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少年时我曾在左右两派间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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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少年时代的我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但思想非常活跃，曾在左、右两极间摇摆不定。
　　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时，我正在安徽桐城。父亲急着要我在最短时间内补修各种现代课程，准备考大学。1946至1947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读书，一方面在课外加紧跟不同的老师补习。我还记得，第一次读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80多个字汇是陌生的。这时我已清楚地认识到，大概绝不可能专修自然科学了，自己只能向人文科学方面去发展。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我的治学道路也就此决定了。
　　战后的中国始终没有和平。我在1947年底读完大学一年级上学期时，沈阳已在共产党的包围之中，我们一家乘飞机回到北平。于是我的大学生涯又中断了。我们在北平住了十个月，然后又在1948年11月从北平流亡到上海。在此期间，我自然没有上学的机会。
　　但在北平的十个月，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波动。这是学生运动最激烈的阶段，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精心策划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左倾”学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当时便是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不断地向我进行说服工作，希望把我拉入“革命的阵营”。这样一来，我的政治、社会意识便逐渐提升了，我不能对于中国的前途、甚至世界的趋势完全置身事外。
　　我不是在学的学生，因此从来没有参加过左派或右派的学生活动，但是我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在左、右两极间摇摆不定。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深入地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个人独立等种种问题。我常常阅读的刊物包括《观察》、《新路》、《独立时论》等，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者的议论。不过那时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已迅速地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义者向中共靠拢，右翼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首，坚决拥护西方式的民主和个人自由。
　　我1946年离开乡间以后，曾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的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因此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学说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觉得我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是非。
　　我本来是不准备离开中国大陆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亲从香港的来信，并于次年元月初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