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对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

源自：中国知网  : 陶倩,梁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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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时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民族精神产生了影响，民族精神的塑造与弘扬成为时代的诉求。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日益触入人们生活的社会设，可以通过促进人们的共识与共同价值体现其塑造民族精神的特殊功能。从激发民族情感、引导社会风气、提高文化认同度、增强政治归属感四层次，论述体育对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
　　中西方学者对民族精神的研究主要从时间、空间、形态、性质等几个方面展开，较少从民族精神的层次进行研究。研究民族精神的层次有助于对民族精神塑造的内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从而为国家如何通过社会设置塑造民族精神提供路径选择。
　　民族精神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可以划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其中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它通过直接与日常社会生活相联系的感情、情绪、风俗、习惯、自发的倾向和信念等表现出来。社会意识形式则是以相对稳定的形式存在，是具有系统化、抽象化特征的社会意识，是经过专门加工研究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包括政治和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等。从社会意识中的社会心理角度来看，民族精神的初级层次应该包括两个层次，即以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情感以及与日常社会生活相联系的风俗、习惯等，即社会风气;由于一个社会中的道德、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而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和法律思想则是人们对一个国家政治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思想和制度基础，因此从社会意识中的社会意识形式角度来看，民族精神的高级层次也应该包括两个层次，即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政治归属。
　　通过对民族精神四个层次的分析，人们可以运用诸如体育活动这样的社会设置使其民族情感得到激发，从而增强自己的文化认同，并进一步升华人们的政治归属。同时，政治归属也反过来强化一个民族对其文化的认同，进而影响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层面的民族情感与社会风气。这四个层次的互动共同构成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

1激发民族情感
　　“情感一词被用来表示感觉与感情的一种简单联接，在这个联接中，感情过程支配着意识。〔1〕”民族作为人类群体，具有群体的感情。例如，对于本民族文化遗产的热爱与自豪，对于本民族发展的自信。这种民族精神属于情感范畴，民族情感其实是人们对民族性需要活动满足过程的体验。而体育作为群体性活动在激发民族情感方面有着特殊的功用。借助体育的仪式性特征和象征意义，人们的民族性需要在体育活动中得到满足，其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则会得到激发和促进。
　　1.1体育的仪式设t激发民族自泉感
　　英国人类学曼城学派代表人物维克多·特纳就是从仪式开始了他的人类学研究的。在特纳看来，仪式就是一种调整手段。特纳把人类的社会关系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日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社会关系保持着相对固定和稳定的结构模式，特纳称之为“位置结构”。“位置”指的是包括法权地位、职业、职务、等级等社会常数，个人为社会所承认的成熟状况以及人在特定时间内的生理、心理或感情状态;另一种是不同于日常社会生活及社会关系的仪式状态，仪式是一种处于稳定结构交界处的“反结构”现象，仪式过程就是对仪式前和仪式后两个稳定状态的转换过程。特纳把仪式过程的这个阶段称作“阑限期”，意指处于“反结构”状态的有限时空阶段。特纳提出在过渡仪式中，受礼者们领受了一种去异趋同的仪式，他们以前的地位差别、性别差别、服装差别和角色差别统统都消失了，这时人们体验到一种共同的感情，这种共同的感情就是超越一切正式的社会关系，使人们团结一致的人际情感[2]。
　　根据特纳的理论，当人们身处激烈比赛的现场，在经历了惊险大逆转或酣畅淋漓大获全胜之后，如20世纪60年代徐寅生12大板“扣死”日本运动员星野以及2002年刘国正连破金泽沫7个赛点而取胜后升起五星红旗、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时，人们通过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情绪渲染，一种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油然而生。
　　1.2体育的发展水平激发民族自信心
　　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同构性。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渐发展，用于体育事业的经费逐步加大，体育水平也不断得到提升。当在国际大赛上捷报频传时，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得到极大增强，因为体育的成功反映了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印证。
　　例如，1979年n月，我国在与国际体坛隔绝了20多年后，重新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为我国通过竞技体育向世界展示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机会。从1984年我国体育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我国体育代表团跃居金牌榜第二位，竞技体育成绩年年都有进步，届届都有提高。每当举行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时，整个国家逐渐形成了人人关心奥运会的传统，而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体育健儿的优异成绩，又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情感。

2、引导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指在某种社会心理的驱动下或某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表现出的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是群体性的、直接外化或体现社会意识的客观活动。体育作为当今社会主要的社会活动形式，由于其本身也具有群体参与的特征，人们在集体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映射本民族精神的体育文化。因此，体育活动本身具有引领社会价值观的功能。同时，在传媒急速发展的今天，作为体育活动中个体的体育明星逐渐成为“社会价值、社会期待、社会风尚的载体，[3〕，他们的言行举止对追逐他们的体育爱好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均有较深的影响。
　　2.1体育运动影响价值观
　　体育活动是现代人类生活中既涉及到物质生活又涉及到精神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它作为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方式影响的一个载体，对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立竿见影的功用。从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看，体育作为一种社会设置，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基本单位，它促进了人们的共识和共同价值。体育活动中所蕴含的祖国至上、团结拚搏、敬业奉献、科学求实、艰苦奋斗、遵纪守法的体育精神也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体现，这些价值观在人们心目中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社会逐渐稳定的道德基础。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足球已经浸透至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足球运动在英国与其说是一种体育运动，不如说是一种体育文化。酒吧文化被视为英国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对英国男球迷来说，聚集在酒吧里边喝啤酒边看转播，同时大声喝彩会更加快乐。英国足球专栏作家大卫·考恩认为，足球斌予人们一种归属感和神秘的终极崇拜意识。大法官泰勒在英格兰足球历史上著名的“泰勒报告”中称，足球已经渗透到英国人的骨髓之中，英国人血液里流淌的都是足球，无法遏止。
　　2.2体育明星其有示范效应
　　体育明星发挥示范效应的机制包括两个过程：一是传播者的信息发布过程，表现为通过体育明星的自我包装以及与媒体的互动，充分展现体育明星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身上体现的优秀的竞技精神，通过体育明星向社会传达积极健康的体育精神从而扩大体育明星的社会影响力。
　　传播学认为：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角度，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总有自己的宗旨和宣传目的，即对某种传播效果的追求，期望能最大限度地影响受众的社会态度和思想观念。美国社会学家卜罗伯逊曾经这样描述大众传媒对人的影响：“从新闻、舆论到时增风尚和时堪货，传播工具及时报道社会事件和社会变化。他们提供了人们可能绝对不能用别的方法看到的角色模式和生活方式掠影。[4]”在职业体育中，优秀运动员是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灵魂。他们在吸引观众和球迷，提高和巩固俱乐部荣誉、提高票房价值和广告效应等方面所起的轰动效应，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
　　二是受众的社会学习过程，具体包括班杜拉所说的模仿学习与强化替代两个阶段。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儿童的模仿可通过来自于榜样的未伴随奖励的环境或看到被示范的行为受到奖励而得到加强”[5]。换言之，儿童通过观察他们生活中重要人物的行为而学习社会行为，这些观察以心理表象或其他符号表征的形式存储在大脑中，帮助他们模仿行为。体育明星虽然是社会活动中的个体，但是他们是社会价值、社会期待、社会风尚的载体，他们的一言一行极大地影响周围的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
　　体育借助媒体把运动员塑造成英雄，把特定情景中的互动，拓展到整个公共领域。体育倡导的一些价值，就在这种“仪式”中，通过体育明星的示范效应传递成了公共的价值特征并进而引导社会风气。如在NBA联盟打球的姚明在2005年9月参加“中华骨髓库校园爱心之旅”启动仪式，并现场抽取造血干细胞，呼吁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积极加人骨髓捐献志愿者的行列，救助白血病患者。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下，姚明的行为无疑给很多年轻人传递了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3、提高文化认同度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社会学家提到的文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他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6]。从安东尼·吉登斯关于文化的概念中可以看出，文化的产生必须经历成员共享、交流、合作，即必须经历一个群体行为的过程，是人类群体的共享成果。而体育的群体性特征决定了体育活动大多是多人参加，在活动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参与者之间共享、合作和交流的群体行为过程。同时，任何一种体育运动都会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日益形成一定的体育文化，作为这种文化的创造群体，体育活动中的各个成员彼此交流，共享文化成果，必然认同这种体育所蕴涵的文化内涵。而几乎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有某个民族的烙印，因此，对某种体育文化的认同就是对某个民族文化的认同。
　　3.1体育活动的有效组织提离文化认同度
　　体育运动对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体现在以下三个过程：一是符号与意义的斌予过程;二是制度与行为的固化过程;三是精神与心灵的建构过程。
　　符号与意义的赋予过程。我国传统体育项目舞狮运动中的“狮子”在塑造民族精神中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狮子是中华民族力量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奋发开拓、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同时，狮子还承载了华夏儿女共同的精神寄托和信念追求：勇猛顽强、坚忍不拔、不畏艰险、锐意进取。这是兽中之王—狮子的精神，更是深植于我们血液中的民族精神。舞狮运动中用“狮”这种动物所折射出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来熏陶教育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使其凝为一体。
　　制度与行为的固化过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通常在固定的时间与地点进行，使得大众易于接受和传播，最后形成为一种民俗活动，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积淀。舞狮活动多以宗祠或朝社为单位组织舞狮团，称狮堂，如20世纪初至30年代，广西民间发起了“醒狮运动”，政府规定农村的每个村庄、城镇的街道以及军队的连队都要组织一个狮队，正月初一到十五为全省舞狮的日子。每当举办这些体育活动时，周围的人均参加，使人们不自觉地进人这个民族群众成员的角色，从而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龙舟竞渡，作为人们在生活中逐步积累和建立起来的一种娱乐方式，是对族群共同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的认同。
　　精神与心灵的建构过程。海内外华人经常会在一些重要节日举行舞狮运动，狮子身上蕴含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使炎黄子孙的认同感得以更好实现，另一方面也使中华民族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得到加强。同样，通过龙舟竞渡的参与，人们在凭吊屈原的同时也建构和强化了对屈原优国优民精神和龙舟象征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认同。
　　3.2体育运动的发展进程提高文化认同度
　　体育运动的发展进程会模塑本民族的一代人，提高文化认同。以板球为例，板球运动很早就在英国盛行，并随着英国人开拓美洲大陆而传到美国东北部各地。但是，直到今天这项运动并未真正融人美国人的生活却逐渐边缘化。与此同时，美国人却在板球的基础上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运动项目—棒球。
　　分析这两个运动的特点和发展进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释这种现象。首先，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美国在早期急于创立一种认同，一种美国客观发展和主观自我合法化的典型资产阶级性，而作为曾经是英国国球的板球运动，在美国的边缘化则体现了作为“新世界”的美国对旧宗主国的蔑视，而美国国球棒球的建立则是美国重塑国家认同的表现，它的广泛传播则归功于它的“美国”身份。
　　其次，美国社会学家将达尔文发现的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理论移植到社会中，认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也是美国实用主义国家哲学的基础。而作为贵族运动的板球运动，其体现出彬彬有礼的传统英国绅士文化显然和崇尚竞争、胜利至上的美国文化格格不入，而棒球虽然激烈危险，但其中蕴涵的个人奋斗、敢于竞争、勇于创新的体育精神正是对美国文化精神的诊释。
　　最后，由于板球运动对运动员的装束和观众的行为举止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同时，早期的板球运动作为一项贵族运动几乎不允许社会中下层成员和女性参与其中，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板球在崇尚个性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国被边缘化的命运。因此，可以说板球在美国的衰落是美国人对板球文化与自己民族文化冲突的深刻反思;而棒球在美国的兴起则是美国文化在体育运动中个性化的反映，也是美国人对以“独立、自由、平等、民主”为特征的美国精神的认同。

4、增强政治归属感
　　政治归属，指认同某个民族或国家。任何一个近代民族国家都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是境内居民的国家认同。如果说民族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硬件”，那么国家认同就是“软件”。没有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民族主义只能表现为一种情感。没有国家认同感，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就没有稳固的心理基础。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和心理基础是相辅相成的。有学者认为，国家认同感是个人承认和接受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政治身份，并产生归属感[7]。体育活动的群体性特征决定了体育活动有助于促进一个社会集体记忆的形成;随着体育对人们价值观、生活方式影响的日益深人，体育活动作为一个国家强化国家认同的工具性属性也凸显。
　　4.1体育创造的集体记忆强化政治归属感
　　体育是一个合法的竞技场，长期以来，个人和集体(包括国家)就利用体育表达它们的集体情感，形成集体记忆。体育竞技场塑造的集体记忆为政治归属感的再现与建构提供了强力资源。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立足比较史、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交叉视角，将民族想象共同体首次置于现代性的历史框架中，对于安德森而言，民族特性、民族特质以及民族主义，都是一种特殊文化的产物，而所有的“民族”都是被想象出来的。安德森认为：“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通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8]”体育活动讲求个人的积极参与和团队的协作配合，它营造了一个集体的氛围，使参与者在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前提下，借助集体的力量，获得更多的运动快感和创造出更好的成绩。同时，人与自然界的很多生物一样，需要“识性而同居”，这是生存的定理，一个人的力量是孤单的，一个人的生活是孤独的，快乐是别人创造的，也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获得快乐，正是人的这种本性的需求和体育“群体性”特征的结合，使体育活动更容易创造能够建构政治认同感的集体记忆，这也使体育活动充满了魅力和凝聚力。
　　以足球为例，当一国足球队与另一国足球队的11名队员代表国家在足球场上拚杀时，很容易令人想象到我们是一个集体，无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有多么不同。巴西足球就是这样将全国人民汇聚一起，给他们创造“相同的集体记忆”。在巴西人的记忆中，足球就是巴西，他们把对祖国的情感转化为对巴西足球队的热爱。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全国中小学放假，全民均把目光投向世界杯，足球比赛向巴西人表明，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完全不管种族、宗教、语言、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差异。黑人与白人在同一片蓝天下把足球播种得一片葱笼，一亿两千万巴西人的民族自豪感齐聚于此。“足球兴邦”成为巴西男人信奉的政治。这种信念增强了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归属感。
　　4.2体育的国家工具属性增强政治归属感
　　体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当论及体育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关联时，政治是首要的因素。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就普遍认识到体育的国家工具性特征以及国际体育运动与政治的关系。通过体育运动展示国家的优越地位是大多数国家首要考虑的问题，被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政府看作是锻造“国家特征”的重要方面，体育也的确可以作为工具服务于具体的政治目的[9]。在国家内部，体育经常被用来促进政治的社会化，以训练公民的社会政治观，支持国家政治系统的运作，维持国家政治生活，有助于保证国家政治的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在国际关系中，体育则被用来建立国家声望和提升综合国力，以明确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确立在国际体系之内要追求的战略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外交政策，依靠自己的实力维护本国的利益[10～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与文化计划办公室针对“公众认为怎样的民族成就是重要的”这个问题进行国际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体育在所有能引起对国家成就自豪感的指标中的比例位居第一〔15〕。从这项调查结果不难看出，体育是公民对一国成就感到自豪的重要理由，体育成就是公民形成和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原因。当在体育比赛时两个人或者更多人自主地享有相同的符号、仪式、历史和话语等文化内容时，他们会认同属于同一个国家[16～19]。韩国和朝鲜运动员先后4次在国际大型体育比赛中共同举旗联合人场，朝鲜南北双方又决定2008年将首次联合组队参加比赛，这对强化朝鲜半岛的民族认同，促进民族统一起到重要作用。

5、结语
　　体育对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北京奥运会即将来临，它是在我国举办的一项重大国际体育盛会，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20～21]。胡锦涛2006年10月1日在北京市考察奥运会工程建设时指出，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奥运会办好，以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22]。
　　我们要积极发挥体育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充分发挥中国体育健儿用血汗铸就的中华体育精神，即“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拚搏”的精神，使其为民族的振兴、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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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中国新闻网.胡锦涛考察北京奥运工程，强调全面做好筹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