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革命”与燕地侠风

⊙作者：季剑青

　　清末革命党人从事武装起义等军事活动，主要是在南方，但也曾经考虑过直接在北京发动革命，即所谓“中央革命”。最早提出“中央革命”的是孙中山，1894年1月，孙中山草拟上直督李鸿章书稿。“之后赴香港，与陈少白斟酌书稿字句，谓‘吾辈革命有二途径，一为中央革命，一为地方革命，如此项条陈得鸿章接纳，则借此进身，可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少白亦以为然。”此时所谓“中央革命”，仍是如戊戌维新党人那样采用和平方法，促使清廷改行立宪政体，因意见未被接纳，孙中山才转而实行武力的“地方革命”。此后鼓吹“中央革命”者则强调直接在京师发动武装革命。1903年，张继在《苏报》上撰文主张“中央革命”，他从欧洲革命经验得到启发，指出中央革命易，地方革命难，欧洲之革命，“由地方而起者，惟英伦三岛而已，全大陆诸国，则革命之主动力莫不在京城”。他听说京师大学堂学生有秘密结社从事革命之举，为之欢呼雀跃，“中央革命将于是起乎！”北京作为“黑暗区中之黑暗地狱”和“满洲游牧之巢穴”，而能发出“中央革命”之曙光，堪称奇迹。然而张继期待中的“中央革命”并没有出现，他本人倒是于次年夏天，与何海樵跑到北京视察至颐和园路线，策划用炸 药暗杀慈禧和光绪，身体力行“中央革命”。后来由于经费和环境问题，未能付诸实践。据和张继熟识的章士钊回忆，张继“甚迷信中央革命”，即辛亥革命成功“犹不足以破溥泉之执念”，民国成立后仍谋刺杀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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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党人军事实力并不占优的条件下，要在北京发动“中央革命”几无可能。革命党人中一些成熟的政治家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1906年汪精卫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讨论革命军“发难”的策略，他指出革命军发难有三术，“一曰扼吭，谓复其首都，建瓴以临海内；二曰负隅，谓雄踞一方，进战退守；三曰蠭起，谓分举响应，使伪政府土崩瓦解，权力委地。”欧洲之革命多用“扼吭”之策，但“英法之革命，所以能发难于首都者，以其为市民革命故也”，而中国之革命“非市民的革命，乃一班人民的革命”，“故扼吭之策，可以为革命军之结局，而不适于革命军之发难，由不能以为根据地也。”比较现实的策略是第二术和第三术合谋并进，最终收取第三术之效。宋教仁也认真考虑过“中央革命”的可能性。1911年4月，宋教仁参加黄花岗起义，事败之后，宋教仁鉴于起义屡遭失败，提出“建三策”的军事方略，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在边隅之地，设秘密机关与内地，进据边隅以为根据地，然后徐图进取。最后考虑到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决采用中策，遂设同盟会中部总部。宋教仁的战略收到了实效，武昌起义的成功，与同盟会中部总部的策划密不可分。
　　政治家从现实形势出发，对“中央革命”持谨慎态度，但对于“欲凭文字播风潮”（柳亚子《岁暮述怀》）的文人来说，鼓吹“中央革命”却能起到排满宣传的作用。宁调元在《仇满横议》中提出，面对满清的残暴统治，“捣其巢穴”为“最急进的破坏之方法”，因为北京是“满胡所窃据以号令天下者”，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一旦有事，盖必争之地，是以女真得之则盛，胡元盗之则强，朱明失之则亡，洪杨置之则败。英法乘胜北指，奕詝窜于热河，六国联军而入，载湉遁于西安。吾辈不欲直抵黄龙府痛饮一杯则已，否则旁敲侧击，舍北京必不足以制其死命也。然此说也，又匪暴动主义亦无以达其目的也。”虽然这一番言论近于书生谈兵，却具有很强的鼓动效果。陈去病则把北京地区描写为汉民族发祥之地，黄帝宅都之所，如今却被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窃据。他在《江苏》第四期上，以“革命之歌”呼吁“海内外英材杰士”奋起抵抗，恢复故土：
http://www.phoer.net 3 h3 s  q9 P& x　　惟吾祖之雄伟兮，挥神斧而荡四隅：南登熊耳使三苗窜迹兮，北征涿鹿而排强胡；爰建中而立极兮，宅幽冀以作都。夫固将永永万世以自保兮，宁肯为胡人之所僭居。
　　通过建构黄帝建都于幽冀的神话，革命党人从起源的意义上强化了北京地区的神圣地位，于是北京被游牧民族占领就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1906年12月，《民报》第十号发行时附以《天讨》增刊，汇集了各省革命党人的讨满檄文，其中《直隶省宣告革命檄》也宣称：“直隶为黄帝建都之地，昔之涿鹿，今之怀来。以皇祖之上京，而为胡清所据，人心之痛，孰过是者？说者谓燕赵遗民，久与胡人杂处；狼恬豕嬉，种界荡没，故杀敌致果之气，不逮南方。然昔之所谓悲歌击剑者，今竟无其人耶？”作者认为直隶毗邻京畿，如能动员民众围攻北京，“则中央革命之事，一举手投足而成尔”，意气之豪迈，正符合檄文特有的煽动性特征。
http://www.phoer.net ; y  E' B$ T+ h' Q2 P　　值得注意的是，《直隶省宣告革命檄》的作者除了抒发“皇族之上京”“为胡清所据”之痛外，还为燕地自古以来慷慨悲歌之侠风的衰落而感到悲哀，而失落的原因也要归咎于“胡人”的同化。这也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北京想像的一个特点。1903年黄藻编辑出版的《黄帝魂》一书中，收入了作者自己所写的一篇《燕京游记》。作者发现，北京“每为异族结巢之所，无论声明文物，荡然靡存，即华胄堂前之燕，已沦落于氈裘异种之家，而胜地遗民，已无复前朝光景矣。”因而感慨，“燕地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而豪杰辈出焉”，如今“乃今多靦颜俯首之人也。岂以五胡契丹金人蒙古东胡窃据而后羶腥混杂而民性为之大改耶？抑燕民向受外人压抑最为密迩，故习惯自然以养成奴隶之根性耶？”他希望北京今日仍有田光、荆轲这样的“屠狗之辈击筑之徒”，奋然而兴。
　　历史上燕地汉族优良的任侠传统和北京被“胡虏”窃据后堕落现状之间的对比，显然是一种典型的种族主义修辞，它也合乎革命党人对“革命”的某种理解：革命即是涤除游牧民族带来的污染，恢复到先前汉族的纯粹性。与此同时，对燕地侠风的追慕，也暗含了革命党人的一种自我想象。如果说通过武装暴动在北京发动“中央革命”难度太大的话，那么实行暗杀则不妨看作燕地侠风的复现与回归。1905年9月，吴樾在北京刺杀清政府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汤增璧在《崇侠篇》中称赞他是在“神州无刺客风，大盗彰彰，二百余年为虑”的情形下异军突起的“侠者”，呼唤后来者的跟进。只要刺客前赴后继，满清统治者必将魂飞丧胆，“乘其仓皇，伸讨之师四方蠭起，迅雷不及掩耳，直擣幽燕，黄龙痛饮，可逆计而得也”，自能收“中央革命”之效。汤氏同时以凄美的文字复原当年易水送别的悲壮场景，以感发今日的“侠风”：“且易水萧萧，落日荒凉，亲朋咽泪，至以白衣冠饯送，而旧酣拔剑，击筑高歌，怒发上指，气薄虹霓，大丈夫不稍短气，近儿女沾巾之态。此古之侠风，则有然矣，宁独不可再见于今日耶？”柳亚子也把吴樾暗杀之举视为燕市侠客之行。1906年8至9月，袁世凯在京津一带捕杀革命党人，柳亚子作《燕狱》一文，表彰革命党人敢于在京师重地图谋起事的勇气。他首先指出“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屠狗椎埋皆专制国抱不平之义侠也”，由于“异族入寇”之蹂躏，此风已绝，燕地居民皆奄奄无生气；继而援引“欧洲各国，革命党之兴，无不以都城为着手点”之事例，指出“中央革命”之“形势便利”。柳亚子由此两方面肯定了北京革命党人的举动：“今燕京所捕杀之革命党，虽不知其为燕之土著，抑他省人侨居于燕者，要之以京师辇毂之下而能抱不轨之志，著运动之迹，其智略能力必有大过人者。事虽败露，亦不可谓非民族之晋化也。燕市之月，易水之风，愿后死者勉之而已。”
　　柳亚子从燕地侠风的角度来理解“中央革命”，固然有文人浪漫想象的成分，但也显示了历史记忆中的革命潜能。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时期。1912年2月，南北议和处于胶着状态，革命党人在北京对袁世凯、良弼实行暗杀，柳亚子撰文给与高度评价。他指出“燕赵古称多游狭之士，椎埋屠狗以义烈为天下先”，由于清朝定都北京，压制之惨酷甚于他省，其实只要时机合适，“中央革命”可取事半功倍之效果。如今义师已起，“则追荆聂之芳踪以扰彼机关，纾我义愤，亦大侠之本衷也。”此时南方革命军队已经开始策划挥师北伐。说到底，只有大师北上，“犁满酋之庭而扫其穴”，才能真正实现“中央革命”。革命党人看到了彻底收复北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