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的打更匠

为了排遣退休后的寂寞,也是为了向年青一代讲述旧时的成都,我开始陆续写一些回忆录。除已经贴出的《旧成都的方言俚语》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串联》外，今天又贴出第三篇《童年时代的打更匠》。如大家不反对，我还将继续写下去。 自知自己文笔粗陋，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只要年青朋友们看了后说句“哦，原来早先的成都是这个样子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若觉得在下的文笔实在过于粗陋，在这里献丑会污人耳目，只要打声招呼我立刻搁笔不写；只是希望能嘴下留情，因为老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确实太差。当然正常的讨论不在此例。

旧成都绝大部分地区没有电灯，入夜后到处一片漆黑。假如夜里你不知何时醒来，无边的暗夜里忽然传来哀怨而悠远的锣声，那你一定知道，这又是打更匠在打更了。

按旧时的习俗，一夜分为五更。该打几更，打更匠就敲几下锣。夜里打更匠手提铜锣，独自在空荡荡的街巷里摸黑沿街敲打。人们听到锣声，也就大致知道此时是什么时候。当然打更除了报时，也起着巡查治安、预防火烛的作用。

天黑尽以后，大约九、十点钟时就该打一更了。但成都毕竟还是城市，许多居民此时并未入睡。既然大家都还没有睡，打更也就没有必要。所以旧时的成都，一更照例是不打的。

二更天已经十一点过了，到三更时就已经到了午夜，人们此时即使还没有进入黑甜梦中，也早已睡意朦胧。在冬天，平常人家为了御寒，通常都是提着烘笼上床的。烘笼，是当时一种取暖的用具。在一个可供手提的小竹篮里置一瓦盆，瓦盆里放置炭火，以供取暖。那时没有电热毯，更没有空调，严冬时节，人们上床前都是把烘笼放于棉被中以烘热被褥。三更时大家都熬不住瞌睡，此时再把烘笼留在床上，一旦蹬倒，就很可能引起火灾。故那时普遍流行“三更锣锣（儿）响，烘笼提下床”之说。四更时分人们早已睡熟，所以四更很少有人听到，至于五更，此时天就要亮了，因而就更难有人听到。打更匠当然不会有手表，打更的时间也就不会那么精确，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好如此了。

那时通常是一条街一个打更匠。打更匠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工资，每年到了端午、中秋和过年这三个节气，才能向街坊们要点钱。打更匠手里端着铜锣，挨家挨户地把铜锣伸到主人家面前，任凭主人或多或少地往铜锣里丢几个铜元。靠这几个钱当然养不活家口，因此打更匠通常都得找些另外的收入。街坊上哪家办红白喜事要跑腿帮忙，就少不了打更匠，而且通常都是不请自到。这样他们不仅可以痛痛快快地打上几顿“牙祭”，还能得到几个赏钱。此外哪家的娃儿死了，有钱的装进“火匣子”（一种小棺材），穷的仅用草席一裹，都交给打更匠去埋，打更匠籍此也可以得到几个铜板。

即是这样，打更匠的生活仍然相当穷苦，于是打更匠打起更来便难免有偷工减料的时候。人们形容打更匠是“三更床上打，四更当五更”。小时候我住在上池正街，街上的打更匠姓郭，其名不祥，人称“郭聋子”。郭聋子打更时，就是常在街这头打四更，走到街那头就打五更。如果街这头的人问他为什么没有打五更，他就理直气地说五更我咋个没有打？不信你去问街那头的嘛！

临解放时，成都街头普通建起了圆木制作的“栅子”。栅门一关，一条街就成了一个封闭的死胡同。管栅门钥匙的事自然落到了打更匠身上。此外地方上通知个事情，通常也叫打更匠去跑腿。比如我们街上管事的遇事就常爱说“叫郭聋子去传个锣”。

这些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但儿时的记忆至今仍清晰如昨。夜里独自醒来，我脑子里就常常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无边的暗夜，孤独的打更人和哀怨的铜锣声。

作者：GWB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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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打更匠除报时外，还有一个功劳，就是防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