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杂文《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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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说现实在改变，自己的看法也在改变
　　从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到近年的《兄弟》《第七天》，作为当今文坛最响亮的名字──余华，每每有新作问世，总会让平淡的文坛掀起喧嚣与骚动，引来无数热议与争鸣。作为在文学与现实中呼喊十年的阶段性回望与总结，新年伊始，余华10年杂文《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首度结集出版。
　　十年间足迹遍及世界的余华，以独特的视角与尖锐的笔锋将观察到的社会、现实、文学、文化等种种现象乃至怪相一一记录剖析，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下洞见社会顽疾与病灶，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进行了由外及内的深刻反思，也在与世界的踫撞交锋中，呈现出一个飞速发展不断变迁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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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10年杂文《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首度结集出版
　　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余华将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世界，将笔端从文学深入到社会，以犀利的目光洞见时代病灶，以戏谑的文笔戳穿生活表象。正如余华所说：“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我的文学白日梦》《荒诞是什么》到《生与死，死而复生》，作家在文学的呼喊中，我们聆听到余华对于文学、对于写作的现实关照与深刻自省；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一个国家，两个世界》《关键词：日常生活》到《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作家在现实的呼喊中，我们体察到余华对于当今世界、对于现实中国的热血投入与客观反思。
　　当社会面目全非，当梦想失去平衡，人们还能认清自我吗？余华在书中不时提醒自己以及周遭的人们，“我们都是病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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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作品
　　作家余华近期推出了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书名渗透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1月18日，余华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称，中国当下的现实太值得书写了，相对于时效性的新闻事件，更应该书写的是沉淀下来的现实。聊到网络碎片化阅读对年轻作家的影响，他说：“电脑出来的时候，还说电脑写作会毁了文学。当时代以他的方式发展的时候，谁都不要担心谁会完蛋，你完蛋并不意味着文学会完蛋，莎士比亚完了，文学都不会完蛋。”

想用小说化方式描写现实
　　近些年来，很多中国作家把视角对准了社会现实题材。余华说：“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现实太值得去写了，但要写什么样的现实是值得探讨的，亚航飞机失事或国足都是昙花一现，我说这个不是对遇难者的不尊敬。”在余华看来，作家更应该关注沉淀下来的现实，“有事件二三十年前就发生了，至今仍然持续发生。”
　　什么是沉淀下来的现实？余华觉得，就是那些上世纪80年代就发生，到现在还没解决的，最直接的就是环境问题，“我还没有去写水的问题，是因为还没有想好怎么去写，地下水已成为死水了，建工厂需要很多地下水，更重要的原因的是高楼越来越多，深厚的地基把地下水层打断了。”
　　作家不是要平白直叙地去描写现实，余华想要用小说化方式，找到跟现实的某种联系。

不关注中国评论家的评论
　　小说《第七天》被看作是余华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创作，自2013年出版以来受到了评论界的争议，有评论家对书中的新闻事件颇有微词。余华本人对评论家的评论并不关注，“那些发评论的杂志我也不订，读者的反应是最真实的。”
　　余华认为，他与评论家的个人关系、对待评论家的态度都会影响到纸上的评论，反而是没有关系的读者感受最真实。
　　《第七天》的英文版近期陆续在美国、英国等地上市，但余华并不准备跑去宣传，“西方媒体的书评和读者的口碑对作品销量影响最大。”余华解释说：“在美国、德国，写书评和评论是两拨人，西方大学里的教授，一生熟悉的作家就一两个、两三个，比如有的只关注菲利普罗斯。我曾经问过中国的一个大学教授写过多少作家的作品，他说有70多个了。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评论家只关注一两个作家。”

偏爱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
　　韩国版电影《许三观卖血记》正在韩国热映，余华本人并没有太多关注。相对于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余华觉得拍现实题材的电影更难，“中国现实题材的好电影少，因为禁忌太多了，小说用台电脑就写完了，电影牵扯到很大的投资，不是想拍就能拍的。”生活中的余华，更喜欢艺术电影，“我喜欢的导演有两个，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和达内兄弟。他们风格不一样，一个是形而上的，安哲罗普洛斯像一个诗人，但他也关心现实。”
　　说到电影，余华提到一件趣事，“前两天我和儿子在杭州，他有某网站电影卡，叫我一块找电影看，找了一圈没找到想看的。他就在另一个网站找，突然说，有一个土耳其电影还不错，我说是不是锡兰的片子，他说是。”父子一拍即合，看起了《三只猴子》。

跟我聊文学的越来越少了
　　这部杂文集中的《儿子的固执》等几篇文章，是余华写给儿子余海果的。对于儿子小时候就表现出来的文字敏感和天赋，余华写道：“我经常被他奇怪和特别的比喻吸引，他的比喻总是在那些错别字和语句中间闪闪发亮。”
　　去年3月，余华在成为北师大助校作家的受聘仪式上也提到儿子对他的启发，告诫父亲不能像张艺谋拍《金陵十三钗》那样，把个人的嗜好当成真理。面对记者，余华并不想谈太多儿子的文字天赋，“他现在22岁，主要是阅读的积累。”
　　现在跟你谈论文学的人还多吗？被问及此话题时，余华说：“以前很多，现在越来越少，我家里的两个人反而是跟我谈得最多的，平常见面的人几乎没人谈论文学。”余华说，不谈文学可能跟年龄大有关系，年轻人在一块更喜欢谈，“当时都还年轻，主要还是寻找互相支持，就那么互相吹捧一下。”
　　聊到网络碎片化阅读对年轻作家的影响，余华说：“电脑出来的时候，还说电脑写作会毁了文学。当时代以他的方式发展的时候，谁都不要担心谁会完蛋，你完蛋并不意味着文学会完蛋，莎士比亚完了，文学都不会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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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 著《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
　　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在一亿以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化大革命”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本文摘自 余华 著《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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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竹（书评人）

　　怎么来评价余华这本号称十年磨一剑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呢？如果要我直说，那就是这是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拼盘，里面有些部分还有些营养，但更多的是让人食之无味又无比厌倦的“鸡毛蒜皮”，就是在这些“鸡毛蒜皮”里都不乏“注水肉”。当然，我这样说的前提是，这本书的读者对余华的前生今世、对中国的现实一无所知，而这样的读者无疑是不存在的。
　　如果算上最后的两篇附录《〈兄弟〉创作日记》、《〈第七天〉之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共计42篇文章，这些文章粗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文学有关的，一类是与文学无关的，而这两个大类又可分成若干小类。在我看来，尝可一观的自然是与文学相关的，虽然大部分不过老调重弹、陈词滥调、调虎离山。
　　为了让这篇文章尽量不成为批判稿，我尽量在这本书里找出一些“闪光点”来，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余华最重要的身份是作家，读者自然最关心的是他的文学成长之路、他眼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变迁以及他对文学的看法，这些自然要去那些与文学有关的文章里寻找。这些文章大概包括创作谈（《〈兄弟〉创作日记》、《〈第七天〉之后》、《一个记忆回来了》等）、书评（《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我们的安魂曲》等）、文坛八卦逸事（《篮球场上踢足球》、《作家踢足球》、《录像带电影》等）。
　　对于熟悉余华成长经历以及创作生涯的读者，阅读这些文章首先等于把“余华往事”又重温了一下，比如众所周知他是医生的儿子，成长在一个小县城里，从小见惯了生死，少年时期适逢“文化大革命”，而这一切对余华日后的创作生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门渐开，马尔克斯、海明威、福克纳、博尔赫斯们涌入中国，于是余华等吸足了“狼奶”，“先锋”日盛，《收获》等捧红了余华等……
　　说老实话，我在读这本书之前，最担心的就是再听一遍这些故事，但果不其然。至于余华在还没有红以前曾经和日后像他一样成为大碗的茣言、苏童、格非、史铁生等吃过饭、打过球、翻过墙、同过宿，我相信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了无兴趣。
　　只有当余华面对具体的作品、作家深入点评时尝可见到曾经的作家余华的本色，虽然他的那些评论对于如今久经考验的读者来说也不过已经是常识。我个人认为《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是这本杂文集里写得最好也是最言之有物的一篇。在这篇文章里他这样说：“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读过伊恩·麦克尤恩作品的读者应该能感觉到余华目光的尖锐与心灵的敏感。而关于文学的意义虽然听起来不免陈词滥调，但还是有些动人和亲切：
　　“我曾经说过，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读者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作品里，读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感受，就像在属于别人的镜子里也能看清楚自己的形象一样。”
　　无论怎么陈词滥调，作为有几十年阅读和创作生涯的余华对什么是好的作品还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比如在《荒诞是什么》一篇里他这样说：“文学的叙述就像是人的骨髓一样，需要不断造出新鲜的血液，才能让生命不断前行。”不幸的是，他近些年推出的《兄弟》、《第七天》恶评如潮，原因正是因为他并没有给读者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而他在《〈兄弟〉创作日记》、《〈第七天〉之后》里的自辩在我看来也是无力的。他似乎忘记了，就在他满世界飞来飞去，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读者却在飞速进步，见证过的伟大作品与各种文本实验一点也不比他少，如今的读者也像他一样喝足了“狼奶”，再也不是当年看着“伤痕文学”会落泪的读者了。
　　至于这本书里那些与文学无关的“杂文”，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不提也罢，但因为其内容差不多占全书一半之巨，不说几句也说不过去，那我就强压着因为它们浪费了我的时间而激起的无名怒火说几句罢。
　　说老实话，我实在弄不清楚他把那些杂七杂八的文章塞进这本书里意欲何为，他的读者自然是冲着他的作家牌子来的，谁又愿意来分享他的观球经历（《南非笔记》、《迈阿密&达拉斯笔记》）、游山玩水（《在日本的细节里旅行》、《耶路撒冷& 特拉维夫笔记》、《纽约笔记》）、邻居的噪音（《七天日记》）、儿子成长记（《儿子的固执》、《写给儿子的信》）等等等等，并不是说这些不可以入文，但总得有趣、深刻、优美些吧，但在我看来，这些指标无一达标。
　　以上列举文章无论多么无趣，但总还算言之有物，有些文章余华起的标题很“大”，诸如《非洲》、《哀悼日》、《关键词：日常生活》、《埃及笔记》等，这样宏大的标题如果不发点古今之忧思实在说不过去，进去一看才知只是“惊鸿一瞥”，寥寥几百字，其水平连中学生都不如，如果我是媒体编辑，绝对不会让这样的文章出现在我的版面。
　　余华堕落如此，作为他曾经的一个热爱者，我真是难以接受而又无比痛心。
　　如今的余华也许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有人与他同“坠”，马原、苏童比他实在也好不到哪里去。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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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余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余华每有新作问世，总会让文坛掀起喧嚣与骚动。当社会面目全非，当梦想失去平衡，人们还能认清自我吗？在这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别具一格的杂文集中，余华将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世界，将笔端从文学深入到社会，以犀利目光洞见时代病灶，以戏谑文笔戳穿生活表象。在中外纵横对比视野之中，这使作者有点像坐在一列时间的慢车上，在远方，慢条斯理地打量现实中国的林林总总时代和社会病灶──通常，“远观”比“近视”更有穿透力，当一柄思想的柳叶刀挑开重重幕布，它是如此准确和凌厉。
　　用余华的话来说：“我们都是病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譬如，从《我的文学白日梦》、《荒诞是什么》到《生与死，死而复生》、《一个作家的力量》……在文学的审视中，人们可以聆听到余华对于文学、对于写作的现实关照与深刻自省；从《在日本的细节里旅行》、《一个国家，两个世界》、《关键词：日常生活》到《哀悼日》、《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篮球场上踢足球》……在现实的呼喊中，大伙可以体察到余华对于当今世界、对于现实中国的热血投入与客观反思。
　　“文章合为时而著”是历代文人墨客富于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而对于当下作家而言，它则意味着对时代风云的一种关注，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关切，对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明发展的一种责任与使命。即不仅要有“为时而著”之心，而且还要有真心撰写出关注时事民生之文（比如现实题材小说或其他）。从2012年至今，除了余华之外，比如王蒙、梁晓声、阎连科、刘心武、王跃文、慕容雪村……有不少老中青作家纷纷集体回归关注“现实题材”，这种现象，应当值得鼓励。当然，包括余华在内，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准确，甚至颇有剑走偏锋的文人意气。但是，这也是一家之言。（潘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