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图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与日本关系缓和。中国人家里被大量的日本商品占据，从相机、汽车、电饭煲到马桶盖，不一而足，日本既开始影响中国社会，同时也从中国获益。日本此后不久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与中国大陆巨大的市场贡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其实是被美日两个国家托起的明星。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还部分催生了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香港，当然中国的沿海也同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是大航海时代的余音。日本成长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以至于最后美国不得不开始遏制日本发展。

今天日本在人类发展指数中位于亚洲第一，全球排序第20位，美国位于第13。1991年苏联在美国影响下解体，苏联今天的GDP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发达省份，根本无力再与美国争雄。但21世纪中国崛起势头明显，2010年中国GDP总值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2035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总值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在1972年与美国握手言和之后，实际上就轮到美国接替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影响角色了。无奈由于美国距离中国太远，飞机普及到21世纪，中美两国的全方位交流达到了无死角。日本在经济消退的同时，美国直接与中国较量的时刻已经到来。今后中、日、美、俄四国如何博弈，美国面对的是三个可以随时可以联合的世界最强国家：俄、日、中。

f、从苏联到俄罗斯说明政治制度

某种意义上，近现代俄罗斯既是另类“发现新大陆”的后果，更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延伸。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成员还认为俄国没有资格参会，世事难料，三百年后这个欧洲边缘小国竟然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巨无霸。俄罗斯的迅速成长，从彼得大帝，到叶卡特琳娜女王，再到苏联，先长大，再富强，靠的是专制与集体主义。

但是在文明先进落后的坐标上，俄罗斯却是相对落后的。不过俄罗斯相对于西方的落后，是在几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就已经奠定的，后面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继承，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苏联带领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分布带──这不仅仅是文明传播的结果，而且更是一种区域性文化经济特性的选择结果，即制度适配性在发挥作用。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是近现代以来人类傲慢地认为人类已经掌握了人类发展的秘密规律，所以开始主动地设计政治制度，进而再赋予其道德价值，近代以前的人类是没有这种毛病的。

世界史是20世纪才逐步建立的，在对于世界并没有完全认知之前就定下了社会制度的优劣，并强制推广执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阵营都在不遗余力地对自我的社会政治制度加以道德化与宗教化，最终进入到反科学的疯狂阶段，完全背离了理性精神与建立社会制度的初衷。

以苏、美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思想根源都来自于工业革命之后的认识，更多是18世纪前后启蒙运动的认识，都是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只是最后的落实要看具体社会条件。从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等反资本主义社会思潮一直是西方进步知识分子的选择，到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这种认识也是一种对工业化过程的误解，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是理想化的完美，假如达不到就推翻再换一种制度即可。其实，今天看这根本办不到，这是需要生产力提高之后的物质经济发达之后的一种愿景。苏联等国家按照共产主义理论指导，实现了所谓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发现依然不能达到完美社会的要求，甚至相反，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落后的文明事实不仅犯下一系列重大错误，而且残忍地迫害致死许多知识分子。

尤其是斯大林逝世后，经过赫鲁晓夫的揭发之后，社会主义的声誉在全球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西方民主制从一开始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但社会主义却并不反对民主本身。民主制其实是一种现代奢侈品，欧洲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但富国比如比利时与卢森堡就几乎没有共产主义运动。苏联以及东欧是欧洲近代最贫穷落后国家，是工业化水平最低国家。中国等后续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当时的落后国家，是著名的东亚病夫，是任人宰割的弱国。

自大航海到工业革命，旧大陆的北方从西到东就是一个从先进到落后的自然排序。俄罗斯的这种落后性在西方的映衬下，显得不仅悲惨而且野蛮残忍，落后其实就是邪恶的代名词。并且沙皇时期与苏联时期是一种落后状态的平滑过渡，并不是一种断崖式革命。在20世纪初，沙皇时期底层生活极端悲惨，民众与政府交涉被残酷镇压，同时在国际上俄罗斯甚至战输日本，腐败无能而残暴是俄国知识分子对于沙皇政府的普遍共识，而由一代代仇恨积累的革命家更是利用在欧洲的先进思想资源准备与专制旧制度开战。内忧外患之中，一场革命已箭在弦上，假如不是苏维埃也会是其他党派。

由于一战的契机，几个不同党派经过博弈，最终布尔什维克获胜，苏联巩固政权之后实行了社会主义体制。俄罗斯实现其他体制也不一定会比苏联更好一些。旧皇帝被推翻了，但新社会并没有马上到来，反而是崩溃与其他更多的灾难──苏联在建国后还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战乱，形势非常严峻，列宁仅在1918年就被成功暗杀过二次，最后死于重伤。苏联经历过严厉的契卡肃反运动──在当时夺取政权与捍卫政权的过程中，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并且，越是落后的国家这种斗争越残酷无底线，这些行为其实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无关，而是与文明层次直接相关，这是一场落后时代的必然悲歌。这些行为的残酷烈度与范围程度都与文明水平直接相关，与工业化水平明显有关。

在苏联成立之前，苏联与东欧也都是欧洲的落后国家。可是经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间还经历了抗击纳粹的艰苦岁月，到1956年前后，按照基辛格的说法，苏伊士危机确认了苏美两大霸权。苏联的迅速崛起结束了英法称霸时代，乃至欧洲称霸时代，甚至苏联最终使大西洋交流圈让位于太平洋交流圈。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斯大林时代造就了太平洋交流圈逐渐崛起。作为一项高科技苏联的人造卫星甚至早于美国上天：苏联是1957年，美国是1958年。从工业化与扭转贫穷落后国家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没有阻碍苏联，反而是苏联发展进步的法宝。半个多世纪之后，苏联在解体前的1990年位居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的第31名（有说是25名？），美国同年却名列第2名（澳大利亚第一，中国当时是102位）。

就过去一百年看，作为欧洲最落后的东欧国家，苏联最终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低，但是这个国家从1991年开始的社会制度转型，却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明显的一些逆转。在中国进步38位的同时，苏联却在新的民主体制下退步了18位，这一进一退前后相加就是56位，相当于中国在苏联解除社会主义体制之后，中国与苏联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缩小了56位的差距，在依然保持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可谓成绩斐然。苏联是否应该解体？苏联是否应该从社会主义更换为目前的民主制？苏联解体后20年，死亡与失踪的记者比苏联时期还多，但更换门厅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总算不能再说俄罗斯是邪恶国家。

尽管俄罗斯依然是美国的战略对手，从苏联到俄罗斯说明：政治制度的性质并没有20世纪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肤浅的制度崇拜现象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应该终止了。假如说20世纪是政治家驰骋的战场，那么21世纪将是经贸与科技人员的活跃天堂。旧的制度论之争将消失，新的制度之争或许将出现在人工智能AI政治与人类政治之间？伊朗从君主国家改革为民主制，却发生了封闭倒退，人们说那是宗教作祟，实际上地缘地理可能才是制约伊朗发展的关键。

M章、苏三：人类文明发展“西来说”

探索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史──17世纪牛顿──18世纪各种决定论起源──19世纪自然法与唯物主义史观──20世纪美国引领世界、美国继续引领探索──未来学研究文明为何要移动，等等。

3）苏三教授在以上书后记与鸣谢导言中的说明

苏三教授的“西来说”已形成气候和规模，她说：“我本人有一个固定数额的‘苏三青年考古基金’。假如有意赞助文明学研究的也欢迎捐款。无意捐款者请愉快忽略本页信息……2019年4月30日框架完成后大修，病休至今（2020年元旦）──在2019年春一口气写完40万字基本框架后，作者即病倒。卧床几个月后，经许多亲朋无微不至的关怀，目前已可以生活自理。但健康状况依然并不乐观，事实上三天前再次倒地急救，所以本书的完备出版日期可谓遥遥无期，甚至可能会面临其他更为悲观的可能，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学术团队相助。也由于其他诸多原因，现在准备以电子草稿的方式先与大家见面，之后的余生都将是我本人以及有缘加入文明学研究团队的学者们一起修改本书的日子，欢迎一切形式的合作” ──这是苏三 在海口 2020年元旦写下的留言。

苏三教授说：“我本科专业为英美文学，今天看来它奠定了我的知识体系中有关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根基。我年轻时曾试图考取全球史研究生，但因故甚至没有进入考场，失去了在正规课堂中学习世界文明史的机会。但之后我在北京生活的20多年中，分别获得宏观经济学与色彩艺术学的研究生学历，大大丰富了我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看法。但真正使我成长的是最近半个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社会教育，这是我接受的最令人震惊的大学。2002年前后我主动辞职，开始近20年研究新石器时代前后中国文明起源，在这个微观分析过程中，我已逐步探索以一些人类学规律去反推东亚文明起源时期的特殊现象。在此期间我出版了8本读书札记，以倡导西来说著称。2010年之后，我的研究开始转向，先后出版了《文明大趋势》(2014)与《新文明简史》(2016)，‘文明学’呼之欲出”。

苏三教授又说：“需要说明的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具有隐蔽的个人精神追求，‘学术’并不是我的目标与目的。所以本书对于我更象是一本解释最基本的哲学问题的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应该说，不出意外这应该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本书，这也是让我获得心灵安宁的一本书。我相信它在带来心灵震撼的同时也给许多人带去深层的心灵安宁……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明时代都是不同的，比如中国的炎、黄二帝乃至‘三皇五帝文’时期都被中国汉族看作是‘文明’的开端，所以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的文明是‘上下五千年’，实际上那不过是中国复杂社会的开始而已，并非学术划定的严谨用语。另外，传统中的‘文明’有明显的正面价值，相对于‘野蛮’，文明是个褒义词。而‘大文明’或‘文明学’中的‘文明’更多是一种中性词汇。同时，从宏观到微观、始至终这本书都会聚焦东亚或中国，以中国作为一个案例也是一个‘核心’来解释我对于全球文明发展的看法”。

4、起底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研究

1）起底王传超教授分子人类起源中国人三分法

A、地球第三极与泛地中海文明起源之争

苏三教授《发现文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及中国在全球文明发展探讨》的书稿，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例如第六章《欧洲爱琴海文明如何一路开挂》，苏三教授对“爱琴海文明来源海盗经济与殖民欧陆活动”和“海盗法则为何演化为欧洲文化”的分析，都丰富了我们对《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科学解读──嫘祖诞生地还有争议的最后确证原理》的研究。

但也有很多我们不赞同的地方，例如第三章《欧洲自古文明领先及其秘密》中，苏三教授论述：“地中海从旧石器时代到工业革命的前夜几乎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孵化器，整个紧邻欧洲的地中海以及连通的黑海周边，实际上都是文明聚宝盆。假如我们把从头至尾的人类交流划分出几个交流圈的话，第一个主要交流就是在非洲。但是可以看出泛地中海东部沿岸以及欧洲南部地区此时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他们构成了地中海交流圈。到现代人出现时期，或曰尼人进入欧洲时期，欧洲开始逐渐占据核心文明地位，大约在40万年前非洲已经被欧洲超越。欧洲与非洲的划界是以地中海为标志的，这就使得地中海成为一个早期的人类文明重地”。因为苏三教授给我们的信说是“欢迎批评指正”，我们也就不客气说，这是没有亲自参加或不了解分子人类起源中国西南人群考古造成的。

即使像王传超教授做过中国西南部分人群的基因考古，但他在《追溯祖先》的文章中说：“我们发现，有将近一半的中国人都可以追溯到5400~6800年前三个老祖宗的α、β、γ分支：远古时代有三个非常强大的父系部落，这些部落里的人娶了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如此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就奠定了整个中国的遗传基础”──也还带有猜想的成分，并不是他们真正全部做过这项基因考古工作。我们反而赞成苏三教授的分子人类杂交迁徙非洲起源说中有第二孵抱期的观点。但苏三教授也是只是一种猜想，她说：“地中海从旧石器时代起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孵化器”，即“人类起源文明存在第二孵抱期的泛地中海地区论”；这与我们多年研究的从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延伸到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形成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第二个孵抱期的事实不符。因为苏三教授在《发现文明》书第一章“人类起源与环境”中承认：“地球表面并不总是如今天这样，比如600万年前地中海还是一片陆地，2万多年前东亚可能并不存在今天的黄河”。

B、“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

1950年修建成渝铁路，西南局十分注意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和即将出土的文物，请重庆大学文物专家张圣奘教授这位著名学者，任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组长，与成渝铁路筑路队配合，在沿线做考古工作。1951年3月初在资阳县城关三贤镇西南挖掘的黄鳝溪1号桥基的过程中，在桥东不远的8米深处发现了一些象齿。直觉告诉张圣奘教授，这里有开挖的必要。但坑中积水，他们征得刘安县长同意后，请来当地民工用人力水车土法连夜抽水开挖。其时阴雨连绵不断，1951年3月16日待积水抽干，仍然未见实物，张圣奘索性挽起裤腿下到厚厚的污泥里用手摸。他的忽然脚踩到了一块硬物，刺痛脚心，用手捞起一看，原来是一块破了的头骨。他又摸到几块碎片，后经修补，就是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资阳人”头骨化石。

《成都日报》2012年3月19日发表的《张圣奘 江陵才子掘出“资阳人”》一文中说，张圣奘（1903—1992）最大的贡献莫过于1951年3月16日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1953年张圣奘到北京参加中科院主持的资阳人头骨化石论证会，据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分析，他大胆地得出一个结论，四川古时是海，成都是海的中心，而资阳一带则是海的边沿。随后，周恩来陪他去毛泽东家里吃饭做客，毛主席对张圣奘说，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国宝，他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的第三颗人头骨化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是很大贡献。而张圣奘认为四川古时是海，但这在那时是个什么样子的海，是类似堰塞湖地震形成的盆塞海？还是更远古地质板块运动形成的内陆海？至今还在争论。

1981年以来，资阳人化石坑西北百米处成渝公路松涛桥基发现172件旧石器和6种哺乳动物化石。据测定，石器打制于4万年前，给资阳人年代提供了最充分最直接的见证。此外资阳东南濛溪支流鲤鱼桥河还发现63件旧石器、4种哺乳动物化石和大量植物标本，距今25000年左右，夹杂少量新石器遗物，比广汉三星堆文物时代还要早，被专家命名鲤鱼桥文化，认为是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向北发展的一支。在资阳人化石出土地点以西170余米处的深7.5～8.8米的砾石层中，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原料多为石英岩砾石，制作方法和类型与铜梁旧石器地点的石器相似。这些新的发现，使人们对资阳人的文化及生活有了进一步了解。

但“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研究，斗争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异常地复杂尖锐，也是造成我国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研究滞后西方国家的原因。1965年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两位专家来到资阳，找到两个农民随手指认化石坑一带的乌木，后测知乌木仅7500年，便说与资阳人同时，这种观点被采入《辞海》1979年版。 对资阳人生存的年代，1979年版《辞海》：“其生存年代有两说：一说属更新世纪晚期；一说据碳-14测定共存的树木年代，距今约七千年左右。”前者，距今有35000年历史；后者，距“华夏五千年文明”近。

四川大学考古系马继贤教授曾说：“资阳人”来自几万年前，而蜀人才几千年的时间，有蜀国才有蜀人。“资阳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那时候连基本的“社会”都还未形成。“‘资阳人’为蜀人始祖的说法非常不妥。”地质学家、史前考古学研究员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曾说，“资阳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四川盆地的文明。而古蜀文明则属新石器时代，是从岷江上游发展起来的氐羌体系文明。无论从时间上来说，还是从空间而言，“资阳人”都不是“蜀人始祖”。不过刘兴诗也指出，张圣奘在文中所提到的“蜀人”，也可能是从泛意而讲的，意指“生活在四川地区的人”。 刘兴诗认为：张圣奘说法，对于巴蜀文化的研究，还不如他们现在搞的“氐羌体系文明”这么深入。从这里不难想到，学派中有人排斥张圣奘。成都商报记者从资阳市文化局了解到，当年发掘出“资阳人”头骨化石的遗址，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相关的痕迹。

C、泛地中海与古巴蜀盆塞海之争

苏三教授说“600万年前地中海还是一片陆地”，能搜索到的资料很多。2015年1月13日新浪网的“李贤春的博客”专栏，发表的《沧海桑田》一文中说：“在距今约7000万年前，我国西藏、云南等地壳开始快速上升，迫使古地中海退出了除新疆之外的中国大陆。在约4000万年前，青藏高原开始向上抬升，逐渐形成今天的“世界屋脊”。在1500万年前，那时的地中海都包括黑海和里海在内，还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相通。距今约800万年前，古地中海面积大为缩小，并完全封闭，成为一潭死水。在约600万年前，古地中海完全消失，留下一个干涸的大陷坑，即成为一个比大西洋海平面低3000米的沙漠盆地。到了约550万年前，直布罗陀海峡又与大西洋相通，基本上演变成现在的样子”。

还有资料说：600万年以前，地中海曾是一个比大西洋海平面还低3000米的沙漠盆地。起初科学家们并不相信地中海曾是个沙漠。1970年美国格罗玛·挑战者号考察船对地中海海底的地理钻探，该船驶过直布罗陀海峡，开始对地中海水下1860米的海底松软沉积层进行深入研究。在钻到180米深的沉积层时，船上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不寻常的海底碎石层。更多的孔被钻出来，人们找到了沉积层底下的岩石类型系，即地理学家们所称的干燥岩，它们原本只有在大海干枯的地方才能找到。而早在70年前，在德国南部发现的一处纵深的河口，也是可以解决争论的一个有力证据：它把花岗岩切断，静静地躺在近百万年的沉积层底下，看起来像是一条古代河流的隘口，但它的位置比地中海水面还低几百米。因此，如果有一天海峡重又合拢起来，使地中海与大西洋分开，只要1000年，孤立无援的地中海便又会完全干枯，变成像加利福尼亚死谷一样的深沟。70年前在德国南部发现的一处纵深的河口是可以解决争论的最后一个有力证据，它把花岗岩切断，静静地躺在近百万年的沉积层底下。它看起来像是一条古代河流的隘口，但它的位置比地中海水面还低几百米──苏三教授说：“地球表面并不总是如今天这样” ──她应该明白：远古巴蜀盆塞海在5000年前溃坝开始逐渐干涸，不是如今盆地这样，也自然。

排斥“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在今天形成一股主流──不重视从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延伸到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形成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第二个孵抱期的事实，他们声称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或多体一元”，只是一句空话──但抓住陆路和海路的信息不难想象：在约2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智人形成的世界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这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而不是欧洲消亡的尼人和丹人这种最早走出第二个孵抱期的基因进化还不到位的“智人”。

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都是从巴蜀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而且也都打有她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因此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赤道地区，一是巴蜀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从200万年前开始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再一个证据是巴蜀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

我国远古文明立足于山海时期，是在约公元前5070-4170年。但我国至今出版的20多种“中国通史”，对上古时期的事情可能还没有摸着门，还不如钟毓龙（1880-1970）从古籍考证巴蜀上古叫“梁州”。因为他说，上古“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而赞成巴蜀上古有类似的盆塞海。钟毓龙还认为，上古黄河因发生过类似的堰塞湖，才造成的大禹治水那时的大水灾。钟毓龙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1936年出版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就是他以1933年四川叠溪大地震大灾难为背景，借写作的1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暗示上古梁州是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

D、分子学人类起源中国人三分法的不足

数年前由四位顶尖学者，倾十年之功完成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无论这部被认为代表了“新史学”中国史研究世界水平的著作，取得了多高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多少赞誉，被多少名牌大学当作教科书，但它的先天缺陷，却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哈佛中国史》不谈第二个孵抱期。反之，地球第三极与泛地中海文明起源之争，从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延伸到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有这个第二个孵抱期形成的分子人类学统一基因基础的研究吗？也还不完全。

如复旦大学作为现代人类学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全世界成立的8个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上世纪末“北京猿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祖先”争论，学界针锋相对，媒体辩论激烈，还在念小学的王传超觉得挺有趣。2015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的王传超，已成为研究分子人类学的学霸和杰青。他2006年考入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学本科专业，2008 年王传超在论坛上接触关于现代人类祖先是非洲起源还是多地起源的辩论，在熟悉相关研究后，参与了讨论。2009年夏天王传超参加复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这相当于提前的研究生面试。他找到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的金力教授，李辉教授被安排对他作面试。王传超面试顺利，2010年考研被录取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师从金力院士硕博连读，研究方向都是分子人类学。2011年王传超曾到美国贝勒医学院人类基因组测序中心作研究；2012年王传超以第一作者在国外《科学》杂志上发表《反驳‘语音多样性支持语言从非洲扩张的系列奠基者效应’》一文，成为反驳语言非洲起源论而提出早期人类及语言“亚洲扩张”新假说的学者。

科学的终极研究或最终结果这中间的差错，带来的后果“中华民族分裂起源说”，如果被说成是真的，那么就类似早先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的半坡人塑像，被解放初来支援我国的苏联专家，塑像成属“白种古人”──如果真是这样，“资阳人”的回答也许是：在巴蜀大地5000多年来，虽然有人类文明起源开创的第二个孵抱期的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但类似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经过多次屠杀、迁填兴衰的轮回，也许仍会重演。2004年在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量子多体理论──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一书，到2017年已经印行了4次──这是一本基础前沿科学的用于研究生和有关教师、研究人员的教科书，但在数千所大学中能真正学懂的人，也许并不多。然而文小刚教授1989年首次提出“拓扑序”概念，揭示拓扑序和量子纠缠的深层联系，此后十多年因新的量子自旋液体和非阿贝尔物质态，一直没有被实验实现，“拓扑序”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直到1999年之后才成为现在凝聚态物理研究的主流。

所以中国的有关研究生、教师、研究人员，不得不了解。其实文小刚教授的《量子多体理论》一书，如果把“量子”改设为“人”，也可类似编为《文明多地理论──从非洲起源到五大古文明起源的统一》一书。因为文小刚教授谈的“量子的多体”，实际说是“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的量子序和拓扑序的统一，类似说到底“有生于无”──而20万年前人类从第一个孵抱期非洲走出，到五大古文明起源前都是一盘散沙，没有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的影响，能行吗？

不行。为啥？如《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嘎山初探》文章中说：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类似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由此的贡嘎山视角是：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但“贡嘎山雪人”约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

其次，出生在四川盐亭县的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盆塞海──海啸有关联的假说。他说这种文明失落的证据，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巴蜀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是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中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文明，有没有形成原始的先进的科学文化？

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文中的解读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斯克兰顿说：“过去也没有一个人类学家会去把一个简单的部落涂鸦和神秘的科学图表进行比较。但是当这样的比较一旦发生，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令人惊奇的相似”。斯克兰顿对多贡文化研究提供的模板，正好供我们去理解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嘠山“雪人”的现在品种繁多的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科学之间的联系。因为在远古嫘祖发明“丝绸”和开辟“丝绸之路”，类似“高科技”──多贡人物理的贡嘎山解读比较──如果我们不怀疑原始的非洲多贡人有“高科技”的需要──因为最基础物理、数学原理，是不分时间、空间、物质、能量，逻辑也都能成立，是一种抽象科商思维的“智力”，更是自然运动的组合，不然宇宙也不会诞生出“人”这种复杂的东西。在《被禁止的科学》一书中，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解读多贡人的许多物理学的例子和方法，都可以联系华夏上古文明，和新中国解放后70年来的事情，作比较学解读。

例如，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后半部分，抬出国际主流前沿科学的“弦理论”来作评判标准，这使他和嫘祖之间获得有了一个共同的比较基础──丝绸也类型“弦”。斯克兰顿在《物理学家多贡人》中说得很清楚：“弦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走在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弦理论认为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是一些微小的一维闭合圈，即闭弦，这些闭弦像橡皮筋一样按不同速度在振动。这些振动反过来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量子力和基本粒子……根据弦理论，能量弦的一个功能就是产生粒子的四种基本作用力──重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在每年一次的宗教仪式上，多贡人会在地上画一个图形用来代表阿玛神的266个种子或者符号。这个图形由一个大圈和大圈里面的一个小圈所构成。在这两个圈之间的空间里画满了一系列的曲线……这个完成的图形和现代科学所画的量子弦的一种典型的振动模式图非常相似”。由于研究嫘祖不是国家主体或国际主体的科学，而是在没有科研经费和弦论专业培训下的社会基层的业余自学；独立研究弦论的道路，也类似是非洲“多贡人”──是“贡嘎山”多贡人，研究丝绸“弦论”。

非洲多贡人，生活在马里中部高原尼日尔河的一条近200公里长的有河湾的大峡谷。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思维》书中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一种与现代人类思维一样具有逻辑性、抽象性和富于理智的思维方式，有其存在价值和理由。即原始人类也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例如多贡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就很强，多贡人弦学的思想体系要比绝大多数的其他非洲民族来得更为抽象，而连接古今一带一路。因为由此不难想象人类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古巴蜀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

人类的大迁徙曾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问题是，在非洲起源有杂交分子人类学DNA交叉的过硬测量证据，而远古联合国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有这种证据吗──可喜的是，即使现在拿王传超博士的中国人三个超级祖先起源论，起底王传超分子人类学的真实观，其实他2015年在西南做的真实分子人类考古工作还是对此有贡献──虽然在这第二个孵抱期是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的集成体，类似今天的联合国的民族组成，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基因样本。但远古联合国的地域核心毕竟只是在古巴蜀盆塞海四周，比今日联合国组成小得多，即使在这四周都有争抢的本土文明起源演化论。

2）分子人类学考古第二个孵抱期实测证据

读王传超教授2015年发表的《川西羌语支人群的遗传结构》一文，他给我们提供了远古联合国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的DNA基因考量，即使这工作做得很难。王传超博士说，他们是按照知情同意的原则，在川西采集的407个健康无关个体的血样。而且他们的研究需要由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与受试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这407份样本分属四个群体：47份取自丹巴县尔龚语人群，43份样本取自道孚县八美镇尔龚语人群，124份样本取自新龙县康藏人群，193份样本取自雅江县河口镇的康藏人群。使用天根生化DP-318试剂盒进行全基因组DNA提取。远古联合国起源的一个统一基因样本与汉藏语系相关，这包含汉语、藏缅语族这两个分支的400多种语言，使用人数超过10亿，可见第二个孵抱期DNA基因考量的仅次于印欧语系的第二大语系。王传超说，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语有300多个同源词，王士元曾估算汉语与藏缅语约在6千年前分开。羌语支语言被认为是汉藏语系中最古老的类型，可能是其他汉藏语的源头。

这和考古学证据揭示汉藏族群的祖先至少6千年前生活在古巴蜀盆塞海西部也一致。羌语支语言是一支保留古老面貌比较多的一些语言，主要分布在古巴蜀盆塞海西部河谷地区的“藏彝走廊”，连接着黄河中上游和藏东，极有可能是远古联合国汉藏群体从古巴蜀盆塞海起源和迁徙的通道，是远古联合国乃至整个东亚人群起源的关键地区。多羌语支语言在盆塞海川西起源、交流和融合，让藏彝走廊在解析远古联合国源流上意义更重大。但他们不是根据线粒体DNA而是从父系Y染色体角度，看到单倍群D*-M174在其向东亚大陆迁徙过程中，分出了D1-M15。这是在大约5-6万年前，单倍群D*-M174和D1-M15的一部分开经由盆塞海川西走廊北上达到现今的青海省，而后很可能经由盆塞海藏彝走廊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单倍群D*-M174很可能在西藏分化出了D3a-P47。单倍群D3a-P47在青藏高原经历了近期的人口扩张之后，可能经由盆塞海川西走廊南下成为现今四川、云南和广西等地去藏缅族群的主要遗传组分；单倍群D很可能代表远古联合国晚期青藏高原上人类活动的证据。

王传超博士等也发现了在母系mtDNA方面单倍群M62b的遗传；与解放初修成渝铁路发现的“资阳人”同样，盆塞海青藏高原上一系列涉及类似远古联合国的考古遗址，也是2-3万年前早期人类活动的强有力证据。在2-4万年前包括O3a1c-002611,O3a2c1*-M134, O3a2c1a-M117 以及其他O3支系的一个带有高频O3-M122单倍群的族群，迁徙到了黄河中上游地区，并形成了氐羌族群；在远古联合国晚期氐羌族群经历了强烈的人口扩张。即现在所称呼的原始藏缅族群，很可能也经由盆塞海藏彝走廊，经大规模西迁到达现今的青海省而后南迁至喜马拉雅山区，并非常可能经由盆塞海川西走廊南下到云南和广西等地，而后和那里的D-M174混合形成了藏缅族群。

王传超博士说，从O3a2c1*-M134的STR网络图上判断，远古联合国人群很可能在上述与O3a2c1a-M117一起南迁到西藏之前就已经在西藏。远古联合国氐羌的另外一支带有高频O3a1c-002611的人群，在5-6千年前向东迁徙到中部大平原、黄河中下游地区，并逐渐与单倍群C和D的当地土著人群融合。其后，黄河中上游带有高频O3a2c1*-M134和O3a2c1a-M117的氐羌人群形成了现今熟知的炎黄部落，而向东迁徙的带有高频O3a1c-002611的人群演变成了东夷部落。中外科研人员对40个藏族人和40个汉族人的EPAS1 区域进行的高覆盖度的重测序研究，与王传超博士等的这些研究有相同之处。例如他们发现藏族人具有极不寻常的EPAS1 基因单体型结构，通过与来自全世界的多个现代人人群及古人类基因组数据比较，发现这个受到定向选择的单体型仅以高频率形式存在于现代藏族人和古丹尼索瓦人中。这项研究不仅揭示远古联合国藏族人群随着在青藏高原的定居，这个特殊的基因在藏族人中扩散并保持下来，藏人祖先与丹尼索瓦古人可能发生过基因交流，而且还表明这种基因交流可能在人类祖先适应局部自然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苏三比较王传超分子人类学资料的不足

A、从远古巴蜀盆塞海人群基因到曹操身世

历史研究借助用现代科技解决问题，既是新突破，也是未来的研究趋势。求证有无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形成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第二个孵抱期的事实，读王传超教授的博文《川西羌语支人群的遗传结构》，可知具体去做分子人类起源中国人基因分析考古是一项十分艰巨和艰难的工作──即使像2013年11月11日复旦大学宣布确定曹操家族DNA，引起全世界轰动。王传超教授是当时曹操家族DNA研究课题组中最年轻的成员，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及历史系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的王传超、严实、李辉等研究人员，也曾因凭借Y染色体分析鉴别曹操身世之谜，荣获2012年菠萝科学奖的医学生物奖。

王传超教授是《DNA揭开曹操身世之谜》、《曹操叔祖的古DNA结果与曹操后世子孙相符》、《Y染色体揭开曹操身世之谜》等多篇研究成果论文的第一作者。但求证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形成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的第二个孵抱期，这相比于揭示曹操身世意义更加重大──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考古，属于是巨系统工程。它比全国人口普查，不但需要大量资金、人才队伍、法制手续、组织批准，还需要更多更深现代高科技专业知识的深造培训，以及需要有相应的现代高科技检验的实验设备仪器等条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能做这件工作的专家不多。

更因特定的国情，除旧时代西方国家有个别学者，深入到我国内地作有零星的科技、文物考察的资料介绍外，新时代并没有听到有西方国家学者深入到我国西南、西北内地作过分子人类学古基因检测双重验证的报道。所以，即使我们认可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通过现代基因反推古DNA检测双重验证，是非常科学的和现代化的，但苏三教授的《发现文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及中国在全球文明发展探讨》新书稿中，几乎都采用的是外国专家学者有关中国分子人类学古基因检测验证的资料──这些工作都是在国外测验的一些中国人，以及根据一些中国学者发表的资料作的分析推测，所以国外研究至今也存在真实性的问题。因为即使王传超教授说“DNA揭开曹操身世之谜”，也有很大难度。

DNA揭开曹操身世，研究的工具是男性所特有的一种Y染色体，它只能从父亲传给儿子。也就是说，只要不改姓、不收养、不红杏出墙，Y染色体就会永远跟着男性的姓氏传递下去。如此可以在现代姓曹的人里边试图寻找共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同时又能够跟1800年前的曹操联系起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如何在现在中国的10多亿人里判断谁可能是曹操后代呢？“曹”这个姓氏在中国现在有700多万人，都筛一遍不太现实。所以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坐标──家谱。

《三国志》中记载，曹操是汉代曹参的后人;《曹瞒传》记载，曹操之父曹嵩为“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与惇为从兄弟”。《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非常有名，但曹操的身世存在争议：曹操的爷爷是一个太监，不可能有亲生的后代。曹操说自己是汉丞相曹参的后代，为他辅佐汉室江山提供了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但是曹操的一些敌人，如袁绍说曹操的父亲曹嵩其实是街边的乞丐抱养过来的。东吴人也说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夏侯氏之子，曹操和夏侯惇是堂兄弟──民间曾传曹姓是曹操后代避祸改姓而来.。为了进一步揭开曹操究竟是谁，最能直接证明曹操身份的曹植遗骨，没有找到。复旦课题组开始发布“寻人贴”：寻找曹操直系现代后裔。因为Y染色体遗传具有强大的保守性，如果能找到曹操的直系现代后裔，完全可以找出曹操家族独有的DNA。

课题组首先想到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位于聊城东阿县鱼山乡的曹植墓。东阿曹植墓的可信度经过了历史专家论证，可以确定曹植遗骨是真的。如果能够对比曹植遗骨与曹操遗骨，自然就能给曹操墓真伪做出定论。不过当时寻找了多次，都没有结果，只好放弃了这个研究方向。复旦课题组又跑到曹操的老家──安徽亳州。安徽亳州是曹操爷爷发迹的地方，那里有他们家方圆几公里的一个墓葬群。他们从里面选取了一个有确切身份记载（曹操的叔爷爷曹鼎）的墓葬。课题组在安徽亳州找到了曹操叔祖父曹鼎的两颗牙齿，然后在墓葬主人的一颗牙上钻小孔、取粉末来提取DNA。通过古DNA测试，课题组得出最终结论，可以100%确定曹操家族DNA。

现在如果能对安阳曹操墓中发现的曹操遗骨进行Y染色体比对，就可以判断曹操墓的真假了。因为他们最终得到曹操的Y染色体类型，属于一个比较罕见的类型，这种类型在Y染色体分型上叫做O2-M268类型──曹操叔爷爷的Y染色体类型跟曹操现在的后代是一样的──DNA结果后来的发现，在家谱上说是曹操后代的这些人，他们有一种非常高频率出现的Y染色体类型。课题组也调查了自称是曹参后代、但不是曹操后代的那些人，他们有另外一种Y染色体类型（O3）。O2跟O3虽然只是一个数字的差别，但它们中间岔开了2万多年。所以当时曹操可能是杜撰了曹参后代的身份。就是说曹操其实与叔爷爷来自于同一家，而不是街头乞丐抱养的后代；同时他也不是夏侯的后代，这说明当时的袁绍跟东吴人说曹操身份来源不明都是在诟病他。

这是一次把历史学和生命科学深度结合起来，共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在中国尚属第一次尝试。在国外已经有过先例，并取得了成功，比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私生子的确认。不过国外的尝试，时间跨度比较短，而王传超和复旦课题组的成员，实验得出了曹操家族的Y染色体类型后，需要进一步验证。由此他们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找曹操后代的寻人启事，开始四处寻找样本，直跨近2000年──2010年王传超在东阿县曹庙村，采集了五位曹姓村民的血样。但研究发现，这五位曹姓村民并非曹操后人，而是汉代曹参后人。翻遍了全国的曹姓家谱，拜访了所有跟曹操相关的家族。从北方一直到南方，王传超博士和课题组一共调查、采集了在全国各地79个曹姓家族的280名男性，和446个包括夏侯、曹等姓氏男性志愿者的静脉血样本，最终样本总量超过1000例。

通过现代基因反推和古DNA检测双重验证，研究者确定了曹操家族的Y染色体SNP类型，排除了“曹操是曹参后人”、“曹操是夏侯氏后代”、“曹姓是曹操后代避祸改姓”等传说的真实性，确认曹操之父来自家族内部过继，而该家族并不是曹参本族，和夏侯氏也没有关系，而是属于安徽亳州曹腾家族。

所以王传超博士和复旦大学的研究者经过三年的研究，终于完全确定曹操家族的DNA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为曹操正名，曹操身世之谜告破。

B、唱响第二个孵抱期分子人类学主旋律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有能力唱响地球第三极形成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分子人类学主旋律的──这里是全世界成立的8个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2012年由国家基金会提供经费支持启动回民遗传基因调查，还是该中心的博士研究生的王传超教授，暑假只身一人辗转13个省份取样，历经40天，行程两万多公里调查回民遗传基因，取得了1000多份唾液样本。王传超教授在川西的羌藏取样，高原缺氧，一待就是20多天，且每两天要走过一个县，往往是中午赶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啃面包喝矿泉水。可见他是个非常吃得苦的人。

王传超教授和苏三教授都同属赞成“人类第一个孵抱期非洲起源说为真”的学者，但苏三教授只能单纯引用国外分子人类学资料，证明泛地中海是人类文明发展全球第二个孵抱期文明，我们认为是不实的。因为我们在科学网上读到王传超教授的《分子人类学所见东夷族群的起源与演化》、《川西羌语支人群的遗传结构》、《四成的中国人Y染色体继承自新石器时代的三个老祖宗》等博文后，对他产生了关注。

看王传超教授相关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的迁移路线及主要扩张事件的年代估计和规模，即使不质疑复旦该中心证实中国人非洲起源为真，王传超博士等用该方法分析现代人进入中国，就分为南北两支人群，没有地球第三极形成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分子人类学主旋律的聚散交流，所以与21世纪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如苏三、郭静云、程映虹、朱学渊、朱大可等，借助国际科学界对人类和人类文明起源第一个孵抱期，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的研究成果的普及，纷纷打出中华上古文明西来说，长江中下游说，北方游牧民族说等，有异曲同工、大同小异之处，但王传超教授毕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他在川西的羌藏做了DNA实际取样。这一是避免了分子人类学以“旧石器”、“新石器”分段中的不精准。二是避免了

国内史学界的各种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或演化论对西南分子人类学的缺失；特别是避免了朱学渊、朱大可等说中国60%以上朝代的统治者、先秦的所有著名的学者及典籍，均来自外国或“海归”。

例如，朱大可教授的《华夏上古神系》书中，说老子是印度留学归来的楚国人，孔子的血缘里有通古斯语族的印记，墨子则兼具了犹太先知和拉比等怪论──朱大可教授是借助国内史学界各种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或演化论等公开发表的成果，重新把各种分散的原始材料选择组合成的反驳“利器”──所以即使你不承认这是真实可靠，但从苏三、郭静云、程映虹、朱学渊、朱大可，到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饶宗颐、苏雪林、李济、苏秉琦、岑仲勉等一起，实质仍还是殊途同归，构成对地球第三极形成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分子人类学不承认为其特征的主流大多数。

当然，无第二个孵抱期的人类文明非洲起源和本土多地区起源或演化论问题，谈不上错误──他们作的很多决定在各自的环境下，历史地理人文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也是别无选择。对此我们只能说遗憾──像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能持第二个孵抱期的看法，也只是因出生在巴蜀远古盆塞海后来干涸了的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标度的嫘祖、盘古故里本土，和能亲身数十年作历史计量学的考察。反观前者，只把自己掌握的本地性材料作推论，这种不全，自然成为缺憾。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已经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的锤炼，但回潮也难求真把此前的事情做得更好──远古巴蜀盆塞海文明，建立的远古联合国的版图和地貌，与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及海啸联系，复杂的变迁是古巴蜀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溃坝，到最终干涸。

这与四周河流、江水入川也是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人类第二个孵抱期的青藏高原，围绕古盆塞海形成的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成为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的。此时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溃坝彻底干涸后的迁徙有区别。人类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亚洲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古巴蜀盆塞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游团、部落、酋邦组织的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但因今天联合国多元一体、多体一元其功能的松散，是比不过那时的紧密──那时是团结救灾、抗灾造就，如今的联合国是战争对抗平衡的结果。

时间可以搭起分子人类学考古远古联合国历史的桥梁──分子钟的方法和理论，是生育、生命、生物进化估算分化时间的核心之一，但如果在使用分子人类学的时间分析上的缺陷，王传超教授应用于研究中国人类群体起源和分化时间提出的三分法，和朱大可教授的“中华文明分裂起源论”，就有相呼应的地方──虽然王传超教授提出过早期人类及语言“亚洲扩张”新假说，是与朱大可教授赞同语言非洲起源论是对立的。再说王传超教授采用的DNA分型与测序技术的分子人类学方法，用的是先前男女性别的普世性认识，这也需与时俱进。

因为《南方周末》2015年4月13日发表《男女之外，还有多种性别》，报道性别是一列频谱，并不是简单的非男即女──性别频谱典型男性染色体为XY，女性XX──在男女两个性别中，各自还能分出更多的类别，而存在重叠；处于重叠区的人不能简单地用这种二元结构对自己的性别进行定义。一些研究甚至表明，每个细胞的性别都会通过复杂的分子间相互作用网络来驱动细胞的行为。因为性别决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截然相反的基因活动网络展开竞赛，决定性腺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性别是一种平衡。即使在发育结束很久以后，这种平衡仍有可能改变。除此之外，一般认为每个细胞都含有相同的一套基因，但有些人身上存在镶嵌现象。

这些人为一个受精卵发育而来，却携带着基因不同的细胞。而人的性别开端，在人生命开始孕育的胚胎发育五周后，在胚胎的肾脏附近名为生殖腺嵴的两处凸起，会沿着两对管道形成。其中一对管道可以形成子宫或输卵管，另一对管道形成男性的内生殖管道：附睾、输精管和精囊。胚胎发育六周后，性腺开始发育成卵巢或睾丸。如果睾丸发育，性腺会分泌睾丸酮，支持男性生殖管道的发育，还会生成其他激素，迫使可能发育成子宫和输卵管的部分退化消失。

如果卵巢发育，性腺会生成雌激素，而男性生殖管道将由于缺少睾丸酮而退化。性激素对外生殖器的发育也起着支配作用，外生殖器会在青春期再次发挥作用，激发第二性征的发育。上述过程中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一个人的性别产生巨大的影响。DNA测序和细胞生物学领域的新技术也表明，几乎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遗传物质不同的细胞的混合体，其中一些细胞的性别可能与身体其他部分的细胞不符。分子人类学的数据，是积累父系Y染色体研究使遗传脉络明晰。王传超教授说他们构建的Y染色体进化树，最惊人的发现是在O3-M324下的三个星状扩张，他将其依次命名为Oα、Oβ和Oγ，这既是在M117下游、M134xM117复合单倍群的下游以及002611下游，但一看时间，只是在约5000年前的远古联合国瓦解前后。

所以他们选择样本进行高通量测序，说是已考虑了样本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但也只是在远古联合国瓦解前后的快速变化。而且他承认星状扩张表明父系支系是在很短时间内（500年内）的成功扩张，三个支系在现在的大部分东亚族群里的频率都很高，总共占到了现今全部汉族的40%，其中Oα占到16%、Oβ占11%、Oγ能占到14%，即现在大约有3亿男性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三个男人的父系后裔。

王传超和李辉教授的《从Y染色体解析东亚人群历史》一文说：“Y 染色体单倍群C、D、N和O在东亚的迁徙图”，类似有统一指挥领导一样，迁徙分化路线清晰单一。这符合事实吗──即使约5000年前巴蜀古盆塞海溃坝干涸后的中国现代文明的农民工出外打工，有的地方农村95%的人走空，也没有统一的指挥领导，而是农民自发集群寻找合适自己的方向。王传超教授采用的是类似单一“卡-丘空间”分析的母系父系时期，和旧石器、新石器时期的传统划分；如果采用远古联合国的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和王国国家时期等序列区分来划分时代──这是代表类似全面性的“卡-丘空间”分析如何呢？

“分裂论”学派称上古时代中国人来源华夏、蚩尤和东夷：把居住在黄河中游地区的民族，称为“华夏”；把华夏以外的其他民族称之为蛮、夷、戎、狄。如夷大致分布在华夏族的东部，便被称为东夷。与时俱进，母系父系、旧石器新石器不是唯一准确的选择，差距会越辩越明。据傅斯年研究，夷在“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这里人考古也支持“黄河南岸的杞县至淮河北岸的安徽临泉一线”以东都是东夷族群的分布区。其实这与考古学家们的出生地、经历、学识也有关。