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四川有支童子军 抗天灾抵侵略修机场

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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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4-2-24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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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童子军队伍声势浩大。
　　@华西都市报：童子军的创始人是英国爵士罗伯特·史蒂芬森·史密斯·贝登堡。贝登堡鉴于当时英国青年道德堕落，体格衰弱，恐遭古代罗马帝国亡国的覆辙，故研发出一套可行的训练方法试图挽救这种危机。
　　1930年4月，第一次全国童子军总检阅和大露营在南京举行。参加这次集会的有121个团，3366名童子军。这一年，中国的童子军人数已经超过15万。
　　1912年2月25日，湖北武昌人严家麟参考英美童子军的教育形式，组织60个16岁以下的男孩，在武昌文华书院图书馆举行宣誓。
　　1935年，四川的童子军训练达到了高峰，在随后的10多年时间里，这些少年们抗天灾、抵侵略，和成人一样战斗着，是一支真正的部队。

童子军建制以抗倭名将为名
　　《南充地区教育志》记载，“民国”24年（1935年），四川中小学实行童子军训练，南充各初级中学和高级小学陆续建立童子军组织。
　　8-11岁为幼童军，12-18岁为童子军，18岁以上为青年童子军。全区以学校为单位建立童子军团，校长兼团长，设副团长、教练员、传令员、文书等职。团以下以班为单位设中队，班长、副班长兼任正、副中队长；班以下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设小队，小组长兼任小队长。每个中队均有队旗，旗帜上标有中队番号。中队下各小队以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花木兰、秋瑾等历史名人命名。
　　从一些老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童子军有样式基本统一的黄色斜纹布制服，平时穿草绿色的童子军服（女生下着裙装），戴童子军领巾，腰束铸有童子军军徽的铜扣皮带。
　　童子军军帽有多种样式，男生一般都是大盖帽和船形帽，女生则是大盖帽和圆顶帽。
　　在锦江区档案局的档案中记者发现，当时四川童子军的军礼沿用了国际通用的三指军礼，手势是举起右手的三根指头，食指接触帽沿，即“三指”军礼。

天灾人祸时募集衣物济灾民
　　1930年至1937年，四川自然灾害频发。即使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四川人民仍顽强地与天灾人祸抗争着。在锦江区档案局（馆）的“民国”珍贵史料中，记录了一些属于动荡年代里“童子军”们的见证。
　　1936年，川甘大饥荒进入高潮阶段，就四川而言，除成都各县外都是灾区。本为鱼米之乡的四川其重灾区已有多片土地颗粒无收。
　　此时的国家正处于抗战初期，政府在军用债务的重压下无暇顾及天灾。全国童子军总会，则在后方积极组织动员，锦江区档案局一篇档案中写道：“成都市政府要求童子军应做到：1、尽力捐施：节省零用筹备余钱；2、募集现金：向亲属朋友及社会人士募捐；3、募集用品：募集衣服、粮食、用具、药品。”对于灾区童子军，“自卫以外协助军警河工筑堤抢险、担任救护工作以及救济灾民赠衣施食并设法收容居住。”
　　在档案中还可以发现，四川童子军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侦察、救护、炊事、露营等。军事技术训练是在专门的军训教官指导下进行的。每个童子军团都有固定的军训教官1-3人，由当局从军队中抽派，每年轮换一次。军事技术训练结束后，各童子军团要分别举行会操表演和野营拉练，而一些学校拉练的地点甚至就在如今东风大桥附近，当时那里还是成都的郊外。学生们在拉练中迅速掌握了急救知识，在1936年的救灾过程中，有超过1000名的童子军参与了医疗护理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童子军面临的考验就更加艰巨了。

支援抗日留下诸多感人故事
　　在锦江区档案馆的一份档案中，记录了成都实验小学当年的战时服务训练办法：“训练程序，第一月：救护，防空，防毒；第二月：消防，通讯，交通；第三月：警备，救济难民，劝募。”艰苦训练的目的是：“协助维持后方秩序，保障群众安全，争取最后胜利。”
　　在档案中，这些童子军还为名人演讲担任过护卫。在少城公园，他们参加名人演讲、分小组研究、最后实践。这些10多岁的孩子，为浴火奋战的抗日战士们募集物资，也为远离家乡的川军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卢沟桥事变发生，川军出川抗日，四川省政府训令：省立成都实验小学“非年满十六岁，不得参加一切非常工作”。未满16岁的孩子自发在田间劳作、在广场演讲，用实际行动呼吁人民不做亡国奴。甚至在成都附近修建的各个机场都能发现童子军，他们利用假期来帮忙，搬石头、砌卵石，这些机场起飞的飞机加速了抗战的胜利。
　　在另一份档案中，记者还发现了童子军四川省分会发布的棉背心的缝制方法，动员大家动手缝衣。一些童子军利用课余时间与成人一起募捐，在一个假期中，四川童子军200人与部分老师一起劳动，共捐款1510元，这些钱相当于现在6万人民币的购买力。
　　抗战时期，童子军组织遭到日伪严重破坏。1937年9月，日本占领北平后，即明令布告取消中国童子军组织。南京沦陷后，童子军总会所在地亦被日军改为神社。抗战胜利后，中国童子军才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其规模再也未曾达到抗战前的水平。
　　华西都市报记者崔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