，但早早就被拦在外面，让他按程序来，一步步申述。
　　这把柯万才推进了更大的迷宫。此前，茂名成立了一个处理南香城小区土地问题的领导小组，杨光亮是组长。杨光亮被“两规”后，再未任命新的组长，而是在领导小组下面又成立了两个调查小组。
　　按程序柯万才应该找领导小组，“群龙无首”的领导小组名存实亡，谁都不愿负责，“你说我该找谁”。
　　作为拥有南香城小区土地公司的候任法定代表人，政府也从不通知他参加协调会。
　　见不到一把手，柯万才比较焦虑，“原来那些当官的还在，谁知道他们怎么向上汇报”。
　　邓海光升任广东省副省长后，与他搭班子的市长梁毅民接任市委书记一职。柯万才期盼地问记者，是否有渠道直接联系上梁。

新班子遭遇旧江湖
　　遭遇旧江湖的不仅是柯万才，还有茂名新班子。
　　2011年5月，茂名首次进行全国公选，想借此纠正一些不正之风，对外树立形象。
　　接踵而至的却是争议。各种举报在网络上出现，甚至有人指责公选让外地的“考试专业户”钻了空子，是茂名人的损失。
　　此后茂名再未搞全国公选。对此，数名官员都避而不答，只说，“茂名下了硬政策，比如一个单位的中层干部必须竞争上岗；每年空缺出来的副处级岗位，要拿三分之一以上来公选。”
　　新旧冲突更极端反应在7月的朱国瑜身上。
　　2011年7月，在回家路上，朱国瑜被三名不明身份者袭击。“如果不是跑到旁边一家麻将馆，我命都没了！”他将记者带到案发地，不时摸着右手臂上数条暗红色伤疤，讲诉当时的情形。
　　5个月前，他在举报自家土地被强占以及“杀母之仇”无果后，用“遗书”的极端方式在网络实名举报。当时，恰巧罗荫国被刑拘。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批示，以及茂名新班子的重视，让朱国瑜看到了一丝曙光。“但不曾想在原有官员保护下，他们肆无忌惮。”朱国瑜说。
　　被砍后，朱国瑜搬到了一个有保安的小区。下班后直接回家，晚上绝少出门。
　　茂名新班子不是没有采取措施。
　　梁毅民将顺德经验部分移植过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建立市县两级行政服务中心。
　　茂名市纪委提供的一份材料称，在治理干部“贪、混、庸、懒”上，茂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建立干部“干事对账”制度、重点治理“红包”突出问题等。
　　但治理沉疴非一时之功，尤其是“换汤不换药”。罗荫国的前任周镇宏，2012年在广东省统战部部长任上被“两规”。从周镇宏到罗荫国，两人在茂名经营了十年。
　　“以前（官场）喜欢结圈子，现在还是如此。”一名茂名官员告诉记者。
　　茂名市纪委书记廖锋也承认：“红包泛滥不是三年两年形成的，要根治它也不是三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任务，必须要坚持数年。”
　　如果不直击问题根源，轻轻掠过，没有更有力的措施，周、罗留下的“土壤”难以彻底铲除。

发展思路再次翻盘
　　“那就是个伤疤，老揭没意思。再说那只是个别人的事情。”在罗荫国案上，茂名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邓汉波总会将话题岔开。
　　现在，他更愿意与媒体谈茂名滨海新区。它主要位于茂名电白县。
　　这个与天津滨海新区有同样名称的地方，似乎也有同样的雄心。
　　“未来那儿要投资3000亿元。现在拆迁已经开始了。”邓汉波不无感慨的说，去年，电白县公务员工资都快超过他了，“土地升值了嘛”。
　　这3000亿元投资，在规划中，要产出另一个3000亿元：到2020年茂名滨海新区GDP要超过3000亿元。2012年，茂名GDP才1951.2亿元。
　　这是对罗荫国时期发展思路的翻盘，一位不愿具名的茂名官员称。罗荫国时期，茂名也提滨海新城，但重点仍是发展化工业，打造“世界级石化基地”。
　　如今，这个面积上仅略小于天津滨海新区，比上海浦东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都大的滨海新区，是整个茂名的重中之重。
　　这是茂名近十年来，第二次发展思路大翻盘。上次是罗荫国接任市委书记后，将周镇宏的施政方针悉数抛弃。
　　“前年有些企业家还在观望，去年在广东乡贤工程带动下，回来投资的就有很多了。”廖述毅称。
　　4月8日下午，记者由高水公路，来到还在规划图上的茂名滨海新区。一片荒凉。在碧桂园集团投资建设的5星级滨海酒店周围，没有想象中的热火朝天局面。
　　不过在滨海新区博贺湾，疏港快速干道到6月就将通过，由粤电集团投资的15万吨煤炭码头也在推进中。
　　在上述官员看来，滨海新区思路不错，是个发展方向，可以改变茂名“石化独大”的产业格局。但希望通过房地产和招商引资来造城，这个想法错过了最好时机，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梁毅民时代”
　　“盼了这么多年，茂名终于盼到了一位来自珠三角的领导。”虽然梁毅民在2011年就到茂名了，但朱国瑜认为现在才进入“梁毅民时代”。
　　在茂名，谈得最多的是梁毅民的几个片段：
　　在顺德，梁毅民曾在干部大会上说：“我的观点就是，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有利于顺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利于顺德金字招牌擦亮的，大家都应该敢想、敢做、敢干。我可以明确表态，如果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干部做错了事，我本人可以负责。”
　　2011年，梁当选佛山市顺德区人大主任。发表履新感言时，他仅用3分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时，讲了15分钟，我讲了3分钟，足够了！
　　此番话后两个月，他赴茂名履新。在人代会上，梁毅民一口气承诺了修路、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规范化学校等10件事。
　　但在茂名人民广场，数位市民对梁毅民没有什么印象，新任市长李红军知晓度更高一些。
　　李红军上任以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治摩”行动，三个月扣留摩托车近3万辆。反对和支持的声音同样存在。
　　朱国瑜不愿谈梁、李的印象，“我不涉及政治”。
　　“去年底他们让我兼另一部门的科长。”朱国瑜用似乎带有讥笑的口吻告诉记者。他将这看着是有人不想让他闲下来。
　　他称将继续曝光、维权。
　　柯万才临走时递给记者一份材料，说“这本来是准备明天寄给全国人大的，先给你”。
　　有人劝他不要上访了，即花时间又花钱。尽管广东省信访局明确告诉他，信访将转给茂名，但他还是准备60天后再去一趟。“信访案件必须60天办结，到时候他们总得给我个说法吧。”
　　去年底，原茂名市长助理雷挺案开庭审理，其起诉书显示罗荫国已被判刑。整个采访过程，记者一直追问罗案判决结果，无人知晓，只有传言。
　　离开茂名，去火车站路上，出租车司机瞄了眼车窗外正在翻修的道路，抱怨说：“这条路该修了。”记者很奇怪他的态度，问道，路不是在修吗？
　　“晚了！”司机扔过来2个字。
　　火车站广场，“诚信包容、实干图强”八个大字立于一边，十分醒目。这是新的茂名城市精神，1个多月前，刚获新一届茂名领导班子通过。
　　标语下方，是两只布满青苔的石狮子，和早已关闭、破败的地下广场。

采访手记：从岳池到茂名
　　与余仪见面前，编辑部做了最坏的打算──换选题。如果无人愿谈，我们宁愿再等等。
　　但不曾想见面顺利，聊得更畅快。
　　第一次见面，余仪在成都刚开完会。聊起当初在岳池兼任县委书记“救火”的日子，他谈兴甚浓。
　　一个半小时过去，他数次查看时间后，才说，“抱歉，本来准备下午好好聊聊。但临时有安排，我们再约时间。”
　　第二次见面，他兑现了承诺，给了我们一下午的时间。
　　从初到岳池的感受、发现的问题、面对的矛盾，到对岳池官场的评价，再到采取的措施，以及离开岳池时自我评价与遗憾，余仪不回避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感觉得到，他开诚布公的底气，源于2010年腐败大案后，岳池未曾回避矛盾，以腐败案为警示，惩前毖后。虽留遗憾，但亦有所突破。
　　2011年，罗荫国案后5个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教导茂名：“如果这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那就没有达到目的，这是疮疤，但要让大家记得住，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不能结了案子后就忘了对这个地方造成的影响。”
　　这让我对茂名之行充满期待，也许对腐败大案的反思、受教，茂名更充分。
　　但不曾想茂名对“罗案”，讳莫如深。
　　在茂名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朱国瑜。聊了1个多小时后，以敢言著称的他，也称介绍其他官员采访困难，“大家都不愿意聊这个”。
　　数次沟通无果之后，我扛着“学习经验”的旗子，敲开了宣传部的门。
　　外宣办官员背靠转椅，我坐着长沙发，两人之间隔着一个大办公桌，就这样相互试探、旁敲侧击、你来我往。“我们要往前看。”这名官员告诫我，“罗案”已经是过去式，再谈“没意思”。
　　更讳莫如深的是茂名市纪委。
　　经过联系、推诿、再联系、汇报领导后，市纪委办公室人员终于愿意见我。
　　见面后，他反复确认了记者的身份，之后才拿出准备好的材料，“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那是两篇早已在媒体上刊登过的文章。
　　“罗案”是茂名不愿碰的伤疤。那其警示作用如何能发挥？又如何能达到汪洋的要求──“在未来20年不出、少出腐败案件”呢？
　　离开茂名时，与朱国瑜的对话片段跳出脑海。
　　我问他，“罗案”后，茂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回答极为爽快，没有变化，我的案子就是一面镜子。
　　其实，不能说没有变化，但确实没有岳池大。面对问题的态度，决定反思的深度。

谁在当“救火队长”？

⊙作者：游子

　　腐败大案往往会留下一个烂摊子，需要“救火队长”。新世纪13年来，谁在当“救火队长”？

源自：──

　　基本都是“空降”，少有例外是云南楚雄州杨红卫被“两规”后，副州长接任州长一职。

“空降”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上级党政机关“空降”任职。例如，葛洪元此前是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阮成发是湖北省政府秘书长，胡连松是安徽省统计局局长。
　　二类是高配兼任。例如，辽宁省委副书记张行湘兼任沈阳市委书记。
　　三类是跨地区调任。例如，开封市长、组织部长相继落马，祁金立从漯河调任开封市委书记。
　　职务最高者──
　　2012年，张德江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中组部称，这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中央从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
　　个人风格──
　　“救火队长”个人风格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口碑廉洁型。2004年，山西翼城因县委书记卖官案发后，新任县委书记张德英曾被评为“十佳廉洁公仆”。
　　二是老成稳重型。这是“救火队长”最大的风格，老成稳重方能最快稳定局面。
　　三是能打硬仗型。阮成发到襄樊前在武汉、黄石不同岗位历练，作风硬朗，以大力度公选颠覆前任的“假公选”。
　　治理风格──
　　低调务实是最大的共同风格。葛洪元到郴州后、胡连松到阜阳后，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他们重在“打基础”。
　　都能迅速掌握局面。余仪到岳池不到3个月，即成功召开“两会”，掌握了整个局面。
　　不失硬碰硬的勇气与魄力。“曾锦春案”让郴州矿业异常复杂，葛洪元主政一开始，就拿此开刀，制定了“治官、控矿、扫黑、整顿、整合”的十字方针，整肃矿山。
　　任期──
　　过渡特征较明显，一般会干满2年，任满一届者很少。
　　超过一届者目前只有胡连松与胡世英。胡连松在阜阳市委书记任上干了6年。胡世英在绥化市委书记任上，干了近9年。

官场重建方法论

⊙记者：徐浩程

　　制度变革是治本之策，无疑。
　　但从官场冲击到制度变革，不会有惊险一跃，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之间，还有一段路要走。
　　这段路能否走得好，影响着反腐败的效果。
　　那么，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平滑过渡呢？
　　布里丹选择：稳定官场
　　【寓言】
　　丹麦哲学家布里丹讲了一个故事：驴子饿得咕咕叫，于是他就牵着驴到野外去找草吃。看到左边的草很茂盛，他便带驴子到了左边，又觉得右边的草颜色嫩绿，他就带他的驴子跑到右边，后来又觉得远处的草品种更好，他便牵着驴子到了远处。布里丹带着他的驴子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远一会儿近，始终拿不定主意。结果，驴子被饿死在途中。
　　──只有适合，没有最好。
　　【案例】
　　本世纪初，随着肖作新、王怀忠、尚军、刘家义等一系列腐败案告破，阜阳一批官员牵涉其中，如何处置没有定论。
　　2006年，阜阳在市党代会前夕，向离退休厅级以上干部征求意见时，就有人提出质疑。阜阳显得有点迟疑：等王昭耀、尚军案件结案后，一并处理。
　　模棱两可的态度，导致众多官员走不出腐败大案阴影。
　　大案之后初期，首要是稳定官场，这要把握度。度就是一种选择。任何一项选择都有多个方案，模棱两可、议而不决只会让各方倍受其乱，如同阜阳的官员。
　　那么，如何避免“布里丹选择”？从寓言本身来看，关键是要明确选择的目标取向：如果“颜色”优先，就应该吃右边的草；如果“数量”优先就应该吃左边的草；如果“品种”优先，就应该吃远处的草……布里丹因为没有明确取向，才造成决策失败。
　　塔西佗陷阱：收拾民心
　　【寓言】
　　古罗马的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著名定律：塔西佗陷阱。
　　──政府失去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案例】
　　2006年，郴州设立“舆论监督奖”，“奖励主动把舆论监督线索交给郴州调查处理或通过舆论监督对郴州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央、省级媒体记者”。
　　郴州官方认为，这是系列腐败大案后，主动、虚心接受舆论监督的具体举措。因为郴州要求对媒体转来的线索，派专人核实处理，并以书面形式及时回复。
　　市民和媒体却并不买账，称“奖励舆论监督”，听起来就别扭。创造一个“适合”舆论监督的环境，比“奖励”舆论监督更重要。
　　腐败大案后官场应收拾民心。由于此前的腐败案，政府公信力削弱，民众对政府不信任，人心涣散。如果不重建政府信用，收拾民心，只会有怀疑、指责的对立面，不会有“添砖加瓦”。
　　那么，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呢？可以从群众切身利益入手，解决实际问题，以逐步争取民心，建立公信力。众多地方腐败大案后的民生举措可为借鉴。
　　鲶鱼效应：变革人事
　　【寓言】
　　挪威人爱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如果能让它活着抵港，卖价就会比死鱼高好几倍。但是，由于沙丁鱼生性懒惰，不爱运动，返航的路途又很长，因此往往一回到码头就死了。
　　后来一个渔民发现放一条鲶鱼进入，沙丁鱼发现异已分子后，会紧张起来，加速游动，如此一来，沙丁鱼便活着回到港口。
　　──沉闷的环境，需要引入一定异质的新鲜因素，恢复整个活力。
　　【案例】
　　公选，已经成为一些地方腐败大案后，人事变革的利器。
　　但切记不要忘记公选的初衷──这些公选干部是要做鲶鱼，而不是沙丁鱼。
　　这点上，绥化是个不错的范本。
　　绥化在“马德案”后，很快进行了公选。但绥化决定，公选干部使用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全部安排为“员”，并实行一年试用期。第二步，在试用期满后，考察不能胜任工作的，退回原单位；基本胜任，可以培养提高的，原则上定为“员”；只有胜任工作的，才定为实职。
　　2005年，绥化对此前一年公选的30名干部进行考察，只有6名任了实职。
　　破窗原理：重塑形象
　　【寓言】
　　如果有人打坏了建筑上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
　　要想营造一个好的环境，除了要维护外，还必须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的窗户”。
　　──没修复的破窗，会导致更多的窗户被打破。
　　【案例】
　　“从2000年到现在，我已经来阜阳十几次，次次都有大‘收获’。阜阳这个地方真是‘新闻富矿’。”
　　这是一家媒体资深记者在阜阳调查阜南县下达招商指标事件时的感慨。
　　从“王肖案”以来，不管是不是阜阳的责任，只要是发生在阜阳的“丑闻”，都算在阜阳的账上。例如2004年大头娃娃事件，阜阳一再强调自己是受害者，没人在意。
　　阜阳跌入形象危机，其实追本溯源，还是“第一扇被打碎的窗户”没有及时修补。如果错误没有必要纠正，那么就会形成一种暗示效应，人们将毫无顾忌地去打碎更多的“窗户”。
　　破窗原理给决策者一个启示就是：对于影响深远的过错，修补“第一个破窗”不仅仅要及时，更要大张旗鼓。
　　铁钉效应：修补制度
　　【寓言】
　　1485年，英国国王理查三世准备与里士满伯爵亨利决一死战。战斗开始的当天下午，理查让马夫备好自己最喜欢的战马。铁匠在给战马钉掌时，因缺少几颗钉子，有一只马掌没有钉牢。两军对垒，理查国王冲锋陷阵鞭策士兵迎战，眼看就要获胜，突然一只马掌掉了，战马跌翻在地。士兵见国王落马，纷纷转身撤退，亨利率领的军队围了上来俘获了理查。
　　──每一个环节都事关大局，千万不可马虎大意。
　　【案例】
　　郴州在“李曾案”后，在制度上对常委会会议进行完善，规定常委会一把手“末位”发言制度，避免一把手先发言先定调；领导班子讨论时，班子成员应明确表示态度，并记录在案；对“不同意见应特别载明”；参加会议的领导班子成员在会议记录上逐个签字等。
　　谁先发言、谁后发言，是否明确表态等等都是小细节，小环节，但是这些小环节有时候却会成为“铁钉”，影响全局。
　　李大伦正是通过这些小环节，掌控了郴州的工程、人事等领域──2002年，郴州一次市委常委会研究干部提拔，有47人次发言；到了2006年李大伦出事前，常委会记录本上只有李大伦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