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良“请汉中地”的政治军事意义

源自：成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 年4 月  : 孙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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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末汉初是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一些偶然事件或“小人物”的活动可能会或事实证明确实改变了天下大势。在沛公刘邦身上，这种现象就反复出现，鸿门宴会上侥幸脱逃是一例，戏水受封时得到汉中又是一例。
　　“汉王”刘邦走向“汉皇帝”道路之始，有两个人两件事起了重大作用，一个是张良通过项伯求得汉中之地，一个是萧何劝刘邦接受汉王的封号封地。后者因有“语曰‘天汉’，其称甚美”的一段精彩论述，而被人广泛传诵，而前者在史籍中只有二十多字，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但站在政治、军事的高度审视，求得汉中之地是接受汉王之封的前提，一定意义上也是成就汉皇帝基业的基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一：张良“请汉中地”的缘起
　　秦末，在次将军项羽（起初是上将军宋义）与沛公刘邦各率兵从故楚地向秦都咸阳进军时，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1］449。一年多后，刘邦首先帅兵至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秦王子婴素车白马以降。按照约定，刘邦应为“秦王”或“关中王”。但是，此时已诛杀宋义、“威震楚国，名闻诸侯”［1］389、身为上将军的项羽岂肯善罢甘休。不过，成大事者又常常把信义作为挡箭牌，如果明目张胆地违约，又“恐诸侯叛之”，且楚怀王此时也有“如约”［1］398（照约定办）之谕示，项羽和他的谋士们不得不制订一个既在名义上不负约又能削弱刘邦影响力的两全之策。
　　在战国时代称雄的七国中，秦国崛起于关中，先占领蜀之南郑（今陕西汉中），随后灭掉西南的蜀国、巴国，以巴蜀之地和夺取的楚汉中之地先后设置巴郡、蜀郡、汉中郡。因此，巴、蜀、汉中三郡和关中诸郡可视为秦国故地。于是，项羽和范增等以“巴、蜀亦关中地也”的借口，分关中为汉、雍、塞、翟四国［1］931，欲使刘邦以巴、蜀为王，既应付楚怀王，又塞诸侯之口。在这里，项羽“偷换概念”，以“关中”概念取代“秦故地”概念，实则这两个概念区别很大。在项羽屠咸阳、杀子婴后，有人劝他：“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1］398 这里说关中“阻山河四塞”，意思很明确，就是后人所解释的“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1］398 之内或“西以陇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间”［2］之义。显然，“关中”的含义，在当时和后世都很清晰，从来不包括巴、蜀。当刘邦得知项羽欲以自己“为汉王，王巴蜀”而无汉中郡时，急急忙忙与谋士张良商议，“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1］2467 项伯既是项羽的叔父，又是怀王所封的楚左尹，但此人似乎一重交情，二爱金钱，三无权谋，“鸿门宴”前就是他向故旧张良走漏项羽欲击垮刘邦的消息，而使刘邦事前有所准备，继而转危为安的。这次，在刘邦的厚赠及张良的巧言下，项伯又替刘邦说情，“项王乃许之，（使刘邦）遂得汉中地。”［1］2467当然，刘邦求请汉中之地也只是无奈之举，并不表明他心甘情愿做汉王，故有“怨（项）羽之背约，欲攻之”［3］28而被萧何劝阻之事。
　　对于刘邦、张良通过项伯“请汉中地”的事实，《史记》《汉书》的记载都很清楚，项羽原打算只封给刘邦巴、蜀二郡，不包括汉中。但东汉服虔注解《汉书》时却说：“本不尽与汉中，故请求之。”［3］2028 大概受此观点影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作了与《史》《汉》有异的记载，将“亦因令（张）良厚遗项伯，使尽请汉中地”［4］308置于刘邦得知自己王汉中、表示愿意为汉王之后。这种表述不符合事实，也行不通。“不尽与汉中”? 哪里“与”、哪里“不与”，于史无据; 当时汉中郡治所在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西北），“汉王”之“汉”，即“汉水”之“汉”、“汉中”之“汉”，倘若“不尽与汉中”，只与巴、蜀、南郑，岂能名“汉王”！
　　对上述问题，清人王先谦给出了答案。王氏在引用宋裴《史记集解》引如淳“本但与巴蜀，故请汉中地”之说后进一步辨析曰：《汉书·张良传》“明言止王巴蜀，则无汉中明矣。如（淳）注为是。此当在项羽议封未定时。《侯表》（张）良功状亦有‘请汉中地’四字。”［5］《侯表》指《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为汉王请汉中地”与张良的其他五项业绩赫然列入“侯功”［1］1057，不但张良通过项伯请得了汉中之地，而且这成为张良封侯的一个筹码。秦代的汉中郡，大体相当于今陕西汉中、安康和湖北十堰三市地，纵贯汉水上游，辖西城、南郑、成固、沮、安阳、旬阳、房陵、上庸、武陵、郧阳、长利十二县。［6］张良请得汉中之地，不单扩大了汉王的封域，更重要的是加重了汉王在政治上的份量，赢得了军事上的主动。

二：“汉中地”对汉王的政治意义
　　在中国古代，以传说中黄帝炎帝部落主要活动区域和夏商周三代立国范围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为文明中心，称“华夏”，而认为周边东、南、西、北四方文化落后，称“四夷”、“夷狄”或“蛮夷”，于是就有了以文明礼仪为标准对人群进行高低贵贱分辨的“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在项羽分封诸王的秦末，夷夏之分的观念仍然存在。秦承春秋战国之余绪，《论语·八佾》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之说深入人心，《汉书·匈奴传》中“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是故圣王禽兽畜之”［3］3834的评述和《后汉书·鲁恭传》中“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7］之疏文，就是秦汉时期人们夷夏观念之反映。
　　夏、商、周三代时，汉中和巴、蜀的民族属性、政治地位不同，汉中是早期华夏中的一员，而巴、蜀则有区别。历史上“华夷之辨" 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即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和衣饰、礼仪等文化因素衡量标准阶段。［8］位于今汉中市西北、存在于夏商西周时的古褒国，是夏禹后裔的姒姓之国。它的存在，从血缘上决定了汉中西部平川地带的华夏地位。入周，“江汉之间”为周王朝拓展的区域，被划入周的势力范围之内，《左传·昭公九年》记周大夫詹桓伯言：“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周人在这里进行征伐、祭祀等活动，并将子孙分封于此，谓之“汉阳诸姬”，汉水流域因而成为华夏与蛮夷的政治过渡地带和分界线。《诗·汉广》毛传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9］，《诗》“周南”、“召南”、《大雅》的许多篇章就产生于这些地区。作为周王室南国的一部分，汉中是“王化”之区，褒人在这里为周王主持南郑旱山的祭祀活动，与汉水流域的其他诸侯一起，为周王朝“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诗·大雅·江汉》），起拓展疆域、承卫天子的双重作用。进入战国后，秦人又把长期属于蜀地的南郑武力夺取，并筑城置县，比巴、蜀归秦早了130多年。
　　巴、蜀融入华夏则在秦汉以后。巴的祖先原本也活跃于汉水上游，为“汉阳诸姬”之一［10］，但后来几次迁徙，远离了华夏中心。而蜀人的文化更远远落后于华夏。《华阳国志·蜀志》曰：“（蜀人）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11］，《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孔安国曰：“蜀，叟也，春秋之时不与中国通”［4］28，汉扬雄《蜀王本纪》曰：蜀王开明氏时①，蜀人仍“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显然，从西周到春秋，蜀人始终未进入华夏文明之列。所以在战国时，尽管巴蜀形成国家已久，但在张仪、司马错等政治家眼里，依然是“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为“戎狄之伦”［12］。项羽欲封刘邦于巴、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秦之迁人皆居蜀”［1］398，权当流放有罪之人。
　　也就是说，刘邦只有在请得汉中之地后，才成为华夏之域的一个诸侯，否则在人们眼里，也就相当于一个“戎狄之长”。因为在秦楚之际，人们对“华夏”和“蛮夷”的认可度仍有区别。韩生讥讽项羽“沐猴而冠”［3］1808，也暗含楚人原属蛮夷，“其心不类人也”［4］304，有小觑、侮辱之意。

三：“汉中地”的战略地位
　　自关中通往巴蜀，险峻的秦岭和逶迤的巴山是必经之地。至迟在春秋战国时，两地之间的谷道、栈道就陆续开辟、修筑。在汉代之前，贯穿秦岭的褒斜道、故道，跨越巴山的金牛道、米仓道已经形成，而这四条道路，都必须经过汉中郡的南郑等县，故汉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刘邦王汉中之先，秦司马错就在惠王前极陈夺取巴蜀对灭楚进而统一六国的影响，而苏代则以“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等语威胁楚国，使楚王“十七年事秦”［1］2743－ 2744。在刘邦王汉中之后，人们对其认识更充分、论述更深刻。有论及汉中形势之险要者，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陈琳《为曹洪与魏太子书》曰：“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曰：“（汉中）氐敌接畛，又为威御之镇”，欧阳《舆地广记》卷三二曰：“（南郑）地沃而川险”。有论述汉中控蜀之作用者，其中以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汉中当巴、蜀之捍蔽”［13］论述最为精当。此外，蜀汉时黄权、杨洪先后都论及汉中对巴蜀的重要性，黄权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14］1043，杨洪对诸葛亮说：“汉中当蜀之咽喉，若无汉中，则无蜀矣。”［14］1013唐代著名史学家李延寿则有“南郑要险……成都之喉嗌”［15］之论断。北宋文学家苏辙甚至认为汉中地胜巴蜀：“益、昌诸郡，莫如梁、洋。地通蜀汉之饶，俗兼秦陇之劲。”［16］北宋兴元府知府文同、南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和清汉中府知府严如，从历史地理、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等角度对汉中，及汉中、巴蜀对全国形势的影响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文同曰：“（兴元府）自三代已来，号为巨镇。疆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下褒斜，临汉沔，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布，桑麻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岐、雍诸山，遮列东北，深蟠远，孕畜云雨，罅道百出，相拱如辐。远通樊、邓，旁接秦、陇，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旧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于此，今复弛禁，一切不问。故四方来者颇自占业，殊习异尚，杂处闾里，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衣被他所。近岁洮河所仰茶产巨亿，公籴私贩，辇负不绝，诚山西浩穰之奥区。”［17］张浚曰：“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18］严如曰：“巴蜀、汉中之形势为天下重，岂惟湖楚，即吴越亦倚以安危。六朝晋、宋、齐、梁之得以相承，与南宋之苟延百数十年，皆以蜀、汉之为江南有也。晋既得蜀，而王舟师径下石头;齐失梁、金，而萧衍、韦直至台城; 陈、南唐之不守，均上游无重镇可牵制北来诸军者。张浚称，中兴形势，莫若兴元。而吴、吴力障蜀口，保蜀即以保江南矣。”［19］纵上所述，汉中财富土沃，北窥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荆襄，西控羌陇，历来为兵家所重。欲王巴蜀，必据汉中;欲进兵关中、中原，必先得汉中; 巴、蜀只有与汉中成为一体，才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对于统一王朝来说，巴、蜀有难，汉中辄没; 失去汉中，巴蜀难保。对于西南的割据者，大多得汉中则王，失汉中则寇。古蜀国、蜀汉灭亡，均因其先失汉中; 公孙述无力抵御东汉、成汉无力抗衡东晋，首先因其无力巩固汉中; 南宋绍兴、嘉定年间金兵几次攻破金州（今陕西安康）、兴元（今陕西汉中）而未能入川，是因其在汉中无法立足。元明统治阶层认识到汉中之地与王朝之统一分裂利害攸关，故将汉中之地陆续划归陕西，使其成为缓冲地带，以减轻巴蜀分裂的权重。自汉中划归陕西，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再未出现巴蜀长期割据的局面，这无疑与汉中这个“咽喉”、“捍蔽”在行政归属上与巴蜀非一体有关。
　　回过头来再看刘邦，如果当初仅称王巴、蜀，而汉中属于雍王或塞王，不单他统一王朝的建立遥遥无期，而且偏安一隅、老死蜀中，或被章邯、司马欣消灭都有可能。蜀中到关中，金牛道、褒斜道（或故道）里程一千多里，山岭纵横、河沟密布、危栈萦回、绝壁绵亘，张良劝刘邦“示天下无还心”［1］2463 之计殊难实施，要想出敌不意、速战取胜根本不可能; 北进途中如延宕时日，气候变化、粮草供给等均成为制约因素，等到攻下汉中，可能已力尽粮匮、师老兵疲，何谈还定三秦、逐鹿中原。

四：后续影响
　　张良为刘邦请得汉中，使汉王的辖地与“距塞汉王”的三秦王，既“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近在咫尺”指其土地毗连，随时可以进击;“遥不可及”指其间有秦岭阻隔，刘邦的一切东进准备均可秘密进行。刘邦到南郑以后，经过几个月的休养生息、训练士卒，由“萧何据守汉中，足食足兵”［10］108，像元人畅想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那样，声东击西，几路出兵，一举而占据关中、陇西。又经过三年多的争战，刘邦战败项羽及其他诸侯，登皇帝位，由当初项羽对其“疑之有天下”变成了真正据有天下。
　　汉朝建立后，高祖以陉城（今河北无极）人田叔为汉中郡守。田叔在汉中，一方面继续为朝廷筹措粮饷，一方面建立南郑宫室。但高祖以南郑乃“帝业所兴”，一直不建藩封，以兹纪念。田叔是一位奉行“居是国必闻其政”的忠于职守之人，他“为人刻廉自喜”，且“喜剑，学黄老术”，文武两长，被文帝称为“长者”。［1］3341－ 3342 从汉初到汉九年（前197）田叔为汉中守后十余年，汉中的许多社会基础设施得以建设，良好风气逐步形成。史载，汉中的成固城（今城固县东）、沔阳城（今勉县东）、安阳县城（今洋县北）等城池即修筑于汉初，山河堰等水利设施传说亦为萧何倡修; 两汉时汉中“世修文教，有傥之士，异人并挺”［10］109、“群儒修业，开按图纬，汉之宰相当出坤乡”［10］111局面的形成，都有刘邦王汉中、田叔守汉中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良请得汉中之地，既成就了刘邦的帝业，也带来了汉中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