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

源自：《红旗文稿》

---

一：国家结构与民族类型
　　在历史上，民族与国家从她们诞生伊始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民族的伟大每每表现为她所在国家的灿烂辉煌。绵延不断的悠久中国历史表明，民族类型是由国家形态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国家形态结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民族类型。中国的国家形态结构经历了由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前的黄帝──尧舜禹时代的单一制的“部族国家”，发展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的“华夏民族国家”，再发展为秦汉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此相对应，中华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也经历了“部族──华夏民族──汉民族──中华民族”的演变。
　　1.部族与单一制的部族国家之关系。所谓部族，是历史上比部落更高层次的、更大范围的、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内部各部地理位置相连（起初各部分地理位置相连，其后某部亦可迁徙迁出）、带有血统特征（如姓族或族的谱系）的族共同体。部族既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后期，亦存在于古代国家社会时期。原始社会后期的部族是由具有亲缘关系的各部落或酋邦或部落集团所组成；古代国家时期的部族可以建立部族国家。
　　从民族形成视角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的国家属于部族国家。部族国家的特点是国家的民众或主体民众属于某一部族，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姬姓、姜姓、子姓、祁姓、姚姓、嬴姓等姓族。因而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血缘关系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有时国君之名与部族之名可以重合；国家的最高保护神也是部族祖先神（部族宗神）。甚至在有些时候，部族可以等同于国家。但由于部族迁徙等原因，也使得同属一个部族的人们可以建立若干小国家。对于部族国家，笔者也称之为邦国或都邑邦国，这是早期国家中较原始的形态，所以，部族国家的出现是与国家起源联系在一起的。
　　部族国家的时代，与距今5000～4000年前的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对应。这一时代呈现出邦国林立和族邦联盟的格局，史称“万邦”。在考古学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发现了六七十座龙山时代的城邑。其中，山西襄汾陶寺、浙江余杭莫角山、山东章丘城子崖、日照尧王城、河南新密古城寨、陕西神木石卯等城址，都属于龙山时代邦国的都城。这强有力地印证了万邦时期的邦国林立状况。
　　在从部落到古代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部族和部族国家是中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已形成部族的情况下，各个部族之间的族邦联盟，是由部族走向古代民族、由部族国家走向古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一环。当时以部族国家为首，包括部落和酋邦在内，一些不同层次的政治实体在中原地区组成了尧舜禹族邦联盟。其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有虞氏、偃姓皋陶和赢姓伯益等。不同部族的人们来到中原地区后，在建立各自的部族国家的同时，也组建了一个族邦联盟。这样，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界限，从而也会逐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为后来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族邦联盟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仅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种更大范围的、超越邦国限制的、能容纳和包裹诸部族的“大国家机制”。后来出现的夏商周王朝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就是这样一种“大国家机制”。
　　2.华夏民族与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关系。在以往研究中，学术界主要的看法是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理由是民族意识特别强烈的“华”“夏”“华夏”“诸夏”“诸华”的称谓，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流行，在《左传》等史书中频频出现。例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姜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戎人驹支称中原的华夏民族为“华”，称自己为“戎”。这说明“华”“华夏”等称呼，既是华夏民族的自称，也是他称；同样道理，“戎”“诸戎”等称谓，既是戎人的自称，也是他称。再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有“楚失华夏”，这是把“楚”与“华夏”相对应。《左传》闵公元年，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说：“《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这都是称华夏民族为“诸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蛮夷猾（乱）夏，周祸也。”这里称“诸夏”，又称为“夏”。也有称“诸华”，如《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对晋侯说：“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这是称“诸华”或“华”。《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里的“华”亦即“夏”。总之，华夏、诸夏、诸华、华、夏等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对华夏民族的称呼。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华夏”“诸夏”“夏”“诸华”“华”等称谓来特意强调华夏族与其他族的区别以及华夏族的一体性时，不仅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形成，更主要的是表现出当时华夏民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上的自觉。在这种鲜明民族意识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华夏民族已属一个自觉民族；华夏民族间的强烈的文化一体性；以及当时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或部族交往中，也即在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来到中原时，所引起的华夏民族的人们对于本民族生存、发展、荣辱、安危等等方面的关切和维护。对于有这样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华夏民族，笔者称之为“自觉民族”。从民族发展史来看，在“自觉民族”之前，还有一个“自在民族”的阶段。民族形成的起始应该从“自在民族”阶段算起。所谓“自在民族”就是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存在，但民族意识还处于朦胧、潜在状态。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就是这样的状态。到了西周时期，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得到进一步的扩充和发展，民族文化中的礼仪制度、典章制度也更加完善，民族意识也开始显现，这才使得周人自称“我有夏”，以夏为正统。再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名存实亡，礼仪征伐不出自天子，天下处于混乱状态，在本民族共居之地时常出现异族的人们，致使“华夷之辨”思想和危机意识凸显了出来，它进一步强调了华夏民族的一体性。可以说，华夏民族的形成，是与夏商西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作为自在民族的华夏民族，是既包括姒姓的夏后氏部族，也包括子姓的商部族、姬姓的周部族等王朝内的众多部族的民族共同体。它以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为基础，使分散的部族国家走向多元一统的民族国家。复合制国家机制促使以华夏文化为纽带、为血脉的华夏民族的形成，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就是华夏民族的外壳和外在框架。
　　3.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汉族和中华民族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提出，汉族在秦汉时代已具备民族的四个特征，并得出结论说：“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这篇论文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民族起源的探讨。“古代民族”就是人们从古代就开始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相同经济生活以及具有共同文化的、稳定的、比部落和部族更高、更大范围的人们共同体。
　　用上述定义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民族，不但秦汉以来的汉族是民族，夏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族也是民族。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国家是民族的外壳，即国家是民族的外在框架，国家是民族聚合的一种形式。秦汉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此相对应，中国有两个层面上的民族：一类是汉族以及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第二类是在整个国家层面上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其中，汉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主体民族，而正在形成的中华民族则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与统一国家相对应的全中国的“国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就认为中华民族是从近代才开始形成的。实际上，中国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在形成过程中。到了近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外敌的入侵，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中华民族”一词就是这种强烈的自觉意识的表达。

二：强化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
　　1.先进的文化是华夏民族、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历史上，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的正能量促进了民族融合，其表现之一就是“文化民族”的出现。如果说部族是一种血缘特征鲜明的“血缘民族”，相当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Volk”；那么先秦时期的华夏民族就已突破血缘局限而成为“文化民族”。在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国家中，由于结构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制，使得其民族性包含有夏人、商人、周人等等众多部族在内；而其一体性则表现为以王朝国家为框架的文化上的一致性。到了春秋时期，即使复合制大国家结构和王权都已名存实亡，但在当时的华夏诸国中，衣冠服饰、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等所表现出的共同心理和文化层面上的一致性和民族自觉意识，证明当时的华夏民族是一种文化民族。
　　在秦汉至明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作为国家主体民族的汉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文化民族。汉民族是在民族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秦汉时期的汉民族，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民族的基础上，融合了众多其他民族和部族而形成的，因而它已不是一个纯粹血缘的族共同体。秦汉以后，无论是因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还是因汉民族政权南移，都使得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民族融入汉民族之中，其中，一以贯之的汉民族特征就是汉文化（华夏文化）。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再到当前包括汉民族在内主要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也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文化民族。从这个意义来讲，文化始终是华夏民族、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血脉。
　　2.国家结构的稳定与民族凝聚。从民族的国家形态结构上看，中华民族是由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统一国家结构造就的，她以统一国家为框架，是与统一的国家互为表里的全中国的“国族”。中国历史是这样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华民族与中国所具有的一体两面的关系，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所在，是由国家与民族（即国家与“国族”）的内在关系所决定的。
　　在中国，从古到今，强调国家认同，就是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讲国家认同，自然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家统一是由统一的国家结构的稳定性、统一的语言文字、共同的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的经济等多方面的联系所构成的。而这些正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要素。因此，维护国家统一与维护民族团结也是一体两面。
　　国家结构的稳定性是国家统一和安定的基础。国家认同首先包括对统一稳定的国家结构的认同。与夏商周时代包括分封制在内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的不稳定性相比较，郡县制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稳定的国家结构。我国现有的“中央──省市县”的结构模式是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国家结构的发展。在中国大陆，这种结构模式在保证国家结构稳定性的同时，还有利于把国内各个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转化为国家与地方行政关系，把民族问题转化为地方治理问题。而在港澳台地区，“一国两制”方式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并以此来解决统一台湾问题，这是非常科学的。它既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在国家结构上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
　　3.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统一的语言是中华民族稳固的内在维系。国家认同也表现在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统一语言的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内涵，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绵延连续几千年、不可摧折、难以磨灭的精神维系，并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亿万子孙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汉族乃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历朝历代，汉语语言文字记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文化圈在历史上就是最先进最发达的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维护民族平等、发展民族地区的交通和经济、尊重各地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风俗习惯、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等方面，中央政府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措施进一步培养了56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心理，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从国家和民族发展战略上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继续从事双语教育的同时，加强汉语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教育，加强普通话的普及与提高，已成为中华民族稳固的内在维系。
　　4.中国梦与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的凝聚。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就决定了实现中国梦，应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文化心理层面上强调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凝聚。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的实现，要靠每个中国人身体力行，为之付出热情和心血。在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当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仁人志士发出了民族复兴的呐喊，义不容辞地赴汤蹈火，为抵御外敌、挽救民族和国家危亡以及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每个人力量的汇集就是民族力量的凝聚。在当代，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所创造的辉煌发展业绩，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都得到显著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在不断加强。海内外华人持续不断的寻根热，既是民族感情的内在驱动，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的反映。这些成果的取得，与作为个体的每个中国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密切相关。
　　中国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不断强化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凝聚。在新时期新阶段，作为一体两面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基础要求，也是中华民族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
　　（王震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