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伟院长就说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到奥地利科学院量子隐态传输世界权威蔡林格教授指导下学习过。他还说:照此,他也是将优秀的学生有针对性地送到国际顶尖团队学习和开展合作,再将掌握的关键技术带回国内。如陈宇翱去德国马普所、赵博去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研究超冷原子量子调控,张强去斯坦福大学研究参量上转换探测器,陆朝阳去剑桥大学研究量子点光源,张军去瑞士日内瓦研究单光子探测器……潘建伟回忆说:“当时国内实验室很缺人,不把人送出去学习的话,将来这把火肯定烧不旺。所以尽管国内对人才极度渴求,还是把人送走了……如今随着这批年轻人的集体归国,这把量子通信的火真正烧起来了,他们也个个成为独当一面的研究室负责人。而研究超导量子计算的朱晓波,也是从兄弟单位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加入创新研究院的。朱晓波团队已成功实现12个量子比特的多体真纠缠态‘簇态’的制备,刷新了超导量子比特纠缠的世界纪录”。 朱晓波自己也说:超导是目前最受关注的量子计算方案之一,也是谷歌、IBM等商业公司投入最大的方案。在创新研究院,朱晓波除了自己的学术团队,还有一支近30人的团队为他们提供支撑服务。“创新研究院的作用就像土壤”。潘建伟说,“在单个研究小组中,很多种子只能长成花盆中的盆景,但在创新研究院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的模式下,我们希望每颗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读《星旋态宇宙模型》一书,深感王春教授是亿万中国奋斗者的缩影。笔者近10年之所以读完《星旋态宇宙模型》书后,并没有给王春教授回信,是怕伤害他──“奇点”不是“在没有完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能抹平的。笔者同他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余其云教授一样,“文革”在武汉读大学。在当时大学的课本里是读不到前沿科学最新介绍。而且武汉市31中李育德老师还在重庆大学的《新物理探讨》杂志上发文说:霍金的黑洞辐射理论只对西方各国的能源危机有吸引力。笔者懂得“奇点”要分清环面与球面不同伦,是自学《漫谈拓扑学》、《微分几何》、《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等书后。 王春教授说:“星旋态是反对称的宇宙模型,体现了无限可分和无法可分的全息原理”。但“奇点”正好体现了无限可分和无法可分的全息原理。例如,曹天予教授“文革”前在北京大学读书也是反前沿科学的,“文革”后到英国和美国等大学学习、工作了20多年,他写的《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一书,除开拓扑学和微分几何定义球面存在奇点,环面不存在奇点的讨论外,提到类似环面中心的空白空间的不可分,也是一类“奇点”──除去黑洞视界的“裸黑洞”,其中心的“无”是无限的不可分也属于是奇点。由此“星旋态”和“星旋体”的自旋是三种自旋:体旋、面旋、线旋。线旋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即“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可不撕裂翻转有相同之处;且与毛主席倡导的“物质无限可分”讨论希望的“科商”相符,但为啥千百万的学者还是反其道跟之? 看王春教授说:“在西方,玻尔的‘互补性’、爱因斯坦的‘波粒二象性’、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哥德尔的‘不完备性’都是令人费解的、一时难以接受的新观念,其影响力是革命性的:导致了确定性的终结,动摇了近代科学‘主客二分’的基石。在东方,这种革命性的观念之所以被充分理解、欣然接受,其原因是它与《周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界观不谋而合。于是,一些思想家、科学家起头从东方科学文化传统中寻找智慧。21世纪,最古老的东方科学与最前沿的现代科学将形成跨时空的完美链结”──但王春教授的“星旋态”和“星旋体”才只是一种球面拓扑自旋态──实际是玻尔、爱因斯坦、海森堡、哥德尔的科学革命的“反其道跟之”。但这能说吗? 我国的科技评奖有几十个项目,都是实在的,都有贡献,都应该获奖。而且基础科技原理获奖还是排在前面的,然而却少得类似可以忽不计。这不是这种科技评奖不对。很多人业余喜欢打麻将,不打麻将的喜欢写诗,这无可非议。而且这正是中国很多人,在伦理之维与审美之维的教育方面,并不是李侠教授说的薄弱的和安分守己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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